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教育观视野下的大学理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种论文,视野论文,理念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800(2015)12～012～11 对于“理念”的内涵，不同学科，不同学者有过很多不同的表述。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理念”是一个形而上的、富有理想色彩的概念与表述，指的是人们“对于某一事物或现象的理性认识、理想追求及其所形成的观念体系”[1](53)。作为一类特殊的组织，大学理念同样带有理想色彩，是“人们在对教育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关于大学的性质、职能、使命、目的、大学与社会的关系等一系列大学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2](15)，主要回答“大学是什么”、“大学做什么”等基本问题。近代以来，众多思想家、教育家、学者甚至政治人物，都从自己的理解出发，提出了自己的大学理念。 关于大学理念，学界已经有了很多研究，但是从教育学视角出发来探讨大学理念的研究还不多。同时我们也看到，无论是现实中的哪种高等教育形式，其实都是时代和文化的产物，都是因时而异、因势而异的，直接从抽象的教育概念出发探讨大学理念无疑是比较困难的。因此，我们需要借助于韦伯率先提出并积极倡导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s)的方法论来展开研究。按照有的学者的说法，所谓“理想类型”，其实是指一种“概念上的纯净体”、是从“一定的角度出发对现实中某类成分的抽象化”，这类成分并不以纯粹的形态存在于现实之中，也不对应于某个具体的经验实体，它不是思辨的产物，而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但同时又高于经验。[3](译者前言，3)借助于“理想类型”的方法论基础，本文尝试从教育观的视角出发，选择人类历史上三种对教育和大学发展有较大影响的教育观——精英主义教育观、国家主义教育观和民主主义教育观作为分析对象，将大学理念分为精英主义教育观视野下的大学理念、国家主义教育观视野下的大学理念和民主主义教育观视野下的大学理念。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对于教育观和大学理念的划分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在历史与现实中这三类教育观和大学理念都是彼此融合在一起的。 一、精英主义教育观视野下的大学理念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通过教育培养精英几乎是一个“共识”，“在任何状况的社会里，其教育活动都具有充实社会生活和绵延文化生活的目的或功能。不过通常都会把社会与文化中，精粹或高深的部分托付给少数的精英分子，看做是高深知识的探讨，或看做是人类文化精华的传播与发扬”[4](27)。近代以前，教育只有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两个阶段，其中初等教育主要由家庭来完成，高等教育则主要面向少数统治阶级的子弟。因此，在古代社会，所谓的教育或学校教育“一直就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质”[4](26)。接受教育是统治阶级的一种特权，学校教育带有明显的精英特性。譬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提出，不同天赋的人需要接受不同的教育改造，只有相应的等级才能接受相应的教育。他还以羊毛染色为例，提出要想把羊毛染成紫色，就必须选择质地白的那一种羊毛来染，因为只有少数人可以靠着理智和信念的帮助，从而正确地控制欲望。[5](148～152)因此，他把培养哲学王作为学校教育的最高层次和最高目标，并为此设计了他理想中的学校教育系统。而在中国古代，培养“君子”、“士”等政治精英一直都是学校教育的目标。但是，由于社会对精英人才的需求较少，同时由于精英的诞生具有很强的偶然性，所以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开展精英教育的机构形态也各不相同，很多实施精英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如中国的稷下学宫、古希腊的吕克昂、埃及的亚历山大大学等)在显赫一时之后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了。 在中世纪，大学与罗马教会、帝国政府被称为中世纪欧洲社会良性运行的三大支柱，“正是这三者丝丝入扣的通力协作，才保障了基督教世界长久安定的生活空间”[6](1)。在当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学还经常承担罗马教会和帝国政府二者矛盾“调解人”的身份，巴黎大学甚至在一定时期内还承担着“教会世界神学警察的身份和地位”，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巴黎引领着神学前进的方向，而罗马却只能跟随其后亦步亦趋”[7](167)的现象。中世纪大学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其培养社会精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社会中，除了传统社会的官吏、医生以外，教士阶层是一个当然的精英阶层和特权阶层，而中世纪大学的三个专业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培养了大量的牧师、律师和医师。此外，中世纪大学的组织形式和职能等都与教会具有相似性，许多神学家、修道士都是某一所甚至某几所大学的建立者或建立之初的首批教师，大学师生的特权也都是参照当时教士阶层的特权标准来赋予的。所以，在中世纪大学诞生之后的几百年里，虽然并无大学理想、大学理念之说，但当时的人们把大学看作是开展精英教育机构的共识是毋庸置疑的，中世纪大学也拥有众多后世所不具备的自治权。 近代以来，大学一直承担着培养一个国家政治精英、思想精英、科技精英甚至经济精英的重任。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巴黎政治学院、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哥廷根大学、柏林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东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大学之于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和中国而言，就是一个本国精英的“集中产地”。在特殊时期，这些大学还担负起对一个国家政治、社会、思想发展的引领作用。随着大学研究职能的扩展，知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大学在培养社会各界精英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 从以上对大学史的简要回顾中可以看到，大学一直承担着培养精英的重任，只是由于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对于精英的看法不同，才导致了对于大学认识的不同。但是，“大学基业长青的历史告诉我们：精英教育是大学得以存在的永恒价值，对于精英的培养是大学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卓越的大学必须坚持精英主义的理想”[8](65)。正是因为培养更多更“好”精英的追求，才产生了对于“好”大学的向往和追求，从而使得大学理念历久弥新。从精英主义教育观的视野来看，历史上的大学理念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将理想的大学视为探索真理的场所。虽然好奇心属于人的天性，求知也是每个人的必需，但是探索真理无疑属于少数精英教育的职责。秉持这种大学理念的人们认为，真理就是大学存在的合法性来源，大学就应该发现真理，从而引领社会，因此主张理想的大学应该发现真理、传播真理、守卫真理。譬如，德国哲学家、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就认为：“大学是一个由学者与学生组成的、致力于寻求真理之事业的共同体。”针对作为大学经典理念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的自治权是来自于“一个具有超国家、普世性特点的不朽理念：学术自由。这是大学所要求的，也是它被赋予的”[9](19)。因此，学术自由是一项不容剥夺的特权，它使得在大学中“传授真理成为一种义不容辞的职责，它使得大学可以横眉冷对大学内外一切试图剥夺这项自由的人”[9](19)。同时，雅斯贝尔斯还认为大学是一类特殊的学校，具有四项重要任务：(1)研究、教学和专业知识课程；(2)教育与培养；(3)生命的精神交往；(4)学术。这四项任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同构成了大学的理想。他饱含深情地说：“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力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每一项任务借助与其他任务而变得更有意义和更加清晰。每项任务都是大学理想的生命整体的一部分。”[10](149～150)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在他的《现代大学论》中明确提出“大学本质上是一个做学问的场所，致力于保存知识，增进系统化的知识”[11](201)，现代大学“在最高层次上全心全意并毫无保留地致力于增进知识、研究问题(不管它们来自何方)和训练学生”[11](18)。在弗莱克斯纳的论述中，大学追求的知识其实并不是指普通知识，而是指高深知识、系统知识和理论知识。虽然在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方法的进步，知识日益丰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学术职业逐渐发展起来，但是大学的理想目标还是应该使“自己限于从事具有内在的智力或精神价值的活动”[12](187)。因此，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内部的核心机构应该是文理研究生院、纯粹的专业学院和某些研究所。此种大学理念使得大学具有了一种内在的超越性和精英品性。 二是将大学视为培养某种理想人格的场所。培养什么样的人和如何培养人是教育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在中西方教育史上，培养“终极者”始终是教育的目的，如西方古希腊时期的“智慧人”、中世纪时期的“宗教人”、启蒙时期的“自然人”、近现代时期的“理性人”、中国古代的“圣人”、“君子”等。作为实施精英教育的主要机构，大学的理想就是培养某种理想人格，这种理想人格当然就是社会的精英。譬如，纽曼认为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13](97)，也就是绅士，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大学必须实施自由教育。作为永恒主义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赫钦斯认为形而上学应该成为教育的最高指导原则，他主张用形而上学来统整大学教育，重建理性秩序，大学教育的终极理想应该是智慧(Wisdom)和至善(Goodness)。[12](228)他认为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学生“经过适当训练并养成适当习惯的智力，在任何领域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培养理智方面优点的教育是最有用的教育，不管学生将来过思辨的生活或行为的生活”[14](37)。正是出于这种教育观，他们认为大学的主要职责在于知识的传递而非知识的创新，主张实施自由教育。这种大学理念是通过培养精英人才来定义大学的。 三是主张理想的大学应作为社会的灯塔而存在。这种大学理念认为，大学具有公共性，大学的合法性建立在其对社会的引领作用上，大学应该成为社会的良心或灯塔。譬如，美国学者斯坦利·阿罗诺维兹就认为“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应该是在大众文化的发展中发挥一种领导作用，抑或就是领导作用，没有之一”[15](154)；而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教父”——施特劳斯则认为，大学是一个追求卓越的机构，也是创造新的社会思想和培养新人的教育机构，作为高等教育最重要代表的自由教育“是大众文化的解毒剂”。在现代社会中，大众文化对人的精神造成了腐蚀性的影响，以至于很多高等教育机构只生产“没有精神或远见的专家和没有心肝的纵欲者”[16](223)。而自由教育则是一架阶梯，只有凭借这架阶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才可以“努力从大众民主上升至原初意义上的民主。自由教育是在民主大众社会里面建立高贵气质的必要努力。自由教育呼唤着大众民主中那些有耳能听的成员，向他们呼唤人的卓越”[16](223)。只有通过这种教育，才能培养未来社会的引领者。理想的大学必须实施自由教育。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精英主义教育论者看来，大学是探索真理、培养理想人格和引领社会的一种机构，而要实现这一重任，大学需要一定的特权，其中最主要的特权就是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因为精英教育具有探索性，因此学者必须具有某种特权，“正是大学组织和学科所共同负担的探索知识的责任，赋予了学者和教师的特权与自由以某种意义，从而超越了他们的直接的特质利益，确保大学在其最显著的活动(即学术的、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中保持自治”[17](25)。大学之所以追求自治，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了一项全社会的福祉。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上，虽然以大学为代表的高等教育机构是培养精英和提供精英教育的主要“基地”，但是大学却很少标榜自己如何培养精英。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精英”概念的含糊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没有必要。但是，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传统的精英高等教育开始衰落，正是因为要应对这种衰落，才会有众多的大学理念不断重申和重审大学教育的精英主义性质。 二、国家主义教育观视野下的大学理念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国家与教育的关系是一个持久的话题。在原始社会，由于共同的祖先以及共同的血缘关系，人们对自己先辈生活的区域和自己出生地所产生的爱恋之情，可以称之为爱国主义(patriotism)。自法国大革命以后，国家主义(nationalism)这个词才被广泛地应用，与爱国主义的忠诚程度相比，它的含义更加宽泛。除了地域关系之外，还包含其他的纽带关系，如种族、语言、历史、文化和传统等。[18](56～57)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通过教育培育人民的国家主义意识，从而激起民众的巨大力量，解决社会问题是一个经常采用的做法。近代以来，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从而也就产生了国家主义教育观。 从源头上看，国家主义教育理想早在古希腊时期和我国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只是当时的国家与今日的国家不同罢了。譬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经称赞以斯巴达为蓝本的国家教育制度，反对雅典把城邦的教育事务交给个人。而在我国古代的《礼记·学记》中也明确提出“古之王者，建国军民，教学为先”的教育思想。近代以来，伴随着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的建立，学校教育的特殊价值迅速引起了宗教组织和国家的注意，在欧洲各国，学校教育“被证明是创建一个国家最有力的工具，同样的，美国的公立学校教育也被证明是形成民族意识的最强有力的武器”[19](184)。在18～19世纪欧洲各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很多思想家、教育家提出了自己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例如德国的费希特、英国的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法国的拉夏洛泰等，尤其是费希特的《告德意志民族的演讲》(1807)和拉夏洛泰的《论国民教育》(1763)一书的影响最大。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欧美各国都把建立完整的国民教育系统纳入到国家的规划中，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学校教育开始受到普遍的关注，各个国家纷纷建立起义务教育体制。从历史上看，虽然大学的产生早于民族国家诞生，但是“自现代国家兴起，视教育为国家的事务，并正式建立完整的学校教育之后，高等教育更表现出浓厚的国家色彩，因此各国对高等教育之意义也就有了不同的界说。”[4](39)在国家主义教育论者看来，教育应该增强国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同时也要培养国民的公民观念。近代以来，虽然“国家”一词频频出现，“国家”似乎无所不在，但实际上不同的国家主义教育论者所倡导的“国家”、“教育”却是有很大差异的。 一般而言，人类历史上的“国家”可以大略分为朝代国家和民族国家两种形态，而国家主义教育观所指涉的当然是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从历史上看，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不仅包括政治行政部门以及组成‘公共’范畴的所有政府控制的机构的组建，也包括使国家权力合法化、巩固民族和民族‘特点’的意识形态和集体信念的形成”[19](88)。在实际生活中，好像人人都在说“国家”，但事实上人们言语中所指涉的“国家”的具体内涵却往往是大相径庭的，我们往往会把自己所生活的土地、所信仰的文化、所属的政权、政府、政党甚至于某个具体或抽象的象征(如国旗、国歌、领导人等)视为“国家”。在一定意义上，“国家”只能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并非是一个可以直接触摸的实体。正是从这种理解出发，笔者以为所谓的国家主义教育观众的“国家”也是一个流动的光谱，其内在成分并不相同。因此，依据教育所服务的对象的侧重点不同，可以把近代以来的国家主义教育观分为文化本位的国家主义教育观、政治本位的国家主义教育观和社会本位的国家主义教育观三种。相应的，国家主义教育观视野下的大学理念可以包括以下三类： (一)文化本位的国家主义教育观视野下的大学理念 欧美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与中世纪基督教大一统文化的解体进程密切相连的。15～16世纪，伴随着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各个民族世俗语言的传播以及活字印刷术的发明都极大地刺激了教育的发展，“在欧洲，德国的路德派和瑞士的新教派是大众教育的重要引路先锋”[19](38)。在这一过程中，学校教育日益被认为是“能够保证提高民众政治忠诚度和形成有凝聚力的民族文化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19](90)。到了19世纪，学校教育开始“担当起促进国家道德、文化和政治发展的基本任务。它成了世俗的教堂，其任务在于同化移民文化，改良宗教信条、推广指定的标准国家语言、打造民族认同感和民族文化、普及常规理性的思维习惯、鼓励爱国、灌输道德纪律等等”[19](91)。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形成过程其实就是统一的民族文化、共同文化形成的过程。 近代以来，学校尤其是大学往往被认为是促进国家获得文化上统一的重要机构，其可以对新兴的民族国家发挥一种文化上的黏合剂作用，借助于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民族国家可以科学地获得希腊人曾经自然拥有的文化统一性。民族国家将会重新体现一种由于知识增长和学科分裂而强加在思想领域、由于劳动分工而强加在社会领域的统一性”[20](62)。英国在1963年出台的《罗宾斯报告》中明确提出，大学教育“依然存在一种极为重要的功能：传承作为一个公民所需的共同文化和共同标准……它是高等教育的一种特有功能……以便为家庭合作提供一个健康社会所依靠的文化背景和社会习俗”[21](123)。文化本位的国家主义教育观将文化作为连接教育和国家的中介，认为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弘扬民族文化，使国民获得文化统一性。在众多的大学理念中，其典型代表便是深受“文化国家观”影响的德国古典大学观。 众所周知，德国的文化国家观是伴随着德国在耶拿战场的战败和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而逐渐形成起来的。所谓的文化国家观，就是指国家是文化的体现，国家和学术均以统一的理性原则作为出发点，大学和国家共同服从于理性原则，二者相互结合、彼此依存。国家创办大学的目的主要是要依靠大学的教育研究活动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文化支撑。为此，国家需要积极保障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坚信文化的长远发展有助于实现国家的根本利益。在文化国家观论者看来，教育与科学是一种使国家建立的新型手段，可以使国家建立在自由与文明的基础之上，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最终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因此，国家应该积极服务于大学教育，大学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公正、自由、理性的国家。[22](201)正是在这种文化国家观的影响下，才诞生了影响深远的德国古典大学观。德国古典大学观包括四个核心概念——修养、科学、自由和寂寞，其中自由居于核心地位。因此，学术自由在当时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国家而言的，按照文化国家观主要代表人物洪堡的看法，自由与国家并不是矛盾的对立面，大学不是要“通过摆脱国家享有自由，而是要在国家中享有自由”[22](63)，而为了保证这种自由，大学必须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因此需要倡导大学自治。针对大学自治，提出德国古典大学观的思想家们主要是从大学与国家的长远利益之间有相互依存关系的角度来论证的，因为大学是特殊的，国家的直接介入往往只能起到反作用，因此“国家在整体上……不应就其利益直接所关所系者，要求于大学，而应抱定这样的信念，大学倘若实现其目标，同时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最高的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由此而来的收效之大和影响之广，远非国家之力所及”[23](34～35)。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看出，德国古典大学观中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根基立足于文化国家中。近代以来，很多民族国家都把大学作为培养拥有文化统一性的公民的重要阵地。也正是因为如此，受“文化国家观”影响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理念也传遍了世界各地。 (二)政治本位的国家主义教育观视野下的大学理念 在近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国家的最主要斗争对象是教会，而学校教育则成为“迅速发展的19世纪民族国家国家机器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成为了新的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柱”[19](90)。同时，由于“国家权力的真正本质在于任何时刻都将建立在各阶级力量的平衡之上。这样一来，教育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也将成为不同阶级需要争夺的目标。由于教育已成为普遍的公共的政治机构，也就随之卷入了普遍意义上的政治竞技场”[19](101～102)。因此，主张个体服从于国家，根据国家的政治需要兴办教育的思想一直影响较大。譬如，被称为阐发现代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奠基之作的拉夏洛泰的《论国民教育》一书，首先就批判了耶稣会的教育，在此基础上提出“法国民族需要一种只依靠国家的教育”，认为教育的中心目的是“培养对国家的忠诚、团结感和为国家尽忠的能力”[24](4)。近代以来，在这种教育观指导的大学理念很多，通常表现在各个国家的教育法令、教育改革方针、教育宗旨的表述中，其表述的主体多为政府官员。譬如，1886年，日本政府颁布的《帝国大学令》的第一条明确规定：“帝国大学以传授适应国家需要之学术技艺并研究其奥蕴为目的。”[25](226)当然，在现实中，由于国家的强势，这种大学理念“使得个体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获得了有机的对接”[26]，在现实中也多得到了实现，所以对于这种大学理念的分析往往是和具体的高等教育实践联系在一起的。这类大学理念的典型代表便是拿破仑所建立的帝国大学体制。 19世纪初，拿破仑所建立帝国大学体制影响了法国大学100多年，也影响了俄国、前苏联和中国等世界上多个新兴民族国家，其大学理念是建立在“高等教育为中央政府培植各类行政人才的正规措施”[4](39～40)这一理念的基础之上的。正是出于政治需要，大学这一独特的机构成为了一个巨大的世俗教学机构的代表，“其基本原则就是中央具有至高无上的控制权，国家垄断教学，而官僚机制的严格等级结构就体现了这些原则”[19](162)。在这种大学观下，大学以实施专业教育为主，强调大学服务于国家的政治需要和国家对于大学的控制，巴黎理工学院、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等新型的高等专科学校是这种大学理念的制度产物。这种以专门学院为代表的法国模式的实施源于大革命时期，完成于拿破仑时期，其中的一些基本特征，如中央政府控制、独立学院以及专门学校的设立等，在启蒙时代就已有萌芽，建立“专门学校或职业学校取代大学与启蒙运动以来的主要观点相一致，这种观点认为高等教育的职能是传授公共利益所需的实用知识和技能”[27](4)。后来，法国的这种专门学院模式影响了世界上很多新兴的国家，使得大学成为一个国家机构或者专属于某个行政部门的思想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随着大学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很多国家都把大学的发展与国家整个发展战略紧密结合起来。这种政治本位的国家主义教育观影响越来越大，从二战结束以后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中对大学吸收退伍军人入学到近年来我国所提出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战略都可以看到这种政治本位的国家主义教育观对于大学理念的深刻影响。 (三)社会本位的国家主义教育观视野下的大学理念 在近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由于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历史的不同，其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也很不相同。在这其中，英国和法国就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法国资产阶级、国会议员、雅各宾派和共和党人等都持彻底的国家主义态度，因此都把教育改革之路看做国家立法和实施控制的过程。”[19](85)与法国不同，英国是采用“小政府大社会”的典型代表，它“没有欧洲大陆国家的严厉和对国内意识的限制。它以最小的代价和最少的国家干预，在商业和社会活动中有效地管理市场和维持社会秩序”[19](115)。这种不同的政治体制也对各个国家的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说法国的政治本位的国家主义教育观造就了法国式大学理念的话，“英国的自由主义和自由放任是形成英国教育发展特色的关键因素”[19](85)。英国的这种教育特色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并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本位的国家主义教育观。社会本位的国家主义教育观当然只是相对于以法国为代表的政治本位的国家主义教育观而言的。在这其中，要求大学为社会发展服务尤其是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理念逐渐兴起，大学需要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人才，大学要满足所在社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理念日益兴起。在这其中的典型代表便是美国的威斯康星理念。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地方分权国家，在近代化过程中，主张教育为经济社会服务的思想影响越来越大。1862年，美国颁布了《莫雷尔法案》，提出了州立大学大力发展农业与工程技术教育的举措，使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职业教育课程开始大量进入大学。受这种思潮的影响，美国的大学为社会服务的思想深入人心，其典型代表便是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范·海斯所提出的大学理念。1904年，范·海斯开始担任威斯康星大学的校长，并一直担任校长达15年之久，在其任内，他积极实践大学为经济、为社会服务的理念。范·海斯认为，传统大学的主要职能是教学和科研职能，但是对于威斯康星大学而言，社会服务也是其主要职能。因为作为一所州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必须考虑每一项社会职能的实际价值。换句话说，它的教学、科研和服务都应当考虑州的实际需要”[2](43)。威斯康星理念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大学必须参与州的各项事务；(2)大学需要与州密切合作；(3)学术自由不但包括认识论和政治意义上的学术自由，也包括道德论意义上的学术自由，即学术自由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全社会公众的利益；(4)学习自由。学生有选择学习课程、决定何时学以及如何学的自由。[28](235～236)威斯康星理念基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了大学的新的使命，确立了大学为社会服务的第三职能。其后，这种大学理念影响了世界上的多个国家、产学研结合逐渐成为很多大学追求的目标。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兴起，大学与国家的关系也将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主义教育观日益受到国际主义教育观的挑战，近代以来的以国家主义教育观作为分析框架的大学理念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比尔·雷丁斯在《废墟中的大学》一书中曾经提出现代大学有三种理念，分别是康德的理性大学理念、洪堡的文化大学理念和全球化时代的“一流大学”理念。在雷丁斯看来，所谓的“一流大学”理念是没有内容的，也是危险的，会导致大学“不再是民族文化理念的生产者、保护者和传播者，因而无法将自己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系在一起……就大学而言，它也正在变成一个跨国官僚政治联合体……类似于一个跨国公司”[20](3)。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国家主义教育观面临着调整，其对应的大学理念也将面临着再次图新。 三、民主主义教育观视野下的大学理念 民主作为一种实践在古希腊的政治中曾经得到很好的实践，但毋庸置疑，古希腊的教育则是精英主义的。近代以来，以下三个因素支持了民主主义教育在各国的兴起：(1)启蒙主义思想。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启蒙主义运动的展开，国家主义的教育目的在增强爱国主义情感的过程中，也体现了特定的公民观念，并同时导致了人的独立的观念。在很多启蒙主义者看来，对于人的潜能的大胆表达，必然会促进普通民众的独立性、创造性和自主性。费希特认为，真正的国民教育应发展所有人的道德、智力和体质方面的潜能，这是他们作为人类的必然。[18](62～63)(2)政治民主化。伴随着现代民主政府的建立和产业革命的展开，教育民主化的浪潮随之在各国兴起，教育权日益被看成是一种公民权。种族平等、女性受教育权等问题是19和20世纪教育领域的热门话题。(3)科学研究成果也支撑了民主主义在教育领域的展开。近代自然科学和进化论思潮有力地改变了人的固有观念。心理学对个别差异的科学研究，使得人们不再相信人的天赋是相同的，“尊重人格”这种民主化的论调使得个体开始具有一种道德上的价值。[18](49～50)虽然在以上这些事件中并无民主主义教育的提法，但民主主义教育作为一种思潮和实践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了。 对于民主主义教育作出划时代阐述的当推1916年杜威出版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在民主主义教育观中，平等是一个关键词。悉尼·胡克认为，杜威所讲的平等并不是事实上的平等，或理想目标的平等，而是指人类道德上的平等，杜威观点的实质在于，“民主致力于对共同体内每一个体的平等关注，关注其作为一个人的发展。而教育就是发现并解放那些个人能力的主要手段。教育能够让人们有能力在与其同伴相和谐的同时，实现其最大可能的独特的成长”[29](123)。对杜威来说，“一个民主的社会，它的各种制度的组织表明对一切人平等相待，使他们充分发展，自由选择和周围社会结构中他们同胞的生活方式一致的生活方式”[30](383)。在教育中，不要预设目的，在杜威看来，一个社会必须给全体成员以平等和宽厚的条件求得知识的机会，在民主社会中，必须教育成员发展个人的首创精神和适应能力。[30](98)值得注意的是，杜威对于民主主义与教育的阐述并不是一个构想出的乌托邦，而是基于教育实践所得出的成果。由杜威倡导成立的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对于学术自由的保障深刻影响了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二战以后各国普遍展开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浪潮也可以看作是民主主义教育影响大学的一个明证。由于大学在历史上始终承担着精英教育的任务，因此针对民主主义的浪潮，众多学者可谓是毁誉参半。但是，民主主义教育毕竟是一个不可抵挡的潮流。从民主主义教育观来看，平等、多元、尊重差异、包容、合作应该是其核心。在笔者看来，克拉克·克尔的“多元巨型大学”理念、德里克·博克的“走出象牙塔”理念和欧内斯特·博耶的“新型大学”理念体现了民主主义的教育观。 克拉克·克尔是一位成功的高等教育管理者。其生活的年代，美国已经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许多新兴的高等教育机构开始兴起，传统意义上的大学理念已经开始面临式微的危险。针对大学危机，克拉克·克尔提出了他的“多元巨型大学”理念。克尔认为，如果纽曼心目中的理想大学是一个僧侣居住的“乡村”、弗莱克斯纳心目中的理想大学是“城镇”的话，现代的大学则是一座五光十色的“城市”。现代大学是一种若干意义上“多元的”机构，它“有若干目标而不是一个目标，有若干权力中心而不是一个权力中心，服务于若干群客户而不是一群客户。它不崇尚单一上帝，它不构成单一的、统一的共同体”[31](77)。“多元巨型大学”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多元性，它是一座城市或一个城邦。现代高等教育系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原则就是功能的分化，就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来看，至少包括高度选择型的高等教育、选择型的高等教育和非选择型的高等教育三个部分。其中高选择性型部门建立在竞争的优秀基础上，非选择型的部门建立在平等主义基础上，而非选择型部门则在两者之间的某处浮动。对于现代大学系统而言，可以通过各大学之间或者在大学内部的各层次或专门单位之间进行功能的分化，形成一个有效的高选择型的部门。只要措施得当，现代大学可以同时承担精英高等教育和大众高等教育的重任。[32](84～91)在历史上，精英高等教育与大学几乎是同一个概念，大学、精英高等教育曾经几乎是高等教育的全部，但是现在却都正在逐渐变小。针对这一现实，克尔认为不必怀旧或紧张，只要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大众化高等教育和普及高等教育能够帮助鉴定和选拔“精英”人才，将这些“精英”转学到精英高等教育部门，从而使精英高等教育部门可以继续培养“精英”。同时，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是“在一个民主国家建立社会分层的基础，减少受教育的阶级和没有受教育的群众之间的尖锐区分(和潜在的愤恨)，并有助于软化阶级区分和阶级对抗”[32](80)。事实也证明，这种基于民主主义教育观而设计的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个体系是特别灵活的、分散的、有竞争力的，也是富有成效的。新的可以尝试，旧的可以考验，既充满技巧又很方便。高等教育的多元化适应了美国的多元社会”[31](67)。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克尔的大学观充分体现了民主主义的教育观。 德里克·博克任哈佛校长20余年，其提出的“走出象牙塔”的大学理念对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提出了很多新见解。博克认为，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民主化进程，“大学是象牙塔的说法过时了。相反，有一张庞大而复杂的关系网把大学和社会其他主要机构连接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学术保护含义已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33](7)。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大学必须承担起其应有的社会责任。这种社会责任除了要求大学必须对学生的要求及时作出反应以外，还必须仔细审视自己的社会责任，充分认识到自己所处时代的特征以及自己在当前社会中的真正目的和作用。在现代社会里，大学在一定意义上承担了“教堂”的角色，大学虽然“也拥有超凡的目标，但同时也要立足和服务于这个不完美的现实世界，因此要不断承受压力”[33](12)。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大学既需要用传统的学术方式服务社会，也需要用非学术的方式服务社会，在这一过程中，应以不损害大学自身的使命作为基准。在民主社会中，经典的大学理念——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和学术中立的“三A”原则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区分学术自由和公民自由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总体来看，博克的“走出象牙塔”大学理念对民主社会中高等教育和大学何为作了深入地思考。 欧内斯特·博耶针对现代大学中出现的教学与科研的矛盾问题，用一种包容的方式对“学术”重新进行了阐释。他将“学术”划分为发现的学术、综合的学术、运用的学术和教学的学术，在理论上将教学和科研进行了融合，提出教学和科研都是“学术”，都为了最终实现高等教育“育人”的目标而服务的。[34](30)同时，博耶基于自身的经历与学养，较为系统地提出了“新型大学”的建设主张。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共同的价值。博耶认为，一个好的大学社区应该是一个充满着教育目的的社区、开放的社区、有纪律的社区、关怀的社区、充满着公正的社区和值得庆贺的社区。(2)明确的使命。博耶明确提出现代大学应该有明确的“学术使命”，也就是大学“必须解决我们在最急迫的社会、公民、经济和道德问题的过程中成为更强有力的伙伴”[35](82)。大学的学术工作应该具有明确的社会使命，应该符合“更大的、更人道的目的”[35](89)。大学的学术使命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实现：一是把大学的丰富资源与我们最急迫的社会、公民、伦理问题，与基础教育和我们的城市联系起来；二是通过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大学实现校园的学术文化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提升人类的生活质量。(3)大学的多样化发展。博耶认为，一个国家和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大学和学院，包括研究型大学、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综合性学院和大学、文理学院和社区学院等。[12](364～368)从以上的简要分析中可以看到，博耶的大学观体现了民主主义教育思想。 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带来了教育的民主化，同时也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大学的分化和差异化发展理念也正好符合民主主义教育观所倡导的平等、包容的理念。在民主主义教育论者看来，现代大学中应该积极实施通识教育，因为通识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古代自由教育的理想，并且尽可能地将其扩展到共同体内部所有成员的身上”。它的前提是确信人人平等，确信“好”的生活的存在，把培养公民过上“好生活”作为通识教育的目标，并且相信通识教育是所有人都应当平等享有的权利。[36](41)但是，大学如何承担为民主社会培养、选择领导者、大学教育如何处理好精英与民主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话题。 四、结语 在历史上，大学是实施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学就是高等教育的代名词。所以，在精英高等教育阶段，人们对于何谓大学的认识还是比较清晰的。但是近代以来，随着大学由古典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型，大学理念逐渐变得“令现代人难以捉摸。……从存在历史的长短看，古典大学远远超过了现代大学，但只有在古典大学转变为现代大学的两百多年里，理念才成为一个问题，并为人们反复探究和长期争论。这既有古典大学不逝的精神的影响，又有现代大学不确定的持续变革的缘故。……古典大学的没落不是其自身的宿命，古典大学精神在现代大学的重生于延续是大学永恒性的标志”[37](译者前言，7)。大学是一种制度存在，也是一种理念组织，思考大学理念对于我们认识“何谓大学”、“大学何为”是很有必要的。 作为一类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同时又作为教育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的发展与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从教育的视角思考大学理念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由于教育思想的层出不穷和教育实践的变化，从而导致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经常使得“教育”一词出现“一个概念、多种用法”[38](38)的现象，从而也导致了不同教育观的出现。本文从精英主义、国家主义和民主主义三种教育观出发，根据大学理念的核心价值取向，运用“理想类型”的方法，对近代以来出现的部分大学理念进行了分类和分析，不但分析了教育观与大学理念的外在关联，也分析了教育观与大学理念的内在共通之处。之所以要这样分析，是为了厘清每种大学理念的内涵，认识教育观与大学理念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当前这个大学危机与转型的时代，重新反思教育观对于大学理念的启发意义，从而实现大学理念的再次图新是很有必要的。标签：大学论文; 教育论文; 国家主义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美国教育论文; 德国教育论文; 精英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法国历史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法国文化论文; 德国历史论文; 社会教育论文; 精英阶层论文; 精英教育论文; 知识精英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