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产业有序转移的市场设计_产业转移论文

京津冀产业区际有序转移的市场设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论文,京津冀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6)04—0042—11

      产业转移意味着厂商重新选址,企业开始新的区位选择;同时也意味着不同开发区将迎来新的企业。在我国,开发区由地方政府管委会主导;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实际上也就是开发区这一特殊“区位”对企业的选择问题。一言以蔽之,产业转移实质上是企业与开发区一次新的双边选择,双边能否匹配对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区域联动发展、化解产能过剩、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意义重大。京津冀地区由于地方政府利益固化的藩篱、行政边界刚性约束的羁绊和区域粘性的存在使得地区间产业空间布局长期处于非均衡状态,引发产业同构、恶性竞争等一系列经济顽疾,掣肘区域经济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2月26日做重要指示,要求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桎梏,加快建立促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机制。2014年6月25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营造承接产业转移的良好“硬环境”和“软环境”。本文通过将北京转出企业与津冀承接开发区双边匹配的市场设计,推动制造业产能由北京向天津、河北梯度转移、有序扩散,疏解非首都功能;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市场设计,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产业链条合理延伸,避免津冀各级地方政府因争夺北京产业转移而产生区际矛盾,重塑京津冀区域良性互动、错位竞争、优势互补的产业格局。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梳理

      Webber(1909)提出了工业企业产业转移的区位理论。他认为工业企业在选择区位时存在三大指向:运输指向、劳动力指向和集聚指向。Akamatsu(1930)提出了“产业转移雁型形态说”,认为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应当遵循“进口—国内生产—出口”的模式,相继更替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这个进展在图形上像三只大雁在飞翔。[1]Thompson(1966)从区域的生命周期理论引出了产业的梯度转移理论。[2]Porter(1985)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理论。该理论表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产品内分工的出现使得世界价值创造体系出现了垂直重构,价值链环节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进而导致国际产业转移产生了一种新的方式——价值链环节的转移。[3]Krugman(1991)基于垄断竞争、“冰山成本”和规模报酬递增假设,建立“核心—边缘”模型,当市场邻近效应大于生活成本效应时,在循环累积因果链作用下,产业会不断向核心区域集聚,从而导致外围区域福利效用恶化。[4]Fujita et al.(1999)提出中间产品模型,认为产业由一个核心地区向多个外围地区扩散,一般是依次扩散的;劳动密集度高的产业首先转移,因为劳动密集使用,所以此类产业对工资差距较为敏感,因而最先从核心地区扩散出去;消费指向的产业首先从聚集体转移出去;中间品投入少的产业首先转移。[5]Melitz(2003)将企业异质性引入Krugman的“核心—边缘”模型,建立了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模型;[6]Baldwin and Okubo(2006)将Melitz的企业异质垄断竞争模型与新经济地理模型相结合,分析异质企业的区位选择与空间集聚关系,发现效率最高的企业首先选择从小区域向大区域转移,逐渐将企业定位于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与克鲁格曼的“核心—边缘”模型的随机性产业聚集不同,该研究认为这是一种非随机的空间选择。[7]集聚效应、财税政策、土地价格、市场潜力和运输成本是影响西方国家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8][9][10][11][12][13][14]魏后凯(2003)认为产业转移实质上是企业的空间再扩张过程[15]。祝尔娟(2009)认为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正处于要素一体化阶段,面临着在区域范围内实现产业集聚、扩散、整合、链接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紧迫任务。[16]对于外商投资企业,集聚效应或产业集群程度、地区技术进步率或研发投入程度是厂商选址或迁移的重要决定因素(余珮,孙永平2011)。[17]Justin Yifu Lin et al.(2013)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提出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产业结构,适当的财政制度可以优化产业结构。[18]

      然而,无论是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假设条件下的经典区位理论,还是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假设条件下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现有理论均是把“区位”当成一个承接产业转移的被动载体,而没有把“区位”当成一个利益主体,没有涉及参与者之间的策略性行为。这种策略性行为是不能够忽略的,因为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合谋可能引致区域福利损失和经济效率缺失。这种策略性行为包含双重博弈。以京津冀产业区际转移为例,第一重博弈是隐藏在产业转移背后的三地政府对有限经济资源的争夺。这一重博弈的纳什均衡是横向分税制(齐子翔,2014)。[19]第二重博弈是北京转出企业与津冀承接开发区之间的合作博弈。本文通过双边匹配的市场设计,运用合作博弈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企业与政府合谋带来的效率缺失并防止寻租行为。目前,国外大多数关于企业与政府、企业与企业之间关系的研究均使用了非合作博弈理论;但是,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政府与企业更多地表现出合作博弈的关系。合作博弈的方法论之一是市场设计。市场设计的核心是匹配。匹配问题的起源以Gale and Shapley(1962)在《美国数学月刊》上发表的著名论文“大学录取与婚姻的稳定性”为标志,提出了G-S(递延-接受)算法。[20]Alvin E.Roth(1982,1984,1985,1990,1999)在著名学术期刊《欧洲经济评论》、《计量经济学》、《自然》、《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学术论文通过对实习医生与医院双边匹配的市场设计,明确提出双边匹配的概念并将一对一的双边匹配机制扩展到多对一,为美国医学协会(AMS)升级了国家实习医生匹配程序,改进了已有的NIPM(NRMP)算法,提出了Applicant-Proposing算法。Alvin E.Roth(1985)证明了当偏好序是严格且学生与医院存在映射关系,稳定的分配集是弱占优均衡,是学生与医院合作博弈的核;换言之在采用双边匹配算法对学生与医院配对后,至少有一组学生与医院实现了帕累托改进。[21][22][23][24][25][26]Abdulkadiroglu and Sonmez(2002),Abdulkadiroglu et al.(2005)研究了美国纽约、波士顿地区公立学校招生与当地学生入学双边匹配问题,提出了TTC(顶端交换循环)机制,主观地给出了优先权,同时满足帕累托最优和预防策略行为的要求;但这种机制更像一种分配机制,而不是匹配机制。[27][28][29]Vate(1989)在研究中指出稳定匹配属于线性规划问题。[30]Roth et al.(1993)对稳定匹配的线性结构进行了证明。[31]张米尔、王德鲁(2003)利用项目成功因子、投资机会与投资主体特征建立匹配矩阵,帮助企业进行项目选择决策。[32]曹国华、胡义(2009)利用G-S算法设计了风险投资家与创业者的双边匹配模型。[33]陈希、樊治平、韩菁(2012)针对考虑关联性指标的双边匹配问题给出了Choquet积分的市场设计方法。[34]陈希、樊治平、乐琪(2010,2013)基于公理设计,万树平、李登峰(2014)基于TODIM方法设计了风险投资商与投资企业双边匹配决策方法。[35][36][37][38]

      到目前为止,尚无人将市场设计引入区域经济和宏观经理领域。或许是因为双边匹配的弱占优(weak dominant)一直困扰着学界,阻碍了市场设计学与区域经济学的深度融合。双边匹配的弱占优是指现行的算法均是率先发出邀约进行匹配的一方满意而另一方不甚满意的局面,即“单边满意”,引致匹配结果不稳定。本文考虑产业转移过程中不同主体(企业与开发区)的策略行为,通过互动式合作博弈,内生给出优先级,设计“双边优先级匹配”算法(Two-sided Rank Matching),兼顾效率与公平,使双边匹配结果更加稳定。

      二、基于双边匹配的市场设计——“区位”自身比较优势的自我挖掘

      政府做“小”并不一定等于市场做“大”,政府去行政化后退出的“领域”并不等于市场就会自动地成长和繁荣起来,价格机制的自动调节无法迅速实现市场出清,地方政府与垄断企业的合谋引致我国工业地价出现零地价、负地价等一系列价格失灵现象;换言之,市场要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需要一种设计,需要一定条件,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种状态,需要一个平台。单纯依靠政府宏观调控或者市场对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来解决我国产业转移问题都是比较困难的。政府不可以决定资源配置,但政府可以干预市场,设计市场。本文试图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由政府牵头设计和营造市场平台,以市场平台促进各利益主体按照自愿原则达成交易,形成企业与开发区稳定配对的交易规则,促进市场作用与政府职能有机统一,实现从政府“入口”到市场“出口”的合作博弈,走一条以常态化机制驱动产业有序转移、结构调整的新路子。

      (一)基本定义与算法

      设

表示第i个企业,i=1,2,…,n;

表示第j家开发区,j=1,2,…,m;开发区

可招商

家企业。第i个企业考虑开发区j所处区域的集聚经济、产业集群程度、消费者偏好、市场潜力、地区技术进步率以及基础设施状况等指标后在计算机原型系统中输入自身关于开发区集合的一个偏好序清单

。第j家开发区在研究拟入驻本园区的企业i的信用、达产后年税收额、所属行业、就业带动效应、污染物排放水平、土地出让价格报价、万元产值能耗、投资额、注册资本等因素后也给出拟招商企业偏好序清单

,且两类清单是严格偏好的,即不存在两个同样好的选择。

      “双边优先级匹配算法”的原则是在不同开发区中让优秀的开发区先选择企业;在不同企业中让优秀的企业先挑选开发区,以达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本文的优先级设计思路如下,让所有企业偏好序中被选为第一名次数最多的开发区排在优先级第一位,让所有开发区偏好序中被选为第一名次数最多的企业排在优先级第二位,让所有企业偏好序中被选为第一名次数第二多的开发区排在优先级第三位,让所有开发区偏好序中被选为第一名次数第二多的企业排在优先级第四位,以此类推,设定优先级。如果被选为第一名次数相等,则比较被选为第二名的次数,仿此继续。优先级数学定义如下:

      

      第一步:优先级排名第一的开发区p向他偏好序清单中排名前

的企业发出招商邀请,并形成匹配对。

      第q步(开发区选择):优先级排名第j的开发区

向他偏好序清单中被其选择次数最少的企业中排名第一且不在

已匹配清单中的企业

发出邀请,

;若

偏好序中不含有

,则

拒绝

,接下来分成两种情况讨论:

      1.当p连续被拒绝的次数等于其偏好序中企业的个数时,执行第q+1步;

      2.

重复第q步,仿此继续,直到

偏好序中含有

。接下来再分成两种情况讨论:

      1.若p未匹配满

个企业,再分成两种情况:

      

      3.若上述1或2改变了

的匹配结果,则重复第q步;若未改变(本次不计邀请数),检查是否执行完第m+n步,若未执行完,则继续执行第q+1步,即下述第q步(企业选择)。

      直到执行完第m+n步,则算法终止。

      

      直到执行完第m+n步,算法终止。

      (二)企业偏好序清单生成

      偏好在合作博弈中就是需求。由于“区位”带有明显的空间属性,本文使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相关方法实证探究企业在区位选择时对开发区的偏好。Tobler(1972)提出了地理学第一定律,任何事物在空间上都是关联的;距离越近,关联程度就越强;距离越远,关联程度就越弱[39]。经典回归模型可能由于忽视残差项引起的空间自相关而造成有偏估计。Anselin(1988)通过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克服空间自相关,并使用最大似然方法分别对空间滞后(SAR)、空间误差(SEM)以及空间杜宾(SDM)模型进行参数估计。[40]本文借鉴Lesage提出的基于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方法(MCMC)对空间计量模型的贝叶斯估计,以我国内地31个省域单元为空间样本,设每个区域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为被解释变量(企业在某一个区域选址建厂必然会给该区域带来资本的增加,所以本文使用该指标刻画新增企业的区位选择),各区域全社会投资额、职工平均工资、铁路营业里程、技术市场成交额、工业用地出让价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数量为解释变量②(根据本文第一部分的文献综述,上述指标是厂商选址时比较看重的),以Rook原则③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并对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描述性统计见表1,估计结果见表2。

      

      Madigan和York(1995)介绍的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模型组合方法(MC[3])可以被用于非空间回归模型比较。[41]LeSage and Parent(2007)提出了

的空间回归模型版本。[42]该方法通过两个模型在抽样时得到的一列“对数—边际”值计算模型的后验模型概率。空间回归模型的接受概率分别为两者模型后验概率的比例。本文模型后验概率比为SAR∶SEM=0.086∶0.913,SEM∶SAR=0.913∶0.086,SEM∶SDM=0.999∶0.0001。由于SEM的后验概率远高于SAR或SDM,因此接受SEM而拒绝SAR或SDM,故采用空间误差贝叶斯模型。依据空间误差贝叶斯回归的参数估计结果,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更加看重该区域的全社会投资额、职工工资水平、技术市场情况和工业用地价格,其中工业用地价格与企业选择决策负相关。

      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我们构建了企业对开发区的指标评价体系(表3)。为了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在机制设计过程中就要充分尊重企业意愿并激发市场活力,让企业自主选择开发区,尊重企业在区位选择以及产业转移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表3仅作为厂商选址的参考。双边匹配机制是一种直接机制(Roth,1982)[21]。它要求企业真实报告他们对开发区的偏好,剔除不可接受的区位集合,将“心仪”的开发区进行排序,最终得到企业对开发区的偏好序清单

      (三)开发区(地方政府)偏好序清单生成

      由于我国的开发区大多是由地方政府主导,所以开发区对企业的偏好序清单也是地方政府的偏好序清单。地方政府偏好序清单的生成分为两步:首先,开发区管委会(地方政府)依据国家区域规划(土地指标)和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选择适合本地区发展的主导产业;其次,在剔除不符合本区域产业类型的企业后,再对符合本区域产业类型的申请入驻企业进行评价。根据第一部分的文献梳理,地方政府主导的开发区在进行招商引资时更看重企业的经济效益,以便在“晋升锦标赛”中占据优势地位,所以开发区生产总值是地方政府考核开发区管委会的重要指标,而依据本文第一部分的文献综述,入驻企业的收入情况、集聚程度、用工情况、缴税情况、贸易情况有可能对开发区生产总值产生影响,自然可能成为开发区招商引资的考虑因素。本文选取我国97个开发区2012年数据作为统计样本④,以开发区生产总值(GDP)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区内企业的技术性收入(PAT)、企业个数(集聚程度)(CLUSTER)、年末从业人员数(LABOR)、税收收入(TAX)、出口贸易额(TRADE)作为解释变量,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探究开发区在招商过程中对企业的指标选择偏好,为科学合理构建开发区对企业的偏好序清单奠定经验性基础。为了减少异方差,本文首先对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又因为不同开发区之间并不直接相邻,所以本文以Distance=500公里为阀值,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分别使用OLS、SAR和SEM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描述性统计见表4,估计结果见表5。

      

      

      由误差项引起的空间自相关Moran's I(error)⑤检验P值为0.231,接受不存在空间自相关的原假设,所以模型估计形式不再需要空间计量手段,OLS回归即可。就业人数(LABOR)、税收收入(TAX)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的T检验;集聚程度(CLUSTER)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T检验;模型拟合优度达到了0.919,F统计量为203.61,模型整体效果较好。集聚程度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我国开发区已经出现了规模收益递减的状态,但程度较轻,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开发区内企业过度集聚、资源错配和产业同构造成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而就业和税收的回归系数不仅显著而且分别达到了0.728和0.361,说明这两个指标是地方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在招商引资和对企业进行筛选过程中最为偏好的企业属性;技术性收入(PAT)和出口贸易额(TRADE)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这两个变量目前对我国开发区地区生产总值贡献不明显,我国的高新区虽然叫“高新”,但整体创新能力不足,那么地方政府在招商过程中更应偏好这两项指标来弥补短板。依据表6的实证结果,本文构建了如下开发区对企业选择的指标评价体系(表6)。开发区可以根据该指标评价体系为企业从高到低排名,从而生成开发区拟招商企业的偏好序清单

      (四)双边匹配算法的最优解

      

      

      

      (1)式是线性规划的目标函数;(2)式的约束条件代表一个企业只能进驻一家开发区;(3)式的约束条件代表同一家开发区所招商的企业总数不可超过其土地规划指标。因为(1)—(5)式是含有mn个变量的0-1整数规划,又因为(2)式和(3)式的约束条件,所以它的可行域最多由n个可行解组成。由于可行域为n维向量空间的多面凸集,则如果可行域非空,那么目标函数的最优解在可行域的顶点处取得。显然,

为(1)—(5)式的可行解之一,则整数规划(1)—(5)式可行域非空。因此,由式1确定的目标函数在可行域某个可行解取到最大值,即整数规划(1)—(5)式必存在最优解。

      三、京津冀产业转移市场设计流程

      河北和天津的开发区借助官方网络平台定期发布承接产业转移的开发区名单,确保北京的企业能够获知开发区所在地的市场潜力、交通区位、功能定位、地块出让价格、配套基础设施状况、基本规划信息、税收政策等,从而使得双方能够在对称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双边匹配。确认参与当期匹配活动的开发区在全国统一的集中匹配中心开通面向企业的申请通道。当发布一期承接开发区名单时,同时设定企业注册截止日期,规定在截止日期之前,有意愿参与当期匹配交易的北京企业必须在匹配中心网站上进行基本信息注册。提交注册信息的北京企业务必接受津冀地方政府或开发区管委会对其材料真实性与信用信息的验证与审核。一方面,企业需提交可证明其经营资质和信用状况的包括工商执照、税务登记备案、行政许可、产品、技术、服务、管理体系的资质资格认证与证书,另一方面,企业需提交包括投资额、雇佣劳动力数量、能耗水平等信息的投资方案,以供地方政府或开发区管委会对申请企业进行评价排序。企业与开发区的偏好序清单的生成过程可参照本文第二部分。双方务必在截止日期之前递交对彼此的偏好序清单。在双方偏好排序清单递交完毕后,设置在全国集中匹配中心的计算机原型系统运行多对一双边匹配算法,企业与开发区等待匹配结果。在双边匹配算法运行完毕后,企业与开发区登录网站查询匹配结果。确认匹配结果后,开发区、地方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分别和企业双方签订《匹配确认书》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从区域经济层面看,中央政府通过双边匹配的市场设计,建立全国统一的集中撮合匹配中心,能够突破行政边界刚性约束的羁绊,打破地方政府利益固化的藩篱,破除阻碍产业有序、梯度区际转移的机制障碍。在我国,尚无人将双边匹配引入产业转移理论。双边匹配的市场设计由各地分散市场变为区域集合交易,政府可以通过区域统一的信息发布和匹配交易平台改变中小企业信息不对称的结构性扭曲,引导产业区际有序、梯度转移,调整我国产业布局模式,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双边匹配的市场设计使得地方政府的比较优势得到自我挖掘和自我实现,帮助地方政府认清本区域的发展潜力,从而使其更加理性地选择地区主导产业,防止区际恶性竞争、产业同构,避免区际矛盾,克服盲目“上项目”的从众心理,化解产能过剩、重复建设等经济顽疾。

      从微观经济层面看,匹配则意味资源配置得到了优化。市场设计是一个平台,是一种机制,是一项条件,将企业区位选择与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有机结合,将市场作用与政府职能有机统一,有效地消除了市场主体由于独自搜集信息造成的成本浪费和信息的非对称性,能够防止策略性行为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政府与企业合谋带来的效率缺失。双边匹配的市场设计不是以价格为导向的交易机制,而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交易机制,更加利于有序的市场化竞争。它不仅适用于京津冀地区,在全国范围内同样适用。我们希望能够为市场设计学在宏观经济与区域经济领域打开一扇窗户。

      ①表示相对于

更加喜欢

,即在

的偏好序清单中

排名更加靠前。

      ②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其中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为2012年数据,其他变量为2011年数据,原因在于:2012年新建企业会考虑上一年的经济影响。

      ③Rook原则:两个省域单元拥有共同的边记为相邻,否则记为不相邻。

      ④数据来源:《中国开发区年鉴2013》。

      ⑤用于检验残差项空间自相关的统计量

,ε为残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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