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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1)05-0015-06
综观人类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不同种族、不同国家联系日益密切的过程。今天，这一过程已发展到“全球化”的阶段，虽然世界上还存在对立和争夺，甚至还有征战和杀戮，但是从发展的总体趋势来说，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已经不可能离开“全球化”的总体背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健康的文化心态和开放的文化视野，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在新的世纪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前提。
一、全球化进程呼唤文化自觉
人类的全球化运动从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使东西半球会合之时起就已开始。但是，在过去五百年间，世界各国之间主要是局部力量的会合而引起的冲突和融合，是一种不自觉的全球化，人类只是“被动”地卷入这一进程。世界各国真正认识到并进入全球化过程，还是20世纪下半叶的事。1992年，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联合国致辞时宣布：“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此后，“全球化”一说为各国普遍接受并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开来。
在“全球化”时代，健康的文化心态和开放的文化视野对每个国家都至关重要。文化上的各种中心主义、狭隘民族主义、部落主义等等与全球化是不相和谐的。但以往的全球化进程更多地表现为资本主义殖民扩张，这期间充满战争、杀戮和掠夺等邪恶因素，上述各种“主义”在世界文化交往中大量存在，并由此导致不同文化之间的龃龉和冲突，制约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中国文化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曾有过辉煌的过去，并长期处于周边文化的中心地位。因此，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文化自我中心主义，而这种文化自我中心的心态又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构成一种民族文化的心理定势，它在客观上一方面拒绝以平等态度对待任何异质文化，另一方面又不断强化了民族文化的自尊自大。正是这种文化自我中心的心理定势，极大地限制和束缚了人们的目光和思想。当西方列强不但已经在工业文明的大道上奋进了几百年，而且它们向东方的渗透、干预和征服也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的时候，中国社会却竟然丝毫没有感受和体认。自大的古老帝国依然陶醉在传统的农业文明的余晖中，继续做着它“万世一系”的迷梦。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紧闭的大门，随之而来的屈辱一次又一次落在它的头上时，“中央大国”的文化优越感便在坚船利炮的轰击下，被扭曲成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对西方文化义和团式的全面拒斥的文化心态。文化自我中心主义和“夷夏之大防”的文化心理定势依然牢固地统治着一些人的头脑。
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华民族富有辩证思维的优良传统，这种优良传统在“西学东渐”之后愈益发扬光大。早在明末中国人接触西学之初，徐光启就提出了“欲求超胜，必先会通”[1]的主张；哲学家方以智亦有“借泰西为剡子，申禹、周之矩积”[2]之论。近代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不断提出中西文化融会贯通的主张，如魏源提出“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3](p.71)的预言；王韬也有“天下之道其终也由异而同，必有人焉融会贯通而使之同”[4]的判断；章太炎力主会通“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5]；杨昌济主张“合东西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6](p.203)；孙中山则称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7](p.1)。蔡元培也持辩证综合的文化观念，他主张吸收世界各国的文化，尤其是共和先进国之文化，但也需注意“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8](p.409)学习要与独创相结合，要与研究本国的文化遗产相结合，“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步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之真相”[8](p.227)。章太炎、孙中山、蔡元培等人的上述言论立论全面，影响深远，他们都具有开放的文化视野和比较健康的文化心态。
严格说来，五四以前的文化讨论都是传统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强大压力下所作出的一种本能性的反应，并非是一种自觉的文化改造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文化自觉的里程碑，它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已经具有了开放的文化视野和比较健康的文化心态，标志之一就是突破了文化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当深知本国社会发展已到了必须进行激烈变革的阶段时，他们毫不犹豫地以西方先进文化为精神武器和价值尺度，高举着“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对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成分进行坚决的抨击，而不屑于狭隘爱国主义者的那种本能的护短护丑心态。在他们大声疾呼抛弃旧文化，吸取外来新思想的呐喊背后，含有一种深厚的理性爱国主义情怀。应该说，新文化运动对东西差异之剖析、对传统之批判是切中要害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并提升了中华民族辩证思维的优良传统，也相继提出了中西文化沟通互补的思想。李大钊认为：“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短长，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9](p.560)他预言人类必将“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9](p.574)。恽代英也提出：“居于今日之世界，宜沟通中西文明之优点，以造吾国之新精神。”[10](p.55)这些提法都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表现出新的思想高度。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伴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逐步成熟，其在文化的“古今中西”问题上也成熟起来。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交汇激荡，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在处理古今中外关系问题上，不能搞“单打一”，不应有片面性，而应立足本土，立足当代，力求古今中外的有机融合。“掌握了辩证法”的党外马克思主义者鲁迅，在1934年提出“拿来主义”的文化方针。他认为，1840年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在中国完全被动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主动权不能操之在我，中国备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侵略。有鉴于此，他指出：“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没有拿来的，人不能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化不能成为新文艺”[11](p.39)。其基本精神就是发扬民族的主体精神，独立自主地引进外来文化。鲁迅还以“旧宅子”为喻，说明“拿来主义”不仅适用于吸收外来文化，同时也适用于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他对古今中外关系形成了一个基本观点，即“择取遗产，融合新机”[11](p.48)，“去其蹄毛，留其精粹”[11](p.23)。这无疑是富有远见卓识的见解。郭沫若的古今中外文化观也颇引人注目。他尖锐地批评了“本位文化”和“全盘西化”这两种错误的文化方针，指出“有人主张‘中国本位’的，这是半封建的意识。有人主张‘全盘接受’的，这是买办意识”[12](p.80)。在古今关系上，他主张“吸收古人遗产，以期继往开来”；在中外关系上，他主张“借石他山，以资我们的攻错”[13](pp.105～106)。这同拿来主义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当时的年轻马克思主义学者张岱年坚持“文化创造主义”，明确提出了“创造的综合”的文化主张。
毛泽东汲取前人的智慧，综合党内外同志的真知灼见，进一步总结和深化了辩证综合的文化观。关于古今关系，他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14](p.708)“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4](p.534)关于中外关系，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14](p.706)，不仅要吸收外国现代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而且要吸收外国进步的古代文化、近代文化。但是，这种吸收必须经过科学的分析、批判、筛选、改造，决不能生吞活剥，更不能搞“全盘西化”。即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也应该将其与中国革命实践和民族文化特色结合起来，决不能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地套用。这些观点堪称客观、全面、鲜明、准确，毛泽东把这些观点概括为“古今中外法”。徐特立曾通俗地解释了毛泽东这一辩证的文化观，他说：所谓“古今中外法，就是说我们古代的也要，现在的也要，外国的也要，中国的也要。把古代的变为自己的，和现代的结合起来，把外国的变为自己的，和中国的结合起来，这样看问题才是马列主义的方法。”“把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变成我的。像吃牛肉也好，吃狗肉也好，吃下去了，把它变成我的肉，这就对了，绝不是说吃了狗肉我就变成了狗肉。”[15](pp.122～123)这一解释，形象生动地揭示了古今中外法的辩证综合的本质。
五四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文化的选择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他们顺应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文化思潮发展的趋向，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比较科学地阐明了古今中外的诸多文化现象，他们继承并发展了中国近代以来，或者更远地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叶中西文化直接交流以来的许多先进人物会通中西、综合创新的文化主张，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毛泽东臻于完善和成熟。历史已经证明，这种综合创新的文化主张，明显地优于极端的西化派和国粹派，也优于折衷主义的中体西用派，因为它不仅超越了华夏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的偏见，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正确的一种文化主张，表现出健全的文化心态。
二、新的文化论争需要文化上的“自知之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年代，毛泽东坚持其民主革命时期关于“古今中西”问题上的正确主张，并且依据我国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依据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但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各方面原因，我国现代化建设屡遭挫折。与此同时，文化的发展也受到“左”的思想的干扰，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盛行一时的极“左”思潮，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包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统统斥之为“封、资、修”，一棍子打死，甚至连建国以来建立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成果也一概加以否定。这种文化不自觉造成文化的单一和萧条，一些封建遗毒反而以新的面目沉渣泛起。
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文化问题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经历“文革”灾难的人们，开始重新反思传统文化，反思五四以来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的经验教训，重新评价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和丰富文化资源。与此同时，西方的思想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也再一次高涨起来。至80年代中期，形成了新的“文化热”，这次文化热延续时间之长，涉及面之广，影响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它牵系着民族的情感，激动着每个人，几乎到了“言必及文化”的程度。80年代以来出现的“文化热”，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五四以来中西文化之争的继续，因为此间争论和研究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古今中西”问题，即如何认识传统文化、中西文化的比较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但是，新时期的文化论争并不是五四以来中西文化之争的老调重弹，而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提出的新的时代课题，是探索中国式的自主型现代化发展道路，培育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论争中，出现了两种不甚协调的旋律：其一是有感于十年“文革”中封建遗毒的大量沉渣泛起，主张重归“五四”，彻底抛弃以儒学为代表的所有传统文化，积极迎接世界化（其实就是“西方化”）。其二是有感于“文革”之际的“左”倾思潮对于中国两千年传统儒学的大肆践踏，而主张重新评价与定位儒学传统，他们通过儒学“人文主义”精神的大量发掘，寻求中国现代化的民族文化根源以及对西方后工业社会所生弊端的诊治良方。不难看出，上述两种并生共存的思潮差不多是五四期间西化派和本位文化派的旧话重提。有人把他们称为“新西化派”和“新本位文化派”[16](P.270)。1988年，电视政论片《河殇》把“新西化派”否定传统文化的观点推到极端，使“文化热”达到了顶点。由于自身存在明显理论缺陷和实践上的不可操作性，“新西化派”受到学界和社会舆论的广泛批评，而日见衰微，至80年代末，几乎不再有人提起。而后者则演成大观。尽管“新本位文化派”的政治倾向、思想信仰与现代新儒学不尽相同，甚至相反，但在弘扬儒学传统方面颇为同调。换言之，如果在政治倾向与信仰上降格以求，二者的学术话语是可以沟通的。进入90年代，“新儒学研究”渐乎成为大陆学术界（尤其是哲学界）的“显学”，与海外激烈的反传统派在大陆遭冷遇相反，海外新儒家则受到内地学府讲坛的热情接纳。
综观20年来中国大陆的“文化热”，我们可以看到，80年代的“文化热”的主调是西化和反传统，表现为一种政治激进主义的话语。但进入90年代，在全球范围内的民族主义全面勃兴的大背景下，悄然兴起的第二次“文化热”出现了“话语转换”，一种“新文化保守主义”悄然生成，其主调是反思和批判激进主义和否定革命。它从反思80年代“文化热”中的激进主义到反省五四以来乃至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主义，从批判文化激进主义到批判政治激进主义，反省反思整个中国近代史，否定近代以来的历次中国人民革命，认为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都是政治激进主义的产物，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总之，中国的革命都搞糟了，中国应该走“改良”、君主立宪的道路。在文化上，文化保守主义批判激进主义主要是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否定在思想领域批判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必要性。有的文章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激进主义来批判，贬低以至抹煞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继承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和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一样，当代文化保守主义也表现出一种回归传统的倾向。
20世纪末，在展望中华文化未来前景的话题下，文化领域关于“东化”还是“西化”之争又以相当尖锐的形式重开论战。如至少已流行了十年、被称为“东化论”或“东方文化救世论”的“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的预言，在问世后受到学界不少非议和批评。这种有激而发的言论难免带有一定的情绪性。与之对立，有人提出“全球化论”，即把陈序经和胡适的“全盘西化”的口号改为“全球化”。还有的学者主张重评“全盘西化”论，他们很欣赏胡适的“文化惰性”论和“拼命走极端”的战略，进而提出了“‘孙子’战略”[17]。这种观点与“要当三百年殖民地”论如出一辙，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化的流露。由于它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所以得不到广泛的群众认同也在情理之中。
可以说，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化领域热点不断，文化讨论热情不减，反映出世纪之交绚丽多彩的文化景观。我们赞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研究评价，发掘其中有益于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优秀遗产。但是，我们注意到，在传统文化研究中，特别是在对五四以来的文化论争进行重新反思、评价的过程中，许多学者关注的更多的是新儒家的观点和主张，致力于发掘其合理的成分，有人甚至夸大其辞。另外，在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中，为每一件引进的外来事物加上“我们古已有之”的标签，以此满足某种虚荣心，仍然是一些人乐此不疲的事情。几年前，“说不”系列曾风行全国，一时间掀起一股不小的“说不”热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都是当代一些人某种文化心态的流露。因此，在新世纪的文化研究和文化论争中，我们还是要强调文化上的“自知之明”，多一些理性、理智，少一些情绪化的东西。
三、全球化时代需要怎样的文化心态
随着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世界历史性”将取代“狭隘地域性”。任何国家要想关起门来解决一切重大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全球化是一个曲折的过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层面的巨大变更的过程。尤其是文化层面的全球化，将更加漫长和艰难。在我们为全球化的到来热情欢呼的同时，需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在对待全球化问题上，千万不能犯简单化的错误。在当前对全球化的认识中，人们较多的看到的是经济层面的全球化，大家一谈全球化，就只谈自由市场，谈金钱和利润，谈高科技，而忽视了其意识形态内涵和文化内涵。西方的媒体和学术主流每天都在告诉人们，冷战结束了，意识形态斗争终结了，世界上只有经济、金钱、自由市场在主宰世界、塑造世界。中国人从“文革”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梦魇中解脱出来，经过了20年的经济和科学大发展，也在下意识里轻视甚至厌烦意识形态。殊不知“意识形态斗争终结论”本身正是一种意识形态。况且，以美国为首的酉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直都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西化”、“分化”图谋，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妖魔化”，有明显的政治意图，他们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国“自由”、”人权”状况的攻击，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中国纳入其发展轨道，建立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
审视当前现实发展中的全球化，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互相矛盾的现象并存，一方面，是文化日益一体化的趋势。在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层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趣味与追求流行全球。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市场万能”的神话渐渐成为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就是文化的多极化、多元化趋向。这种矛盾现象反映出现实的全球化进程的复杂性特点。尤其不可忽视的是，文化层面的全球化的主导者仍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跨国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全球化的各种观念、符号、象征、形象等，大都是由它制造出来的。中国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在全球化进程中仍然处在弱势的位置。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保持自己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特色，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课题中的应有之义。在此情况下，我们当然不能完全接受西方所给出的“全球化涵义”，对现实的全球化，我们必须有清醒和理性的认识，作出正确的选择和回应。
当前，人类社会走向全球化的发展潮流和中外文化交流融会的繁重任务，无论从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向我们提出了树立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健康文化心态的迫切要求。
首先，这种文化心态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在开放的文化心态的审视下，一切优秀文化，无论中西，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学习它，吸收它，对我们国家、民族、社会是有益的事，而不应该争一个“谁吃掉谁”或者“孰优孰劣”。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必须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还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18](p.7)。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确摆脱了长期的封闭状态，但是在实践中是否作到了真正的开放，在中西文化关系上是否具备了正确的心态，却仍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我国历史上，也有过汉唐盛世的开放，不过那只是建立在华夏文化绝对优越的心理基础之上的，只是居高临下地接纳异族文化，只是容许异族异国人学习归化。由于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文化一直保持了总体优势，这种“中央大国”文化心态的负面影响还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在中国已经明显落后、世界已进入多元竞争的时代，还以这样的开放观念来应万变，甚至闭关自守，就必然要吃亏了。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出现的曲折，与缺乏真正的开放观念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真正的开放，应该反对各种形式的文化中心主义、文化部落主义等不利于人类文化交流和进步的观念，将自身置于世界之中，作为与其他国家平等的一员来学习、吸收、传播人类文明的精华。
显然，这种开放的文化心态不是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而只能是文化天下主义。文化天下主义是中国文化中的优良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就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19](p.1479)。子夏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20](p.296)。到了明清时期，顾炎武、王夫之等人，还特别把“国”与“天下”区分开来，置“天下”于“国”之上，认为“国”是指政权，而“天下”是指文化。可以肯定，文化天下主义是未来我们处理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应有的文化心态，它并不排斥对本国优秀传统的弘扬和继承，它只是排除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简单思维模式。这种体用二元的思维方式完全不能适应今天世界走向全球化时代的要求。科学健康的文化心态要求我们，对于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应该进行具体分析，有所吸收，也有所排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全盘吸收或全盘排斥，都不符合实际，都是非科学的。
其次，这种文化心态一方面要有忧患意识，一方面还要有文化自信。就是说，对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来说，我们一方面要看到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对我们形成的严峻挑战，高度重视和积极应对这种挑战；另一方面又要看到中华民族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中国文化有悠久的历史，而且从来没有中断过，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世界文化史上所仅见。这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特点是分不开的。在国内多民族文化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汇中，中华文化善于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长处来不断充实、调整、更新自己，所以才能够历久不竭、“有容乃大”。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应该积极努力，振兴我们民族的文化，从中发掘其最本质的、与其他民族文化共同的价值观念，加速和加深与其他国家文化的交流、融合，争取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当然，我们坚信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必将能够为人类的未来作出历史性的贡献，但并不赞成“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的提法，未来的世界文化应该是多元开放、多元互补、并存发展的。
中国文化坎坷的现代历程已经表明，近代以来出现的以国粹派和全盘西化派为代表的极端化主张，以及以“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为代表的调和折衷的主张，都不能真正引导中国文化走上现代化之途。只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的“综合创新”的文化主张在文化心态上既不自卑，也不自大，其所提出的文化主张，既符合世界潮流，也符合中国的国情，而且比较具有可操作性，代表了近代以来最为健全、平正的文化心态。这正是我们今天应该具有的文化心态。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华民族一定能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充满生机活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也相信经过碰撞与磨合，中国文化将在未来的多元世界文化中确立自己应有的位置，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1]的文化整合过程中，为人类文明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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