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现象学维度：对政治学量化研究方法的反思
林 曦
(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上海200433)
在政治学这一学科中,我们可以看到,量化研究正在逐渐成为主流。谢韬和Sigelman以《美国政治学评论》为例,说明了美国政治学研究的方法在20世纪下半叶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定量分析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运用定量分析、数理模型和量化回归,许多文章试图通过数据来解读政治的现实。《美国政治学评论》创刊于1906年,在20世纪上半叶,定量分析占据发表文章的比例,大概在10%,到了1952年,突然增长到22.2%,此后一路高歌猛进,在1978年达到了78%的峰值,之后又有所下降,直到稳定在现在的50%左右的发稿比例② 谢韬、Lee Sigelman：《中美政治学研究方法之比较》,《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谢韬和Sigelman的文章发表于2008年,在当时,他们通过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美国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这四本杂志得出的结论是：和美国的政治学研究相比,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定量分析还属于凤毛麟角。十年过去,当下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其实也出现了量化研究渐成主流的趋势。
这一波以量化研究为主导的政治科学研究潮流,本身可能只是我们当下社会文化现象的一部分,我们从现象学的角度出发,或许可以澄清如下问题：科学研究是如何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生发、发展起来的?生活世界,尤其是我们的政治共同体,本身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系列的意义和话语“基础”,在这些基础之上,搭建科学研究的大厦才能得以可能① HwaJolJung,Political Phenomenology ,Springer,2016,p.10.。对于这一点,胡塞尔曾经有过论述。他认为,科学研究中存在一个误区,通常,我们会通过数学化的语言、数理逻辑,对自然或者社会进行描述,这本身其实只是一个方法。但是,这个数学化、公式化的表达出现之后,我们会将之误以为是现实、实在本身。所以用量化方法做出来的研究成果,被当成了事实本身。胡塞尔解释说,数学及其科学,是“思想的外衣”(Ideenkleit),里面所表达的内容都是对我们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一种表述。数学通过自己的一套符号、定理、公式和体系,把这种表述包装成“客观实在和真实”(objektivwirklicheundwahre)。所以,我们把这种理念的外衣,当成了真实的存在物。实际上,它充其量只是一个方法,它只是把那些只有在我们生活世界当中才能体验到的事物转化为科学的说法② 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tale Phänomenologie ,Eine Einleitungindie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Haag：Martinus Nijhoff,1976,p.52.。
从胡塞尔的旨趣出发,舒茨进一步说明,自然科学的方法,尤其是数理逻辑、量化、实证的方法,是一个理想化、高度抽象化的产物,其本身源于生活世界。但是,在进行抽象化的过程当中,这种研究把活生生的人给排除出去了,把他们的个人生活、喜怒哀乐、文化创造,都完全摒弃了③ Alfred Schutz,Collected Papers ：The Problems of Social Reality ,Hague：Martinus Nijhoff,1962,p.58.。
从现象学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政治科学研究,首先,我们可以把关注身体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此处所言的身体,是“作为研究主体的身体”,而非“作为研究对象的身体”。在此前定量化的研究当中,人的身体,只是作为众多客体当中的一员,被客体化、对象化、物化。人的身体,不是作为一具活生生、具有自主能动性的主体,而是死气沉沉的对象,甚至连对象都谈不上,只是量化研究当中一个不起眼的数字。我们经常会把身体想当然地认为是我们理应拥有之物,而将之排除在具体研究的范围之外。其实,我们存在于世间,首要的切入点,便是我们的身体,它既具有生物属性,也具有政治属性。这也是为什么GabrielMarcel会将身体抬高到人的存在最高点。在他看来,如果脱离了身体,那么,就无从谈论人的存在,一切的问题,包括政治问题,都必须先解决和身体有关的问题,才能得以进行④ Gabriel Marcel,Being and Having,Glasgow：The University Press,1949,pp.9-10. 。因此,当我们思考人作为政治动物而存在的时候,身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迫使我们去思考身体是如何让我们的政治存在得以可能。
以身体为起点来观照我们的政治研究,可以发现,身体一旦从客体、对象、物品转化为主体,那么,以身体为原点而生发出来的政治活动、社会身份、文化建构就呼之欲出了。比如,我们身体的诸多属性,包括了种族、性别、性取向、年龄、健康状况等,所有的这些元素,都可能成为生命政治里面的核心影响因素并作为政治控制的手段,来影响处于这一共同政治生活之中的不同个体。巴特勒从波伏娃“没有天生的女性、女性都是社会的产物”这一论断出发,认为性别本身并不是一种稳定的身份或者主观能动性源泉；相反,它是一种身份,经由一系列的行为建构起来,即按照某种模式来进行、不停得到重复的行为⑤ Judith Butler,“Variations on Sexand Gender：Beauvoir's The Second Sex,”Yale French Studies ,172,1986.。因此,性别的建构,首先是建立在对我们的身体不停地进行某种模式化的努力的基础之上,日常生活中,各种手势、动作、表演,构成了一个符合社会期待的、性别化的自我。所以,我们就不能把身份给理解“实”了,不能认为,身份、性别背后存在某种“实在”“实质”的东西,相反,我们要看到,身份其实就是被建构出来的“社会时间性”。换言之,这些包括了各种各样与时间相关的建构行为,是有历史性的,这是一种从现象学角度对身份、身体、性别的理解① Judith Butler,“Performative Acts and Gender Constitution：An Essay in Phenomenology and Feminist Theory ,”Theatre Journal ,40(4),1988,pp.519-531.。
称量100g钼精矿，分别加入助溶剂9g Co-NC，8g复合氟化物，200mL 30%HCl，充分搅拌反应2h，分别考察在 35、45、55、65、75、85℃时对铁和硅的含量影响，结果见表1。
由此可见,巴特勒从身体出发,把理论建立在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体验之上,强调我们个人的主观体验,其实是包含了一系列建构性的行为,正是经由这些行为,我们这个世界才被建构出来。在她看来,个人的身体即是政治的；换言之,个人主观体验和外在的政治安排、社会结构之间,是一个相互型构的过程。她关心的问题是：系统性、无处不在的政治和文化结构,究竟如何通过个人的行为、实践来得以践行、再生产?对于巴特勒而言,我们如果把那些个人的经验,放入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中去,则可以将这个问题看得更加清楚一些。巴特勒认为,如果我们每个个体能想明白,自己的喜怒哀乐都不是专属于自己个人所有的,而是经由这个共同体拥有的文化状况生产出来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意识,或许还能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来为个体赋权。当然,巴特勒并非是要刻意抹除公私之间的界限,只不过,她希望把“个人的”变成一个具有扩展性的概念,能够把政治结构这种“公共”的东西也包含在里面。因此,在政治生活中,我们每个个体的状况,就不再是单个人的状况,而是和其他人一样、共享的一种状况；个体的行为,虽然从表面上看是个人性的,但其实是不停地在再生产个人的性别,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人的身体,和其他人的身体一样,都是经由这个共同的生活而被塑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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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巴特勒提出,透过身体,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经由性别关系而搭建起来的生活世界,在结构层面上,不同社会性别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个生活世界,那这种生活世界又是如何产生、再生产的呢?巴特勒给出的答案,就是我们必须要追溯到个人的身体之上；换言之,这个政治共同体中的无数个个体,经由被历史限定的行为来实践、表演其性别,每个个体的身体,都经历了一个社会性别化的过程② Judith Butler,Gender Trouble ：Feminismandthe Subversionof Identity ,London：Routledge,1990.。巴特勒对身体被性别化的过程进行剖析,从中挖掘其政治意义,这本身可以作为我们深入挖掘身体其他特性之政治蕴含的一个起点,比如种族、性取向、健康状况等。再结合吉尔兹对于“剧场国家”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处在政治生活中的身体,本身也是政治结构中奖惩机制的针对对象,是整个政治意义的表演主体③ Clifford Geertz,“Blurred Genres：The Refiguration of Thought,”Local Knowledge,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York：BasicBooks,1983.。
身体作为一个我们进入政治生活、知觉互动之场域的切入点,这本身也涉及政治现象学另外一个颇为重要的研究领域：主体间性或者“共生之存在”。换言之,人之所以是作为“政治动物而存在”,就是因为人是群居性的动物,我们无法离开彼此而独自存活。如鲁滨孙那样的例子,最终都必须要找一个“星期五”来一起共同生活④ 对这一段故事的政治哲学分析,见李猛：《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 ,更何况我们处于社会中的男男女女?这样的一种状态,当然不是说,我们只是数量上的一个集合或者地域上的相互邻近。恰恰相反,人的存在方式,是以一种“强共生”的面目呈现出来的。之所以称之为“强”版本的“共生”,就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共生”模式,和我们此前所讨论的那种“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弱共生”模式的相互对比。这种“弱”版本的“共生”,并不要求人与人之间有多么紧密、浓稠的相互来往,而顶多只是一种地域上相互邻近的接触或者某个地域范围内没有交集、彼此独立的光点的集合,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共生”。这种“强”版本的“共生”,是梅洛-庞蒂所言的那种“共生”,即我们会和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结成各种各样稠密的关系。
这种关系结成了一张“政治生活之网”,在其中,我们彼此的存在相互映照,人与人之间的意识、观念、身体都彼此发生着紧密的交往。个体和个体之间,个体和集体之间,集体和集体之间——无一不在发生彼此关联,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彼此往来。我们身处某个政治生活的共同体之中,其中的道德观念、律法、教义、思想、习俗、作品——无一不在相互影响、相互表述、相互指称。这样的一张意义网络,本身是以我们政治生活共同体为基底的一种呈现,这个意义网络,表达的是我们不能离开彼此的一种强烈的共同生存的现实和状况。
养殖资金问题已成为畜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要落实好国家草原生态保护奖补政策和能繁母猪保险政策。按计划实施贫困村养殖示范场、养殖示范村、养殖合作社、异地扶贫搬迁点养殖集中点的畜牧产业扶贫项目建设，全力推动产业扶贫项目顺利建成投产，并发挥最大经济效益。
这样的一种“强”版本的“共生观”,本身指向了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基本现实,那就是语言以及科学研究作为集体和制度的产物而存在。从现象学的角度出发来看,语言是我们共同生活里面所运用到的一个沟通媒介,其本身是因为共同生活的需要应运而生。我们对这种主体间性的政治生活进行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产品和智识成果,和语言一样,都是集体共同创造的成就。对于这一点,库恩早就富有洞见地指出,科学知识,从内在的角度来看,本身就是一个集体的共同所有物,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正是各种各样的群体,才创造了知识① ThomasS.Kuhn,The Structureof Scientific Knowledge ,Chicago：Universityof Chicago Press,1970,p.210.。这其中所蕴含的道理,无外乎是语言作为集体生活的一个媒介,帮助我们协同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智慧、劳作和努力,最终形成科学研究发现。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本身就内在地具有了“政治性、群体性”的鲜明特征,是某个群体政治生活的集大成者。
正是因为这种内在的“政治性”,使我们无法脱离某个具体的历史、现实、生活语境来讨论某种“价值无涉”的“元知识”,相反,我们要看到,任何知识生产都是嵌入在某个具体的语境和政治生活世界之中。这样的语境和政治生活世界,本身就包含了一定的规范标准、价值判断和遴选机制,作为其产物,科学研究也必然会携带着这些价值判断,作为其“天然的基因”而被生产出来。我们也只有去挖掘这些语境和生活世界中的预设和判断,才能对其后的科学研究发现进行深入的阐释和解读。库恩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是非常强调这些研究背后那“剪不断理还乱”的诸多价值判断之混合体,正是这样的混合体,构成了某个科学研究发现背后的支撑性基底。
本文并不否定定量分析对政治学研究所作出的贡献,而仅仅在于说明,当我们过度倚重定量分析,这或许会导致我们在研究当中忽视一些最基本的方面,也就是那些支撑着科学研究的生活世界之基础。因此,现象学进路,本身有可能通过对身体及其各种属性的挖掘,开创出政治学研究新的理论维度,尤其是通过个体的身体而联结成的生活世界、政治生活共同体,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深入挖掘政治意义之本源的切入点。
面对现代科学的飞速发展，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的学习不应局限于教科书中的书面知识，而是应该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展开科研实验，探索环境卫生学中涉及到广大人类健康的问题[12]。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不能够从学生的主体性和独创性思维特征出发，不利于科研能力的培养与提高，不能满足社会对于多层次科研人才的需要。因此，在环境卫生学的实验教学中，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对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
(责任编辑 王浩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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