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九五”期间长江流域的产业布局与投资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江流域论文,投资策略论文,产业布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江流域是我国经济的中心地带，也是“九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该地区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将直接影响到我国“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实现。而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则有赖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产业布局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先决性和长期性。一旦布局中出现失误，它就会产生“先天性”的长期不良影响。因此，各地区在确定本地区产业政策时，必须根据本地区的自然资源、技术和经济特点，扬长避短，建立有特色的产业体系。但是，目前长江流域部分省、市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存在着明显的产业结构趋同态势，汽车、摩托车、石油化工、冶金、建材、电子机电等产业几乎都成了各地需要加强投资和发展的支柱产业。这必然使国家有限的资源不能合理配置，重蹈80年代各省、市之间“家电大战”的覆辙。笔者认为，长江流域各省、市有必要对这种产业结构趋同态势及时作出适当调整。根据目前国际和国内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以及长江流域地区的产业布局状况、科技力量、战略地位、地理环境、资源状况和劳动力素质等情况，长江流域各省、市的投资方向应着重作出如下选择：
第一，长江流域的龙头城市——上海应以金融保险、流通服务、交通运输、电讯信息、科技教育等第三产业为投资重点。上海作为我国传统的工业中心城市，工业企业密度极大、数量极多。如进一步扩大工业投资，必将带来很多经济社会问题，使城市运输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更难解决。
第三产业的发达程度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区和城市产业档次和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目前，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60%，发达国家为65%，发展中国家也接近40%，而我国上海目前只在38%左右，相当于发展中国家水平，这与上海应有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这不仅说明我国长江流域的龙头城市发展第三产业的任务艰巨，同时也表明其第三产业大有发展潜力。上海在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的过程中，也应该借鉴发达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经验，扩大第三产业的投资，使上海成为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服务型的经济中心。就目前国际投资结构的变化趋势看，现在正是我国经济中心城市发展第三产业的好时机。如美国对外投资的30%、德国的60%、日本的67%，都是投向金融保险、商业等服务行业的。这也是我们积极引进外资发展第三产业的良好外部条件。
第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大中城市应成为“九五”时期我国高科技产业的重点投资区。当代世界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发展高科技产业时，都选择一、二个发达地区进行重点投资，而不是分散在各地发展。如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主要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南部地区，日本则选择了东京、大阪、神户等沿海大城市组成的狭长地带，英国则主要集中在泰晤士河流域和剑桥地区，印度的重点是班加罗尔市郊。这些高科技产业的重点投资区域，通常具备发展高科技产业的物质、技术、资金、人才等条件，有孕育高科技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众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生产企业等。而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大中城市也恰恰具备了上述条件。应充分发挥优势，重点发展高科技产业，对电子工业的发展尤应关注。
第三，加强上海港及其南北两翼的港口投资，力争在“九五”期间建立东方组合大港，以适应我国经济加入国际大循环。发展我国的外贸事业是使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条件。而沿海港口则直接制约着外贸事业的发展。本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轨迹表明，作为各国经济发展龙头的国际化大都市，无不以港口的发展为先决条件。上海作为我国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城市，要带动华东地区和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也必须从振兴港口抓起。目前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中心港（如釜山、神户、高雄、香港、新加坡等）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且已对我国沿海港口形成了包围圈，使上海港成了这些港口的喂给港。港口建设的滞后，不仅与上海的国际地位不相称，也制约着我国东部地区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快速发展。因此，“九五”期间扩大我国东部沿海港口建设的投资已刻不容缓。由于现有黄浦港淤积严重，港道水深已不能满足5万吨以上船舶的进出需要，客观条件制约着上海向深水大港的发展，而上海的特殊地位又迫切需要它成为航运中心。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策略，应是一方面加强上海港的改造投资；另一方面扩大上海港南北两翼的投资，建立一个以上海港为中心，包括浙江的嘉兴乍浦、宁波北仑、舟山双衢山和江苏的南通、张家港等港口在内的东方组合大港。
第四，水利资源的投资开发应成为长江上游地区的投资重点。“九五”期间乃至下个世纪的前十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能否继续保持下去，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国能源产业尤其是电力工业的发展状况。我国水利资源位居世界首位，仅长江上游宜宾至宜昌段就可梯级开发2400多万千瓦。水能是循环不息的再生能源，发展水电不仅可节约煤、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改善生态环境，而且水力发电成本只及火电的三、四分之一。长江上中游地区的省份，应发挥资源优势，在安排投资时，应集中财力开发水利资源。目前，应配合中央，搞好三峡工程，同时，为下个世纪长江及其支流水利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做好准备。
第五，长江上、中游地带的主要工业城市应将汽车（含摩托车）、冶金建材、重化工业等作为“九五”期间的支柱产业加以发展。汽车制造的技术复杂、协作面广，对钢材、有色金属材料、橡胶等材料的需求量大，质量要求高，品种规格多。因此，汽车制造业通常宜建在多种工业发达的地区。长江中、上游地带一些主要工业城市不仅是中西部地区，而且也是全国的重要工业城市。在这些城市中，与汽车、摩托车工业相配套的冶金、机械、电力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都较发达。此外，十堰、武汉、重庆等城市目前已经是我国的主要汽车、摩托车生产基地，应增加对这些城市汽车、摩托车工业技术改造投入，冶金、重化工、建材等工业都是现代工业中的重要基础工业，是发展国民经济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这些工业本身的发展，又需要煤炭、电力、交通、机械等工业的密切配合和协调发展。而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和上游地带的主要工业城市所处地带不仅煤、铁、水、有色金属、电力、石灰石、百云石、粘土等资源丰富，而且水陆交通发达，随着该地区汽车、摩托车、电力和机械工业的大发展，尤其是三峡工程的上马，也为这些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条件。此外，这一带地区的冶金、建材等工业本身就有相当基础，因此适宜走内涵扩大再生产之路。
第六，长江上游和中游地带的川、鄂、湘、赣、皖等省在“九五”期间还应加强对中、小加工企业的投资，发展适合本地优势的乡镇企业。由于国际和国内市场行情复杂，变化多，而中小企业则具有投资少、风险小、产业转向灵活、劳动力容量大等优点。日本战后的外向型经济能迅速发展，出口贸易能保持长盛不衰，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日本在战后注意发展中小企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经济的崛起，也与其注重发展乡镇企业有关。乡镇企业目前已成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支住。从某种意义上讲，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主要表现为乡镇经济之间的差距。因此，“九五”期间乡镇经济相对落后的长江中上游地区必须注重乡镇中小企业的投资。在投资发展中小乡镇企业时，决不能简单地照搬东部地区的模式，而应因地制宜，当今世界也有这方面的正反经验。70年代初，泰国在投资战略上简单地仿效“亚洲四小龙”的做法，引进大量外资，侧重扩大重化工业和技术水平较高的制造出口工业的投资。结果投资效果不佳，并导致国内外债务急速膨胀，70年代末，泰国的经常项目收支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6%左右，1980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9.7%。造成当时泰国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甚至一度引起政局不稳。究其原因，就是由于泰国在70年代确定投资战略时，没有认清自己是个农业人口占70%，农业资源丰富的农业大国这一客观国情，而盲目仿效“亚洲四小龙”的结果。进入80年代后，泰国政府吸取教训，开始调整其经济发展战略，以农业、渔业、畜牧业生产和加工为投资重点，发挥本国农业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走具有本国特色和优势的“农产品资源加工立国”的道路。为实现这一战略，泰国政府从投资环境和投资政策上积极创造条件，努力使国内外资本投入到农业、渔业、畜牧业以及与其相关产业中去。泰国的初级农业生产终于走向了“农业工业化”的方向，农业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食品工业有了飞跃发展。由于泰国80年代初以来的投资策略比较对路，注重了本地优势和实际，从1982年开始，泰国经济一直持续稳定发展。长江中上游各省是我国的传统农业大省，农业生产尤其是水稻产量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里下河平原、皖中沿江平原、鄱阳湖平原、洞庭湖平原、江汉平原、成都平原以及汉中盆地，都是国内的主要稻谷高产区。丰富的粮食资源为这些省份发展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实现“农业工业化”奠定了物质基础。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不仅在国内外有广阔的消费市场，而且还能吸纳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减缓大量民工的东流压力。
第七，长江中上游地区与长江下游地区之间应相互投资相互渗透。长江三角洲地区，经过“八五”期间的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实力和资金积累程度已经大大增强，具备了对外扩大投资的资金实力。长江三角洲地区向长江中上游地带扩散投资，不仅可以促进长江中上游地带工业的发展和资源的开发，而且也有助于自身的产业升级。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经济实力和投资力量尽管还不如长江三角洲地区，但在“九五”期间的投资安排上仍有必要抽出部分资金到沿海，尤其是到浦东进行金融、贸易等方面的投资。以借助沿海这个窗口，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扩大对外贸易，积极参与国际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