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与空间分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新移民论文,社会论文,城市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11-04-08
1 引言
中国已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伴随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和户籍制度的松动，农村人口规模化地向城市地区尤其是沿海城市集聚。栖居大都市，流动人口往往选择在城市边缘地区居住，形成边缘化的聚居区[1]。进入21世纪，“第二代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等开始成为此类聚居区的主体[2-3]。与老一代相比，他们更具“城市人”特征，亦具长期定居城市之意愿。然而，在社会福利、市民权益及社会认同等方面，他们依然面临一堵“看不见的墙”[4]。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将视野首次投向“新生代农民工”问题(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北京.2009-12-31)，反映了对此群体进行研究的迫切性与重要性。
新生代农民工，通常用于指代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农村户籍、在城镇就业的人群[5]。他们是未来城市产业发展的主力军，是当代中国城市移民的核心组成部分。对这一群体的社会网络及其社会空间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认识此类人群的社会化进程，展现其群体行为格局与肌理，从而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城镇化进程。将新生代农民工界定为城市“新移民”，主要基于如下考虑：①无论在行为方式、思想观念还是消费习惯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具有城市居民的诸多特征；②这一群体有更强的在城市居住生活的意愿，且在城市逗留的时间不断延长，已符合“移民”的普遍定义；③从“新移民”角度探讨城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以此为出发点，可以建立与西方已有大量研究的比照与评判，进而发展中国城市移民理论与地理研究。
2 移民社会空间与社会网络研究述评
移民的社会空间研究是城市地理学的重要领域[6]。经典之作如帕克等对芝加哥地区少数族裔社区的研究[7-9]，揭示了看似“无序”的底层移民社会结构的“有序”与“有利”[9]。20世纪以来，移民社会空间特别是跨国移民的社会空间为欧美城市所常见，多元、异质、匿名的“城市主义”背景下[10]，移民社会空间往往与“传统”和“落后”相联系，被视为城市“边缘”或底层阶级聚居区[11]。相对的，也有研究认为，通过聚居，移民可以充分发挥其族裔社会资本力量，进而推动所谓“族裔区经济”(Ethnic enclave economy)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12-13]。总体而言，此类社会空间往往成为均质族裔聚居与经营的空间场域，多地处城市中心区，具有较强的文化和历史符号的印记[14-19]。进入20世纪后半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新自由主义兴盛及福利国家势衰，社会分化的加剧带来更为分异乃至极化的社会空间结构[11,20-21]，移民现象变得更为频繁而普遍[22-26]；出现更为分化和隔离的城市空间结构[27-28]；移民社会空间正走向复杂化与多元化[29-30]。例如，Li Wei提出所谓“族裔郊区”(Ethnoburb)的概念[31-32]，指出北美的华人社区出现郊区化趋向，新移民不再是难民、贫民，而更可能是商业技术人才与跨国精英。依托所在社区与更为广泛的资本网络，新移民不再是底层阶级(Underclass)而是上层阶级(Overclass)[33]。基于全球化下“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34]，一种新的“跨国城市主义”正在兴起：通过频繁的流动，不断跨越边界的新移民可以将其社会网络在全球尺度展开[35]。
国内在移民方面的研究以社会学、人类学为主，包含部分社会地理学者的研究，其对象以农民工和少数民族群体为核心[29-30,36-39]。已有研究表明，传统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交往以地缘、血缘等乡土社会关系为纽带[40-41]，依附于特定的社会空间[42-43]，与欧美早期的族裔聚居区相似。典型研究如北京的浙江村、河南村等[1,44-45]，展现了外来人口通过“地缘”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塑造“非国家空间”(Non-state space)的过程。移民聚居的特定场域如“城中村”为研究者所关注，多聚焦于集体所有制“存续”下村落的“终结”或改造[44-45]。在多重转型的特殊背景下，外来人口聚居区的发展处于边缘地位，其存在使得中国城市空间更为分异与隔离，且多与城市贫困问题相联系[46-47]。总体上，已有研究多以社会群体特征分析为主，对其所在空间的研究较为缺乏。尤其在社会网络研究方面，对于该群体社会网络与社会空间的关系问题，缺乏实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社区、少数民族聚居社区等逐步进入研究视野[48-49]，中国城市所面临的移民社会空间现象正不断走向多元与复杂，更为分异的城市社会空间格局似乎正在出现[50-51]。进入新世纪，城市移民的社会文化特征、经济背景与生产消费条件均已发生巨大变化。那么，与老一代相比，城市新移民的社会网络是否呈现新的特点？原有城市外来人口所面临的分异的社会空间格局是否延续？或者，新移民的社会网络与所处社区存在何种关系，其社会网络能否跨越所在聚居区边界？等等。上述问题的解答，需要系统深入的实证研究。为此，本文将选取广州城中村这一典型城市移民聚居区[44-45]，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探讨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的基本特征与空间机制。
3 数据及研究方法
3.1 问卷抽样和调研过程
以广州作为本研究的研究区域。作为城市新移民聚居的典型城市，2009年广州流动人口达到616万人，常住与流动人口比例为1:0.8[52]。已有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广州城中村是移民聚居的主要场所，因此调研将在城中村内开展[44-45]。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3-4月中山大学与荷兰乌特列支大学合作开展的城中村问卷调查。
本次调查采用两阶段抽样，第一阶段在全市抽取8个城中村，第二阶段在每个城中村内抽取一定数量的受访者。广州现存138多条城中村，各村人口在几千到几万之间。由于广州目前尚没有全市层面的城中村调查，我们无法获得每条村的人口数据，只能采用以下方法提高抽样单元的代表性：剔除部分特殊的城中村，如亚运会前将被全面拆除的数条村[53]；鉴于流动人口主要聚居在市区与城乡结合部，抽样框仅包含位于上述区域的城中村[54]；最终的样本单元按与市中心距离进行排序，采用等距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8条村(天河区的石牌村、棠下村和上社村；海珠区的鹭江村、东风村和沥滘村；荔湾区的山村以及白云区的三元里村)(图1)。大体上，离市中心距离越近的村经济状况越好，人口密度和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也越高，这样就保证了抽样单元在人口数量与经济状况等方面尽可能地分散。
图1 调研广州“城中村”分布
Fig.1 Locations of urban villages in the survey
调研分入户调查和公共场所调查两种形式。调查员被分为两组：一组采取每隔5户抽取1户的方法抽取样本家庭，并在户内采取生日法抽取受访者；另一组在村内交通要道对过往路人进行调查，每隔10人抽取1人，并避免在同一群体内抽取2名受访者。样本的限定条件是：在本村居住超过一年，年龄在16岁以上，拥有中国内地户口，非在校学生。调查对象涉及本地人、新移民和老移民3个组别。本文将移民定义为“持有外地户籍的中国公民”，将新移民定义为“出生在1980年以后的持有外地户籍的中国公民”。调查采取一对一形式，共发放问卷358份，回收有效问卷344份，有效回收率达96.69％，平均从每村获得40～50份有效问卷。从单个村来看，问卷覆盖率偏低。但本项调查旨在从全市尺度展开研究，旨在通过各村样本叠加反映全市特征，其抽样方法是可取的。与聚焦于个别社区的密集抽样相比，本研究所采用的抽样策略更适用于总体范围特别大、对象层次多、样本单元中同类样本有较大相似性的情况，正被广泛采用[55-57]。同时调查严格遵循随机抽样方法，确保不同类型的人有较为均等的几率被抽取到，确保了抽样的随机性。
3.2 问卷设计和变量设置
此项研究关注点有两个：①受访者社会网络成员的特征；②聚居区在社会交往中的作用。问卷内容涉及受访者基本资料、网络成员基本资料、受访者邻里交往状况和社会关系空间分布等4个方面。研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参考已有相关研究设计，把社会网络量化为“受访者在寻求社会支持时所动用的社会关系”，并细分为“工具性联系”和“情感性联系”两类[58-59]。在访问中，受访者被要求对工具性联系和情感性联系分别列举至多两位成员。随后调查员集中询问这些网络成员的详细情况。其限定条件为：居住在广州市内，非职业中介且不与受访者同住。最终有287位受访者对工具性联系作出回答，286位受访者对情感性联系作出回答，并分别提供了436位和420位网络成员的信息。
本文将从“邻里交往状况”和“社会关系分布”两个维度探讨移民聚居区对社会网络的影响。使用以下指数进行测量：①受访者在城中村内的好朋友的数量；②邻里交往指数I=∑
/5，包括聊天和拜访两方面，按频率分为六级，0=从来没有，1=一个月不到一次，2=一个月一次，3=一周一次，4=一周几次，5=每天；③邻里相互关照度C=∑/3，按程度分为4等，0=没有，1=较少，2=较多，3=经常；④社会关系分布，本文关注所有的社会关系及下述4种具体社会关系：关系紧密的亲属、好朋友、熟悉的同事及同学。
3.3 样本基本情况
新移民群体的基本特征如表1。相比老移民，新移民的特征有：迁移历史较短；家庭结构简单，家庭式迁移的情况较少；受教育程度较高，经济条件较好，在业率高，多从事第三产业与专业技术工作，较少通过进厂打工和个体经营等传统职业途径谋生；省内迁移和城际迁移的比例较高。
4 实证结果
4.1 社会网络特征
从“工具性联系”和“情感性联系”两个方面对比新移民、老移民和本地人的社会网络成员特征(表2)。
(1)成分特征。从职业上看，与老移民相比，新移民的网络成员职业趋同性指数较低①，异质性指数较高②，接近甚至超过本地人。从来源地上看，新老移民与本地居民的交往都很少，尤其表现在情感性社会联系上，新老移民群体的数值基本相等。从住区类型看，与老移民相比，新移民的社会网络对城中村的依附程度有所下降。然而，二者在商品房社区的网络成员比例基本相等，反映新移民的社会网络仍以社会中低层群体为主。可见，新移民网络成员的社会经济状况呈现多元化趋势，但与本地人仍然存在一定隔阂。
(2)关系特征。研究表明：①对各个群体而言，无论在找工作还是谈心的过程中，亲属、朋友与同乡组成的强关系依然是受访者首选的社会关系，符合中国传统社会人际交往“差序格局”的原则[60]。②与老移民相比，新移民在找工作时较少利用亲属与老乡等先赋性关系，但在找人谈心时仍倚重于同乡关系。这表明，工具性联系与情感性联系相比，传统乡土社会关系在新移民社会网络中的地位下降得更快。
(3)空间分布特征。对各群体而言，所住的城中村是他们寻求社会支持的主要场所，这在情感性联系方面最为明显。相对而言，新移民的社会网络在空间上更为分散。本文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一步探讨社会网络空间和移民类型之间的相关性。在模型中，因变量为一个二分变量：针对“找工作”与“谈心”两个问题，如果受访者有网络成员住在同一社区，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自变量为移民类型，如果受访者为新移民，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控制变量包括迁移历史、个人家庭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文化特征4部分共11个变量(表3)。本文采用“向后去除(条件)”的变量筛选策略，导入各种变量。结果显示，两个模型的因变量和“老移民”皆为显著正相关，即使控制其余因素，新移民仍然偏向于在城中村外获得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此外，模型显示迁移历史、“经济条件”和“职业”是影响工具性联系空间分布的显著因素，而“经济条件”、“职业”、“在业情况”和“地域差异”是影响情感性联系空间分布的显著因素(表4)。
本表仅列出10％显著水平以上显著的解释变量。其中“*”、“**”和“***”分别代表10％、5％、1％显著水平上显著(双尾检定)
4.2 移民聚居区对社会网络的影响
采用“聚居区内好朋友的数量”、“邻里交往指数”、“邻里间相互关照指数”和“社会关系主要分布在聚居区”4个指数测量聚居区在移民社会网络与社会交往中的地位(表5)。分析表明，两组移民在聚居区内的好友数量基本相等，新移民在聊天方面的邻里交往指数低于老移民，但在深层次的邻里交往，即拜访方面的指数却略高于后者，可见新移民在聚居区内的社会交往并没有明显变化。从邻里间相互关照指数看，两组人群的指数也基本相等，可见他们对社区凝聚力的看法基本一致。此外，移民的各项邻里交往指数均远低于本地人，折射出他们融入所住社区的程度远低于城中村内的本地居民，其社会身份依然是“局外人”。
在社会关系的空间分布方面，本地人的社会关系与城中村边界的重合程度最高，老移民次之，新移民所对应的指数最低。由此可见，聚居区对新移民社会交往的作用在迅速减少，封闭的社会空间正在瓦解。具体到各种社会关系，新移民在同学与亲属关系方面的指数等于或略低于老移民，在朋友与同事方面的指数则明显低于对方。这是因为亲属和同学等先赋性关系在移民来到本市前已经确立，其成员较为稳定；而大部分的朋友和同事关系则是移民在流入地工作与生活期间建立起来的，成员的数量变动比较大。相对而言，老移民所从事的职业较为单一，日常交往的圈子很窄；新移民的职业和居所流动性较大，与朋友与同事为邻的机会较低。综上所述，新移民原有的社会关系并没有明显地扩散到社区外，而是在聚居区外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
4.3 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解社会网络的空间机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继续探讨社会关系的空间分布与移民个体因素的关联程度，并建立“所有关系”、“亲属关系”、“好友关系”和“同事关系”4个模型。其中，“亲属关系”的血缘、地缘性最强，“好友关系”次之，“同事关系”最弱。在回归模型中，选取社会关系的空间分布作为因变量，如果“大部分的社会关系分布在社区内”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其余3个模型的因变量也采用同样的方法赋值。采用向后去除(条件)的变量筛选策略，导入表3的解释变量，获得结果如表6所示。
由模型一可得，迁移历史和“受教育程度”是影响移民所有社会关系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其中，“受教育程度”与因变量呈较强的负相关，反映移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社会关系的分布受空间分隔的作用越不明显。“在本市居住年限”与因变量呈负相关，反映移民在迁入地居住的时间越长，其社会交往在空间上越分散。意外的是，“在社区居住年限”与因变量均存在一定的正相关，这可能与移民“链式迁移”(Chain migration)的迁移特性有关，如果移民在聚居区内居住较长的时间，他们将会引带其他亲友到本社区定居，从而带来社会关系的“内卷化”趋向。
上述3组变量关系在模型二、模型三和模型四中均有反映，因篇幅关系不再累述。不同的是，在模型二中，“在业情况”与因变量呈较强的负相关，反映家庭主妇、失业者和退休者的亲属关系更集中在所居住的社区内。模型三中，“家庭经济条件”与因变量呈负相关，经济条件好的移民更容易建立以及维持超越空间分异的好友关系。模型四中，“在业情况”与因变量呈很强的正相关，反映有工作的移民与同事住在同一城中村内的几率很高。最后，与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相比，从事个体工商户、文员、专业技术人员等职业的移民的同事关系在空间上更分散。
在解释变量中，个人家庭特征与社会文化特征相关的变量均被回归模型自动剔除。由此可得，新移民的社会关系之所以超越聚居区边界并重构社会空间，是因为其自身流动性更强且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而非人口特征、生命周期、文化等方面的因素。
5 结论与讨论
实证表明，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网络及其社会空间呈现以下特征(表7)：
(1)新移民的社会网络表现为成分多样化、关系现代化和空间分散化的趋势，其网络成员具有社会经济地位分化、血缘亲缘关系弱化的特征。新移民积极利用聚居区外的社会关系网开拓就业机会，而利用聚居区内的网络实现情感交流。但是，移民与城市居民之间依然存在明显的社会隔阂，基于血缘、地缘的“差序格局”仍是移民界定网络成员身份的重要准则。
(2)对于无论新移民还是老移民而言，聚居区内的凝聚度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而对外的封闭性正逐步降低。新移民依然没有融入到本地社区，在聚居区内缺乏深层次的人际互动。然而，其社会关系逐渐扩散到社区边界外，尤其是同事、朋友等后天建立的社会关系。
(3)由于新移民的社会网络不断超越其聚居区的边界，原有分异的社会空间格局正逐渐被打破。从移民自身因素上看，这是因为新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更高且流动性更强，而非人口特征、生命周期及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为使新移民在社会交往方面实现向新市民的转变，应切实提高其教育水平以及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而非仅仅实行单纯的户籍制度改革。
作为一项探索性的研究，受数据所限，本研究尚存在一定不足之处，例如样本总量偏少、缺乏跨时段对比、缺乏覆盖全市的全域数据等。未来的研究可在以下方面作进一步的深化：①采用诸如同组研究(Panel studies)和同期群研究(Cohort Studies)等方法利用面板数据，对新老移民进行长时段跟踪调查，消除年龄因素的影响，以便对两个群体开展更具科学性的对比；②采用GIS技术可视化移民社会网络成员居所的空间分布，以进一步发掘新移民社会网络的时空特征与机制；③此外，除城中村外，研究可拓展到其他类型的社区，如单位社区、商品房等，以探讨社区类型之类的背景因素(contextual factors)是否对移民社会网络的特征带来影响；等等。
注释：
①趋同性指数为调查对象在某一方面同属一个群体的人数占全体网络成员的百分比，职业趋同性反映网络成员与受访者在职业上的相似程度。趋同性的计算排除了社会网络规模小于2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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