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理论的奠基与发展——读《邓小平文选》和中共十七大报告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文选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中共论文,理论论文,报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07)12-0011-08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上所作的报告首先回顾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他说：“一九七八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1](p.6)“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1](p.7)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和开放事业的历史起点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和开放事业的源头却可以追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奠定了后来改革开放的前提和基础。正如十七大报告指出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p .7)当然，前提和基础不是改革开放本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真正开创，是在邓小平时代。新中国自建立至1978年以前的数十年间，主要是借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在外交上采取“一边倒”的政策，不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以后，中国切断了与苏联、东欧等国的对外交往，处于比较封闭的状态，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开放。正因此，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这样强调：“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吹响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创立邓小平理论，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阔步前进。”[1](pp.7-8)胡锦涛的这一论断清楚地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开放事业是邓小平时代开创的，因此，要把握中国特色改革开放理论尤其是把握对外开放的实践和理论，就要重点研究和把握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理论的开创者，其开放理论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产生并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它又具有广阔的国际背景并鲜明地反映出全球化时代的特点。邓小平开放理论的时代特征在于它把开放视为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唯一发展道路，故开放是对全球范围内所有国家的开放，只有这种全方位的开放才能使中国参与世界体系以获得更快的发展。继邓小平之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更是把对外开放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拓展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道路，并且一直坚持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又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开放的范围和水平，形成了新的开放格局，取得了对外开放的巨大成就。
一、开放是全球化时代的唯一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放理论与其改革理论一样，形成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其时中国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人民生活非常贫困，对外关系亦处于封闭、孤立状态；发达国家则因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经济空前发展而进入“福利国家”时代。面对这种严峻形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立即着手改革内政的同时抓紧实行对外开放。邓小平不仅以敏锐的眼光看出中国落后和发达国家迅速发展的原因，更看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中国开放经济的必要。因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把开放和改革一同提上议事日程，把二者视为二位一体的任务，视为使中国强盛的必要手段和途径。
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这种改革开放思路明显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时代特点。
当时，世界范围内新的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西方“七国集团”①成立后，世界上24个最大的工业化国家建立起超国家机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些国家不仅相互间加强了互惠互利的合作，更借助跨国公司把经济活动扩展到全球各地。这种经济的全球化使国际资本流动发生了新的变化，并使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迅速增长。例如，1980年，世界商品贸易出口额从1950年的610亿美元增加到24006亿美元，国际直接投资额则从1960年的680亿美元增加到5020亿美元。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由于未参与世界经济体系，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1978年的进出口总额仅为355.1亿元人民币，②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微不足道，并且其对外贸易产品结构仍是以技术含量低的粗级产品为主，进口也是以一般生产资料为主。
在亚洲，日本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经济也在飞速发展。在拉丁美洲，一些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起飞也成立了一批跨国公司。至1980年，仅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跨国公司就有1964家。这些公司的诞生扩大了国际投资。例如，从1978—1980年发展中国家年平均对外直接投资额已达6.82万美元，10年中增加了15倍。③
与世界这种飞速发展的情形相对照，中国社会似乎停滞了。至1978年，中国对外贸易产品结构还主要是工矿产品、农产品及加工产品，进口产品主要是一般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这与1950年代相比几乎没有变化。中国人民的生活仍很贫困，农民人均纯收入仅134元，城镇职工人均收入316元，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175元。④中外两相对比，经济差距极为明显。
面对中外反差巨大的现实，邓小平便把如何打开国门、对外开放以参与全球化进程作为思考中国改革大业的重要方面。就在1978年这个百废待兴的年头，在会见德国新闻代表团时邓小平特地谈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问题。他感慨地说：“关起门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2](p.132)中国的发展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耽误了十年，而世界的发展则突飞猛进，以致中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开了几十年。所以，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要取得国际上的帮助，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和装备作为发展的起点。邓小平还明确指出：“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2](p.133)
就国内情形而论，邓小平对外开放政策的确定首先在于他能深刻反省中国闭关自守的流弊。他在1984年谈到中国闭关自守的沉痛教训时这样说：“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中国“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3](p.90)邓小平在谈话中着意分析了中国建国后在开放政策上的失误及其教训，他说：“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这虽然有别国的封锁，但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自己的闭关自守“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他强调：“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3](p.64)
不过，邓小平强调对外开放并不意味着摒弃独立自主政策。他是在尊重毛泽东历来倡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国方略的同时主张加强与世界的联系和互利性合作的。邓小平之所以坚决摒弃闭关自守政策，除了他详考于内以通观国情外，更在于他明察于外以把握世界态势。他认清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3](p.64)看到了自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世界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3](p.279)他非常清楚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仅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这需要对外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尤其需要加强国际交往，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用于发展自己。他确信：“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3](p.78)
显然，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政策完全符合当代世界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今天，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它使各国经济在世界市场范围内得以实现生产要素、生产资源的跨国优化配置，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的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使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及地区的经济日渐融为一体。邓小平在谈话中数十次提到“开放”，都是围绕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在1980年代上半期论及世界的和平和发展问题时，邓小平还几次直接使用了“全球性”概念，这充分表明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全球化背景。
正是因为邓小平把对外开放视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发展的唯一道路，所以，在1990年代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巨变、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后，已离开领导职位的邓小平仍关心着中国开放政策的延续性。1992年，他曾以这样决绝的语气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3](p.370)
二、开放是对所有国家开放
在把对外开放视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发展的唯一道路的同时，邓小平更是顺应历史潮流确定了对外开放的规模和范围。他提出对外开放是对所有国家的开放，是一种全方位的开放。当中国还未完全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走出来、姓“社”姓“资”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的时候，中央政府创办特区、引进外资的举措总是不断遭人非议，甚至在开放政策初见成效时也仍然受到来自党内外某些人士的责难。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不怕被指为“异端”，大力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专门解释了对外开放是对所有国家开放的立场和主张。1984年，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为了澄清“以为开放只是对西方开放”的误解，他明确指出，开放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同它们做生意，搞技术合作和改造，合资经营等；“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也有很多文章可以做。邓小平预料在开放过程中可能会出些问题，所以他指出，“可以一步步地总结经验，不对头赶快改”，不过，他也强调，对外开放的“大的方针不会变了”。[3](p.99)总之，邓小平认为：“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3](p.237)
当然，从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来看，从中国最需要的是资金和技术来看，邓小平较看重的是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开放。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表示对中日之间的合作感到满意，强调要“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3](p.53)1987年，在与到访的荷兰首相吕贝尔斯谈话时，邓小平特地提到“欧洲比较开放一些，特别是技术上开放，我们比较满意”。[3](pp.233-234)1989年，邓小平同“在中美关系非常严峻的时刻到中国访问”[3](p.330)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会谈时，强调中美之间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3](p.330)并表示“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3](pp.332-333)
邓小平之所以力主向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开放并能制定正确的对外政策，关键在于他对市场经济有正确的认识并制定与推行了符合市场经济的政策。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他还说：“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因此，邓小平强调：“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中国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2](p.236)可见，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政策的着重点是搞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经济的手段是跨越国界与主义的，正因此，邓小平对外开放政策的后果必然导致中国参与世界经济体系。
正是立足于市场经济，邓小平在主张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成果和经验时，还提出中国与外国“相互依赖”的重要思想。1984年，他在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到中国为什么要实行“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并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时指出：在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策，在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内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到了下世纪后五十年，中国“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3](p.103)邓小平这里言及的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密不可分”，客观上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可以说它就是中国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一种简明说法。
显然，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政策内含着他的全球战略思想，这种战略思想通过他对世界大势的分析以及把和平与发展确定为全球范围内的两大主题和倡导南北国家在经济技术上合作鲜明地体现出来。1985年，邓小平在与日本访华团谈话时指出：从经济角度来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3](p.105)邓小平认为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他倡导南北国家在经济技术上合作。他说，西欧、北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资本和贸易要从发展中国家找市场和出路，不然的话发展受限制。而第三世界“大部分国家仍处于极其贫困的状态，他们的经济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都不容易”。[3](p.106)南北国家加强互利合作，就可以发展起来。
在开放的世界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新时期中的一种新探索，故他主张“不搞争论”。对于人们认识上长期存在的姓“社”姓“资”之争，邓小平总是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为标准来作出自己的判断，力求使这种争论不致阻挠人们改革开放的步伐。在1990年代初，面对有人对中国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担心，邓小平这样告诫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还以办深圳特区为例，说一开始就有人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但事实证明特区姓“社”不姓“资”。[3](p.372)邓小平由此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p.373)
三、开放使中国发展更快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根据世界大势制定了正确的对外开放政策，还根据中国幅员广阔、各个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采取了由点到面、通过试点逐步扩大开放规模的战略。从1970年代末始，中国先是在深圳、珠海、汕头及厦门建立特区，以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基地；进而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接着开辟沿海经济开发区和沿江沿边和内地开发区；不断扩大对外贸易，积极引进和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设备、引进智力、引进先进管理经验，并加强各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和各种形式的国际交往，后来又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使香港等地区回归祖国后，利用其自由港的优势更好地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等等。
实践证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制定的对外开放政策得到了很好的执行，也取得了巨大成功。正是鉴于这种成功，邓小平逝世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继承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而且更加善于利用中国的有利条件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去。这个有利条件是，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这一巨大市场的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吸引了外商们源源不断的资金。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投资环境逐步得到改善，外国资本纷纷进入中国。目前，世界“500强”中的400余家公司都已进入中国，如美国最大的20家工业公司中的19家、日本最大20家工业公司中的19家、德国最大10家工业公司中的9家均已在华投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在利用外资方面仅次于美国，在“九五”期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2894亿美元。在中国实际开业的外资企业已有15万家，这些企业为中国创造了1800万个就业岗位。外资的引进改善了中国资金不足的缺口，改善了中国国际收支状况，增加了国家总收益，加速了中国技术进步，推动了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增强了综合国力，使中国学到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同时也使中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条件有较大改善，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朱镕基总理在全国人大九届四次会议的报告中对中国开放政策的成绩总结道：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中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对外经贸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2000年进出口总额达4743亿美元，其中出口2492亿美元，分别比1995年增长69％和67％。出口商品结构改善，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所占比重提高。”[4](p.7)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面对多极化的国际形势，很好地把握了历史机遇，在与世贸组织经过长达15年艰难曲折的谈判后，中国终于在2001年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中国的“复关”与“入世”，确保了中国的根本利益，取得了“双赢”效果，这为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提供了新起点，有可能使中国在开放中实现较为迅速的发展。实践已初步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对外开放及与他国的合作中将会处于较为有利的平等地位，这会更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中国加快发展。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明确指出：“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5](p.46)这表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开放思想，而且看到了中国必须参与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的合作，看到了这种合作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由此可见，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娴熟的领导艺术率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保证了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成功实施。正因此，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说：“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发展并成功推向二十一世纪的。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受命于重大历史关头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在国内外政治风波、经济风险等严峻考验面前，依靠党和人民，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开创全面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引领改革开放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1](p.8)
四、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
中共十六大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的对外开放已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从进出口总额看，中国已位居世界前列。2003—2006年，中国货物进出口年均增长29.8％，2006年进出口总额达17604亿美元。据世界贸易组织发布，2004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位次由2002年的世界第五位上升至第三位，2005和2006年继续稳居第三位。①在中国的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出口已占出口商品的主流。2006年，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的94.5％，出口商品的主体由劳动密集型的轻纺产品逐步转向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2006年，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比重分别上升到56.7％和29.0％。与此同时，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也在成倍增长。2003—2006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年均增长23.4％，高于同期世界平均增速9.3个百分点。其中2006年出口914亿美元，是2002年的2.3倍。从中国吸收外资方面看，年均增长率也比较高。2003—2006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以年均4.6％的速度稳步增长，2006年达630亿美元，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达293亿美元。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范围也已遍及全球各地。至2006年末，中国从事跨国投资与经营的各类企业已发展到3万多家，对外投资遍及世界160多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750亿美元，是2002年末的3.3倍。在外各类劳务人员也在逐年大幅增长。2003—2006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为831亿美元，年均增长27.9％；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172亿美元，年均增长15.0％；2006年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67.5万人，是2002年的8.7倍。此外，国际旅游入境人数也在大幅增长。2003—2006年，中国接待国际旅游入境人数累计达44593万人次；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共计1064亿美元，其中2006年国际旅游外汇收入340亿美元，是2002年的1.7倍。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外汇储备自2003以来持续大幅增加，到2006年达10663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⑥
中国对外开放取得的这些伟大成就，证明了中共十六大以来的开放思路、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而新的伟大成就反过来又推动中共新一代领导集体认真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经验，提出新的开放政策和策略。2007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论及“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时，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的突破。在论述发展对外贸易等问题时，温家宝指出：“通过发展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要优化进出口结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努力缓解外贸顺差过大的矛盾。支持具有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扩大服务产品和农产品出口，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出口，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要增加能源、原材料以及先进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进口。加强国家口岸管理和检验检疫工作。”[6](p.31)在谈到做好利用外资的工作时，温家宝强调：“注重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优化结构，更多地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引导跨国公司把高端制造和研发环节转移到我国，吸引外资加快向中西部、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符合产业政策的领域扩展。大力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提高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6](p.31)这就需要引导和规范企业对外投资合作。在谈到这些工作时，温家宝特别强调，要“完善财税、信贷、外汇、保险等政策措施，支持有实力、有信誉、有竞争力的各种所有制企业走出去。加强引导和协调，避免企业在境外盲目投资和恶性竞争。发展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办好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进程，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规则制定，稳步推进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区建设。”[6](pp.31-32)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些论述，都是在以往工作基础上提出的，尽管是一种前瞻性的说明，但表明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推行的对外开放政策的正确，表明了中国对外开放已处于一种新水平，处于新的历史起点，是在新的层次上对外全方位开放。
成功的对外开放政策，使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较快的发展和较大的效益。近30年来，中国利用外国的资金和先进科学技术较迅速地发展了社会经济，也较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看得见的实惠。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论及人民生活有较大改善时列举了如下数字：中国城镇新增就业1184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扣除价格因素，分别比上年实际增长10.4％和7.4％。
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中国今天的开放也面临许多变数。中国自身的经济也在迅速发展和转型——尤其沿海地区已经在向开放型经济转型。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时，明确提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至关重要，这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以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和开放取得新进展。从趋势看，新的经济发展目标和新的举措就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特别论述了这些问题。他指出：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首要的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并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培养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使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创新人才大量涌现。其次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胡锦涛认为：“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1](p.22)具体作法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振兴装备制造业，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等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鼓励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1](pp.22-23)为了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深化企业改革以适应对外开放政策的需要，胡锦涛还强调了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具体说来，就是“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提高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竞争力。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健全和严格市场准入制度。完善国家规划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1](pp.26-27)
从以上可以看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认识到世界经济发展过程出现的诸多重要问题如建设创新型国家问题、知识产权战略问题、产业更新换代问题、世界金融问题的日益重要，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一系列对外开放新政策，进一步拓展了对外开放的道路，提升了对外开放水平。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深化沿海开放，加快内地开放，提升沿边开放，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1](p.27)胡锦涛在这里不仅强调要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优化开放结构的战略，也强调了加快内地开放，提升沿边开放，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的战略，这就大大丰富了邓小平开创的对外开放思想，也大大丰富了江泽民有关开放的思想。在对外贸易方式上，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也有精到论述。他说：“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立足以质取胜，调整进出口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支持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加快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积极开展国际能源资源互利合作。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强双边多边经贸合作。采取综合措施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1](p.27)胡锦涛在这里既全面地提出了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清醒地预见了对外经济活动中可能存在的种种风险，从而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实践指明了方向。
从世界历史进程看，中国作为追赶现代化的国家，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其不利因素很多。因此，我们在实施对外开放、参与全球化过程中必须时时考虑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还未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不高，产业结构不合理，科技创新能力较差，地区发展不平衡，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等等。这表明中国在国际交往和竞争中仍处于劣势，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依然巨大。所有这一切都要靠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经济、政治体制，利用已经具备的各种有利条件，扬长避短，借鉴先发达国家的经验，力求少走弯路；通过引进资金和智力、加紧培育人才、开发高科技产业等手段迎头赶上。
纵览全球化的进程，它就处在马克思当年的“世界历史”的预设中。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就指出：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7](p.276)在人类迈入新千年的今天，全球化使各民族更紧密地相互依存，使各国的经济活动互为一体，成共同发展之势。因而我们更应该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以获得更快的发展。
注释：
①“七国集团”指的是美、英、法、德、意、加、日西方七大工业国，通常称G7。1998年在德国科隆举行的第23届首脑会议上俄罗斯正式成为其成员，“七国集团”扩展为“八国集团”。
②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年鉴编辑部编：《世界经济年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55页。
③参见宋养琰：《当代中国经济问题探索》，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④参见马宇平等编：《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1840-1987国情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601页。
⑤⑥参见《数字解读十六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二)》，《新华日报》2007年10月10日第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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