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岱宗[1]2002年在《被规训的激情》文中提出本篇论文以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红色小说为中心，阐释这个阶段红色小说中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特别是英雄形象的审美特征。目的在于，通过红色文本中各类形象的分析，探讨这个时期在审美领域内革命意识形态是如何构筑革命的激情，如何形成适应新的革命理性规则的审美感知系统。在对各类革命形象的分析过程中，本篇论文比较重视形象的历史沿革之梳理，以及与域外同类形象的比较，从而发现50、60年代红色文本中的各类形象的虚构特征是如何呼应时代的意识形态要求，并进一步剖析各种意识形态因素在革命形象内部所构成的自相矛盾。 此篇论文在方法上使用微观分析法，着重从文本的肌理处展开形象与意识形态之间微妙复杂关系的分析，避免从“宏观叙述”的角度对研究对象下结论。基于文学形象是时代意识形态产物的总体认识，论文以“逆向分析”为手段，从结构和细节处出发，阐明这个时代的作品是如何主动构造“革命激情”和“革命快感”，而红色叙事又以何种隐蔽的方式“借用”了传统的叙事模式，以辅助“革命快感”的审美生成。 本篇论文的结论在于：50、60年代的红色文学中的革命形象，以最真实最“纯粹”的姿态面向读者，但这其中依然存在着各类意识形态的潜在冲突和纠葛，导致革命形象内在的悖论性结构的存在。
冒建华[2]2007年在《从城市欲望到精神救赎—当代城市小说欲望与审美关系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选取当代城市小说的欲望与审美之关系作为研究视角，分时期进行论述：20世纪50—70年代是欲望的政治化与审美贫困化的时期。这部分主要从乡村审美经验围困城市欲望、意识形态化抑制城市人性欲望、集体意志的强化与个性欲望的消失、无性别的审美观念与无差别的人情世态四方面来进行论述。这是一个思想相对“封闭”与僵硬的时期，国家用计划经济来规划城市，而在城市经济建设中造成了对城市欲望的抑制。同时，城市一体化的发展又构成了对个性和人性的抑制。20世纪80—90年代是欲望的释放与审美调节的时期。这部分主要从物欲与情欲的狂欢、对于世俗的诗性叙事、城市现代生活的审美关怀、精英思想与平民意识的辩证互动四方面来进行论述。80年代是一个欲望释放与经济开放的年代，城市观念的调整，使得本来属于正常的变得不正常了，本来不正常的现在正常了。90年代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欲望膨胀的年代，多有失范的年代。这时期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的，有些是正常的，有些是反常的。世纪之交则是社会转型与精神救赎的时期。这部分主要从重重矛盾中的精神挣扎、别无选择中的精神取向、道德“失范”与审美观照叁方面来进行论述。人们面对种种精神困惑，这时期的城市小说主要写出了城市人痛苦的心理，写出了他们矛盾的、艰难的、可能性的选择过程。最后，本文从城市精神的生态平衡、欲望的审美化书写、城市小说精神的救赎叁方面来论述寻找城市精神的救赎之道。本文认为，寻找城市精神的救赎之道是城市人理想化秩序的生长点。笔者从城市精神的高端来审视城市欲望的释放，探讨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同时也考量城市小说精神如何有秩序地生长，指出城市小说的救赎之道乃是解决高技术与高情感、竞争与公平、情感裂变与精神规约、人际关系冷漠与普遍关爱之间的平衡。本文还从城市小说的欲望与审美关系方面来观照，主要审视当代城市小说的精神缺失现象：在消费主义文化倾向下，城市小说侧重表现纯粹的欲望，缺乏责任和道德意识；价值多元、价值错位、文化意识与评价标准的迷惘导致小说精神的缺失与审美的迷失。最后，本文进一步探究小说中的深层问题：人的全面发展、真善美的价值取向(道德意识等)、批判精神的获取(关注城市下层、城市社会问题、城市矛盾)等。全文对城市小说的欲望与精神力求做出客观分析和审美评价，立体地思索新世纪小说的出路问题与精神救赎。
肖晶[3]2007年在《革命文学与女性形象的塑造》文中研究指明革命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50—60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学，以及60—70年代的文革文学是革命文学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形态。它们的共同点是革命和政治对文学存在强烈的干涉和指导，文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革命话语是文学的主流存在话语。在革命文学中，革命对文学存在着强烈的制约和规范作用，这一作用可以从作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女性形象中体现出来。革命文学中塑造了大量的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比如李双双、林道静、江姐、方海珍等。从“左翼”到“文革”，革命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存在状态有一个变化流程，正是这种变化体现了革命对文学的作用。本文选取了两个最能体现这种变化的角度来对阐释革命对文学的这种作用，即“爱情”和“身体”，对女性形象而言，这是两个和她们关系最为密切的角度。由于天生的敏感多情，女性是阐释爱情的最好代言人；而她们的身体则是承载作家进行创作想象时最常用符号。本文第一章：革命与爱情，从四个方面论述了革命与爱情的关系。左翼时期，爱情作为革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革命一起参与了对文本的建构。从延安解放区文艺开始，爱情的呈现形态发生了变化，在革命对它内容的置换和情趣的改造过程中，爱情的“常态”，即“典型性”爱情转变成“非典型”性爱情，这是革命年代中爱情的“另类”表现方式，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同时，爱情的“典型”性也在文本中占据一席之地，它对革命的作用犹如维他命一样，缺之亦可，但有之更好，正是这种“典型”性爱情在文本中的适度参与，使得解放区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没有如文革文学那样完全沦为政治的附属品。革命女性的情爱生活是革命和爱情关系的具体表现形态，在革命的统一规划下，女性的爱情、婚姻被定位在革命和政治的层面上，彻底摆脱婚姻、家庭的束缚，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的怀抱中来。本文第二章：革命与身体，分阶段论述了女性身体在革命文学中的存在状态。在左翼文学中，女性身体是作家重点叙述的对象，它和革命激情互为表征，是作家进行革命想象和对抗政治幻灭的出发点。社会主义文学中的女性身体则处处印满意识形态的符号，为了将它“收编”进自我体系中来，革命对它进行了全面的改造，改造途径有两条：劳动和英雄化处理。女性的身体在经历了这两重改造之后彻底褪去自身的性别属性，成为革命所要求和期待的形象。主流文革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主要集中在“样板戏”中，这里面塑造了大量的女性英雄，她们的身体无任何性别属性，是革命对女性进行改造后的最终形象。当女性形象成为千篇一律的“铁娘子”时，承载如此形象的文学也走向了它的末路和终点。
吕婷婷[4]2011年在《“传奇传统”的历史遇合与现代转换》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十七年”时期的抗日题材小说为研究对象,结合“传奇模式”的批评理论,确定了文本细读和细部分析作为阐述重点的论文思路,所讨论的重心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的“传奇”传统与十七年抗战小说的历史遇合与现代转换,意在重新认识这些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和意义。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分叁章进行。第一章从“传奇性故事”生成的历史依据入手。十七年抗战小说在题材处理上,对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斗争的历史表现出特有的热情。在这种画地为牢的言说策略背后,寄寓了作者“达成既定目的”的“超越”诉求。第二章主要关注十七年抗战小说对“传奇”传统的承袭与吸纳。十七年抗战小说的内在结构方式在多个层面熔铸了传统的“传奇”因子,具体表现在故事的完整性、情节的曲折离奇、叙述的诗意化等叁个层面。第叁章重点探讨十七年抗战小说对“传奇”传统的“转换”与“超越”。作者刻意去疏离甚至摒弃传奇中与意识形态构建相矛盾的传统因子,主要通过置换“侠义”的内涵、于“善”“恶”两极之间设立“第叁种人”、弱化传奇性这叁种方式对传奇传统予以现代性转换。
田蓉辉[5]2016年在《民间原型视角下的红色经典小说研究》文中提出本文借用西方原型理论,把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戏曲、小说等民间文艺形式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故事母题、人物、意象等与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创作联系起来,探讨红色经典小说民间母题、民间人物原型与民间意象等的原始内涵及其现代运用与改造情况,并结合创作主体和受众群体的特殊性分析使用这些民俗资源的原因。最后指出基于民间原型视角对红色经典小说重新认识的意义及局限性所在。第一章对红色经典小说民间母题的革命演绎进行了概括。第一,成长母题在革命叙事中的转世赋形。从人类学视角来看,红色经典小说塑造的“新人”之前的身份正是一个个即将步入革命殿堂的“未成年人”与受礼者。他们离家出走、寻找真理完成了在隔绝环境中的分隔礼仪。他们大多是丧失肉身之父的“孤儿”,党、组织是他们成长路上的“精神之父”——能够像部落长老一样让受礼者的身份获得终极转换,并作为一种精神象征引领受礼者接受各种考验。革命新人经过血与火的考验,成长为富有感召力的领军人物(如抗日英雄),这非常接近那种“神赐英雄”的“通过仪式”。第二,复仇母题从民间传奇到宏大叙事中的嬗变。红色经典小说阶级斗争表面故事之下嵌入“坏人的作恶导致伤害—斗争—胜利—主人公新生”的复仇故事模式,人物经历了“平衡—平衡被破坏—新的平衡”的命运过程,复仇传奇演变为言说“解放”、“革命”、“阶级”的宏大叙事的过程中,仍然认同并继承了父仇子报的复仇策略以及“邪不压正”复仇价值观,在个体式报私仇置变为群体式雪公恨的宏大叙事中表达了新的出路。第二章讨论民间人物原型在红色经典小说中的乔装改扮。第一,革命外衣下拯救者原型的置换变形。在“救世”母题中,“英雄—群众”关系与神话传说中“神—人”关系存在着结构上的对应,古代具有拯救功能的神灵、清官在“党”,以及代表党的“组织”、“英雄”等人物躯壳内获得了置换与再生。但红色经典小说中的英雄形象又不是民间拯救者原型的照搬照抄,革命英雄和阶级、集体概念联系在一起,强化了角色的“阶级”身份,以及拯救者的角色功能。阶级身份置换使其获得现实的力量,经过一番现代性的改造后,突破了以往的封建性局限。第二,脸谱化人物模式的革命化转换。民间文学中的善恶对立的人物刻画与等式化的想象成规,能够为现实的阶级认同提供确定力度。不管是英雄人物从人到神的“洁化”处理,还是反面人物由人到魔的刻画,这是一个典型的箭垛效应铺成的人物群像的书写过程。敌人脸谱的恶魔化书写与“以善为美”的英雄人物范式的形成,是脸谱化人物模式革命化的成功转换。第叁,女性原型文化含义的借用。女性与牺牲,女性与奉献的原型文化含义渗透在人物形象塑造始终。这样的人物形象传达了创作者对女性奉献精神的无意识追寻。民间意象的政治象征。红色经典作家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时代的新起点对传统乐土意象进行现代革命意义的置换:“明朗的天”底下,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革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传统乐土意象在革命家园的想象中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在中国,“天”是一种象征。民间“太阳”、“雷雨”等“天象”成为红色经典小说中的主导性象征意象群,并赋予它们意识形态的含义。“党”、“毛主席”与日、月、星辰等民间光明体系的象征同构关系,传达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整个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太阳神崇拜信仰,以及对光明、希望的无意识追寻。通过这种相近似性想象,赋予共产党拯救的权力与合法性。雷雨、阴暗的天气作为民间惩罚恶行的先兆,象征政治上的黑暗世界。这些“天象”的象征与民间百姓对于“太阳”、“雷雨”的集体无意识认知存在某种潜在的共鸣。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文认为,用原型批评整体文学观,将红色经典小说放到整个文学关系和民间文学传统中重新认识,发现红色经典小说绝不是简单的“政治的附庸”。红色经典作家以宏大政治事件作为背景,“合理”地将中国民间艺术形式嫁接到现代叙事中,让革命言说中包裹着非常传统与古老的东西,正是民间艺术形式中永恒的叙述模式、人物原型、象征意象,消解了主流意识的僵化,增强了此类小说的文学性内核。从这一点来说,红色经典小说在文学史上重新定位的问题,是可以重新考虑的。但同时,红色经典小说对传统继承中有时候忽略了社会生活是文学的重要源泉,泛型与模式的借用中也让红色经典小说存在类型化的弊端。
程春梅[6]2012年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贞节观》文中指出本论文主要探讨中国20世纪百年文学创作中,贞节观念如何与政治合谋走了一条迂回曲折的衍变之路。贞节观念的含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历史上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社会群体给予“贞节”的解释是不同的。笔者从古代至20世纪文学的阅读经验中发现,贞节观念从古至今的衍变说明了它身上承载了很多文化、政治、社会心理等复杂内容,贞节观念已经不仅代表贞节本身,而且是影响与制约社会上男女两性和谐相处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自从20世纪初中国打开国门与世界潮流接轨开始,文学中的贞节观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变革也有了曲折辗转的衍变历程,贞节观念的这种衍变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时期、不同的社会风气中呈现出复杂各异的面貌。论文在第一章中主要是回顾东西方贞节观念的历史衍变过程,从历史上来梳理贞节观的来龙去脉。中国、日本、印度、伊斯兰教国家等东方国家历史上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对贞节观念的高度重视,并由此形成了相应的婚姻制度及各种与贞节有关的习俗,有的甚至绵延至今。西方国家大多受基督教等宗教影响,历史上也曾经有严酷的贞节制度,但随着西方启蒙运动、思想解放及性解放运动带来的影响,贞节的绳索逐渐松绑,西方人突破了贞节观对人情欲的束缚,获得了崭新的男女两性关系。当20世纪初西风东渐,慢慢地贞节不再成为一个全球性太过沉重的话题,东方社会也逐渐摒弃了严酷的贞节制度,爱情观、婚姻观、家庭观、性关系都获得了新的发展。第二章主要论述了20世纪初期至五四时期贞节观念上历史的觉醒,人们打破性禁忌的坚冰,从理论批判到文学形象的塑造,通过一系列的行动来揭示传统贞节观的劣根,宣传西方新的性解放思想,一潭死水开始初泛微澜。在这其中,最突出的是清末狭邪小说等世情小说与鸳鸯蝴蝶派小说中所体现出的这种世纪初贞节观念的变化。狭邪小说中以妓院为中心描摹世态,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与封建道德传统相左的思想倾向。鸳鸯蝴蝶派小说很多已把男女的婚姻自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大量表现年轻人挣脱封建传统礼教桎梏的艰难,展示了当时小市民的婚恋观、贞操观,他们既不满于父母专制的包办婚姻,又希望获得父母恩准他们的自主婚姻,既渴望婚姻自由不容人干涉,又不能像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青年人那样理直气壮地宣告自己的婚姻自己做主,鸳鸯蝴蝶派小说是新旧交替时代青年的情感真实写照。第叁章主要论述的是现代文学30年中除了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与延安文学之外的文学创作中贞节观念状况。如果说激情飞扬的五四时期令千百年来由根深蒂固的传统贞节观念一统天下的中国社会死水微澜的话,那么这30年表现出来的便是勇敢的反抗与犹疑徘徊双重奏的30年,现代文学中的贞节观念表现出的极为复杂的情态是其他时期所不能比拟的,而且总体来说,男女作家们在表现这一主题时遵循了非常不同的创作思路。面对传统中国典型的贞节观念造成女性的千年苦难,角度的不同认识的不同使男女作家在对题材的把握上也存在差异。男性作家往往从客观的角度深刻地揭示这种苦难的社会根源,而女性作家往往会以感性的笔调,从自身的体验出发抒写这种苦难的哀痛。另一方面,男性作家笔下那些被传统贞节观束缚的女性大多数是弱者形象,是无法自救逆来顺受的可悲可怜的社会牺牲品,而在女性作家笔下,这些受害者往往表现出顽强的个性,惊人的生命力,她们的抗争闪耀着追求人性的精神光辉。从作家本身的贞节观念来看,现代文学中男性与女性作家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男性作家受社会整体上男性中心主义习惯思维的影响,他们一面表现着传统贞节观压迫下女性的悲苦,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却不自觉地在赞美维护这种贞节的观念,所以有时候他们的贞节观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表现出犹疑与矛盾的态度。而相对来说,女性作家对传统贞节观的反抗性更为强烈,态度更为坚定。第四章主要梳理了贞节观从革命文学开始经过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发展到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这一长长的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新的畸变现象,这种畸变直到文革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便是无爱无情亦无性的文革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文学写什么不写什么不断受到规范,开始追求女性的忠贞纯洁,爱情是有小资情调的不能提,性是有伤风化的东西不能表现,那些追求性解放的女人便是落后的反动的,当无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并取得了政权之后,性的正面描述就基本消失了,这部分地是缘于男权主义与极左政治相结合给文学中贞节观带来的深刻影响。20世纪的文学从最初赞美勇敢猛烈追求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的现代女性,到此时竟然出现了极端的无爱无情亦无性的文学创作规则,这种变化的答案就隐藏在20世纪中国走的现实道路中。革命,抗战,救亡,就存这为拯救国家危机进行不断探索的道路上,文学逐渐地失去了独立存在的空间,变成了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即变成了革命的宣传工作,因而不可避免地,中国20世纪文学进入了很长时间的与政治纠结在一起受规整的发展时期,它严重地受到政治的制约,深刻地反映着政治对它的严格要求,20世纪文学由此走上了深具中国特色的贞节观念与政治合谋的曲折衍变之路。第五章论述的是新时期文学如何对贞节观进行再度的反省。在古代传统与革命传统双重影响下的新时期文学又接受了一场西方思想的启蒙,极端保守的贞节观念得到了松绑,但松绑并不意味着一下子就彻底获得解放,这个过程中有不断的迂回曲折。主流意识形态弘扬主旋律,求稳定不求激进,所以对于些在贞节观念上表现新锐的作品往往会采取规训的方式以期减少思想影响。但社会毕竟是从极端的一元慢慢趋向多元发展,不同的音调开始获得发声的机会,尽管这样的一些突围不断的受到来自主流的批判与规训,但并没有阻挡作家们从小心翼翼到义无反顾的突围,直到走向另一个极端：性泛滥,特别是1990年代后被认为是一个欲望叙事的时代,这是新时期文学中贞节观发展的另一种走向。总体来看,在20世纪初在国门开放、人心思变的五四前后以及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时期,知识界流行的是谴责封建贞节观残害中国女性的罪恶史的文学表达,新知识分子憎恶封建贞节观,他们与当时流行于西方的性解放思潮相呼应,拥有较为开放的性观念。但毕竟古老的因袭沉重而顽固,在社会的下层以及保留着古老传统的封建大家族里,这股清新的风气吹来后仅现若有若无的涟漪,前者表现在大量描写农村贞妇惨剧的新文学作品中,后者体现在凌叔华等作家描写“高门望族精魂”的一系列作品中。另一方面,从左翼文学开始便已经埋下了“禁欲”的种子,到了延安文学、建国初社会主义文学时期我们会看到“解放”的婚姻观念与“保守”的性观念并存,“禁欲”因为有严酷的战争而获得了“正当”的理由。我们能看到对婚姻自主、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的宣传作品,但已经很少看到对爱情的叙说,更少看到对情欲的描写,人们把这些个人的情愫都抛在一边,所有的力量都汇聚到了统一思想有利于取得革命胜利的政治洪流中。这时连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主人公都极少出现,主人公变成了英雄的工农兵,而这些没有接受过五四个性解放思想启蒙的工农兵主体所尊崇的贞节观念仍然是传统的。这种状况在新时期文学中得到了反拨,甚至又发展到了另一个性泛滥的极端。但实际上对这种所谓“性泛滥”我们也勿需用“全民道德沦丧”的惊呼来简单粗暴地进行否定。因为在社会转型期,泥沙俱下,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在一种纷繁的现象背后,我们能觉察到那种生机与死寂并存的尴尬。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从贞节观的角度切入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打通了20世纪文学中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研究脉络。20世纪中国文学呈现出贞节观深深地与政治相纠结的发展轨迹,对这种独特的发展轨迹做整体研究是本文倾力进行的重点所在。二是迄今未见从社会性别理论的视角完成的对贞节观念在20世纪文学中的衍变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因此本论文在理论视角和研究对象方面有突破。叁是本论文采用跨学科的研究范式,综合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大的人文社科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来进行文学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具有一定突破。
逄文佳[7]2010年在《时代与审美的偏离——论杨沫的文学创作》文中研究表明杨沫是20世纪一位非常重要的作家,她丰富的经历为其写作提供了素材。她的《青春叁部曲》汲取了传统文学、新文学和俄苏文学的营养,是写自己成长道路的自传体小说。小说中主人公的爱情引人入胜,但这是在革命阳光照耀下的爱情,“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继承并发展了早期普罗文学的模式,并加以修订。作品中母性的缺失,除了受当时思想的影响,还有杨沫自身家庭的原因。杨沫一生的创作可以分为叁个阶段,在20世纪30--40年代文学和十七年文学中,她的作品是走在时代前沿的,时代的敏感性很强,但在新时期文学中,思想跟不上日益发展的社会,时代和审美产生了偏离。杨沫《自白—我的日记》,是一部纠结之作,出版的目的是让人了解一个真实的自我,但却做了大量的修改、删除,丧失了日记应有的价值。本文首先分析《青春叁部曲》,然后将杨沫的文学创作纳入时代中,和同时代的作家作品相比较,分析杨沫创作的时代性、独特性以及她落后的一面。最后通过分析《自白—我的日记》,挖掘杨沫内心的矛盾。
张旭华[8]2007年在《论中国当代战争小说爱情描写的嬗变》文中提出爱情,是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本文从历时性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战争小说中的爱情描写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全面的解读,以揭示其嬗变轨迹及其特征。在建国初的“十七年”时期,在单一性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在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规训下,爱情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被强行贴上“阶级性”的标签,爱情书写频频遭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甚至打压。爱情描写在这一时期的战争小说中被政治化、“卫生化”,恋爱方式单一化、模式化。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文学成了政治的附属物,描写爱情的情节在战争小说中日趋枯萎。到了“文革”专制时期,文学以政治宣传为最高职能,爱情更是成为描写的禁区,爱情描写被排斥在文学殿堂之外,文艺走上了专制统治下的无爱的“禁欲”时代。“文革”结束后,万物解冻,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下,爱情观念得到合理化阐述,爱情描写才得以解禁,在战争小说中得以回归,开始对人性进行表现和开掘。随着人性、人道主义讨论的深入,“文学是人学”受到了大家的认同,爱情作为人性的重要内容,成了人性诉求的载体,越来越多的爱情描写出现在战争小说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大众化浪潮的冲击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化的冲击,文学进入一个多元化时代,在解构英雄,消解崇高,把英雄还原为人的过程中,爱情描写在战争小说中所占的篇幅越来越多,成了表现英雄人性的重要载体。爱情描写在此时期的战争小说中呈现出主体化、多样化、女权化等特点。
林细娇[9]2008年在《“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中农民与土地关系的表述》文中提出1949年建国以后,农业合作化运动成为继土地改革之后的又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给农村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也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以农业合作化为题材的小说,成为了建国后备受关注且创作数量较多的小说类型。本论文重在探究“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中农民与土地关系的表述,笔者先追本溯源,简单梳理不同时代统治者和有识之士对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关注及其在文学中的呈现与反映,并根据农民和土地关系的变化发展过程,来解析不同阶段表现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不同特征;再根据“十七年”合作化题材小说中农民对合作化的不同态度,来分析小说中的农村各阶层农民形象的特点;最后再探寻合作化题材小说中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叙述特点,并就此进行反思。关于“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中农民与土地关系的表述问题,本论文主要分成五个部分来作探讨:序言部分,先做一个简单的研究综述,再阐明本文的选题原因以及意义。第一部分,分析合作化小说中的土地问题,并揭示不同时段有关农民和土地关系表述的不同特点,指明:互助合作阶段的合作化题材小说创作的主要特点是宣传与造势;合作社(包括初级社和高级社)阶段的合作化题材小说有极高的意识形态的政治自觉,极大的背离了生活的真实,不过少数作家也有清醒认识;人民公社阶段,“大跃进”激荡着大多数作家的心灵,他们为“人民公社”、“大跃进”大唱赞歌,但也因为叁年的大灾害,让一些作家不得不作深入的思考,于是开始有了“顶风”之作。第二部分,主要分析合作化小说中的农村各阶层农民形象的特点。笔者根据小说中农民对合作化的不同态度,将小说中的农民划分为先进农民系列、中间农民系列和敌对分子系列,并联系具体作品来作归纳分析,认为:先进系列的农民总是不带任何动摇地积极支持集体合作化道路,并为之而不懈奋斗;中间系列的农民对合作化道路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但最后不得不被迫入社;与上述两者不同,敌对分子物质欲望强烈,存在着多种道德缺陷,他们千方百计破坏集体合作化,进行垂死挣扎,但最后也只是走向失败。第叁部分,分析合作化题材小说中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叙述特点:首先在叙事策略上,作家们作为时代中的“被启蒙者”,普遍采取了启蒙叙事的叙事策略,以此达到教育鼓舞农民的目的;其次,在创作合作化小说时,作家们总是先预置了一个叙事意图,再根据叙事意图采取第叁人称的全知叙事视角来创作小说:最后,笔者探讨了合作化小说的叙事效果,分别从读者也就是受众及文本自身这两个角度来进行探讨。结语部分,笔者首先肯定了“十七年”合作化题材小说的积极意义,接着又从叁个方面进行了反思,反思文学与生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作家个性的坚守与丧失叁个方面的问题。
何少芳[10]2017年在《《野火春风斗古城》不同版本人物形象的修辞重构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叁个不同版本为研究对象,采取线性对比的研究路径,将1958年版与1961年版进行对比,再将1961年版与1977年版进行对比,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穷尽式地整理、统计叁个版本的变动内容。本文主要以《野火春风斗古城》版本变动中的“人物形象”为观察视点,选取“英雄形象”、“反面形象”、“群众形象”,通过研究关键事件的改叙,考察这叁组人物形象的变动意图和修辞重构的集中指向。同时,发现版本变动的修改规律,探求版本修改诉求。
参考文献：
[1]. 被规训的激情[D]. 余岱宗. 福建师范大学. 2002
[2]. 从城市欲望到精神救赎—当代城市小说欲望与审美关系之研究[D]. 冒建华. 兰州大学. 2007
[3]. 革命文学与女性形象的塑造[D]. 肖晶. 山东大学. 2007
[4]. “传奇传统”的历史遇合与现代转换[D]. 吕婷婷. 福建师范大学. 2011
[5]. 民间原型视角下的红色经典小说研究[D]. 田蓉辉. 湖南师范大学. 2016
[6].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贞节观[D]. 程春梅. 山东大学. 2012
[7]. 时代与审美的偏离——论杨沫的文学创作[D]. 逄文佳. 苏州大学. 2010
[8]. 论中国当代战争小说爱情描写的嬗变[D]. 张旭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07
[9]. “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中农民与土地关系的表述[D]. 林细娇. 西南大学. 2008
[10]. 《野火春风斗古城》不同版本人物形象的修辞重构研究[D]. 何少芳. 福建师范大学. 2017
标签：中国文学论文; 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文学分析论文; 红色精神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野火春风斗古城论文; 人物分析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红色经典论文; 爱情论文; 革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