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88(2016)03-0031-08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四个全面”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实践中综合应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最新成果，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哲学内核，也必然贯穿于“四个全面”。因此，解析“四个全面”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将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深刻领悟中共中央制定的社会发展策略，进而加速顶层设计的社会化认同。 一、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具体要求 解析“四个全面”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其前提是正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非分别单向对照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个不同领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主义具有解释社会发展进程的能力，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在解释社会发展中融合的理论成果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因此，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融贯于历史唯物主义。所以，“四个全面”中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也包括用于认知社会发展规律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 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研究。2001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在《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上发表了《略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时代意义》。在这篇论文中，习近平系统梳理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阐明的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并透彻地分析了这些原理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应用价值。恩格斯曾说，《提纲》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习近平将《提纲》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中国化的历史唯物主义。习近平的唯物史观并非仅局限于《略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时代意义》一文，而是贯穿他早年至今的整个理政思维。 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中主要表现为立场、观点和方法。2013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要求广大党员干部通过认真领会“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学说，而中国共产党对“三大规律”(即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具体要求，它亦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 二、通过准确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全面从严治党 按照唯物史观，规律的抽象意义是事物之间、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本质、必然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在事物运动变化过程中呈现的必然秩序和趋势。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社会的发展受规律支配，但规律发挥作用须具备必要条件。共产党执政规律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共产党取得国家政权，那么，共产党执政规律就是共产党属性与社会主义政权之间、共产党内在执政要素之间本质、必然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呈现的必然秩序和趋势。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都依靠人民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型政党转向建设型、改革型政党的过程中，置身于中国独特文明源流的广大人民群众也发挥着有别于其他地域文明的历史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都呈现出自身的特色，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也就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不会按部就班地直接呈现，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不能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要在动态的具体国情中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历程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制度资源。在思想上，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制度上，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人民入党与人民掌权相统一的组织架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贯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自身建设和政治规划。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实践中也不断遭遇特权观、私利观、享乐观等传统政治流弊的挑战，部分党员干部工作浮夸、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待民傲慢、以权谋私、拉帮结派、买官卖官、贪污受贿、生活奢靡，这些党员干部在信仰上疏离唯物史观；在思想上背叛党的宗旨；在工作上脱离群众路线；在生活上违逆公共伦理。他们的行为后果已从各个层面上危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公信力和执政合法性，中国共产党必须全面从严治党。这些党员干部的存在，也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建设尚未完全匹配执政规律，因此，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是在不断变动着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中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 政党政治虽然起源于西方，但就国家制度与政党之间的发生逻辑而言，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完全相反，这是因为历史条件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特殊性。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的典型特征是公民投票权的普及和议会权力的确立。议会成员会按政治取向自发地结合成共同体，为占有更多的议会席位，这种政治共同体会招募更多的社会成员组建选举委员会，去引导选民投票给该委员会推举的候选人，政党随之诞生。也就是说，西方现代国家是先有政治制度，后有政党。但中国现代政党不是国家制度运行的产物，而是社会革命力量聚集的产物。中国现代政党通过领导社会革命推翻传统政权，遂建立现代国家制度。中国共产党是共产主义者共同体，他们反对原有国家制度，从制度外汲取社会革命力量。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社会化的同时，通过改变农村的阶级结构、生产关系、交往方式而构建了以各级党组织为核心的社会体制，这种体制塑造了乡村社会生活与党政目标的一体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政权以后，中国效仿前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党与社会一体化的模式得到加强，从中央到基层的行政系统、生产系统、科教文卫系统以及群众社团都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党组织全方位控制社会。这种体制曾在革命时期有效地凝聚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革命胜利以后，它也有效地保障了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政权的属性一致。但这种体制也会限制个体自我发挥的自由度，无法充分调动个体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而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处于较低水平。由于这种体制缺失灵活的市场调节，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也不高。为消除这些负面影响，中国共产党推行“改革开放”，向社会放权，随后，又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策略，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崛起。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民办社会组织中的党建空缺，冲击着党和社会一体化的体制结构。在农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以及村官民选制的推行，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也受到了挑战。为确保党建与社会发展的协调一致，中国共产党决定在新型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但从现有实效来看，这项工作在新型社会组织中并未充分展开。处于新型社会组织中的人民群众，难以体会到党组织的作用。在新型党组织建设未取得预期成效的情况下，原有党组织也受到市场经济的挑战，社会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引发了大量“官商勾结”、“权力寻租”现象。 部分党员干部的腐化堕落，既有思想原因也有制度原因。在思想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深入展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彻底清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这些为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的作风之弊。人民本位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执政立场，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贯彻唯物史观的基本工作方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政权之间最本质的联系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尊重人民群众的选择和创造，是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执政规律的基础。诸如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和经济特区，其雏形都源于人民群众自发的选择和创造。规律呈现于人民群众的共性选择和追求，脱离群众的行为特权是对历史趋势的背离。[1](P7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他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于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但现今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占有优势经济资源的社会成员享受着各种特殊待遇，党性教育与社会现实之间产生反差，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仅靠正确价值观的培养是难以维系的。先进思想与制度实体之间是意识与物质的辩证关系，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制度上，习近平总书记任职以来，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严格落实“八项规定”，逐步实现了纪律检查的新常态。 中国共产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维护党风、党纪和反腐的执行机关，但谁来监督纪委呢？2014年3月，中纪委新设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同年5月9日，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组织调查。这两个事件说明，中共纪检系统开始强化对自身队伍的廉洁审查。同时也说明，中共纪检系统内的党员干部同样面临腐化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曾通俗地指出：“打铁还需自身硬”。全面从严治党需要自身过硬的纪检队伍，但仅靠纪检系统内部增设自我监督机构还达不到全面从严建设纪检队伍的目的。回顾中国历史，所有政权都兴于廉政、亡于腐败，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周期律。1945年7月，黄炎培来到延安时曾就此请教过毛泽东。他问毛泽东，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兴衰治乱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民主不仅指人民民主，也包括党内民主。 就先有共产党后有社会主义政权的中国而言，党内民主会直接影响人民民主。从世界社会主义政权的兴衰经验来看，党内民主制度没有得到维护，是苏东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的重要原因。苏联建国初期，在列宁的领导下，各级党代会被确立为苏共各级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委员只是相应党代会的执行机构。为防止中央委员会越权，苏共当时实行全国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党代会年会制源自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共产主义同盟，并被写入共产主义同盟的党章。列宁领导苏共6年，召开了6次党代会。党代会召开前，大会议题要通过媒体公布，会上正反两方面意见都能以报告形式呈现，并最终由全体党代表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投票表决。1920年，苏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该机构向党代会负责，与中央委员会平行，其职责是监督中央委员会成员。斯大林时代，苏共党内民主制遭到全面破坏，党代会年会制被取消，党代会召开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长，最长间隔达13年。中央委员会先取代党代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从1929年开始，政治局又实际成为凌驾于中央委员会之上的最高权力机关，而总书记又凌驾于政治局之上。1934年，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改属中央委员会领导，其职能转为监察地方。随着党内民主制的蜕变，干部等级授职制和高干特权制在苏联日益盛行，脱离群众的各界官僚特权集团形成。斯大林留下的苏共执政模式，在其逝世后历经30多年未发生根本转变。最终，在国内矛盾和国际压力的不断积累中，苏联解体。 苏共的教训说明，共产党要长期执政，就应具备健全的党内民主制度。党与社会的一体化是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性特征。因此，党内民主制与人民民主制同构相联。也就是说，党组织自身的民主化建设同步于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程度，而充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必然趋势。只有通过充分的党内民主，广大基层党员才能真正拥有党员应有的政治权利，他们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才能真正被激发，他们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团结群众、带领人民的先锋分子；只有通过充分的党内民主，各级党领导的权力才能被广泛监督和有效制约，人民的权利才能获得长期有效的保障。 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党的纪律检查制度建设，是共产党执政不可或缺的3个内部要素。共产党长期执政，须要三者并驾齐驱的不断完善，这是共产党执政的基本规律。准确把握这一基本规律关涉的三个维度，全面从严治党才能真正实现。 三、通过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 共产党执政规律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都融贯于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之中，认识和把握这些规律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最大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起点和归宿。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驱动社会主义改革，但深刻认识“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建设具体环节上的变化趋势即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正确改革的前提。“主要矛盾”的两方是需求与供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供给日趋丰富，但人民的需求也日趋多样化、高质化、品位化，且需要社会体制变革的全方位跟进，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对“主要矛盾”的认识即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而全面深化改革。 (一)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不断适应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时，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基本矛盾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它贯穿社会主义社会全过程，在现阶段它表现为前文所述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两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动着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中，会有质和量的对比差异。解决矛盾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法治、财政和政策手段不断协调这种需求与供给的差异。动态的具体差异，决定了，我们不应当固守已有经验和抽象教条。历史唯物主义只是为中国共产党探索未来提供了基本原理和方法。因此，邓小平将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形象地比作“摸着石头过河”。习近平总书记则进一步指明：“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习近平总书记早年就对“摸着石头过河”有着深刻见解。在前文提到的《略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时代意义》中，他写道：“水中的‘石头’人们虽然看不见，却是客观存在的，只有通过‘摸’才能找到，这个‘摸’的过程，也就是人们主动探索和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2](P5)“摸”是一个由浅入深、由点及面的认识过程，伴随着这个过程，社会主义改革也必然由浅表走向深层、由单项走向全面。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扩展到城市、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向健全的市场经济、从经济体制扩展到政治体制，但随着改革层面的扩展和深化，城乡发展不协调、区域发展不协调、收入差距拉大、医疗资源分布失衡、教育资源分布失衡等一系列偏离人民共同幸福的矛盾也随之出现。社会主义不是缺乏激励机制的平均主义，但社会效率化的结果不应是先天机会不平等的扩大。机会不平等带来的优势累积效应，会使利益格局僵化，进而固化落后地区、弱势群体，并由此生成歧视性文化，这显然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为使效率与公平兼顾，《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公共服务实行“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决定》中的改革方针，是为扭转社会资源整体供给与人民群众共同需求之间的错位状况而提出来的。这种错位，一方面，表现为优质社会资源惠及面窄，诸如存在着“新三座大山”(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另一方面，错位表现为供给结构的失调。国内低质产品生产过剩、高质产品供给不足，国民经常到境外市场抢购奶粉、化妆品、马桶盖等生活资料。供给结构失调的原因还有，传统产业产能过剩、新兴产业发育不足；制造业和房地产供给过剩、教育医疗等民生供给不足，等等。供给与需求的错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具体呈现。新问题要求新的改革策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和11月18日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的演讲中，都提出了“供给侧改革”。[3](P12)供给侧改革是要通过增加高品质的产品和公共服务，通过企业创新再造有效需求来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从而转变单纯依靠投资、消费和出口刺激经济增长的发展策略。供给侧改革是对“主要矛盾”运动变化的适应，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展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贯穿社会主义社会全过程，中国共产党探索规律、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也将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阶段。 (二)顺应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全面依法治国 改革就是要突破和改造原有制度体系中不合时宜的规则。如果改革实践先于法规变革，那么，改革就会缺乏立法支持。但如果改革先走立法程序，就可能错失最佳的改革时机。因为，静态的法律条文很难同步于日新月异的社会动态。因此，在亟待变革的形势下，中国奉行了实践先行、法制跟变的改革路线。这种改革路线虽然迅速激发了社会活力，给中国带来高速经济增长，但也导致领导权、行政权对社会法治的僭越。社会资源市场化配置中出现的“官商勾结”“权力寻租”与此不无关系。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后，中国的法治环境进一步改善，但还达不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程度。以前，一些群众认为，“信法不如信访”；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一些群众又提出“信法不如信网”。总之他们就是认为，“大喊大闹大解决”。基层百姓的这些看法，可以被理解为法治观念的淡薄，但其根源在哪里呢？司法不公、执法不严、领导干部不带头守法用法，是动摇民众法律信仰的根源。近年来，中国时常出现地方党政机关用红头文件“否决”法院判决的闹剧，[4]这种“权大于法”的极端现象折射出部分领导干部法治意识的匮乏。领导干部以权代法，百姓亦会信权不信法、弃法争利。权力若不能被严格框定在法律的边界中，权力就会依附于行使者的人格。人格化的权力难免会受到个人偏好的影响，那么，人身依附性的潜规则就会盛行，体现集体理性的秩序规则就成为摆设。因此，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纪国法不能成为‘橡皮泥’、‘稻草人’，违纪违法都要受到追究。” 权力的人格化曾经助推过敢想敢干、先行先试的改革精神。但是，缺乏对法治整体协调的认同，也会因各自为政的权力任性而导致改革的碎片化。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核心成果，其本身就是法治经济，它需要通行的、普适的、能与国际接轨的竞争规则，还需要以公平为基准的产权保护条例。如果弱化法治、任用权力，优化配置资源的市场就会失灵。市场是社会效率的保障，社会主义法治则通过合理配置和规范运行公共权力来实现公平正义，市场与法治的结合正体现了效率与公平兼顾的社会主义发展观。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么，任何违背群众意志的权力执行都是违法行为。权由民赋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精神，权由法定则是社会主义改革不偏离群众利益的政治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改革生产关系的实践不断深入，社会利益格局发生大规模重构，这种形势迫切需要法治稳定社会秩序，全面依法治国是顺应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完善上层建筑的使然。依法配置和规范权力与依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是顺应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变化规律的一体两面。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要求中国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共产党执政规律要求中国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是对两条错误道路的统一防范，这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内在统一性。前文已详述过党与社会一体化的历史形成。在根据地、解放区离散分布的革命时期，党与社会一体化的模式有利于政权的巩固，也使党的政策具有了法律效力。建国以后，中国效仿前苏联，进一步强化了党与社会的一体化，这就使党的政策实际上具有了超越性的权威，国家治理依托和采用的准则主要是党的政策而非法律。改革开放以来，党对社会放权，新型社会组织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法治成为中国共产党统筹执政理想与社会发展方向的最佳选择。党的属性与社会主义政权本质、人民利益是一致的。党的先进思想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程序转化为人民意志，进而成为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同时，中国共产党必须以身垂范，自觉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带头依法办事，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5]，且要坚持党纪严于国法。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既是对人民共同利益的维护，也是对自身执政公信力的维护。正如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同构相联，依法执政与法治社会也同构相联。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依法治国相辅相成，两者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需求，三者的关联源于共产党执政规律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人民利益上的共通。 四、通过正确驾驭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都是为了全面实现人民的小康生活。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还涉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规律。社会主义本身也是一种现代化主张。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全球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中国当下遭遇的生态问题，也正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一个普遍问题。建成小康社会首先要保证人民的生命安康，这离不开宜居的生态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那些普遍作用于人类各种社会形态的发展规律。 (一)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的辩证统一 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产物，社会发展规律以自然规律为基础，但是，人类在生活、生产实践中却常常忽视了自然的先在性约束。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伴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空前增强，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也极度膨胀。然而，人类也很快因生态恶化陷入生存危机。那些先发展的国家都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去治理环境污染。其实，早在130多年前，恩格斯就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警告过那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生产方式。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6](P304-305)恩格斯之所以能够作出这种超越时代局限性的结论，关键在于他能以辩证方式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辩证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论。辩证法并非将辩证关系强加于事物。事物运动变化本身就存在辩证规律。 辩证规律普遍存在，它贯穿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全过程。生产实践是人类生存的必须，它也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全过程，小康社会建设当然也不例外。也就是说，生产实践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必需的活动。生产实践中，人与自然非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这种比喻是要说明，人与自然之间地位平等，正如人要利用自己的眼睛也要养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人要利用自然也应养护自然。我国先人有言，不能“焚林而猎、涸泽而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古往今来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凡是违背这一规律的生产活动都会给持续发展带来困难。例如，中国黄河引发的水土流失，就源于几千年来沿岸盲目的农田开垦。又如，“文革”期间盲目的造田运动，使大量的草原、森林和湿地遭到毁灭性破坏，导致中国国土沙漠化面积超过了建国前的历史总和。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正确认识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规律。认识到这一点，还有深远的人文意义。人对自然的态度，也会影响到人对人的态度，影响到人与人的关系。当人按照自己的利欲对自然实施掠夺性开发和破坏性利用时，不会考虑此种自然后果对他人的负面影响，从而形成“互害”的恶性循环。诸如，激素肉、农药菜、地沟油、粪水臭豆腐、添加苏丹红的咸鸭蛋、添加白蜡的大米、添加甲醛的衣物，等等。生产者总认为自己不会食用和使用这些东西，其实，假如人人皆如此为之，则人人无处可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相互投射。人与自然的和谐会促进人与人的和谐，两种和谐都是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需要社会共识，更需要转变生产方式，改造生产体系，需要立法保障，还要制度执行的全方位配合。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需要共同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二)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辩证统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置身世界的自我发展。各国的发展是不均衡的，这就意味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国际竞争的世界面相。强国之间实力发展不平衡，曾是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世界强国大都在历史上与当时的弱国中国发生过武装冲突。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历史事实在当今却成为中国背负“中国威胁论”的历史语境。部分强国居然以“中国威胁论”为理由，不遗余力地遏制中国。但历史全貌呈现出，世界发展的主流模式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域的文明进步，是与世界文明进步相互促进的。世界现代化的核心动力是科技革命，它起源于西方，科技中心最早在意大利，然后依次转移到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以科技中心转移形式呈现出的国际竞争，使科技成果在国家间传播并互为创新基础，从而带动整个西方乃至世界科技创新力的不断递增。区域发展与世界发展是遵循这一规律的。这种规律呈现于中国古代历史中，如：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社会繁荣与世界其他地域的繁荣互联互动。习近平总书记结合传统地缘优势，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发展战略。该战略致力于建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济上互利共赢、政治上相互信任、文化上多元包容的共同发展机制。“一带一路”战略避开美国建构的遏制体系，通过非对称性地向西开放，既维护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权利，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赢得了和平的国际环境。 反对侵略、主张和平是社会主义的国际价值观。社会主义政权要确保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尽量避免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流血牺牲。全面小康首先要体现在覆盖人群的“全面”。然而，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力量重组中产生的各种矛盾又时常聚焦于中国，以军事实力确保国民利益不受侵害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底线。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州战区考察时强调：“必须按照打仗这个标准搞建设抓准备，确保军队能够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但化解战争危机的根本途径还是发展，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各国都发展起来了，才更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中国启动的“一带一路”战略，会使国家间的互利合作不断扩大，国与国的相互依存也随之不断增强，国际命运共同体逐渐形成，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路与各国繁荣发展之路汇通。可以说，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与世界发展的辩证统一的。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交互共存于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之中；以“三大规律”为基础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统一于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之中。标签：四个全面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法治政府论文; 人民民主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法治国家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习近平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