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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是美国大选年，美国的大选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大选，因为美国是具有最大世界影响力的国家。奥巴马当政近四年，未能将美国的失业率调整到民众可以接受的范围，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依旧在蔓延，债务重重的美国似乎无法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单极时代的霸权国，美国在运用所谓“巧实力”处理利比亚、叙利亚等问题的同时也间接承认了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美国已经无力靠自己去解决所有问题了。随着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撤军，美国的“战略调整”也逐渐被外界评价为“战略收缩”，军事力量覆盖范围的减小也直指一个问题：美国是不是真的不行了。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始终在不断寻找和创造自己的敌人，以此来彰显霸主威严。可是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国家形象却不断受损，小布什的“先发制人”战略彻底打碎了美国本已脆弱的道义形象，美国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更是日益受到质疑。在经济、军事力量和国家形象软实力方面全面受挫的美国自去年开始推行了“重返亚太”战略，其实质目的就是不让中国拥有可能挑战它的实力。换言之，中美实力的接近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美国作为霸权国的地位日益受到挑战的现实。
根据历史经验，当一个霸权国实力超强之时，世界态势整体上应该趋于平稳，但近几年以来，世界乱象频生，说到底，是不是就是美国对各个地区控制能力下降的结果呢?美国是否已经步入日薄西山的阶段?
1839年，伦敦威斯敏斯特，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影响下，英国议会以271比262票通过了对中国派遣远征军的决定。于是，鸦片战争将貌似强大的中国那最后一块遮羞布彻底撕下。如今，我们凭吊历史的时候，总会扼腕于九票之差，但却总是忽略了为什么仅仅差了九票。实际上，英国人就是拿不准：这个昔日的“皇舆周天”、马可·波罗口中的盛世帝国真的衰落了吗?大国的兴衰起落就如同世界历史的链条，无止无休。然而更为残酷且现实的是，古往今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持续称霸，因此早有人雄辩地指出：霸权必衰。今天我们谈论最多的衰落就是美国霸权的衰落，有人说美国确实已经过了巅峰时期，有人说美国不过是在实力的平顶山上变速行驶，还有人说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依旧在持续增大。这种种说法貌似都有些道理。那么，真相究竟如何?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作为公认的世界头号强国已经大半个世纪了。但这大半个世纪的岁月绝不是平静的，关于美国霸权体系的悲观预测早就开始了：但凡有任何国家在政治控制力、经济实力、科技发展潜力以及文化影响力等任何一个方面接近美国或有接近美国的趋势时，就会出现不绝于耳的“美国衰落”论。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共出现了大约五次比较有影响力的“美国霸权衰落”论。
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至少没有取得胜利，同时，苏联成功地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一些学者认为美国霸权将会迅速消退。
70年代，鉴于二战结束不久开始运行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由刚独立的非西方国家发动的“石油危机”导致美国经济实力在一段时期内严重衰退、越战失败、苏联支持的一些“革命国家”在这一时期的接连胜利等，致使美国的全球战略空间被进一步压缩，“美国衰落”论声势更大。
80年代，随着日本的经济奇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巩固及其国际影响不断增强，众多美国学者(以及英国等欧洲一些学者)再次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美国衰落”。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却并未取得预期效果，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线拉得更长，尽管有盟友和伙伴的人、财、物支持，但是，以“反恐”为由的这“两场战争”耗费巨大，在美国国内不得多数选民之心，“美国衰落”论第四次唱响。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重伤美国软硬实力，对美国力量的消极影响极为深远，加上与此同时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崛起”的势头被美国愈加关注，一时间“美国衰落”论在美国舆论界第五次沸腾起来。
西方人如何看待“美国衰落”
美国著名学者沃勒斯坦认为，美国霸权的终结过程有五大标志性事件：越南战争、1968年的革命运动、1989年柏林墙的坍塌、9·11恐怖主义袭击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经济危机。每一事件都建立在前一事件的基础之上，最终铸就了美国当前所处的形势——美国发现自己是一个缺乏真实力的孤独的超级大国，一个没有人追随和只有极少数人尊重的全球领导者，一个危险地浮游于它无力控制的全球性混乱中的国家。
越南战争成为美国霸权衰落的一个特别强有力的标志，是因为美国把其所有的军事力量都投入了那场战争，最终还是失败了。确实，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使用核武器，因为那只会打破奠定美苏分割世界基础的雅尔塔协定，并且很可能引起一场核灾难，对于这样的结果，美国简直不可能去冒险。越战的费用极高，几乎耗尽了美国自1945年以来非常充足的黄金储备。而且，在美国承担上述代价的同时，西欧和日本却正在经历重要的经济高速增长。这使美国丧失了其在全球经济中独孤求败的地位。
1968年的全球性革命运动，包括法国的“五月风暴”、日本的“赤色运动”、意大利的“红色风暴”、希腊的无产阶级起义、北爱尔兰兴起的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非洲独立运动和由切·格瓦拉领导的拉美解放运动，当然也可以包括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学生运动等社会运动，这些运动不仅谴责美国的霸权，还谴责苏联与美国的勾结，谴责雅尔塔体系。
对苏美相互勾结的谴责，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维持全球秩序的基础即雅尔塔体系的合法性，也破坏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作为惟一具有合法性的全球性意识形态的地位。1968年的全球性革命运动的直接政治影响并不算大，但它对地缘政治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和不可磨灭的。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官方意识形态对全球越来越多的居民来说显得苍白和缺乏说服力。
对苏联的突然瓦解，美国感到震惊和迷惑，它不知道如何应对那些结果。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对手的消失往往意味着另一方沉沦的开始，不论是在军事能力上还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上。美国需要的敌人消失了，美国军事力量的提升开始趋于缓慢，而苏联所演绎和捍卫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崩溃实际上也标志着美国自由主义的消弭，简言之，它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对于美国霸权来说十分重要的合法性。欧洲国家不再因为对苏联及其意识形态的恐惧而向美国靠拢，欧盟开始逐渐显示出独立于北约的态势，在其后若干年后，“华盛顿共识”所代表的绝对逻辑开始受到“北京共识”的挑战。
9·11事件之后，美国进行了两场重要的战争，而这两场战争对于美国经济实力的拖累或许也仅比越南战争稍好一点点，后者让苏联得以在1967～1968年追平美国的GDP，前者则让美国透支了国力，并开始逐渐战略收缩覆盖全球的军事防线。从伊拉克的撤军到阿富汗的撤军，处处显示出美国霸权的无力与无奈。再考虑一下美国公众对战而不胜的容忍限度。一方面一直在对所有的战时总统给予热情支持，另一方面是一种强烈的孤立主义主张——美国公众总是在这二者之间徘徊。自1945年以来美国参与的历次战争，一旦美军伤亡人数上升，爱国精神也就演变为反战示威。而这种政治热情的冷却，对于美国霸权的内部维系也必然构成直接影响。
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则更进一步将美国拖入深渊。资本主义的“好日子”似乎到头了。即便是最乐观的西方人士也会认为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五年，美国处在历史上一个也许是最为艰难的时期，其在世界上的权势、影响正在走下坡路，也就是说，与将近20年前苏联解体时相比，美国在国际舞台上作为“惟一超级大国”控制世界的能力今非昔比。尤以“阿拉伯之春”为最明显的例子，如果美国对世界的控制能力如旧，那么亲以亲美的穆巴拉克政权就不可能倒台，正是美国霸权稳定性下降才导致阿拉伯世界的历史性动荡。
然而，霸权衰落是个复杂的命题，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人类历史似乎就已经终结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国际社会之中，美国的单极时代似乎也不可动摇。不论有多少“美国衰落”论，美国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事实总是不能否定的，因此主流观点一度认为美国的单极时代将是罗马鼎盛时期的回归。当然也有反对者，曾经在1976年预言苏联解体、1998年预言世界经济危机的法国著名时事评论家埃曼纽·托德在2003年断言，世界惟一的问题就是美国本身，以传统军事作用的下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不稳定以及自由主义价值观合法性的下降三个美国霸权根基的动摇为前提，美国的衰落是必然结果。也有学者认为，美国的胜利不过是因为拳击场上对手的缺席才不战而胜，美国本身大战略的错误或者缺失正在将美国导向硬币的另一面，即所谓罗马鼎盛时期的回归还不如说是罗马分裂的回归，因为团结起来的欧洲正与美国渐行渐远，这与东西罗马帝国的分裂完全重合。
如果仅仅读到此处，人们或许会认定：美国确实在衰落。但是，不少人仍指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在GDP和军费开支两个国际公认的国家实力指标上依旧是世界第一，而且在评价霸权衰落的问题上还应具有其他视角。
美国的单极时代是罗马时代的回归?那么，“罗马”是什么?它本是一个蕞尔小镇，后来扩张为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超级帝国，地中海成了它的“内湖”，再后来……罗马就只是一座城市了。这个历程总是让喜欢历史的人们叹息不已。但罗马帝国在实力达到巅峰后的300多年里，也就是公元纪年的头300年里仍然统治着它目力所及的“世界”。而且，它此后也并非因另一个国家的崛起而被压垮，其衰败的原因在于内部，而周边各野蛮部落的乘机袭扰也使其频频遭到削弱。
国家实力的源泉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只有实力的源泉开始枯竭或是退出历史舞台时，衰落才会出现。16世纪的西班牙依靠的是殖民地和黄金，17世纪的荷兰依靠的是贸易和金融，18世纪的法国依靠的是庞大的人口和军队，而19世纪的英国依靠的是工业革命的先导地位及其获得世界“制海权”的海军。而当前的美国力量靠的是许多东西，包括美国在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中的优势。而目前，美国在上述两者中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人类对历史的解读，总会有或多或少的偏差，有时我们认可一个时间节点，随后便被证明是一种坐井观天的行为。在18世纪晚期美国摆脱英国获得独立时，世人哀叹英国霸权已然衰落；然而事实是，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100年，才是“日不落帝国”的全盛时期。
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就对几种谈论美国衰落的论调嗤之以鼻。首先是人们用大不列颠帝国的衰落来类比美国。奈认为英国当时拥有绝对“制海权”，建立了号称“日不落”的大帝国。但是到一战时，英国在全球主要国家的军队规模以及国内生产总值排位中仅名列第四，军费开支也仅排在第三。随着当时各地的民族主义独立运动的风起云涌，维持这个庞大的帝国已不再是财富，而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而如今的“美利坚帝国”在行动方面要比英国自由得多。英国当时面临迅速崛起的德国、俄国等国的巨大压力，而与此不同的是，美国得益于天然的大洋屏障(大西洋与太平洋)，这使得美国南北的两个邻国墨西哥和加拿大都显得微不足道。
对于一些权威学者常常引证美国“辉煌”的过去来粉饰华盛顿政府在处理阿富汗、伊朗问题上无能的论断，奈反驳道：美国的实力是不如从前，但那时的美国也绝不是人们认为的那般强大。二战结束后，美国拥有了核武器，经济上成为独一无二的全球霸主。但美国还是对“丢掉”中国无可奈何，没能把以苏联为中心的共产党势力赶出东欧，没能解决朝鲜战争带来的僵局，没能阻止北越的“陷落”，也没能捍动卡斯特罗在古巴的统治。以所占资源来衡量的国家实力很少与所期望的结果划等号。
中国的“美国衰落”论
在中国，人们似乎尤其喜欢谈论“美国的衰落”。对于美国，世界上很多人都是爱恨交织，中国人也不例外。而中国的发展使这种心态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批判美国和西方、呼唤中国崛起，成为现时中国所谓民族主义觉醒的显著标志，这是中国绝对实力上升与中美相对差距缩小的真实写照，而中国版的“美国衰落”论则因中国可以有机会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而逐渐浮上水面。近十几年以来，西方学者按照各自不同的视角来探讨这个问题，即国家制度之间，世界主要文明之间，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之间，遵守国际制度与对抗国际制度的国家之间等等，归结为一点，就是中国是最有可能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没有之一。
正如前文所述，美国并非绝对衰落，但相对衰落也是有所指的，事实上美国与除中国外的所有国家的实力差距都在拉大，而中国与除美国外的所有国家的差距也在拉大，同时中美差距在相对缩小，这就是我们研判美国相对衰落的核心意义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副研究员冯维江认为，从相对实力的变化来看，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美国衰落的征兆，但是从权力伸缩或消长的趋势来看，美国并未衰落，因为美国的权力范围扩大了，权力结构也优化了。他的研究表明，美国在近20年中通过经济不对称所获得的权力能够产生显著影响力的范围扩大了15％，通过市场和产品不对称依赖产生的权力的强度也有显著的提升。美国高等级权力辐射的范围也由20年前高度集中于美洲，转为同时辐射非洲、欧洲和亚太地区。实力相对下降，但权力还在不断强化和扩张，这一特征是十分有趣的。冯维江解释了实力与权力的区别：
实力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综合国力，包括GDP、钢产量、军事力量、人力资本、科技能力等等，可以用某种方式对不同国家的综合国力进行排序和比较。迄今，在绝大多数综合国力评估报告中，美国稳居第一。通过本文第一部分的讲述，显然目前为止对美国是否衰落的研究多从实力的视角展开的。
权力虽然与实力有关，但却并不等于实力，权力是“我强迫你按照我的意志行事”的能力。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实力相对下降时，权力未必与之成正比。因此，从权力角度考量美国衰落，是一个新颖但十分有效的视角。
那么权力从何而来呢?可以由军事力量的强弱分出权力大小，也可以由业已积累的国际权威，即话语权的大小得出结论，同样还可以从经济上相互依赖的程度看出权力大小。比如甲国长期以来一直需要乙国的石油，那么甲乙两国就产生了石油上的相互依赖性，甲需要乙的石油，而乙需要甲的钞票。但是如果甲不仅仅只从乙进口石油，且乙除甲外没有更多的石油买家，那么在这笔交易中乙对于甲的依赖性显然就更大了，换言之，甲对乙而言就拥有了一种经济上的权力，并很容易将这种权力外溢到政治领域之中。
通过这样的“不对称相互依赖”，美国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权力。而众所周知，在苏联解体时，美国的相对实力是最高的，但根据冯维江的研究，美国在冷战结束后至今，在其相对实力有所下降的同时，其相对权力却在上升。相比20年前，美国从产品、市场等渠道因不对称依赖产生的权力变得更强了，发挥影响的渠道更加专业化和强而有力。
英国权力波及的范围
各国(或经济体)对美国的不对称依赖具有不同的程度，冯维江将它们大体分为四个等级。大体来看，美国权力最强的区域主要在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欧洲、亚太特别是西亚北非地区的国家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轻重不等。值得重视的是，美国可以通过某一等级中的一些国家，将其综合权力延伸向后者所在的整个地区。当美国实力开始相对衰落的时候，它可能运用其权力来给潜在竞争者的发展造成困扰，延缓潜在竞争者的崛起势头。此次美国通过菲律宾制造南海紧张局势，可能只是其小试牛刀而已。未来美国有可能通过包括四个等级在内的各种强弱权力渠道，以“离岸平衡”的方式，支配或驱策其他国家对潜在崛起国的全球战略进行干扰。从美国现有的权力分布情况看，中国的“走出去”战略未来在非洲、拉丁美洲可能会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压力；而周边战略，也可能受到美国所支配和影响下的某些国家的积极或消极掣肘。
在欧洲、亚太特别是西亚北非地区，美国的权力虽然相对较弱，但也可以产生一定的影响。美国未必能支配这些经济体积极干扰潜在竞争者的崛起，但却可能发挥影响，让这些经济体对美国的潜在竞争者的合作邀约持消极态度。近年美国积极推动页岩油气开发技术，致力于实现“能源独立”，特别是要降低对中东地区石油的依赖。有人认为这正好是中国与中东建立更紧密能源合作的机会，但美国对中东的弱权力渠道依然存在，我们调整能源或西向政策时，不能忽视其中的困难与风险。
在对美国的不对称依赖相对较弱的国家中还包括了韩国、日本，澳大利亚、以色列、沙特、英国等在区域乃至全球层面都存在系统重要性的国家。即便美国只能通过相对较弱的方式对其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经过这些系统重要性经济体的传导放大之后，亦可能对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发生重大影响。
美国在全球的权力伸缩
冯维江的研究数据还显示，2011年，来自美国的进口占其全部进口30％以上的显著产品依赖国有32个，这个数字与1988年的一样。但是，这些国家对美国产品的平均依赖程度，2011年是1988年的2.4倍；对美国产品的平均不对称依赖程度，2011年是1988年的4.1倍。这说明，从产品不对称依赖所产生的影响力来看，美国自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来，权力是强化而非弱化了。20多年中，这些国家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增加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美国对它们的依赖也有所降低。从地域分布看，这些国家主要在美洲，2011年与1988年一样，都是22个。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以色列对美国产品有显著的不对称依赖，到2011年已经不在显著依赖的名单之列了。
从市场依赖情况看，2011年显著依赖美国市场的经济体与1988年大体相等，但各经济体对美国市场的平均依赖程度，2011年是1988年的1.5倍；平均不对称依赖度，2011年是1988年的2.6倍。因此，各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和不对称依赖度，20年来都有所上升。
从地域分布情况看，2011年与1988年一样，对美国市场依赖较高的国家集中在美洲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区别在于，1988年时亚洲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中国澳门、印尼、菲律宾等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较高，到2011年，这些国家被西亚北非国家如伊拉克、沙特、科威特、阿尔及利亚所取代了。从权力的角度看，这意味着亚洲国家拒绝外部权力影响的力量有所增加。这也反映了美国提出“重返亚洲”战略之前20年，其全球权力至少部分地由亚洲转向西亚北非等地。而现在美国“重返亚洲”战略除去“离岸平衡”中国的因素之外，加强对亚太地区的控制力也是重要原因。
前面提到的只是经济方面。但是，权力的来源不仅是经济的不对称依赖，美国的价值观与美国的军事实力同样也是权力的来源。那么，这两个层面的情况怎样呢?
显然，任何不对称依赖的形成除去供求关系之外也同样需要军事力量作为保证，即便是在联盟内部也是如此，即使你可能看不到军事力量的直接作用。军事不对称依赖的影响与其他经济不对称依赖的影响一起，决定着两国整体博弈的趋势或方向。因此，经济上的不对称依赖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军事力量对比的重要性。而价值观则基本渗透于目前所有的国际机制当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霸权就是建立在这些渗透着美国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和价值观的国际机制之上的。
两个疑问
中国因崛起而探讨美国衰落，美国因中国崛起而将美国衰落论演绎到沸点。其实，冯维江的观点留下了两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其一，霸权国在相对衰落过程中是否一定会出现绝对权力上升的现象?其二，美国权力的增加是否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崛起相关，或者说，美国绝对权力上升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知道历史上群雄逐鹿，霸权迭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那么如果能够发现类似的历史规律，就可以让中国崛起之路更加平坦，尤其面对现有霸权国时，中国的战略也会更有针对性。因此，第一个问题的重要性就在于此。为此，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副研究员徐进，他认为这是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但这确实与20世纪上半叶英美霸权交替有类似性。美国的经济实力在20世纪初即已成为世界第一，在一战后美国的综合国力实际上也已经是世界第一，但美国有很强的孤立主义情绪，不愿意成为世界霸主。另外，英国实力虽已衰落，但在经济、甚至军事等一些领域仍能勉强维持霸权地位，美国无法打破这一制度。二战结束后，英国还想以某种制度形式维持自己的世界经济地位，但这时英美实力已相差太大，英国最终没有得逞。由此可见，在两者实力相差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增加自身权力份额，或者说扩展自己的影响力依旧可以维系霸主地位。
冯维江认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霸权国实力相对衰落是否一定伴随一个权力扩张过程，但是这个假设的成立可能需要附加一些特定的条件。比如，造成霸权国实力相对衰落的新兴崛起者是否来自原有的体系。比如在美国看来，中国就不属于其原有体系的成员，而日本、北约诸国则是其原有体系成员。如果崛起国不是原体系成员的话，霸权国的权力扩张就会表现得更明显。因为其他附从国不能承担过大的风险，它们与其接受一个来自体系外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新霸主，不如继续支持旧霸主。其原因有二：一是旧霸主固然可能很差劲，但起码附从国知道其差劲的底线，至少现状是可接受的；二是新兴霸权国在霸权定鼎初期表现出来的运用权力的欲望，可能比成熟霸权国更加激进，附从国要支付的成本可能就会更大。历史上，苏联崛起的时候，西欧更加紧密地团结在美国周围，就是这样的考虑。
再有可能就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因素会影响霸权国权力变化。如果新兴霸权国的位置离附从国很近，可能威胁到附从国，此时附从国会倾向于更接受老霸主的领导。当然，如果新兴霸权国的绝对实力迅速超过老霸权国，情况又有所不同。例如19世纪晚期日本崛起时，琉球方面就多次向中国求援。而如今的菲律宾等国，尽管中国无意威胁其生存，但由于领土主权争议的零和性，他们也依旧会追随美国。
对于第二个问题的解释可能就更加重要了，现象本身只能用来分析，而解释现象才能得到深层次的答案。比如说美国在绝对权力份额上升的同时，其他崛起国的绝对权力份额也在上升，且上升得更快，那么美国这种绝对权力的增长的实际意义就要大打折扣了，反之其维系霸权的时间则会更长。
笔者认为，崛起国的发展必然引起周边地带的碎裂化，原来的盟友格局将会发生分化和改组，所有附从国和次等大国都会经历“选边站”的“追随者游戏”。不论是依附于现有霸主，是骑墙，亦或是选择崛起国作为盟友，都必然会带动霸权国绝对权力的变化。而这很可能就是目前美国权力上升的重要原因。例如，越南在中国强大之后明显有依附美国的表现，而菲律宾等国也都不同程度上加深了与美国的合作程度。这样的事件并非今日所独有，前文中冯维江列举二战后苏联崛起时所带动的西欧板块集体向美国靠拢就是明证。在东西方的历史上，这种“找主子”的故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而其最终就形成了霸权国权力上升的结果。
徐进则认为，霸权的维持与霸权国的实力之间不一定呈完全的线性关系，有可能出现在霸权国相对实力下降的情况下，霸权仍能维持一段时间甚至还有所增加的现象。出现这一现象更可能源于霸权国与崛起国各自的战略。为了应对崛起国的挑战，美国维持霸权除了要有超强的实力外，它还会依靠国家同盟、国际制度以及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意识形态等多种工具和手段。如果它有比对手多得多的盟友、在主要国际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那它就可以在实力有所下降时仍能维持霸权地位。对崛起国来说，如果它刻意低调、韬光养晦，则有可能出现实力与权力不同步增长的现象。
美国距离绝对衰落还很远
徐进认为，根据历史经验，如果没有战争，那么霸权的衰落将发生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而且衰落并非不可逆，这仅仅属于相对衰落。只有在经过一个时间点，通常以一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为标志，才会进入绝对衰落期。在相对衰落期内，霸权国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再次复兴，比如尽管越战后的美国在 GDP上开始与苏联平起平坐，但是经过战略调整再次脱颖而出，并且终于将苏联拖垮。所以，当我们现在谈论美国霸权衰落时，心中应当有数，这只是可逆的相对衰落。这就是说，美国的绝对实力没有下降，而是基本处于一个平顶山上。只是由于中国的崛起，两者之间的实力差距缩小了。
我们知道，罗马城墙是从内部开始倒塌的，柏林墙的倒塌也不例外。因此，判断美国是否衰落，首先要根据美国内政的稳定性来下结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曾经指出：到目前为止美国的法治传统和法治精神仍然维护着国内的长期政治稳定。法治而非人治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是美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分散到统一、保持长治久安的最根本的制度保障。而且美国社会价值观也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使民族国家的内部凝聚力得以保持，爱国主义得以深化。自由、民主、公民权利、三权分立、政教分离、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宪法至高无上的法治等等，是美国社会中超越政治、宗教派别、阶级和种族界限，为全民所接受的核心价值体系。这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保证了美国社会的凝聚力和国家的统一，即使在几次大规模吸收移民之后也没有动摇。另外，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美国重视本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和海外优秀人才的引进，建立了由政府、企业、以基金会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共同支持的完备的国家创新体系。制度创新不仅表现在教育和科学技术领域，也同时表现在文化产业、社会科学和决策机制等各个方面，增加了美国的“软实力”。美国公民社会依旧发达，社会自我纠错机制和能力较强，有利于防止国家发展道路偏离方向，避免对外关系中的严重战略失误。美国是现代大国中惟一先有社会、后有政府的国家，繁荣的公民社会使得美国能够实行自上而下的渐进改良，使社会矛盾得到缓解，危机得到解决，社会朝着较为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社会公正的方向发展。
尽管美国长期存在着许多难以自我调节的严重问题，包括资本主义对社会的腐蚀、贫富悬殊、党派分裂、政客腐败、种族矛盾、信仰危机、形形色色的社会痼疾、政府权威的衰落、对外政策中“救世主”心态等等。但是，美国得以强盛的内部因素并未发生本质变化。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同样，也不是一天垮台的。换言之，衰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看来，美国还远远没到“真的不行了”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