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中国外贸战略模式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改革开放论文,外贸论文,战略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后，在理论界国际贸易“引擎”说和一些国家和地区凭借外贸出口鼓励使经济发展获得成功的诱导下，我国自觉不自觉地采纳和推行了“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不遗余力地扩大外贸出口，对国外需求拉动本国经济增长寄予过高的希望。但是，理论上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有优点，同时也存在明显不足之处，实践上施行该模式的国家的成功并不具有普遍性。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具有自身的特点，简单照搬国际上流行的某一模式（甚至是成功的模式），施行全面的出口导向模式，过分依赖外需，不能说不有失轻率，因为庞大的国内市场始终是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一、中国外贸出口的竭力推进
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对外贸易实行统制，对外贸易仅仅作为互通有无、调节余缺的手段，以促进国民经济实物构成的改变、调节经济比例关系。这一时期我国的外贸体制是由国家外贸部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其直属外贸总公司统一经营、统负盈亏的制度。这使我国长期处于国际经济循环系统主流之外，对外经济交流的渠道单一、范围窄小、速度缓慢、商品种类和规模都很小，进出口贸易额每年仅几十亿美元，最高的年份也不过150亿美元左右，进出口产业（产品）结构变化也十分迟缓。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在对外贸易方面进行了一系列体制性改革，从外贸机构的设置、外贸法律法规的制定、外汇管理制度和关税制度的完善、外贸企业的培育以及进出口通关、进出口商品检查检疫程序和标准的制定等等，都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改革的方针主要是群策群力，鼓励出口，提高经济效益，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对外贸易（尤其是外贸出口）软、硬件环境，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外贸出口机制。在外贸政策的促进下，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速度很快，外贸规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06.4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为97.5亿美元，到2000年这两个指标分别达到4742.9亿美元和2492亿美元，后者是前者的约23倍和25倍，年均递增分别为15.3%和15.9%，成为世界第7大贸易国，外贸依存度（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为43.9%，出口依存度为23.1%。外贸出口结构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原来的以资源及其初加工产品出口为主转变为现在的以制成品和成套设备出口为主。
在20多年的外贸促进过程中，我国始终将出口鼓励放在首位，千方百计扩大出口量，一系列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的外贸体制改革无不是为此而进行。虽然国家并没有明确说明采取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但在具体的实际操作过程中走的基本上就是竭尽全力为出口的路子。当然，我国出口鼓励的一系列行为并没有白费，努力的结果是：80年代我国进出口贸易10年中有7年是逆差，2年顺差，1年持平，但到了90年代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整个90年代中，除了1993年外，其余9年均为顺差。出口的扩大和外贸顺差的实现，当然并非坏事，然而这并不等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并不能解决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切问题，特别是不能解决如中国这样发展中大国的根本问题。
二、出口导向战略模式的正负效应及其实证分析
既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执行了竭尽全力扩大外贸出口的政策，自觉不自觉地采纳了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这种发展模式的理论和实践作一些考察和研究，研究它的优点和弊端，研究世界范围内采取这种模式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进展情况，及其与这些国家和地区本身特征的相互关系。由此可以对我国是否应该采取全面的出口导向模式，是否应该继续执行竭尽全力为出口的政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在国际贸易中，发展中国家可以选择的外贸战略模式不外乎三种：一种是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即以发展中国家具有优势的初级产品的大规模出口来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一种是进口替代模式，这种模式的要点是以国货的供给和消费代替其进口，重视发展民族经济，建立国家独立和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另一种就是出口导向模式，这种模式有时也称为出口替代模式，核心思想是以制成品的出口代替初级品的出口。通常，实施进口替代模式的国家或地区被称为内向型经济，而实施另外两种模式的被称为外向型经济。所谓外向型经济，指的是以出口为龙头来带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增长和发展的经济型式。对大多数国家来讲，一般指的是出口导向模式。
理论上通常认为，以出口鼓励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将本国产品置于国际竞争的环境之中，其优点比较显著，主要是：
首先，为剩余商品或闲置的生产资源提供出路，扩大就业量，提高要素的利用率，给本国带来经济福利；可以使国内优势生产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和合理配置，更多地享受国际分工所产生的经济利益。
其次，扩大和获取规模经济。国外需求的扩大刺激了出口行业生产规模的扩张，于是可以更好地实行劳动分工，充分利用机器设备，改革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以及进行创造发明，从而获取适度规模所带来的各种效益。每一个产业和行业甚至产品都有一个大致的适度规模，适度规模时的生产，其经济效益最好，称为规模经济；小于或大于适度规模的产品生产，其成本一般高于适度规模的状况，因而其效益也相对较小甚至没有效益。通过扩大出口，可以使生产达到适度规模，获取规模经济的好处。
第三，在外汇收支上着眼于“开源”，能赚得更多的外汇，以支持和扩大必要的国内进口，例如先进技术、关键的短缺物资或商品。
第四，便于及时掌握新信息、新知识和新技术，树立商品经济意识、竞争意识等新观念，培养新型经营管理人才。
然而出口导向模式也有如下缺陷和不足之处：
首先，历史资料表明，全球及各国经济并不是稳定增长，而是循其逐渐递升的长期趋势周期性地上下波动的。西方经济学家熊彼特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经济周期可分为50年左右的长周期，9～10年的中周期，约40个月的短周期，每个长周期包括6个中周期、每个中周期包括3个短周期。引起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消费不足与储蓄过度、经济结构失调、资本存量调整、技术创新、纯货币危机等等。依赖大量出口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增加了本国经济的对外依赖性，容易受国际经济形势所左右。使本国经济发展随世界经济起伏变化而趋于不稳定，从而产生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其经济总规模一般较小，虽然外资出口额和外贸总量不大，但外贸依存度往往较高，其经济发展更容易受到国际经济周期性波动和偶然性突发事件的影响和干扰，而且波动幅度更大。
其次，产品出口受到国际市场的很大限制。理论上，在某一特定时期，世界人口总量是一定的，世界总购买力和市场总需求也是一定的，因而世界市场具有一定的限度。产品出口要受到国际市场总需求的制约，况且国际贸易保护始终存在，只是强弱程度因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产品有所不同而已，加之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的竞争能力不强，例如成本高，质量无优势等，要扩大国际市场困难重重。
第三，大量出口，势必要与别国对有限的国际市场进行激烈的争夺，引发与其经济摩擦，导致各种贸易战，而且大量出口集中于某一国，影响到进口国民族经济的某一产业、行业或产品正常发展时，会遭到该国坚决抵制，直接影响出口国出口行业与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四，由于出口商品的成本和价格较高等原因，出口导向模式并不见得一定会带来高的生产效率。如果为刺激出口，出口补贴和退税政策实施力度过大，则企业得利、国家受损的情况，并非不会出现。
此外，出口导向发展模式还会改变出口国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这些结构的变化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向。一个方向是向坏的方面变化，即区域经济差距扩大，贫富不均导致两极分化，产业二元性加强；另一个方面是向好的方面变化，即区域经济分布趋向均衡，居民贫富差距缩小，传统产业技术层次得到提高，向现代化转化的速度加快，产业二元性趋向减弱。究竟向哪个方向变化，则取决于出口国家的特征和国际经济环境。
从国土面积和总人口的角度来划分，发展中国家大致可以分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和地域狭小、人口总量不大的小国（地区）。出口导向模式对发展中大国和小国（地区）的作用不是相同的，而是有区别的。就发展中小国（地区）而言，由于它市场总容量较小，如果仅仅局限在本国或本地区的市场，则其几乎所有产品的生产难以达到适度规模，其经济要有大规模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它只有采取出口导向模式，积极扩大外贸出口，占领一部分国际市场，才能使产品生产达到适度规模，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经济取得长足的发展。因此全面对外开放，采取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是它唯一的选择。对于发展中大国来说，其庞大的国内市场容量足以支撑任何一种产品达到适度规模，而完全不依赖于国外市场需求。因此，大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出口导向模式并不是它的唯一选择。
由于发展中大国国土面积广大，人口众多，外贸出口只能直接作用于其一部分地域和一部分人口，不可能直接影响到全部国土和人口，而且通常发展中大国区际经济和技术差距较大，其经济较发达区域产品竞争能力强，往往占了外贸出口量的绝大部分。由此，外贸出口主要与发展中大国的较发达地区关系密切，其好处主要被较发达地区所得，而落后地区则往往从中得益很少。这样，出口导向模式趋向于促使发展中大国的区域经济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经济二元性的加强。发展中小国（地区）则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一定量的外贸出口就可以直接影响到其全部地域和人口，且好处被全地域和全部人口所获得，出口导向模式趋向于促使发展中小国（地区）的区域经济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经济的二元性减弱。
综上所述，出口导向模式的好处对小国（地区）表现显著，其弊端对大国表现显著：出口导向模式的中性作用方面对大国表现为弊端，对小国（地区）则表现为优点。因此，全面的出口导向模式对发展中小国（地区）是必要的，有利于促进其经济快速增长，利大于弊；对发展中大国则难以起到相同的作用，收到相同的效果。
从实践方面来看，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几个国家（地区），大力推行出口导向模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如表1所示，在所有这4个国家和地区里，制成品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重都远大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数，香港、台湾和韩国更是高达85%以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制造业产量的增长都比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数快得多，香港、台湾和韩国出口的增长更为迅速。
表1 4个推行出口导向模式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1960～1979年） 单位：%
1960～1979年的年均增长率
国家或地区
人均国民
制造业
出口
制成品出口占商品
生产总值
增加值
出口总值比重(1978)
中国香港 7.09.3[b]
10.597
新加坡
7.411.2
7.346[d]
韩国
7.117.7
30.189
中国台湾 6.6[a]
14.8[a]
17.1[a]
85[e]
所有中等收
入国家平均3.86.85.836
注：a.1960～1978年；b.1964～1977；d.包括占新加坡出口总值将近30%的加工矿产品和燃料；e.1977年。
资料来源：（美）马尔科姆·吉利斯等著，《发展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
在施行出口导向战略过程中，这几个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了一些刺激和鼓励出口的措施和政策。亚洲“四小龙”之所以要促进制成品出口，实行出口导向模式，是因为它们舍此而外别无出路。由于其贫乏的自然资源不能满足国内生产的需求，国内市场又有限，形不成具有经济性的生产规模，因而这些国家和地区才不得不转向外界去寻求自立的增长。
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实施出口导向模式真正成功的国家并不多，并且获得成功者都是一些小国（地区）。例如亚洲“四小龙”，其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都不大，韩国是它们中最大者，土地面积也仅9.9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过4554万人(1996)。在这些较小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中，出口导向的全面外向型政策，在促进新的出口产品增长，从而使经济多样化方面，在促进工业化和国民收入的增长方面，以及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实际工资和提高农产品价格，从而使更多的人分享增加的利益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如果说出口导向战略在亚洲成功了，或者只能说在一些小国（地区）成功了，那么是否在所有国家都会成功呢？尤其是在大国也能成功呢？由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原因，未必都能成功，尤其是大国借此成功的疑问更大。
巴西是个地阔人众的发展中大国，从1968年到70年代初起，巴西实行了幅度较小、但却有规律的货币贬值和竭力刺激出口的政策。这些政策同逐渐减少进口保护的政策一起，稳步提高了对出口的相对刺激。在60和70年代的一些年份里，巴西由汇率、津贴、关税和配额升水合在一起计算的制成品出口的实际汇率高达73.2%～107.9%，只比韩国同期的同一指标略低。与此相应的是，1964～1977年间，巴西出口量几乎每年增长9%。1965～1977年间，其制成品在出口总值中所占比例增长了2倍，1977年为26%，1978年达到34%。由于巴西的经济规模较大，其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太引人注目。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仅稍稍有所提高，1964年为6%，1977年达8%。因此，尽管其出口迅速增长，但仍只是一个庞大经济中的一小部分。然而，由于出口对收入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影响必然地受到限制，而且限制在经济的先进部门和先进地区之内，因此它没有对改善巴西极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状况和极不均衡的区域经济差距状况做出贡献，事实上，它的作用刚好相反，而是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和区域经济差距。这期间（即1960～1979年推行出口导向战略期间）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4.8%，仅略高于所有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数，远低于亚洲“四小龙”同一指标7%左右的速度。巴西作为一个大国，出口导向对其经济发展没有引起如亚洲“四小龙”那样广泛的结构上的改善和进步，也没有引起同样的增长高速度。
日本在“二战”结束后宽松、良好的国际环境下，积极推行出口主导型战略，赢得了50和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但在7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开始面临困难和新环境的情况下，没有及时调整发展战略，而是继续坚持施行出口导向模式，导致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不断发生和积累，终于使经济长期陷入困境，整个90年代其经济增长始终在低位上徘徊不前，至今一直未能真正得到恢复。因此，从日本实现出口主导型战略的实践来看，不能说它是完全成功的。
三、中国出口导向模式的实施效果评价
不能否认，外贸出口作为国际贸易的一部分，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对外开放的基础和载体。它对改变我国过去封闭的经济运行状态，形成对外开放的新局面，对学习新知识，接触新事物，赚取外汇，平衡国际收支，获取因国际分工而形成的比较利益，促进全国经济增长，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是，外贸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大。改革开放20年接近10%的经济快速增长，起主导作用的并不是外贸出口，主要的贡献应归功于始终旺盛的国内市场需求。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我国国内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很大，以致几度形成全国性经济“过热”，为此中央政府不得不运用行政的、经济的和法律的综合手段，限制投资规模和集团消费，使过热的经济“降温”。正是这种庞大的国内市场扩张对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起了主要的、关键性的作用，外贸出口所起的作用是间接的，仅仅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燃料，不是“引擎”。
外贸出口的扩大虽然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拉动作用，但同时其负面效应也逐渐显现出来，并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首先，随着外贸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的确加深了。改革开放初期到80年代中期，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在10%～20%之间，80年代中期到末期上升到20%～30%之间，90年代我国外贸依存度均在30%以上，1994年和1995年两年超过了40%，2000年则达到了历史新高：43.9%，如图1所示。世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或由偶然性突发事件引起的波动对我国的影响力度增强，使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稳定程度也随着加大。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突然降临，东南亚诸国、韩国、日本进口量迅速减少，亚洲经济增长急速滑坡。我国对外贸易增长受此影响也大幅下降，1998年进出口总额与上年相比竟出现负增长，外贸出口只略有上升，增速急剧回落，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连续三年在增长趋势线下运行，国内生产总值增幅1997年为8.8%，1998年为7.8%，1999年为7.1%，呈逐年下降态势，到2000年这种下滑的趋势才有所遏制。需要指出的是，在亚洲金融危机袭来后，我国经济增速之所以没有出现与对外贸易同样大幅度的跌落，没有出现象东南亚国家、韩国等同样的急剧萎缩，是因为我国庞大国内市场支撑的结果。
图1 中国的外贸依存度（1978～2000年）
其次，由于国际市场的有限性，以及世界各国贸易保护的普遍性，我国一些行业和产品例如服装、鞋袜、纺织品等的出口规模受到了很大限制，以致造成大量库存积压，不得不由中央政府下令，缩小其生产规模，如对棉纺织品的压锭限产就是一例，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我国相关轻纺行业的发展。同时，一些国家或国际组织，例如欧洲联盟和北美发达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等，频频用反倾销等手段，限制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入，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摩擦加剧。
再次，与其它发展中大国相类似，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较大，东部地区发展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发展水平较低。改革开放20年来在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我国区域经济差距和居民贫富差距都在扩大，经济二元性趋于加剧。这种状况的出现，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外贸出口鼓励和出口导向模式的推进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基础雄厚，生产工艺先进，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水平较高，劳动力素质较好，金融业发达，资金比较充裕，技术创新能力较强，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较高，改革开放以来享受了国家赋予的诸多优惠政策，但能源、矿产和土地资源相对短缺。中西部地区的区情与东部地区相比较刚好相反，除能源矿产资源丰富、国土面积广阔、低素质的劳动力更加富裕外，其它方面例如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科技水平、劳动力素质、资金拥有量、技术创新能力、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等，都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地域经济分工的状况是：东部地区主要是生产和输出精加工、深加工和附加值大的制成品，而中西部地区主要是生产和输出自然资源及其初级加工品。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是以农牧产品和工业初级加工品为主，制成品所占比例不大。这期间中西部地区出口比例较大，从中得益也较多。但是，出口导向模式是以制成品的出口代替初级品为宗旨和目的的，国家整个出口鼓励的政策是刺激制成品出口，限制初级品的出口，例如中国进出口银行就是专门为机电和成套设备等货物的出口提供贷款和风险担保而设立的。在国家外贸政策的诱导下，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过去的初级品为主、制成品为辅，改变为现在的以制成品为主、初级品为辅。从国民经济的宏观利益来衡量，国家的这种出口鼓励政策无可厚非，但具体到区域利益上则形成了苦乐不均的状况，因为制成品生产是东部地区的优势所在，国家出口导向政策实施的结果是东部地区外贸出口及其得利比例上升，中西部地区外贸出口及其得利比例下降。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进出口总额和出口额的比重均在90%以上，中、西部地区总和则不足10%，表2是1998年的情况。
表2 1998年三大经济地带外贸额及其比例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数额
比例
数额
比例
数额
比例
全国 3239.3 100
1837.6 100
1401.7
100
东部 2935.3 90.6
1658.6 90.3
1276.7 91.1
中部 197.3
6.1
122.5
6.7
74.8
5.3
西部 106.7
3.3
56.5
3.1
50.2
3.6
单位 亿美元
%
亿美元
%
亿美元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1999》。
更应值得注意的是，东部地区由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优势，以及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时间较早，而且其程度更大、进展更快，吸引了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大规模进入，外商实际直接投资占了全国的绝大部分，表3是1998年的情况。这在增强东部经济实力的同时，更提高了其技术水平和层次，制成品生产的优势更加突出，因出口导向模式对制成品出口的鼓励，东部出口规模和比例越来越大，从中得益也更大，形成了有利于东部地区的良性循环：制成品出口→外汇收入增大，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区域经济实力增强，技术创新→制成品开发→制成品出口扩大。中西部地区则刚好相反，在出口导向模式的作用下外贸出口比例日渐缩小，从中获益也越来越小。这实际上促进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的扩大，也加剧了其区域经济的二元性。从1978年到1996年，东部地区GDP占全国比重由52.63%上升到57.92%，上升5.29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同期同一指标分别由31.02%和16.34%下降到27.98%和14.10%，分别下降了3.04个百分点和2.24个百分点。
表3 三大经济地带外商实际直接投资额及其比例（1998年）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单位
数额 4546275
3949012
442022
137355
万美元
比例
10086.9%
9.83.0
%
注：全国总计包括部门统计数据，故东、中、西部地区相加不等于全国总计。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1999》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索洛(Solow)有一个著名的结论，即要素的规模报酬不变，而且投入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从而可能导致长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起始水平负相关，进而可能出现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增长速度趋于收敛的结果。在从1952年至1995年长达44年的发展中，中国长期的规模报酬不变和边际效用递减是存在的，但是整体上经济增长率与经济水平并没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经济没有趋于收敛和融合，而是出现了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内部呈现出索洛增长模型的特殊现象，即东、中、西部地区按照各自不同的“中心轨迹”向前发展，三大地带内部各省、市、区经济发展趋于收敛和一致，经济地带之间相关性反而不大。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从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开始的，其最有说服力的一个解释是：外贸出口鼓励政策的实施使东部地区更多地参与了国际经济循环，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道路。
伴随着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的扩大和经济二元性的加剧，其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差距也相应地拉大。据测算，从1985年到1995年，虽然全国各个省、市、区人均收入的绝对数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增加了2.66倍至5.50倍不等，但是其相对水平（以全国为参照系）的变化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趋势，东部地区除辽宁省外，其它各个省、市、区人均收入的相对水平都提高了，而中西部各省区人均收入的相对水平全部呈下降态势。1985年人均收入最大的上海市是人均收入最小的甘肃省的2.96倍，到1995年扩大为4.75倍。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从1984年的0.30上升到1995年的0.415，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的数据是0.45。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全面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在中国的实践并不是很成功，它虽然对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但是负面影响也相当大。
一般而言，地小人少的小国（或地区）在施行了一个时期的进口替代政策、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转向全面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是适宜的，实践证明也会获得成功。但是如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大国片面强调和全面推行出口导向模式和外向型经济战略，是不完全适宜的，实践证明也是不完全成功的。因为其拥有众多的人口，广袤的地域，资源赋存在总量上也具有一定的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国内市场的定位和作用将越来越大，内需规模会不断扩张，这种大国特征反映了建立相对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客观必然性。大国规模为此提供了市场和资源的保障，并为各产业的规模经营提供了经济可能性，而且通常发展中大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其本身的相对优势和特色迥然不同，因而各地区的发展模式不能简单地套用出口导向一种模式，因此经济发展必须主要立足于国内，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搞出口导向的总体战略。然而，这并不是否定对外开放，不是不要出口鼓励，而是应当采取行之有效的手段，来鼓励和扶植出口企业的发展，并在有条件的区域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即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从而积极、稳步地增加我国经济的“外向型”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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