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浪漫主义思想具有关怀人性、追求理想、批判现实的精神气质，但浪漫主义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因而超越浪漫主义，也是青年马克思新世界观构建的一个路径。青年马克思超越浪漫主义，建构新世界观之路经历了在“诗歌幻境”中与浪漫主义结下不解之缘；在“异化现实”的痛苦中开启对浪漫主义的批判；在“实践反讽”的基础上超越了浪漫主义这3个阶段。3个阶段的深化促使马克思走向历史深处，批判继承了浪漫主义思想的合理因素，并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生产活动出发，将实践引入新世界观建构中，实现了对浪漫主义的方法论、人性观与历史观的全面超越。
关键词：青年马克思；新世界观；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最初是在文艺作品中运用的一种文艺创作方法，本义在于主体内部的精神世界所追寻的生命本真，其语言激情奔放、手法极具夸张，蕴含着丰富的想象力，用以抒发人们渴望自由、回归自然的强烈情感，表达了一种追求理想世界的美好愿望。由于立场、观点不同，浪漫主义者在如何解决现实矛盾这一问题上因而形成了相反的两派。一是“积极的浪漫主义”，他们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剥削阶级，以激烈昂扬的语调批判现实、宣扬美好生活，主张面向未来，具有激励人们改造现实的动力作用。马克思年轻时所拥有的浪漫主义情怀便是一种积极的浪漫主义，这一点在他的诗歌中可以体现。二是“消极的浪漫主义”，他们不仅对未来不抱希望，而且也没有勇气面对现实中的种种罪恶，甚至试图逃离现实，把“过去”视为避难之所，主张回到那种与世无争的原始自然状态。浪漫主义思潮对人性、自由、精神与理想的崇高追求吸引了无数追随者，青年马克思也深受影响，他继承了浪漫主义的积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用无产阶级的“实践反讽”实现了对浪漫主义“精神反讽”的扬弃与超越。马克思的“实践反讽”作为一种方法论，坚持实践作为历史的生成运动，不仅具有指向现实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还具有指向无限未来的超验性规定，实践由此成为统一理想与现实、精神与物质的中介。青年马克思正是在经历了对浪漫主义的沉迷、异化现实的痛苦与迷茫后，运用无产阶级的“实践反讽”，实现了对浪漫主义思想超越。
一、在“诗歌幻境”中与浪漫主义结下不解之缘
浪漫主义思想具有自身的精神品质。首先，它体现了对人性的关怀。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以其惊人的外表直接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潜藏的内在矛盾。理性与科学促进了经济的进步，却也同时使人的道德、情感退化。大机器生产方式压抑着人性的欲望，给人们铐上了精神的枷锁，没有自由，没有激情，有的只是冰冷。浪漫主义对这一现实极为不满，他们赞扬人性，重视人的情感需求，尤其是爱情。其次，它追求无限、永恒和绝对。人的矛盾性体现在对此岸世界的无力和对彼岸世界的向往。现实往往是有限的、暂时的和相对的，尤其是在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下，人们无法在现实中看到美好和希望。浪漫主义者们在有限的现实中追求无限，试图将人们从黑暗腐朽的社会中解救出来，他们在卢梭的引领下高呼着“回归自然”的口号，以诗歌和绘画等形式，用充满激情的夸张手法描绘了理想中的美好未来，实现了对现实的超越，从而在精神中把握了永恒和绝对。再次，它具有批判现实的特质。生产方式的革新以及阶级结构的变化无不改变着人的价值观，资本作为一种控制力量引导着人们追求物欲、抛弃精神和情感。浪漫主义极其反感物欲横流、精神匮乏的现实世界，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倡导原始自然的生活方式，以诗歌的形式批判现实，实现了对现实精神层面的批判。
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了众多思想家与哲学家，青年马克思自然也不例外。但在青年马克思与浪漫主义关系的问题上不同学者持有不同意见，如罗素就否认浪漫主义在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马克思跟浪漫主义丝毫无缘”“科学的唯物主义”才是他所追寻的目的[1]。而意大利文艺批评家克罗齐却认为马克思实际上就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中存在浪漫主义因素。除此之外，维塞尔肯定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观点本质上是变形的诗歌”[2]，并认为马克思青年时期所创作的、充斥着“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是理解其思想演进的关键所在。麦克莱伦也描绘了一个酷爱诗歌的马克思形象，学生时代的马克思非常热爱文学和艺术，他大量阅读了席勒、卢梭、海涅等浪漫主义者的作品，有一段时间甚至把自己与外界隔离开来，专门研究艺术、创作诗歌。这些观点并不是空穴来风，事实上，在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各个阶段都能或多或少地找到浪漫主义的影子，浪漫主义火种早在马克思学生时代便已深埋，“尤其喜爱浪漫派诗歌”的冯·威斯特华伦男爵、“能够背诵伏尔泰和卢梭”的马克思父亲以及“爱好浪漫主义文学”的中学校长维滕巴赫，都“灌输给了马克思对浪漫主义学派的热情”[3]。
马克思的浪漫主义思想情怀首先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与燕妮的爱情是马克思创作诗歌的最大动力。在保留下来的马克思的六册诗集中，《爱之书》第一、二册以及《歌之书》都是献给他的未婚妻燕妮的，内容以抒情和叙事为主。古今中外，但凡是抒发爱情的有关诗作，都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更何况是处于热恋时期的马克思，在浪漫主义文学熏陶下，马克思将他对爱情的渴望与想象寄托在诗歌之中，聊以慰藉自己与燕妮异地相隔的思恋之苦。《遐想》一诗便充分展现了马克思对浪漫主义爱情的美好向往：“那里——相爱的人儿共同呼吸着心灵之火，感到无比美满幸福，人间的恩怨痛苦都在他们心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绚丽多彩的和谐的新世界”[4]663。然而，这种爱情理想很难存在于现实之中，马克思也明确地知道这一点，但他却没有放弃对爱情的渴望，即使困难重重，他也一如既往地保持热情、勇往直前。马克思的诗歌除了歌颂爱情、倾诉衷肠，还怀有不满现实及憧憬未来的真实情感。他在《钟楼上打钟人之歌》一诗中对人们的生存现状进行了这样的描绘：“一座座房屋正在震颤，人们的心中无比惊惶，他们凝神向外张望，不禁流下热泪两行”[4]556。封建统治下人民群众的悲惨生活引起了马克思的同情，他猛烈批判了这一黑暗的社会现实，除此之外，他还运用夸张大胆的语言，在华丽的辞藻中表达了自己对理想未来的憧憬，如“所有的墙垣和殿堂，都会在时光飞逝中倾倒，它们一旦化为废墟，一个新世界便会崛起”[4]562。
总而言之，青年马克思在诗歌创作中注入了追求爱情、批判现实、憧憬未来等多重精神诉求，包括诗中所使用的“反讽”的表达技巧以及“追求理想和自由”的情感基调，无不闪耀着浪漫主义思想的光芒，马克思与浪漫主义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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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异化现实”的批判中揭示了浪漫主义渴望的虚假性
浪漫主义思潮是人类在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次自我批判，定量思维方式、机械宇宙结果的发现、科学知识发展所带来的人类文化技术性转向、工业化发展以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增长等都是浪漫主义的批判对象，而它用以批判现实的方法所具有的最大特色便是“反讽辩证法”。人类具有指向有限个体和无限流体这两种基本冲动，这两种冲动的相互作用便产生了辩证法，人们对无限的深层需要无法在有限的经验客体中得到满足，便产生会“消灭有限客体”的神圣无意识。由此可见，浪漫主义的反讽是一种具有创造性本质的消灭力量。德国浪漫派反讽理论奠基人施勒格尔认为“哲学是反讽真正的故乡，人们可以把反讽定义为逻辑的美。”[6]在他看来，反讽不单纯是一种修辞学意义上的表达方式，更是一种能够否定现实的创造性力量，人在自己的精神内部，把客观性重新创造为主体性，从而实现主客体的统一，达到精神上的绝对自由。
异化现实与抽象的理性主义理想格格不入，使马克思感到痛苦与迷茫，也促使他担负起寻找异化根源、统一理想与现实的历史重任。从《博士论文》到历史唯物主义确立前，马克思一直将精力集中于批判思辨哲学，缺乏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说明，因而这一时期各个阶段的异化理论都不同程度地含有思辨色彩与浪漫主义痕迹。随着批判领域从宗教、历史到经济的不断深化，马克思与建立自己新世界观的距离越来越近。马克思运用“私有制”“异化劳动”等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面目，同时用无产阶级队伍的革命实践为人类建构了一个“共产主义”王国，通过异化现实对理想社会的理性建构，实现了对浪漫主义思想的超越。
浪漫主义的渴望遇到挫折之后，马克思便开启了对异化现实的批判，而社会中的种种非人现象就是构成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放弃了他在大学初期所持有的 “理想主义”立场，转向了对黑格尔理性主义哲学的研究。1841年3月底，马克思在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的基础之上，完成了极具思辨色彩的博士论文。马克思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首次使用了“异化”这一概念，并着重分析了自然的异化及宗教思想的产生根源，在人与神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继承了古希腊“人高于神”的思想传统，他认为人的自我意识具有至高无上的神性，并以鲍威尔的“宗教是人的自我意识异化”的观点为依据，为伊壁鸠鲁的无神论思想进行辩护。直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才逐渐发现，理性主义原则根本无法对现实中所出现的各种物质利益问题作出解释，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和冲突，于是，在对现实物质利益斗争经验的思考及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下，马克思的思想逐渐从辩证唯心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并由此展开了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的猛烈批判。
浪漫主义者崇尚人性中非理性因素，他们认为只有诉诸感性才能复归人的整体性、彰显人的价值和意义，这无疑是将人性抽象化了。经验科学的发展使人性的光辉黯然失色，高高在上的理性剥夺了人的激情和意志，由理性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无不充斥着虚伪与冷漠，华丽的面具抑制并遮蔽了人的本真，此时，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人们却显得与这个虚伪的社会格格不入，“在我们的风尚中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好像人人都是从同一个模子中铸造出来的：处处都要讲究礼貌，举止要循规蹈矩，做事要合乎习惯，而不能按自己的天性行事，谁也不敢表现真实的自己”[8]12。在卢梭看来，文明只是一种假象，“野蛮人”似乎变成了所谓的“文明人”，殊不知，这种转变正是人类灵魂深处更高层次的堕落。与启蒙运动大肆宣扬理性和科学、排斥人的个性整体性不同，浪漫主义强调维护人的心灵自由和个性完整，试图将社会从虚无主义的危机中解救出来；对工业生产中人的片面发展持否定态度，尤其反感理性对人性光芒的遮蔽，这种整体性思想来源于他们对“一和全”的渴望。“浪漫派的渴望——即在尘世中感受天国之乐的固执欲望，或者在‘万物’中感受普遍的一的固执欲望——这就是这里所翻译的马克思诗歌所具有的共同特征”[7]13。浪漫主义从人的心灵出发，强调人的情感解放与个性完整，试图挣脱理性至上的束缚，这种理想主义的价值追求，对马克思后来人的本质理论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
此外，中国梦的主体是人，没有人本身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必将陷入困境，中国梦也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人的现代化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的副产品，而是其成功的先决条件。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社会现代化必然带动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又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的内在驱动力。
止水位置自上而下分别设在∅244.5 mm技术套管与∅139.7 mm生产套管之间的环状间隙，取水段上部，具体深度为1559.34～1575.08 m。
三、对浪漫主义的方法论超越：从“精神反讽”到“实践反讽”
浪漫主义建造了一座漂浮于云端之上的理想之城，用以安放人们对自由的渴望，但却又无法触及。当时德国社会工具主义横行，人们在工业统治下变成了生产机器，人性在经济现实中不断扭曲，与其真实本质背道而驰、渐行渐远。这时，浪漫主义在“回归自然”的口号下所坚持的从精神层面反抗现实、追求自由与解放的理想，在异化现实的境遇下便显得十分苍白无力。青年马克思终于意识到，一味地将批判矛头指向理性而追求人的精神自由，只会导致理想与现实脱轨，变成无法捉摸的空中楼阁，且无法使“市民社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变革，浪漫主义渴望的局限性就此暴露。
“现在回答你的问题……听好了，在遇到危险时你可以保护自己，而不是哭爹喊娘，吓得尿裤子。”老四走到队尾停下脚步，然后原地向后转，“这也是稍后在第一关你们可能用得到的。所以，看我示范。”
浪漫主义渴望在异化现实中遭受了挫折，它所创造的“思想诸神”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马克思的诗意天堂就此坠落并化为灰烬，而他的任务就是抛弃唯心主义，在唯物主义中寻找新的诸神，“无产阶级”便是这一问题的答案。“由于无产阶级在自己内部把反讽和魔幻的创造力和真正的肉体精神联合起来，因此对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就是解放”[7]58。无产阶级的反讽具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神圣力量，马克思不再从任何精神领域的原则出发，而是通过研究现实的社会、现实的人以及现实的生产，把经济学范畴提升为解释社会矛盾的最高原则，从“哲学共产主义”发展为“科学共产主义”。总而言之，不论是浪漫主义，还是黑格尔理性主义、亦或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都将自身对现实的批判禁锢于精神或理论领域，这种哲学批判方式注定无法将理想与现实和解，只有诉诸于现实的物质力量，用实践践行理论，才能彻底摧毁异化产生的根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5]9。与概念的逻辑演进不同，物质力量不是抽象空洞的，它需要现实的物质载体，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就是能够实现哲学反讽的物质载体，通过不断的革命实践活动来谱写人类生存和解放的诗歌。马克思把无产阶级描绘为解放世界的英雄诗人，哲学力量只有凭借无产阶级这一现实的物质载体才能实际地改造现实，在经历了浪漫主义挫折之后，马克思用无产阶级的实践反讽实现了对异化现实的反抗与超越。
马克思的“实践反讽”具有超越性。浪漫主义对现实的批判并不彻底，但是这种不彻底性是由时代决定的，即便如此，浪漫主义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和批判也起到了给世人敲响警钟的重要作用。青年马克思深受浪漫主义的影响，但是不同于传统浪漫主义的“精神救世法”，马克思认为“只有物质力量才能最终战胜物质力量”。人类至善的追求仅靠浪漫主义的纯粹审美方式是无法实现的，只有通过彻底的革命实践才能成功，马克思从经济事实中发现无产阶级便是这一革命实践活动的积极主体力量，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才能实际地改变现存世界，无产阶级的双脚立于大地，肩负着人类未来的命运。马克思实践反讽的关键就在于“找到能够承担这种重任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便是答案，它具有能够推翻资产阶级、更替社会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神圣性反讽力量。在追求人类社会至善的道路上，浪漫主义者们以诗歌为载体，实现了精神领域的绝对自由，而马克思的超越性在于，他是从实践出发，即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来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正是基于对浪漫主义“精神反讽”的现实超越而构建的。
青年马克思在浪漫主义思想熏陶下，形成了具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性思维，这是马克思探求人类解放的原始动力，同时马克思也在批判与继承的基础上，运用无产阶级的实践反讽法，完成了世界观的“两个转变”，并实现了对浪漫主义人性观与历史观的全面超越。
四、对浪漫主义的人性观超越：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
1843年，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把目光从宗教转向了国家。他敏锐地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政治革命的完成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已经从“同一”走向了“分离”，二者在资本的统治下处于一种相互异化的险峻状态，马克思认为这种异化必须消除，政治国家只有从彼岸世界复归到市民社会中去，人类社会才能获得解放。处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支配时期的马克思，试图用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来描绘历史，他把费尔巴哈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类是现实个体的本质)”这一观点当作构建共产主义的最高原则，富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面对理想与现实的二律背反，马克思带着痛苦与绝望的心情在“所是与应是”的对立中苦苦挣扎，这种状态促使马克思继续探索异化现实产生的根源。1844年，马克思把目光转向了经济领域，着手剖析市民社会本身，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5]51。伴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高速发展的是社会道德的沦丧和工人的贫穷，马克思认为这种异化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对象化的生产的发展，这是由私有制本身的发展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劳动的雇佣性质才是工人贫困的根源。
“过去，印刷是传承文明，现在，印刷是传承美丽”，在徐毛清的眼中，印刷是一项重要的事业，印刷的未来值得乐观。或许正是这样的态度，让徐毛清与诸多新星人20余年坚守于橡皮布这个所谓的小微市场，让“新星”之火一次次点亮印刷这方原野。
浪漫主义整体性思想对青年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19世纪二、三十年代，青年马克思在浪漫主义倡导个性解放、追求个体自由的社会氛围中开始构建自己的世界观。在青年马克思所作的大量诗歌中，浪漫主义追求理想的特质显而易见，除爱情等主题以外，马克思对现实社会中理性主义盛行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中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美好愿景等都体现了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青年马克思继承了浪漫主义在尘世中寻找天国的渴望，他试图以诗歌的形式在爱情和宇宙里构建超越现实的理想天国，通过沉迷于浩瀚的宇宙来获得“整体(一)”的感觉，这是马克思大学时期的精神避难之法。
除《住房公积金条例》规定的各类城镇单位及其在职职工必须依法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外，与单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的聘用、劳务派遣等从业人员和城镇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进城务工人员等将被纳入住房公积金覆盖范围。
但是，马克思没有一直沉溺下去，而是从理想的国度中及时抽身，并且借鉴吸收了浪漫主义整体性思想的合理内核，在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逐渐构建了自己的新世界观，在他关于人的本质的三层论断中，就包含着对浪漫主义整体性思想的批判继承。首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从“人的类本质”出发，把人的本质界定为“劳动或实践”，而劳动作为人的内在本质，是一种自愿自觉的活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在自由自觉的劳动(实践)中才能实现，相反，单一的劳动分工只会导致人的个性的片面发展。可以说，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人的本质的界定，是基于人的整体性与内在和谐性发展为目的的。其次，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六条指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135。这时候的马克思，在人的本质问题上的思考有了重大突破，他开始从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去解释人的本质，并用处于各种社会交往关系中的现实的人代替了费尔巴哈的抽象、无差别的类个体。马克思的这一论断表明，只有处于现实的、丰富的社会关系中的人，其本质才能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由实践所创造的社会关系作为人的本质的体现，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即随着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人的本质及个性特点也变得全面而丰富。再次，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的本质体现在人的需要中”，这种需要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仅仅是满足人的基本生存的需要，而且是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以上关于人的本质的3个论断，都包含着以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人的整体性思想，事实上，这三者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因为人的需要是实践发展的动力，而劳动实践生成并规定着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又与人的需要相互制约，将三者统一起来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基础。由此可见，浪漫主义所追求的人的心灵自由与个性完整正是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最初表达，而马克思在实践层面上实现了对浪漫主义的超越。
青年马克思基于实践完成了对浪漫主义抽象人性观的超越。首先，浪漫主义关怀人性，强调人的价值、本质和个性完整，但由于过度沉湎于对道德、情感等精神层面的追求，没有找到批判的真正焦点，从而使人的本质陷入抽象和空洞。不可否认的是，浪漫主义具有关怀人性的旨趣，他们努力思考着复归人的自然本性的方式，这种思潮促使了不少追随者积极反思人类的生存现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便是人类追求精神家园的显现，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合乎人性和自然的现实运动，它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个体追求自由和解放的现实图景，在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过程中，人的发展逐渐从片面性转向全面性，异化出去了的人的本质最终被还给人自身。其次，与浪漫主义把人的本质禁锢于情感、道德等抽象的精神领域不同，马克思认为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劳动是其保存生命的活动方式，人的本质力量也在从事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时得到确证。然而，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为满足自己生命生存的需要而成了生产商品的机器，劳动发生了异化，它从人的生存和活动方式彻底沦为谋生手段，变成统治和奴役人的外在力量。马克思从人的现实本质出发所构建的共产主义理想，扬弃了由分工所导致的劳动片面性，这里的劳动已不再是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是人的生命本质，个人不再被强迫着从事某种劳动，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想要从事的工作，使自己的才能得到充分培养与发挥，在这里，劳动作为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交往属性获得了统一，人作为人的完整性得以实现。再次，浪漫主义高度赞扬人性，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本质，他们试图用道德、情感的沦丧对其进行攻击，把抽象的人的本质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准。浪漫主义否定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作用，用软弱无力的人性去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并在想象中描绘出一个美好的社会制度，然而，理想一旦脱离了现实，便只能成为空想，并不能实际地改变社会现状。马克思从现实出发，把“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实践)”当作人类历史产生的前提条件，并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社会发展具有必然性，要用辩证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对其进行合理的批判与扬弃。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自我扬弃过程，旧事物在这一运动过程中必然会被新事物所取代。马克思科学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克服了浪漫主义人性观的局限性，揭示了社会发展的真正规律，从而实现了对浪漫主义的最终超越。
五、对浪漫主义的历史观超越：从“自然历史观”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
浪漫主义的自然历史观追寻理想的自然状态，这里的“自然”是最原始、没有历史发展和展开的静态自然，而这种状态下的人也是未受文明污染的“自然人”，因而复归人的自然本性，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秩序便是他们的最高理想。浪漫主义自然历史观的开拓者卢梭尖锐地指出：“随着我们的科学和艺术的日趋完美，我们的心灵便日趋腐败”[8]14。他对启蒙主义所鼓吹的理性至上持反对态度，认为心灵深处的情感才是人性的本质所在，而情感只有在未经文明“浸染”的自然状态下才是最纯真、最美好的。卢梭为了研究人而研究历史，而要研究历史，又必须从了解人心入手，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采取了想象、推测、假设等各种方法，试图通过逻辑上的假设来还原人类最原始的自然状态，并从这一假设出发，以社会契约为政治基础，建立一个具有平等自由属性的共和制社会，从而实现人类对自由的最高追求。卢梭将人的问题置于历史之中，认为建立社会契约是复归人性自然状态的最佳手段，把恢复人类原始的自然本性当作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表达了对人性复归的渴望以及对建立平等、自由的社会秩序的向往。然而在最具革命性的环节即“如何建立好的社会契约”这一问题上，卢梭最终还是陷入了精神的漩涡，将希望寄托于建立一个能够按照人民“公意”行事的政府。卢梭将人的理想寄托于自然状态之中的浪漫构思影响深远。浪漫主义的基调便是在卢梭的引领下“回归自然”，他们开拓了现代性批判先河，看到了“文明”发展带来的种种弊端，试图挽救资本主义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迅速堕落的人性，把“回到过去”作为最高理想，这种浪漫主义的救世情结在青年马克思的内心深处埋下了火种。
走向历史深处的马克思坚持“历史”不是抽象思辨的历史，而是与现实紧密相联的历史，只有揭示出历史发展的真正规律，才能实现对现实的有效改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5]146。由于缺乏对社会发展的科学认识，浪漫主义者们总是从主观出发去建构未来，这就导致他们的历史观充满了理想化与精神化色彩。青年马克思在浪漫主义的启蒙下走上了批判现实的道路，但他逐渐认识到，社会矛盾的根源及解决方案不在于浪漫主义所谓的“情感”“道德”及“人的自由本性”等精神范畴，人的本性的复归也绝不是彻底回到否定一切文明的自然贫穷状态。不同于浪漫主义静态、封闭的历史观，马克思的历史观由于实践的介入而具有了动态生成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不断变化和扩大着的人的需要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基本力量,“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5]159。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下向前发展，“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9]。精神领域的批判无法改变社会发展的现状，唯有实践，即等到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并无法为当前社会所容纳的时候，人们通过革命实践的方式将旧的生产关系推翻，才能彻底实现对现实的改造，而“共产主义”就是历史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之上不断展开的最终归宿。共产主义不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 [10]。因此，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不在于人的非理性的本能，而是一种物质生产活动即实践。马克思将实践引入对现实的批判，并指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才能改变现实世界，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以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取而代之。至此，青年马克思完成了对浪漫主义历史观的超越，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总的来说，马克思对浪漫主义的超越经历了从“沉迷——痛苦、绝望——憎恨、反抗”的转变历程。德国浪漫派渴望超越尘世，企图在尘世中找到天国，他们有一种在转瞬即逝的万物中感受普遍的执念。“渴望是潜在的无限完满和实际的无限虚无之间不一致的产物”[7]39，马克思诗歌中也蕴含着超越尘世、找寻天国的渴望，维塞尔根据马克思对这种渴望的主观反映不同，把马克思的诗歌分为“整体之诗”“异化之诗”及“反抗之诗”[7]13。维塞尔认为这一分组可以合理地诠释“马克思浪漫主义的巨人承诺，所遭遇的浪漫主义挫折，以及最后对浪漫主义的反抗。”[7]14面对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二律背反，马克思产生了由渴望到沮丧再到憎恨的主观反映，并且反抗获得了最终胜利。马克思曾经沉迷于浪漫主义中的宇宙之“整体性”，却在实然与应然相对立的现实中滋生了异化意识，理想与现实脱节注定会陷入空洞与抽象。青年马克思在浪漫主义的无形渗透下，短暂追随过理想主义的启蒙精神，在意识到浪漫主义局限性之后，马克思便追随黑格尔理性主义步伐，开启了对现代性的批判，发现形而上的理性主义根本无力反抗异化了的现实，并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转向唯物主义，直到建立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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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单连春,周瑶.青年马克思新世界观建构中的浪漫主义超越[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1(5):28-34.
DOI：10.3876/j.issn.1671-4970.2019.05.005
收稿日期：2019-04-25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17ZDIXM022);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基地项目(16JD011)
作者简介：单连春(1969—)，男，安徽天长人，教授，博士，从事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哲学思想研究。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9)05-0028-07
(责任编辑：许宇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