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建构——社会哲学的后现代转向与唯物史观的实践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后现代论文,哲学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04)06-0005-07
一、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产业结构转型的思维张力
关于现代(modern)与后现代(post—modern)，学界见仁见智。关于现代或现代性的厘 定，可以向前追溯到近代，并与现代化社会的历史过程相联系；关于后现代的概念，多 与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知识社会乃至消费社会高度相关。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 于，无论是现代还是后现代，都与资本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概念纠缠在一起。因此，一 些西方学者，把前现代社会称之为自由资本主义，把现代社会称之为垄断资本主义，把 后现代社会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上述关于现代与后现代的理解与界定，都有一定的依 据。但从产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都缺乏产业结构转型的理论定位。结果是一种 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不能全面阐释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的必然性和局限性。
笔者以为，无论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解构和颠覆，还是现代主义对前现代的批判 和重建，实际上，都与产业结构社会变迁的历史形态必然相关。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 社会主义，只要其产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产生与这一历史阶段相适应的思维 范式，它或是现代主义的，或是后现代主义的。
根据产业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产业结构的变迁，即以第一产业 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以第二产业为基础的工业社会，以第三产业为基础的知识社会。第 一产业发展的目标模式是工业化，第二产业发展的目标模式是现代化，第三产业发展的 目标模式是知识化或后现代化。产业结构不同，与之对应的组织、阶级乃至文化意识形 态的性质和特点也不同。一个社会共同体，尽管存在着不同的产业结构，但主导产业的 矛盾制约着其他产业矛盾的性质。根据这一理解，笔者以为，所谓现代主义，是以第二 产业为基础的工业现代化的文化逻辑；所谓后现代主义，是以第三产业为基础的服务业 知识化或后现代化的文化逻辑。社会哲学的后现代转向，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是适应第 二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结构转型这一历史变迁的产物。
现代性的思维范式，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早期现代性合法地位的确立和晚期现代 性的意识形态化。早期现代化的合法性，通过反思和批判前现代思维范式所形成的“二 重真理观”得以确立，即宗教真理与科学真理同真，信仰世界与世俗世界同善。随着科 学世俗化应用的成功，“知识就是力量”这一科学理性的经验主义的命题，逐渐演变为 人们日常意识中的行为定势。人为自然立法，通过科学理性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人为 社会立法，通过科学理性认识社会，预测趋势、推动社会进步；人为思维立法，通过科 学理性完善认知手段，提高认识能力。理性、进步以及以人为中心控制自然，成为支撑 早期现代化合法性的核心价值观念，也是早期现代性主导的思维范式。
随着第二产业在社会产业结构中主导地位的确立，工业现代化日益成为人类社会物质 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现代化的再生产不仅要重演早期现代性的思维范式，而且还 进一步使之绝对化为普适性的“日常思维范式”。早期现代性的思维范式绝对化、普适 化的过程，也是早期现代性的思维范式日已脱离其合法性生成的产业基础，逐渐获得意 识形态意义上“话语霸权”的过程。
随着发达国家工业现代化的完成，早期现代性思维范式绝对化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出来 ，晚期现代性的思维方式逐渐形成，并对早期现代性的思维方式进行了反思和批评。在 晚期现代性的思维方式中，试图打破早期现代性科学理性的思维范式。科学理性思维范 式的基本特点是物化思维，即以物理空间的秩序结构，建构人类社会生活和价值思考的 客观尺度。晚期现代性的思维范式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对全面的社会生活所造成的消极后 果，特别是早期现代性的科学理性观，在其被确定为合法意识形态之后，其普适性的价 值承诺，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普适性的兑现，反而以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科学 理性向生活世界的侵蚀，出现了人性异化、自然异化乃至社会异化等等。因此，晚期现 代性试图克服早期现代性科学理性的片面性，实现科学理性的个性化，物化空间的时间 化，形式(逻辑理性)语言历史化的转向。所谓科学理性的个性化，是突破科学理性普适 性的制度规范，凸现个人道德意志决策的合法性，这一点，在叔本华和尼采唯意志主义 的思维范式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在唯意志主义的理论视野中，科学理性变成了意志表象 的工具，降低了其普适性的地位和意义；所谓物化空间的时间化，是突破科学理性把人 仅仅看作物化空间中的某种物质性的存在，并按照机械论的模式合成人的生理或机体的 结构；所谓形式语言历史化，是突破形式语言数量化的思维模式，即仅仅对事物乃至社 会实践进行统计学理解的模式，而是强调对事物乃至社会现象的历史性的理解。这一点 在历史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思维范式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然而，尽管晚期现代性对早期现代性进行了“打补丁”式的阐释和完善，但是，其作 为现代性思维范式的组成部分，仍然与早期现代性一样，在总体性上，与第二产业现代 化的历史逻辑具有同构的一致性，在叙事理念上都具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特点，如 ，都强调对概念分析的“二元”张力，以自我认同的核心理念为基础，阐释宏大叙事的 思想体系。
自上世纪下半叶以来，第二产业开始调整并向第三产业转移，随着第三产业逐渐取得 主导地位，其生产和消费方式的特点逐渐向生活世界侵蚀、扩张，并逐渐成为大众日常 意识的思维定势。在这从产业结构转型到思维范式转换的历史变迁中，后现代主义的解 构与颠覆，引发了现代性思维范式合法性的危机。危机的出现和危机消解的策略在理论 上是同步的。利奥塔知识合法化的危机、鲍德里亚符号消费理论以及詹明信晚期资本主 义文化逻辑等在这一解构与建构的博弈矩阵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知识、符号与文化：社会哲学后现代转向的解构维度
社会哲学后现代转向的解构维度，主要是对科技理性“共识—信仰”的思维范式、商 品生产“使用价值—交换”的消费范式以及“现代主义时间叙事的‘深度模式’”等方 面，进行颠覆策略的讨论和“去中心化”建构策略的研究。
1.利奥塔：知识合法化的解构与非共识合法化的建构策略
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知识观，在分析现代主义知识合法化危机的基础上，提出了后现 代主义知识合法化建构的语用学方略。
首先，科学知识合法化的危机。在利奥塔看来，科学知识合法化的危机主要表现为现 代主义知识观合法化的危机。这一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 ，知识的性质和功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致。一方面，知识的性质由国民教育转向了国 家生产力；另一方面，知识的功能由追求真理转向了追求产出效益。企业的商业利益对 科研方向的选择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研究机构和高教院所的知识生产和应用也 逐渐被纳入到以“投入(经费)—产出(成果)”为轴心的“科研—资金”的财会管理体制 之中。这一管理体制的运行机制就是：真理(科学)需要证据，证据搜集需要技术，技术 创新需要资金(实验室或经费)，简言之，真理 = 金钱。[1](P131-141)在市场价格的约 束下，各个国家在工业和商业战略以及政治和军事战略目标的约束下，不断地围绕着知 识产权，特别是信息知识产权而展开斗争。
科学知识的教育职能向利润职能的这一蜕变，一方面降低了知识的生产和应用的价格 ，通过知识收益率的提高，推动社会发展；另一方面，科学知识与“教育—信仰”职能 的分离，使之不仅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谋生手段，而且还成为政府决策的工具。作为“ 谋生手段”，科学知识越来越失去了其神圣的光环，蒙上了商业化动机的色彩。作为政 府决策工具，科学知识越来越与政治权利联姻，服务于政府功利化的各类决策。前者的 变化，导致对科学知识真理性的怀疑；后者的变化，导致对科学知识公正性的怀疑。这 两个怀疑，再加上科学家本人的政治和道德立场，都促使科学知识合法化的危机加剧。 总之，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知识合法化解构的结论是：“科学的，未必是对的，也未 必是善的。”
其次，正统叙事合法化的危机。利奥塔指出，在后工业社会，正统的叙事，无论是“ 纯粹思辨的叙事”，还是“自我独立的解放叙事”，都同样面临着知识合法化的危机。 就思辨的叙事而言，知识与思辨叙事的逻辑体系“一直保持着暧昧而含混的关系”。[1 ](p123)在思辨叙事的逻辑推演体系中，科学的“是”只有借助于或根据思辨逻辑演绎 的“应该”才能获得合法性的存在，而不是相反，在思辨叙事体系之外，通过科学知识 独立的“人工语言”(由科学概念构成的原理体系)获得合法性的地位。因此，科学知识 的合法性是一种“无根”的合法性，或是借助于思辨逻辑的先验假设获得的合法性。然 而，在后现代社会，思辨叙事统一语言的张力，难以兼容各种“人工语言”的实证内容 。不仅如此，即使是思辨叙事的“元语言”本身，也由于“百科全书式的学术系统，也 开始分化，不再相互联系”，最终“导致了科学的分崩离析”。[1](P125)
最后，通过非共识达成合法化的途径。利奥塔在解构和颠覆现代主义知识合法性的基 础上，提出了后现代“非共识”达成合法化的“差异—兼容”模式。在利奥塔看来，现 代主义知识合法化的逻辑模式，在根本上是一种“共识—信仰”模式。在这一模式中， 共识是信仰的基础。共识的危机必然带来信仰的危机。利奥塔认为，“共识—信仰”模 式的根本错误是对“共识”定位的错误。实际上，无论是通过实证方式达到的共识，还 是通过对话方式达到的共识，共识都不是讨论的目的，而是讨论的手段。共识只是差异 过程的一个阶段或某一环节。在利奥塔看来，后现代社会，“共识只产生于讨论问题时 的某种个别姿态，而并非讨论问题的终极目的。相反，讨论的目的也并非追求共识，而 是探求悖谬逻辑”。[1](P186)易言之，差异是“实存”的过程；兼容是众差异的“集 合”。
2.鲍德里亚：商品价值的解构与符号消费的逻辑
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通过符号价值与使用价值、符号消费与生理需求、符号编 码与社会身份等差异关系的解构分析，颠覆了以商品生产为核心的工业社会的文化逻辑 ，建构了以符号交换为核心的符码社会的文化逻辑，演绎了“符号—差异—大众”三元 结构的符号消费体系。
(1)剩余生产与符号价值的功能 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是工业社会之后的历史阶 段。这一阶段与工业社会的区别在于：工业社会的运作主要围绕着“短缺”进行商品生 产，“剩余”是工业社会的反例(经济危机)；消费社会的运作主要是围绕着“剩余”进 行符号生产，“短缺”是消费社会符码差异的“迷失”(文化危机)。因此，在消费社会 的符码世界中，“剩余”是真相，“短缺”是假象。但由于消费者在或A或B或C等系列 商品符号菜单的选择中，采取的是游戏或博弈的态度进行选择，多与少都是相对的，从 而，“剩余”和“短缺”之间“真”和“假”的关系就会失去“存在论”的意义，形成 一种“异化”了的符号变量关系，即凡是消费者选择的符号变量，对消费者而言，就是 真的，否则就是假的，它与商品的使用价值无关。从而，“假”就具有了仿真(模拟之 真)的意义。鲍德里亚对这一“真”与“假”的颠覆，使得仿真或模拟的世界变成了消 费者在消费博弈中的真实世界，即符码世界。使用价值在符号价值的编码世界中，变成 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常量。由此，符码世界变成了自足的封闭系统，符号编码的消费关系 得以建构。鲍德里亚对符号消费的解构和建构的叙事分析，其关键是论证符号价值与使 用价值的绝对差异。因为，物品“在内涵领域里，它便只有符号价值，就变成了可以多 多少少被随心所欲地替换的了”。[2](P67)
(2)符号消费的逻辑及其解构主义叙事 符号消费的逻辑在本质上是编码的逻辑、差异 的逻辑或解构的逻辑。在鲍德里亚看来，符号消费理论不是阐释消费流程中的符号(反 映)机制，而是阐释符号流程中的消费(象征)机制。消费不是一个实存的历史过程，而 是符码系统的“消费符号”按照差异指向不厌其烦的一个“剪贴”(拼凑)过程。消费， 不过是符码世界符号化的表征之一。因此，符号消费首要阐释的是，符码差异系统中关 于消费的定位。在这里，消费者作为“消费码”，通过消费成为什么或不成为什么，不 取决于消费者生理需求的绝对量比，而是取决于“消费码”与选择一系列消费菜单中的 某一“符号”所产生的象征意义。如20世纪80年代，“大哥大”与老板之间的象征意义 。老板是符码世界中的编码秩序，“大哥大”是消费者认同老板编码秩序的象征手段之 一。通过“大哥大”，消费者解构了自我的真实身份。这一解构是通过消费者对自我总 体性的符号化，即把自我的信息表征从自我的众多可能性中分离出来，形成“我即大哥 大、即老板”符号置换的勾连。但消费者完成了“大哥大即老板”消费活动之后，并没 有实现自我的解放，因为在符码世界的差异结构中，还存在着“宝马车与大老板”、“ 游艇与大老板”等一系列的象征符号。如此等等，符码世界差异系统的符号菜单，变成 了一个“极限”概念。消费者作为消费码就像符码世界差异系统中的“人质”，只要符 号差异是无限的，“消费人质”的囚禁就永无解期。因为，“一旦人们进入消费——就 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编码价值的生产交换系统中，在那里，所有的消费者都是不由自主地 互相牵连”。[2](P70)在这一集体性的符号消费的互动中，消费者们都失去了其真实的 身份，变成了由信用卡、透支单、借款单、抵押单等一系列数字构成的符号“集成”。 一旦这些数字不能兑现，符码世界就会坍塌，就像一只玻璃瓶掉在水泥地上，破碎的玻 璃在阳光的照耀下，依稀折射着往日的辉煌。
(3)人的解构与沉默的大众 鲍德里亚的消费逻辑，开始于商品使用价值的解构，终结 于人的“符号拼凑”，即人是符号制造。它是一个“通过符号的力量抽象地重构——在 上千种被聚集堆积在一起的符号中进行重构以便重新创造出一种综合的个体性”。[2]( P82)一旦用人的符号秩序替代人的生理秩序，就拉开了“符号人”解构游戏的颠覆序幕 。消费符号游离于人的生理需要之外，生理学意义上的人或社会关系中的人，就被“能 指化”为关于人的符号集。符号集的最大特点，就是时间空间化的“拼图结构”，如服 装、饰品、食品、汽车、房屋等等不同的差异系列。任何一个符号的差异系列，可以进 一步区分为亚差异系统。由此，人由一个灵与肉统一的多面体，被解构为一个差异符号 堆砌的平面体。在这一平面体中的任何一个差异符号，都可以被拿出来进行交易。由于 单一符号交易的可能性，某一符号就会通过各类媒体制造A符号与B符号或与C、D等符号 的象征关系，形成符号“内爆”，造成时尚的流行，社会各类群体，都会在时尚的诱惑 之下，产生某一符号的趋同行为。趋同的结果，使社会各阶级失去了其原生的角色定位 ，蜕变为一群失去阶级意识的“大众”。至此，人，通过符号制造，不断地产生新的符 号组合；阶级，通过符号编码，言语能力不断下降，听话倾向不断强化。“沉默”成了 符码化大众的根本特征；社会，被符码蚕食，符码一处，便“沉默”一处。大众在符码 化的社会中，变成了“没意思”的注脚。
3.詹明信：符码文化结构与“社会绘图”认知范式的重建
詹明信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一方面，把后现代主义文化看作消费社会符码化的文化表 达；另一方面，又试图提出一种不同于法国后现代主义作家的社会认知范式。
(1)时间的空间化与解构文化的“精神分裂” 在詹明信看来，现代主义文化是关于“ 时间”的历时性研究；后现代主义是关于“空间”的差异性讨论。现代主义文化追求的 认同模式是“I——me”在时间性上的统一。I作为“过去—现在—未来”的统觉之我， 具有“基础—主体—本质”的性质和地位。me作为I的“他在”形式，尽管其有无限的 逻辑可能性，都不过是I的历时性表现方式。由于现代主义的认知范式始终处于I与me的 张力之中，从而形成了现代主义对偶范畴的深度分析模式，如辩证法、存在主义、精神 分析以及符号学。在詹明信看来，这些都代表着各类“深度模式”的文化意识形态。后 现代主义文化试图通过对现代主义文化“深度模式”的解构和颠覆，揭示后现代社会时 间空间化的特点，描绘后现代文化体验到的“精神分裂”。詹明信指出，在后现代主义 文化日常生活的体验中，时间记忆被肢解为不同的空间碎片，形成各类碎片之我(Me)的 空间集合。这些碎片之我又通过不断地复制和模拟，仿真性地膨胀，形成了碎片之我的 拼图结构。图片Me(a)与图片Me(b)缺乏I的时间记忆的支撑，互不认知，处于绝对差异 的“精神分裂”状态。因此，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体验中，自我碎片化，主体意识被解 构。过去曾经附加在主体之上的一切特征也随之消失。不仅如此，与主体相关的“死” 的象征意义也被边缘化。“生”的象征意义，则通过“碎片”的复制和模拟不断地得到 强化，从而，后现代主义文化具有“死”之遗忘的倾向。
(2)空间的符号化与传媒工业的“符号复制” 詹明信以德鲁茨符码社会阶段论的思想 重释为基础，指出，符码社会形成的经济原因在于商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改造。“自然 的商业化使之变成了‘他物’”，“他物的世界”不仅与自然世界不同，而且还由于“ 他物的世界”不断被符码化，由“符码型态”向“符码次生型态”乃至“符码再次生型 态”转化。以此为依据，詹明信指出，后现代社会是符码系统对消费行为取得绝对控制 权的社会。符码系统的控制机制通过消费品符号化的编码和文化工业差异符号的复制构 建而成。文化工业差异符号复制的特点，不是根据事物的客观供求规律，而是按照时尚 流行的“游戏规则”而再生产。因此，符号消费社会就由“符码合成—时尚态势—传媒 拼凑—符号复制—消费体认—差异符号再生产”的循环流程所建构。在詹明信看来，从 符码化的角度审视人们的消费行为，其分析的重点就不是如何把人们的消费行为还原于 “衣食住行”等生理或物理的“客观过程”，而是如何通过符号消费逻辑解符码化的分 析，阐释人们消费活动的后现代意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大众文化的成因及其与 消费生产方式的互动。因此，詹明信在分析符号化产品的“平面化、空间化、历史感缺 乏、情感消失、主体碎化”等一系列基本特征之后，提出了符号消费社会解符码化的分 析构架：空间碎化—符号编码—符号品复制。
(3)“认知绘图”的重建：新文化模式的政治使命 詹明信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是 不同于现代主义的一种全新模式。它是跨国空间或全球化空间的无限性与本土化经验的 有限性矛盾差异的结果。经济全球化即跨国生产方式乃至世界网络的出现，使得尚未转 型的本土文化经验一时难以把握其整体性结构和发展态势。一方面，文化经验由于无法 把过去(本土)和现在(超级空间)联系起来，也就无法把握自己的社会方位；另一方面， 在跨国空间或网络空间的挤压之下，人类文化的以往经验都被挤压成碎片，无法整合成 一体化的意识形态。“庞大的跨国企业雄霸世界，信息媒介透过不设特定中心的传通网 络而据全球，作为主体，我们只感到重重地被困于其中——始终无法掌握偌大网络的空 间实体”。[3](P497)詹明信指出，根据马克思生产方式的理论，全球化空间的出现是 生产方式全球化的结果。它同时也意味着社会产业结构、组织结构和阶级结构的转型。 “在这种全新的境况下，传统的生产方式已不复存在，而古典的社会阶级也不复见了” 。[3](P513)产业、组织与阶级结构的后现代转向，迫切需要相应的文化意识形态对之 进行合法性的论证。后现代主义文化也必然兴起。然而，后现代作家仅仅看到后现代主 义与现代主义的文化差异，没有看到后现代主义文化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半 自主性”(相对独立性)及其与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互动关系，也就无法提供认识晚 期资本主义及其文化性质的认知范式。因此，需要建构反思新文化模式与全球化空间如 何互动的“认知绘图”。“认知绘图”有两方面的意义：从广义上说，它“要求我们把 经验资料(主体的实际方位)跟非经验的、抽象的、涉及地理整体的种种观念相互配合调 节”，[3](P511)它构成了詹明信以生产方式新形式为基础的全球叙事的历史研究框架 。从狭义上讲，它是一种借助心理象征机制，阐释符号价值与消费行为、符号交换系统 与文化工业复制系统内在联系的分析框架。作为研究框架，它要对社会空间不同的发展 阶段进行连贯性的叙事；作为分析框架，它要对社会空间碎片化的符号进行解构主义分 析。二者的结合，构成了詹明信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政治使命。
三、解构之超越：唯物史观的实践建构
从“思维范式”转型的角度看，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解构，对“逻各斯中心主义 ”的颠覆是致命的，但后现代主义在颠覆现代主义理性文本的同时，并没有彻底摧毁跨 国公司“资本—理性”的本体论逻辑。这一事实表明，后现代主义所解构和颠覆的只是 “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那么，后现代主义能否开拓出一个适应跨国空间 的“差异—兼容”的时代吗?后现代主义“差异—兼容”范式与现代主义“共识—信仰 ”范式，是结构主义的断裂?还是如詹明信所说，是同质异构的“连贯叙事”?笔者以为 ，对这一问题合理阐释的理论之一，其内涵在唯物史观实践建构论的理解范式之中。
1.唯物史观现代性的理解范式
就唯物史观产生及其理论阐释的对象来看，它超越近代形而上学的现代主义理论。但 唯物史观又与其它现代主义理论不同，它在科学理性与人本理性辩证统一的基础上，建 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宏观叙事理论。就其科学理性而言，唯物史观从实证的角度解读 人类生存的供求矛盾，开辟了以生产方式满足供给，并试图提供如何从短缺生产向剩余 生产转变的社会理想范型。这一理想范型有两个动力机制，其一是科技生产力的动力机 制，其二是合作生产力的制度机制。这两个机制的社会运作是按照科学理性的效率范式 建构的。就其人本理性而言，唯物史观又从公平的角度解读人类发展的阶级矛盾，开辟 了以消费方式解构差异，并试图提供如何从消费不平等向消费平等转向的社会理想范型 。这一理想范型有两个消费机制，其一是以劳动界定消费水平的机制，其二是以社会生 产积累计划消费的机制。科学与人本、效率与公平的结合，通过唯物史观理论范畴的升 华，构成了以生产实践为基础、以消费实践为目标的宏观叙事理论。在这一宏观叙事的 理论构架中，涵盖着现代性的几个基本要素：生产理性 + 科技理性 + 阶级理性 + 人 类理性 = 社会实践理性。它表明，唯物史观作为现代主义理论形态之一具有“逻格斯 中心主义”的基本特征。
但是唯物史观的现代性，除了其实证理性的特征之外，还有其批判理性的特点。批判 理性在唯物史观的理解范式中，主要表现为其所特有的历史性(社会时间而不是个体时 间)概念。历史性的思维张力，使唯物史观自觉地保持着对生产、科技、阶级、人类等 现代性要素的反思意识。它强调，生产理性作为资本理性的扬弃，是后者的基础，而不 是相反，并试图把私人资本改造成社会资本，进而将社会资本理性物化为社会制度；科 技理性必须要和阶级理性结合起来，并试图把科技的真理性与阶级的合规律性结合起来 ；阶级理性必须要扬弃阶级本身而面向无阶级的人类，强调无产阶级的最大阶级性就是 他的无阶级性；人类理性必须面向共产主义的价值诉求，并通过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 段来表现。总之，在唯物史观现代性的理解构架中，内含着现代性扬弃的反思意识的惯 性。
2.唯物史观后现代性的理论张力
唯物史观内含着现代性扬弃的思想惯性，并不意味着唯物史观自然会引伸出后现代主 义的“拼图社会”。这是因为，一方面，唯物史观虽然属于现代主义的理论形态，但其 理论体系在“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去逻各斯中心主义”之间始终保持着理论上的张力 ；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所特有的解构主义方法，很难直接还原为唯物史观的方法。但 这不是说，唯物史观面对后现代现象失去了它的解释效力。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后现代主义在本质上，是关于后现代社会或知识社会合法化的 一种不成熟的文化理论。其历史地位主要表现为，在对现代建筑解符码化的过程中，颠 覆了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性，并在这种颠覆的过程中，拓展了微观社会现象符号分析的 领域。但后现代主义解构和颠覆的方法，最终仍无法彻底解构现代化。后现代主义这种 既无法解构现代化向全球化发展的时空逻辑，又无法对跨国空间进行普适性地再符码化 的两难境地表明，它要么在符码空间的魔咒中消解，要么在符码空间的重建中再生。
笔者以为，后现代主义再生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把符码世界的微观叙事理论与唯物 史观生产方式跨国叙事的(世界历史)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构建跨国空间符码生产方式 的理论。
所谓跨国空间符码生产方式的理论，即是以资源配置全球化为基础的消费生产方式的 理论。从历时性的角度看，消费生产方式是在完成第二产业现代化的基础上，向第三产 业知识化转变进程中的生产方式。在此意义上，消费生产方式的理论仍然具有宏观叙事 的理论特点；从共识性的角度看，消费生产方式以“剩余生产—符号消费”为主导方式 配置社会资源。在此意义上，文化工业的差异化生产与知识工业的差异化创新的互动， 制约着第三产业差异化的竞争战略。随着这种差异化的生产理性取得主导地位，“差异 —兼容”非理性的思维范式就会改变形式，采取理性主义的形式维护其合法性的地位。 而现代主义“共识—信仰”的理性主义的思维范式，也不得不放弃其宏观叙事的主导权 ，蜕变为微观叙事的思维范式，如区域合作的信仰模式、团队合作的信仰模式等等。后 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解构和颠覆的结果，形成了二者倒置的格局：“差异—兼容”的微 观叙事获得了宏观叙事的话语主权；“共识—信仰”的宏观叙事则蜕变为微观叙事的话 语权力。“主权——权力”的均衡，将建构后现代社会跨国空间的文化兼容和区域空间 文化共识的后现代文化的格局。
3.超越：唯物史观的实践建构
超越后现代主义对科技理性与生产力、符号价值与使用价值、文化形态与跨国空间的 解构和颠覆，还需要从唯物史观实践建构论的角度，阐释后现代消费生产方式与科技真 理、符号价值、文化意识形态三者的内在联系。
从实践建构论的角度看，在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中，科技与生产力的关系主 要表现为科技物化为机械论的生产体系。在机械论的生产体系中，科技的物化形态主要 是作为生产实践对象化的工具而发挥作用。工具的操作原理既与科技复制自然形式的原 理相一致，又与产品的使用价值相统一。产品的使用价值与消费者机械论的价值需求相 一致，产品的符号价值依附于使用价值的机械论体系。与此相适应，文化意识形态又进 一步提升科技理性普适性的地位，为机械论的社会体系提供合法性的论证。
自上世纪下半叶以来，科技生产力推动机械论的生产体系向知识论的生产体系转型， 促使发达国家率先进入后现代(工业)社会。知识论生产体系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由科 技与生产力的两元结构转型为科学—技术—生产的三元结构。技术从机械论生产体系中 的工具地位彻底独立出来，成为独立的产业组织体系，生产成为复制技术的纯粹的工艺 过程。从而生产与利润的关系变成了技术与利润的关系，科学研究被纳入到“技术—利 润”的运作体系之中，并日益凸现科学的经济意义。科学话语日已带有了“技术—利润 ”的色彩，从而形成了科学(技术)领域中的货币拜物教意识。这就是后现代主义所说的 “知识合法化危机”的实质所在。
知识论的生产体系与机械论生产体系的短缺生产不同，由于产品的更新换代速率加快 ，远远超越了消费者对产品使用价值更新的速率，使知识论生产体系带有明显的剩余生 产的特征。剩余的堆积(商店)使得消费者对产品使用价值的选择越来越依赖于产品符号 价值的联想。知识论的生产体系，也就不得不与按照符号编码生产出来的差异消费需求 相一致。知识生产与编码消费的互动，促使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向以消费实践 为基础的社会结构转型。在此基础上，文化意识形态作为消费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也 随之改变自己的形式，按照符码化的逻辑机制，阐释符码消费的价值取向。再加上文化 工业符码化的复制，符码文化成为后现代社会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
总之，后现代主义解构和颠覆的逻辑，在唯物史观的理论视野中，不过是生产实践向 消费实践转型及其建构的逻辑，亦即消费实践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相对独立性的文化自觉 的逻辑。
收稿日期：2004-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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