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东省“八五”期间经济增长的动因引发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广东省论文,高等教育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八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发展水平取决于生产力水平。当世界出现第五次生产力发展高峰时，人类跨入了科学技术时代。回想本世纪初，科学、技术、生产三者相互作用的关系是按“生产→技术→科学”的顺序发展的，而当代却出现了“科学→技术→生产”的逆转。这是高科技时代的一大特征，它表现在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上，对于发达国家或地区，这个贡献率已由本世纪初的5～20%迅速增长到60～80%。伴随着现代生产力要素中科技含量的剧增，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革命均离不开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只有靠教育，于是，“科教兴国”也就成为我国跨世纪战略的必然选择。在今天，新旧世纪交替的时候，了解、分析一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推进“科学→技术→生产”的进程中，在尽早实现科技与经济一体化发展上所起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不是探讨未来，而是基于“八五”期间广东省经济增长的动因，引发出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些思考。
一、经济高投入、高增长，但科技含量不高。
先看表1、表2、表3：（资料来源：《广东省统计年鉴1996》）
由表1、表2、表3我们不难看到以下几个事实：
表1
表2
表3
（1）投资大幅度上升。“八五”期间广东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累计达7590.97亿元，相当于“七五”的4.9倍，也是建国以来投资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个五年。占全国投资总额的比重由1990年的8.4%上升到1995年的12.4%，可谓“高投入”的一个五年。
（2）“八五”期间反映国民经济总量的主要指标GDP按当年价平均增长29.6%；若按可比价则为19.0%，是建国以来广东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五年”，这个速度要比全国同期高7.3个百分点。按绝对数计，1995年GDP达到5381.72亿元，继续保持全国领先[①]。GDP占全国的比重在1990年为7.9%，而1995年上升到9.3%。
（3）“八五”期间广东省经济实力与地位继续上升。（表3）可以说，“八五”期间广东经济表现出“高投入、高增长”的特征。要分析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因不是三言两语的事，它涉及到广东的体制上的优势、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改革先行一步形成的实力优势等等，本文只想就经济发展的内动力做点探讨。
人们知道，一国或一地区经济增长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资本形成，二是资本运用。资本可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形式。物质资本是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它的形成有两个主要来源：储蓄和吸引。在这两方面广东具有明显优势。“八五”期间银行存款余额的年均递增率高达30.8%，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年均递增35.7%，大大超过19.7%的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②]。在利用外资方面规模也迅速扩大。“八五”期间累计利用外资406亿美元，比“七五”增长3.3倍[③]，年均递增43.0%。广东1995年利用外资占全国的26.6%，超过四分之一。这一切构成了“资本形成”的巨大优势，使得“八五”的“高投入”成为可能。至于资本的运用，分低效益与高效益。效益的评价是个多指标的问题，这里试从两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注意到1990年广东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全国的比重为8.4%，大于GDP所占7.9%的比重；1995年更拉大了差距，投资占12.4%，而GDP只占9.3%。于是看到“八五”期间广东每百元投资所带来的产值份额未达到全国水平。其次从投入要素弹性分析角度看，“八五”期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增长率高达145.38%，而GDP的平均增长率为29.6%（表1），于是投资增长率关于产出（GDP）的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4.91，远大过1。按经济增长方式的判别标准[④]，“八五”的经济增长为典型的外延式、粗放式，虽然从整体上尚不能做出资本运用的效益是高还是低的简单结论，但由上分析至少可以关注到两点：
1.广东的资金投入产出比高于全国平均数（即每百元产出需要的投入量）。
2.高投入中属于提高科技含量的不多。事实上，“八五”期间属于提高科技含量的技术更新改造方面的投资占总投资额的比重是：1991年为15.7%，1994年为10.8%，而“1995年8月份起已出现负增长，比重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⑤]。这大大限制了对材料价格上涨的消化能力，妨碍了产品的更新换代，于是降低了“广货”的市场竞争力。须知发达国家用于更新改造的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例高达60%以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对科技的投资不足，技术含量本来就不高的广东八大支柱产业的创新率也就不可能高，致使效益下降、亏损面上升。仅全省国有独立核算企业的亏损面已由1991年的25.9%上升到1995年的39.0%[⑥]。在1991年全省平均的产出投入比为3.86∶1，而1995年为2.22∶1，下降幅度为42.4%（指每百元投入带来的产出）。
二、科技进步不能较好地适应广东省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
上面讲到广东“八五”期间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因不在科技。然而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科技进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又是我们所期望的。科技进步一方面依赖于科技投入，一方面依赖于从事科技活动的人才。当前广东科技进步的状况怎样呢？
（1）各生产要素的科技含量偏低，企业开发能力薄弱。比方全省小型企业基本没有科技开发机构，大、中型企业拥有技术开发机构的所占比例在1994年只占35.8%，大大低于全国50.9%的水平；全省平均每个企业拥有技术开发项目才2.33个，远低于全国3.79个的平均水平，居全国第20位以后[⑦]；工业技术设备的水平有45%是相当于70年代以前的；据1992年投入产出表分析，广东八大支柱产业部门中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部门的产出只占部门产出的21.7%，占全部工业总产出的15.4%。支柱产业是我省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它的科技含量对于产业升级及整个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由上述事实看到，广东经济发展尚处于“速度粗放型”。
（2）科技人员不足，职工素质较低，因而企业的技术创新率低，影响了产品竞争力。1993年广东每万人口中的科技活动人员只有12.7人，与上海市比相差十倍，不但低于江苏、浙江、山东，甚至低于全国水平。企业人才的不足，必导致企业技术创新上的落后。例如我省起步很早的电子工业技术，长期处于仿制、跟踪阶段。须知，没有创新就无法在市场中站稳脚跟。这些年广东电子行业一些“老厂”被迫并、转就是例证。再看日本索尼（SONY）公司，经历战后50年的发展与竞争，现已“稳坐世界电子高科技及汽车工业龙头王座”[⑧]的位置，在激烈的竞争中，他们改变了过去“以低成本作大量生产”的办法，把重点转向“高速度、高效率地将新产品投入流水线”，在45年间，创造了14项产品开发或技术革新的世界第一或日本第一，每3.2年就有一项。能做到这个，其奥妙是：索尼的员工“必须极富独创性”[⑨]。
广东科技进步的现状，且不说参与世界竞争的能力，就是满足产业升级与“两个转变”的需要，也必须迅速提高人才素质。事实上，若根据美国经济学家W.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广东正处于“前期工业化”向“中期工业化”的演进之中。按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由于1995年三项产业占GDP的比重已达16.1∶51.8∶32.1[⑩]，这表明工业已占主导地位；若按人均GNP，广东已在1000美元之上。这些特征表明广东经济已迈入腾飞阶段。这时迫切需要迅速推进产业的升级或高次化进程。这只有靠科技进步，提高产业中科技的密集化水平，实现“科学→技术→生产”的现代进程。
三、广东高等教育发展重心宜迅速上移。
人们已经认识到，高等教育在科技进步和科技与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它表现在：（1）科学技术的再生产；（2）高层次劳动力的再生产（包括科技开发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与技工）；（3）科技的产业化。
“八五”期间广东高等教育的情况又如何呢？诚然，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使广东高教出现了建国以来“发展最好最平稳的时期，改变了长期落后于全国发展水平的局面”[(11)]。但是，对广东高教发展的评价的“参照点”不能仅是自己的过去或高教系统本身，而还必须把高教放在“经济—科技—教育”的更大系统中去观察。高教应当追求的最大目标是与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的协调发展。
（1）广东高教在国内的地位与经济地位不大相称。这表现在：1994年广东大、中专劳动力占全省人口的比例为1.61%，居全国第15位；1995年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包括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有42.88人，比全国平均少2.83人[(12)]。在层次结构上，研究生教育规模过小，1995年在校研究生只有5405人，占全国的3.72%，居第11位。据综合评价结果，广东高教在全国高等教育中所占的“份量”只有4%，而广东经济占全国的“份量”却达10%，[(13)]这是不相称的。
（2）广东高教发展与经济腾飞和工业化演进的需求尚不大适应。从国外研究看[(14)]，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高等教育与经济的互动尚难形成，此时高教适宜低重心发展。而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高教与经济之间的谐振加强，这时必须处理好两者的速度，才会出现最佳“耦合”效应。国外一般研究的结果是：人均GNP低于800美元，标志着经济发展尚未起飞，教育宜低重心适度发展；当人均GNP达800～1000美元时，标志着经济发展已经起飞，高教与经济的互动日趋明显，若高教发展依然低重心，那么是难以为科技发展与人才培养提供强劲的支撑，也就难以实现经济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此时高教发展重心应当上移。
至于“重心上移”的尺度是什么？这是难以回答的问题。若定性地讲，当然应以高教发展能否为科技进步与经济转型产生强劲的推动为标准。但这个标准并不好把握，这里还是采用比较的方法，以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作为借鉴。
台湾在60年代经济开始以9.2%的年均增长率全面腾飞[(15)]。为了配合经济发展对人才的大量需求，高校在校生数以19.4%的年均增长率快速发展。香港、韩国、新加坡等同样在60年代经济开始腾飞，其经济增长率为12～13%，而大学生在校生数平均以6～9%的速度增长。于是，就“四小龙”来讲，高校在校生数增长率关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在0.67～2.11之间。那么广东的情况呢？若论经济水平，广东目前与亚洲“四小龙”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当，无疑已步入经济腾飞阶段。而“八五”高校在校生数增长率（9.62%）相对于经济增长率（19.0%）的弹性系数才有0.51。若以“四小龙”的弹性系数的下限为参照（那只是60年代水平），广东“八五”的在校生数平均增长率至少要达到12.7%才叫“适度”，也就是应将9.62%上移三个百分点。其实，关于高教规模的发展速度，广东省高教厅厅长也肯定地谈过[(16)]：“九五”期间在校生数年均递增率要有所提高。可遗憾的是，笔者就2000年广东省高校在校生数的目标21.5万人进行计算，“九五”的年均增长率只有7.2%，比“八五”的还低。退一步，若不以“四小龙”为参照，而选择“区位优势”不及广东、GDP仅次于广东的江苏省来参照，亦不难看到广东高教发展的重心应作适度上移。[(17)]请看表4。
表4
*是1995年两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2000年人口按此推测。
四、广东高等教育发展重心上移的潜力分析。
广东高教发展重心上移有必要性，还必须有可能性。当然要扩大高教发展规模，加速人才培养，这将涉及到诸多因素，本文仅针对“八五”期间的现实作一些如何挖掘潜力的分析。
（一）校均规模宜适度扩大，高校数应有较大发展
表面看来，这个观点似乎与当今国内流行的观点相违背，似有“外延式”扩大之疑。
的确，就全国范围来说，不少文章论证了我国高教宜适度发展，重点放在提高效益上，尤其是规模效益。不过，广东高校经过“八五”的合并调整后，1995年有普通高校42所，校均规模3614人（见表2）。“八五”期间校均规模的年均递增速度高达11.14%。但是，校均规模的扩大是有限度的。为研究广东高校的规模效益，笔者就1993年广东省属普通高校样本资料进行回归模拟，获得如下模型[(18)]：
（SJJF）＝4706.4－202（STR）+2986938/（PJZXS）…（1）
T＝－1.862F＝20.896
SigT＝0.0854SigF＝0.000
R＝0.8738T＝4.032
R[2]＝0.7635SigT＝0.0014
模型中（SJJF）是生均经费、（STR）是在校生与专任教师之间的生师比、（PJZXS）是平均在校生数或校均规模。如模型具有高度显著意义，我们不难得出：
这表明不管生师比在什么水平，增大校均规模都可带来生均经费的下降，即效益提高。但是生均经费下降的速度是随（PJZXS）的增大以其二次方的速率急剧减少的。所以，校均规模增大存在一个“适度”问题。经过计算机模拟计算出，在现阶段广东高校的校均规模以4000人左右为宜，这时每多增加1人的规模，生均经费只可降低0.19元，已经偏离了边际效益的最大值了。事实上，国内不少学者都得出“存在一个最佳规模”的结论。即使是发达国家或地区的高校，平均规模也只是5000人左右。由于
高校总规模＝校均规模×高校数广东现在的校均规模为3614人，已较接近当前的“最佳点”，规模效益是比较满意的。但也表明继续增大校均规模以求得总规模的发展的潜力是有限的，无疑应当增加高校数。事实上1995年广东人口近7000万，只有42所普通高校是不足的。只有二千多万人口的台湾，1994年有公私立大学（还不包专科、军警学校、空中大学）58所。到2000年将要增至80所，在校生达39.8万人，校均规模近5000人[(19)]。广东也正式提出“到2000年全省普通高校将要发展到50所”。余下3年时间不多了，故笔者认为，广东高教在巩固“八五”结构调整与合并的基础上，进行适度外延发展是必要的，比方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应大力发展。
（二）专业学院问题
将重叠的科系院校合并，是提高规模效益的一个重要途径。“八五”期间广东高校作了两次合并调整：1990—1991年压缩4所，1994—1995年也压缩4所。但压缩的主要是“非专业学院”，比方第2次压缩是将10所理工学院并为6所[(20)]。而其余的医学院、农学院、体育学院、艺术学院、财经学院、政治学院等专业学院没有动。据统计，1993年全省45所高校中有专业学院26所，占58%；1994年46所高校中有专业学院26所，占57%；1995年42所高校中有专业学院25所，占60%。必须看到，专业学院在发达国家的高校群体中比例是很小的，因为它大大限制了校均规模的扩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中国“大学办社会”十分严重的环境中，庞大的后勤大大增加了生均经费中固定成本部分，也大大降低了生职比，降低了人力利用效率。例如1995年全省平均生职比为3.66∶1（表2），而政法学院为1.76∶1，艺术学院为2.06∶1，医学院为2.22∶1。笔者建议，将市内的专业学院全部迁出，在郊县建一大学城，将它们归入一个综合大学的统一架构下，按现代化新型大学模式来管理。而且今后再办新校，都要相对集中，办真正的大学，而不是大“中学”。现在有些地方（市、县）财力雄厚了，都想办自己的地方大学，那样做是不可能有规模效益的。
（三）当前提高广东高教经费投入效益的关键是解决“吃教育”问题
应当看到，由于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教育，连年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极大地改善了教育条件。“八五”期间全省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共计28.3187亿元[(21)]。1995年与1990年相比，省、市属高校的校舍建筑面积增长51.8%，仪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增长158.6%[②②]。下面我们只对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投入效益作分析。先看表5。
表5
（资料来源：广东省高教厅规划处）
表5中的事业费是省财厅年末实际拨款数。下面进行因素分析。由于下式成立：
高教事业费＝在校生数×生均经费
高教事业费指数＝在校生数指数×生均经费指数
利用表2和表5中数据可得以下结果：
静态等式：36687.9＝8445.68+28242.22
动态等式：1.2871＝1.0962×1.1741
所以，1995年与1990年相比，高教事业费增加投入36687.9万元，其中只有8445.68万元用于总规模的扩大，占23%，而有28242.22万元用于生均经费的增加上，占77%。从动态看，“八五”高教事业费年均增长28.71%，这导致生均经费平均增长17.41%和在校生数平均增长9.62%的效果。可见，“八五”高教事业费的高投入并未主要用于“产出”（总规模扩大）上，而是主要耗用在生均经费（单位成本）上，使之大幅度上升。我们进一步再看，事业费可分成两部分：公共费与人员费。请注意两个事实：（1）广东省公共费占事业费的比重在1992年为52.52%，1993年为52.08%，1994年为48.41%，呈下降之势；（2）1990—1995年全省高校教职工人数净增2623人（表2），而其中专任教师只增加817人，占31.15%，即近七成调入高校的是非专任教师。于是造成1995年全省高校专任教师占教职工总数的比例只有39.92%。这说明教育事业费的一半以上不但被人员费占用，而且是大部分（六成）被非专任教师耗用。须知，我国影响教育投资效益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事业费被人头费大量占用，造成事业费不是在“办事业”，而是在“吃教育”。以至出现教育事业费一边大幅增加，一边又出现“维持正常教学的公共费不足”的怪现象。造成此状况，不能不说与当今“大学办社会”越办越大、机构越精减越复杂的问题直接有关。
改革的实质之一就是追求资源的优化配置，高教改革当然不能离开这个目标。我们应当时时关注现状、正确评价现状，经济高速发展中也有不足与隐患。同时，把握现在与过去是客观地预测未来和争取未来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