台湾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政策方向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台湾论文,方向论文,经济论文,和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届陈水扁班底中的新任“经建会主委”和副主委，在就职第二天（2004年5月21日）的施政报告中，先后分析了台湾未来经济形势，提出了所谓“放眼国际，布局全球”的三大施政方针。对于台湾经济部门新官上任所烧的两把火，笔者难以全面评价，必须等待今后的实践来检验，现仅就以下三方面谈点个人看法。
台湾经济面临的“三大挑战”
胡胜正所谈台湾经济面临的三大挑战是：“第一，大陆宏观调控的后续发展；第二，美国升息的影响；第三，国际油价持续飚升。”施政方针的具体内容包括：“一、主动争取商机，进入南亚、东欧等目标市场……；二、塑造较好的投资环境，整合岛内的资源，……尤其要加强招商……；三、正视区域经济板块的形成，一定要采取积极的动作加入区域经济……特别要突破和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这些挑战，确实是客观存在。美国升息和国际石油价格持续上升，无疑对岛内经济影响很大。台湾是个资源极其贫乏的海岛，美国升息和油价上涨，必然使台湾出现和加重通货膨胀的压力，通货膨胀造成物价上涨，成本增加，不利于产品出口。不过这两大挑战对台湾经济来说并不是主要的、关键的，笔者认为“大陆宏观调控的后续发展”对台湾经济的影响才是关键、要害。
祖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世纪80、90年代的20年中，曾对总体经济先后有过三次宏观调控，即1983-1984年，1987-1988年和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1993年。当时台湾当局对这三次“宏观调控”均无反应或反应甚微。可是，为什么今年祖国大陆的宏观调控却被台湾当局视之为经济面临的巨大挑战呢？笔者认为，唯一的原因就是两岸经贸关系已密不可分。
20世纪80年代，祖国大陆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宏观调控是在“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的恶性循环中执行的；当时两岸经贸起步不久，数量极少（1989年的台商投资额仅1.55亿美元）。所以那两次的宏观调控，对台湾经济可以说是毫无影响。1993年祖国大陆的宏观调控是在市场经济刚起步的情况下执行的，当时受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影响，两岸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台商超过1万户，投资金额增长到30多亿美元，所以那一次宏观调控，对台湾经济开始有所影响（如对部分房地产商），但影响仍然有限，因为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祖国大陆的多为台湾传统的中小企业，大企业、高科技业尚未大量进入。2004年祖国大陆开始的宏观调控却是在两岸经贸关系高度紧密的状况下进行的，截止2003年，祖国大陆已成为台湾对外第一大投资地区，合同投资金额约679.82亿美元，占全岛对外投资总额的75%；台商约100万人；项目近6万个。同时，祖国大陆也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出口额占全岛出口总值的36%。另外，祖国大陆还是台湾第一大顺差来源，2003年为近300亿美元。再者，祖国大陆也成为台湾的第二大进口市场。总之，两岸经济已经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步。过去有人形容美台经济是“美国打个喷嚏，台北就要感冒”，现在却变成“北京打个喷嚏，台北就重感冒”了。所以，当祖国大陆对某些过热的行业实行“宏观调控”时，台北股价立即下跌；当祖国大陆点名不欢迎“绿色台商”时，也造成台湾股市震荡不已。可见，今后祖国大陆的任何动向，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台湾经济情势。
“分散市场”乃冷饭热炒
为了应对祖国大陆宏观调控对台湾经济的挑战，胡、何二位负责人，提出了积极“放眼国际，布局全球”的施政方针，在三条具体措施中，重要一条就是分散市场，即“主动争取商机，进入南亚、东欧等目标市场”；“这些新兴市场可视为日后台商投资的重要据点……”。分散市场的措施没有错，但笔者需要强调两点：
第一，它一点也不新鲜。因为它是1993年李登辉当政时期为台商投资祖国大陆热降温推选的“南向”政策的重版，实践证明，“南向”失败了，早已束之高阁，成了冷饭一碗；现在只不过是对这碗冷饭进行回锅热炒而已。一是它和“南向”政策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减轻对“西进”大陆的依赖和扩大台湾经济的国际空间；二是它与“南向”政策的手段也是一样的，都是由官方政府出面规划、评估投资地点，帮助民营企业进入南亚、欧洲等市场。如果说这次分散市场与上回“南向”有所不同的话，只不过规划的范围由南亚扩大到了欧洲而已。
第二，可以断言，它将与10多年前李登辉的“南向”政策遭到同样下场。诚然，分散市场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无可厚非。但靠政治的力量去分散市场以达到疏远与抵制两岸经贸关系的目的，却又是与市场经济法则相违背的。早在1994年，台湾著名的声宝集团董事长陈盛泗就曾形象地说过：“政府鼓吹台商南向，就像帮台商找婆家，但时代不同了，不是父母说嫁就嫁，女儿愿不愿意嫁才是关键。”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陈水扁在“大选”之后推行的分散市场政策与李登辉时期推行的“南向”政策，前者的效果将更不彰。这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区域经济发展迅速，一方面台湾岛内的政治、经济空间日益缩小；另一方面祖国大陆的投资环境比过去更好，除劳动力便宜外，劳工素质也在逐步提高，有使投资者形成工业生产链的环境，不仅总成本低，而且规模可以扩大。下列两个现象就是最有力的说明：
一是陈水扁“5·20就职”后不久，两岸关系紧张之际，台湾的一些重量级企业负责人，从传统产业到金融业，包括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台塑企业董事长王永庆、中信金控董事长辜松廉等明确表示他们的企业要继续投资大陆市场，而且纷纷于5月底和6月初亲赴大陆访问。比如长荣总裁张荣发率未来接班人——其三公子张国政等乘私人飞机来大陆，考察访问大连造船厂、大连码头和大连海事大学，拟进一步部署在大陆的海运业务。因为祖国大陆现已成为亚洲最大的国际运输市场，占亚洲地区海运货量比重的60%，祖国大陆市场成了长荣集团在亚洲地区布局的重点。
二是当祖国大陆点名奇美董事长许文龙为“绿色台商”并表示不欢迎支持“台独”的“绿色台商”后，有些“绿色台商”为了留在祖国大陆市场，不得不将自身的绿色转淡，以示与陈水扁划清界线。比如一位曾赴越南投资失利在上海投资的“绿色台商”坦言：“他曾在越南投资过，觉得还是大陆的投资环境较佳，越南这几年确有长足进步，但只适合发展轻型加工业，跟大陆化工、水泥、电子等大型制造业的发展趋势不可同日而浯……两岸同文同种，这是台商很大的优势，加上大陆有广大的内需市场支援，非越南可以相比，越南有8000万人口，但大陆仅一个江苏省就有8000万人。
回避要害，势必孤立
既然“分散市场”办法的效果肯定不彰，那么，有什么对策才能缓解大陆经济的挑战，并使台湾经济有效地摆脱困境和继续繁荣呢？台湾当局非常清楚，其要害就是“三通”，特别是两岸实现空中和海上的直接通航，因为祖国大陆已经是亚洲的最大市场和外商瞄准的主要目标。多年的实践反复证明，两岸不实现直航，首先台商将愈失去迅速交货等的竞争优势。比如，近年台湾一直是全球笔记本电脑的最大出口地区，在出口的电脑中，有98%的货品是在收到外商定单后两天内交货，为了保持这个速度，厂商就必须保持很有弹性的零件组件与半成品的供应链。然而，现在许多上游供应商移到祖国大陆了，使得部分零组件要由在祖国大陆的台商提供，为了准时交货，其中“速度”是关键。在两岸不直航的情况下，一个货柜从上海到台北要花10几个小时，而若两岸直航，航程只需一个半小时，可见，直航对于提高台商迅速交货的竞争力是非常关键的。其次，将加快外商转移资本到祖国大陆去的速度，据统计，自2000年陈水扁上任以来，外资在台投资金额就呈现快速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76.1亿美元到2001年的51.3亿美元，到2002年的32.7亿美元，几乎每年以1/3的速度在减少；外商在台投资大幅减少的同时，“美侨商会与欧侨商会在台湾的会员人数也呈现快速萎缩的情况”。因为仅时间上的成本就难以承受，比如“一个外商搭飞机往来台湾欧洲约7000公里，需12个小时，但往来台湾到上海不过500公里，却要花8个小时，有时碰上转机延迟，光香港可能就要耗上好几个小时……”除此之外，台湾“亚太运营中心”的计划也势必成为泡影。
目前，台湾当局对两岸直航问题一直故意拖延，对此，美国商会也看不过去，早在其1996年就曾警告过台湾可能“自我边缘化”；今年6月美国商会更疾呼两岸尽速实现直航，商会会长吴小珍表示：“没有直航，台湾已渐失去当区域中心的竞争力，不但高阶主管都被迫迁离台湾，台湾也被规划为本地市场，而非区域中心。而且1996年关于台湾可能被边缘化的警告，如今很快就会成为事实。”对上述美国商会的警告，陈水扁不仅不反躬自省，反而倒打一耙，说什么不能直航是“由于北京在政治上常表现出不具善意又傲慢的态度……”在陈水扁的第一任内，“三通”直航空喊了4年；在陈水扁的第二任内，“三通”直航的希望将仍然渺茫。
首先，台湾当局在政治上对“一个中国”认同的差距愈来愈大。众所周知，“一个中国”是两岸“三通”的前提，比如两岸直航必须是也只能是一个国家内部的航线。国民党当政时尚有一个“九二共识”；而民进党执政后，一群数量不多、“台独”意识挂帅的“基本教义派”信徒，不仅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数典忘祖，连自己是来自福建等地的中国人也不认帐了，甚至肆无忌惮地加快“去中国化”的步伐。试问在如此严重对立、仇视的情绪下，还谈什么两岸“三通”呢？
其次，在经济上，两岸“三通”虽然可以大大节省成本、节省时间。可是，在民进党看来，它更会掏空台湾，加快产业空洞化，打击本土产业，提高失业率，带动更多的企业、个人、资金外流和更多的大陆廉价商品入岛，不利于岛内安全。
再次，近年来台湾当局并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但通过民间渠道从事两岸经贸交流，既获得了大量经济利益，又捞取了不少政治资本。这种模式，一举几得，陈水扁一定会继续坚持下去的。
第四，陈水扁个人百变善变、出尔反尔、玩弄权术的性格品质也决定在其第二任内不可能实现“三通”。比如今年初竞选时他对”三通”的表态依然是“准备、协商、实现”三阶段的老调重弹。可以预见陈水扁在执政的第二个4年内，“三通”极可能仍会处于“准备”阶段，即使进入“协商”阶段，他也将以各种“变、骗、辩”的手段来对付拖延。
既然陈水扁否认一个“中国原则”，抗拒“三通”，这个防止台湾经济“边缘化”的要害问题，作为陈水扁手下的“经建会”官员胡、何等，在其施政方针中只字不提实现两岸“三通”也就在情理之中；加之面对陈水扁在两岸关系方面经济上得利、政治上却搞对抗的形势，笔者认为，祖国大陆方面对两岸经贸应适当降温，并加强与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的经贸交流也就势在必行了。届时，台湾经济势必自食被“边缘化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