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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1)11-0003-07
社会阶层不断分化,收入配比不尽合理的解决已经成为我国的经济革新目标,最近的政治 体现是在“两会”的信息发布中公开提到。关于收入分配的问题很早间主流经济学进行过讨 论,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中更多的是关心社会保障与社区的建设。
发展经济学在面对收入分配问题时存在一个致命的错误,即是“忽略了经济学发展的历史 ”(舒尔茨,1979),对待类似我国的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我们难有契合良好的 指 导理论。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原理和税收》(1817)所提到的收入和分配问题的成分增长 ,可能有助于理解今天我们所存在的问题和获得解决的可能性。
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比较也是必要的,因为他们并未存在过重的两极分化,而我们却为此而 困扰。通过公开的和内部的统计数据,我们大致可以尝试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理论探讨和实 证分析,尽管在发展中国家中我国市场改革的成效明显,但印度在类似问题的研究上远在我 们之上。
一、问题的集中与制度陷阱
增长经济环境中的收入问题多数是结构性问题,主要集中于二元经济结构中。我们不断在 致 力于经济建设,但不可否认贫困人口的存在和数目的不容忽视,大多数中国人仍然在运用他 们收入的1/2以上用于食物的支出,官方的数字尽管比较乐观,但更一致的意见是恩格尔 系数超过了0.6。从群体上讲,收入的差距形成了基本生活支出比例的悬殊差别。
对待发展与波动问题上经济自我调控机制总是无能为力,制度主义的干预则是强有力的解 决途径,当然政治经济的结合也造成了经济问题新的特征表现。我们不妨历史地来看待收入 分配问题的成因和制度表现,努力寻找问题的经济学支撑点。
1.人力资本的回避
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劳动力价值的争论中去并不能有效地指导我们的经济,市场经济不排 除纯经济行为的存在。收入分配的失衡首先要面对的是报酬的标准及报酬率的问题,要知道 收入的受体正是提供分配标的主体,在这里金钱的多少体现出人力的价值,人力在过渡向商 品和资本,薪金即意味着价格,其隐含着市场规律。宏观经济的调控更多的运用是经济行为 的结果,而不是机械地定位于行为的性质,这也是解决具体问题的辨证态度,我们必须承认 收入主体的价值或价格属性,从而能够看清收入的流向。亚当·斯密和费雪要远比我们勇敢 ,看到了人力资本的现实意义。曾经流行于英国近一个世纪的重商主义主张实行低工资制和 低差别制,借助的主要手段是限制人力的迁移和转换,我们目前从实际意义上构成了这种态 势。
人力的价值带来的是收入的差距,是否分配的趋向平均意味着更公平呢,平均主义并不利 于经济的发展是公认的效率结论,平均也不等于公平。人们奉献劳动,获取报酬,按人时计 算的劳动量却不是现今收入获取的唯一标准,国民经济的增长比较土地和按人时计算的劳动 量以及能再生产的物质资本的增长更大。我们的政策总是力图解决贫富分化问题,通过统一 和严格的工资标准限定一切有可能超出心理接受度的报酬差别,并通过微调来变革薪金制度 的构成框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从20年前的卖茶叶蛋造原子弹的笑谈到现今红塔集团的争 论,经济生活中更多的体现是分配体制的弊端。
收入分配的框架固定化首先反映的是否认或歧视人力投入的价值,这符合马歇尔的论断和 观点,但发展中国家的类似关键概念的采用只能导致两大弊病,分配的配比不合理和财富的 恶意集中,最终造成社会的动荡。信息的不尽流通使每一个人存在工作选择成本的损失,产 生从事A工作比从事B工作更有利的现象,而你却不能克服这一工作置换的刚性。我们国家的 工资支付主体主要是国有单位,这是大多数人收入的主要获取来源,农民可以看作是国家的 土地使用者。绝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作者都集中于人们心目中位置较高的单位,从事更 为重要和压力更大的工作,但是他们获取的并不比其他工作岗位的收入多,同工不同酬的现 象普遍存在,甚至本末倒置。收入的配比不合理必然伴随不公平基础上的财富集中和腐败的 滋生,财富将集中于一部分行业的垄断者、特权者和社会的底层人士,而增加经济调控的难 度,贫富的差距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并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管理者和工人和名义待遇停留在可以忽略的等同线上,农学博士与农民都生活在温饱边缘 上拥有很小的差别,垄断主管企业的薪金远高于其他企业和公务员的收入,这是目前公认的 事实。过多地限制收入的标准和差别造成了分配与贡献的脱节,通行的也是较好的解决办法 是体现人力价值的差别保留和超额累进税的结合运用。目前一个Top10大学的毕业生在选取 工作中可以有四种选择:一是各级政府公务员可以获取1000元的月收入;二是垄断行业的 官 办集团公司可以获取3000元的月收入;三是知名外资企业可以获取6000元的月收入;四 是普通国企或其他单位可以获取1000元左右的月收入甚至更低,这是典型的例证,足以说 明很多问题。
2.收入来源的矛盾 多年的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使我们的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收入的增长停滞和国家 对分配调控力的下降使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忽略了收入来源的供求矛盾。在正常的经济发展 中 ,供给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从长远看供求曲线都会发生变动,其中某些部分会积累起来, 逐渐增大。除了企业或其他经济结构的领导者外,在自由经济中收入来源的矛盾造成的波 动对劳动大众是一种负担,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农产品需求的价格低弹性和短期非熟练劳动 力的 供给无弹性。使供求矛盾发生变动的因素中,重要的有三个:商品和劳动的总需求,知识进 步的需求效应和在限制个人根据其全部潜力参加生产过程的机会中的需求效应(舒尔茨,196 5)。对于这个问题,60年代西方投入较多的精力对该问题及相关方面进行了认真研究,例如 约翰逊《贫穷与失业》、弗里德曼《消费功能理论》和舒尔茨《传统农业的转变》等,我们 不妨可以借鉴一下以制定有效的分配和收入增长政策。
收入来源主要界定为资本利得、财产收入和劳动报酬,我们分析一下目前我国的收入来源 状况。尽管资本的投资仍在遮遮掩掩,但私有经济比例在不断上升,并深入每一个竞争性行 业。投资方式并不等同于股票买卖,大量的资金来源于信贷和财政资金的转移,由于长期的 恶性资金支配,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供求不畅。如果资本占有者的收入得不到满足,必 然的结果是转嫁给低收入的被雇佣者或聘用者,目前尚不能找到增长资金供给而又不产生通 胀 的方法,滞胀的可能性再度产生。资本资金的供给有可能在加入WTO后有所改观,但经历一 段时间的资源利用后,结构性矛盾将重新突出并掺杂了新的经济因素,因而市场竞争规则的 完善和国有资金管理的法制保障要更为直接有效。
财产收入的主要组成为不动产的拥有和家庭耐用消费品的增长,继承的因素只能包含住房 的使用,技术的进步使其他财产收入在继承中已经可以忽略不计。财产收入的问题只是供给 的相 对过剩,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财产相对较高的供给和居民相对较低的收 入,使投资于固定资产拥有实物和从中取得收益被局限于很小的区间和范围,财产收入的供 求产生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房地产的积压和新增项目的后继无力是典型的例证。相对过剩 的矛盾只能运用周期理论的政策建议去解决,由于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较低,财产投资选择 的收入缺乏弹性,解决方案的立足点只能是政府与财产生产者的关系。
劳动收入的供给在经历了一段持续的增长后暴露了它的潜在弊病,即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 弊端,多年的简单再投资和重复建设阻碍了技术的进步,市场短期的繁荣掩盖了生产进步的 需求。劳动报酬的增长与技术进步是互动的,知识与技术的进步提供更多的劳动报酬,增长 的劳动收入会扩大对技术和知识的需求,内涵式扩大再生产因而产生,生产的进步不再是简 单数量的堆积。尽管我们在指导原则上重视了技术的革新,但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结果却从实 际上构成了对技术的忽视和人才的外流,用于技术更新的收益被转向其他用途,生产领域的 发展在步入买方市场后步履艰难,这一现象可以借海尔的先进案例与其他企业作一下对比, 技术进步的循环意义尽在于此。生产技术革新的相对停滞造成了就业者对知识和技术需求的 降 低,收入的分配只能产生个别企业的高效益与大面积地区的职工下岗的差别,我们已经没有 足够的投入和能力全面更新技术,退求其次的作法是放弃部分经济成分,集中能力改造能促 进GDP有效增长的领域。
3.产业结构的差别
市场的发展总是在不断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较为突出的变化是第三产业的扩大和 第二产业技术含量的增高。由于第三产业发展的规模滞后,整体的收入排比目前仍然是第二 产业、第三产业、第一产业顺次递减。第二、第三产业的分配问题集中于产业内部的结构, 产业间的问题焦点是农业问题,着落于主体,实质是中国的农民问题,这是因循制度历史的 必然结果。二元经济结构的尴尬局面使我们不得不竭尽全力解决贫穷人口的就业和生活需要 ,集中于第一产业和劳动密集型的第二产业过多的劳动力。往往使收入处在政策和市场竞争 的双重打压下,分配原则偏离合理的轨道。产业间和产业内部的分配不公平根源于欠佳的市 场体制对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的损害,以及膨胀的低素质人口对产业劳动者分布规律的遏制 。
农业的投入产出比很低,低收入国家的大部分人集中于技术匮乏的农业,依靠辛苦的劳动 挣取微薄的收入。李嘉图的地租法则虽然在发达国家已经失去了经济刺激的意义,但是在生 产力落后的中国,地租仍然是国民收入的重要部分,农民的贡献构成了我们工业发展的基础 和潜力的源泉。尽管舒尔茨批判李嘉图对待土地的思想,但他是立足于科技的进步,我们国 家缺乏农业增长的科技动力,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难有质的飞跃。我们知道,我国无 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农民都很贫穷,世界范围内也是遵循同样的规律。我国农民收入 低下的重要原因在于个人贡献率的过高和耕作有效供给过低,很多农民都会给我们计算一笔 简单的账目:种子+化肥+农药+耕作耗费-公粮提留-特产税-收费=收益,每一个农民都会告 诉你一个简单的答案,耕作一亩地耗费一年的时间可以获取一季的作物净收入,结果是耕作 一 年的结果是只做到了获取口粮。这一简单的等式尚未包含各种名目的摊派(实际是普遍存在 的)和人工支出。
农业人口的相对膨胀使我们不能实施规模效益,但是即使有限的人口条件下,第一产业的 收入仍需要价格的保护,美国和欧洲的农业政策即是例证。由于市场的作用农业将一部分利 润过渡给了第二、第三产业,良好的补给途径是政府的支出调节,由非市场的做法补足市场 的残酷的一面。农业人口的众多使政府在处理农业支出时无能为力,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无 疑是产业间的劳动力迁移,市场已然在促使民工移动。
第二、第三产业界限在我国并不象当年工厂与公共浴池之间的区别,纵向和横向的界限模 糊带来收入分配的结构问题,正如上文提到的,行业间的巨大差别和同一行业收入级别的近 似,使每一个就业者都存在不满的情绪,一个失业者可以去从事餐厅服务员却不能作银行的 收银员,创造数以亿计产值的人只能获得超过其他人几百元的收入,甚至更少或无,根源在 于产业内的行业准入体制,体现在诸多方面,矛盾集中于人事户口制度和薪金制度的约束, 后文我们会专门阐述类似制度的滞后效应。
4.社会保障的乏力
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供给与需求将得到有效的调整和满足,福利理论是刺激发展中国家 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陡峭增长的关键要素。长期以来,经济学普遍认为社会福利支出是经济 增长的不利因素,是效率的损失,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为我们开辟了新的视野,收入的增长 和分配与货币的供给存在紧密的结合点,货币的解放将是实际意义上流通量的扩大,是货币 供给和总收入的现实增长。
我们对社会保障的探索不能发现明显的微观收入分配问题,但是社会保障支出项目的个人 开支负担将会产生实质上的分配不公,绝对支出量造成收支比例的不同。正如我们经常所能 听到的抱怨,“谁都不想得病,但是我们太穷,难于负担昂贵的医疗费”,有限的收入投入 到 无节制的支出,不只是实际收入的不同而且是城市贫穷的主要成因,经济难于获取消费和资 本的持续供应,流通前滞留的资金数目庞大,收入分配问题更难解决,构成潘多拉循环,国 家刺激经济的诸多政策难于发挥应有的功效,不能否认居民储蓄持续增长的制肘作用。
高收入国家无一例外地采用了三大社会保障措施:教育、医疗和养老,就业者可以利用福 利 政策充分使用自己的收入。财政收入的中心原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资金的使用最终构成 扩大再生产和居民的收入,由于社会保障的落后,造成了我们宏观分配的收入产生机制的合 理性欠缺。我们的调查表明绝大多数居民的有限收入要用于防范性需要,并且该部分货币 需求具有极强的下降刚性,使我们国家的实际恩格尔系数更高。低保障体制对于收入分配产 生宏观的庞大作用力,使得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贫困人口的教育和健康投入将更匮乏,甚 而永远失去平等竞争的机会,社会的分化日趋严重,犯罪和动荡的几率不断提高,这是宏观 视角的收入分配不公和无效。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牺牲了福利政策,怀念改革开放前的保障体制并无助益,落后的经济 手段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毋庸置疑,单纯追求增长速度的作法使得多年后显现了众多经济 问题,并使每一问题的解决牵扯众多,构成体制运行的障碍重重,收入分配的结构性矛盾仅 是经济结果的一种直接体现。将保障彻底下放社会是不妥的方法,我们不是没有能力解决三 大福利政策问题,机械的账务计算推导出的财务不足仅是结构的失衡,数十年前的美国经济 状况仍然保证了福利,我们为什么不能呢?!国家对福利责任的承担和泽被面的普及是有效的 方式,对应的政府行为不能从政策上竭尽尽力,增加实际收入是立足点,中等教育和养老应 由国家全力承担,社会保险应深入负担医疗支出,通过的做法是国家补足支出差额。于是我 们面临人口与财力的矛盾,收入分配问题是我们的经济体制落后于生产力发展的表现,收入 分配的调整就是经济结构的调整,我们易于发现财力的分布性缺陷和潜在增长力,矛盾的解 决并不是束手无策。我们都知道,激进式的调整有时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而有利于民的政 策不会遭受到执行的阻力和社会的阻挠。
5.制度滞后的困扰
在描述经济模式和问题时不提及制度因素是一种诡辩的标志,收入分配的运行原则是把功 能性的收入和个人收入联系起来的制度,包括财产法则,资历和其他一些劳动的权利。在经 济增长过程中所产生的与收入动向有关的制度滞后现象,主要是在职业改换、劳动力迁移和 报酬标准的壁垒。在凡勃仑看来,经济系统不是一个“自我平衡的机制”,而一个“累积的 逐渐发展的过程”(凡勃仑,1909),收入分配政策的累积性有时会意味着危机的出现而不是 不断地逐渐改进和提高,我们目前正是处于冲突的前沿。我们的制度滞后直接诱因自体制的 两大缺陷人事与户口制度和薪金制度,法制和保障的不足又助长了累积过程。流通机制的解 决不仅是商品的配给,劳动力的移动将更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行业间的职业转换集中于 简单的劳动和极高层次的人才,并体现了明显的从业偏差度,地区间的职业变换受到了户口 登记的约束,尽管南方发达城市已然出现了改革的迹象。
人事制度的实质是政治体制的一个侧面,寻找实际意义上的政体分开是很困难的事情,决 策行为的中间道路必然着落于政府职能与经济构成运行的循环分离,准入制度限制了政府的 职能定位,政府应设定为国家的服务设施,宏观调控和准则的制定是根本任务,体现方式是 公共选择的法制化,我们不必争论法治和人治的重心,市场资源(包括人力)的彻底流动是收 入分配行业间差别和配比失衡的强制性解决渠道,由于运转中的社会机制限制了市场制度负 担的总需求,市场取向的制度能够出现繁荣(林德布洛姆,1953),尤其是对于类似我国和印 度这种发展中的经济运行模式。设立于我国境内的外资企业与政府和市场结合方式是有效的 运作方式,由于人力的充分流动,不同外企的实际工资几乎没有差别,摒弃了行业的差别, 竞争法则使企业没有建造差别壁垒的机会,而政府的角色仅是从事外企竞争规则和员工保障 的制定,没有介入企业的经营。
比较利益的认识欠缺和政府任期的短期行为产生了政府地域的保护主义,对于就业机会的 过分保护使经济流动经受阻挠,但是市场规律并不承认落后的原则,大量的民工潮和高层次 人 才的跨区域流动使我们不能回避市场经济利益驱使法则的强大力量。人为地设置户口壁垒只 是法制迟滞和信息不流通的消极和乏力的应对措施,西方运行的凭借身份证明实现全国就业 的模式,对我们而言目前只能是幻想,网络不通畅和寒酸的法律操作性难咎其责。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对于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有相当的作用,已经深入 到高收入国家的工时薪金标准能够切实保障大众就业者,并充分体现了人力素质的价值差别 。潜在的贫困就业者由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存在而获得了实际意义上的收入补贴,增长了就业 者获取未来竞争机会和子女受教育的公平机会的可能性;博士的最低年薪从法律上赋予了与 普通劳动者的级差,高收入者的主要利得来源于资本和为其他就业者创造就业机会的贡献转 移。
调整必然带来体制结构的彻底变动,其风险性是任何人难于也不愿去估计的,这意味着社 会的重大变革,保守的政策制定者总会寻找风险降低的中间道路。但是集中问题的推后对待 ,正是累积效应的直接成困,并造成不同问题的交织,政策失效出现频繁,单一政策的无效 性和偏离初衷不断困扰我们,这是我们和所有发展中国家正在面对的困难局面。
二、简单的实证补充
许多统计资料能够清楚地表明收入的增长和分布情况,行业统计资料尽管掩盖了部分真实 情况,但通过侧推的方法仍能找到实际的结果,对于收入结构的变化趋势我们可以通过线形 回归或更复杂的拟合来进行探讨,鉴于有关分析的报告在每一年度年末年初过于众多,我们 不 想在此浪费过多的笔墨,只是通过教育投入和报酬率的统计数字对上文作一下补充。
1.教育投入的成本效益
在最近几十年里,学院派经济学家的工作极大地扩展了知识增长和科学研究的经济意义, 知 识、生产和福利之间的关系和家庭经济学都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改进收入分配和福利的关键 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质量和提高技术水平,根据库茨涅兹的估算,技术、 知识、有关工作机会的信息及移民的投资收益给个人带来的收入占人均收入增长的4/10(库 茨涅兹,1946)。这牵扯到了教育投入与回报的问题,加里·贝克在研究在职人员教育时提 出过一个原理,在竞争性的市场上,受雇者支付自己的全部训练费用,而这种费用的每一部 分最终都不由企业负担,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各项教育投入。由于教育最初使人的净收入减 少,随后又使人的净收入增加,理论上高素质劳动者的收入年龄曲线陡度更大,但目前在我 国并不明朗。
教育深入到我们的每一个家庭,我们有非常直接的领悟和现实数据。由于教育总是创造一 种消费资本的形式,这种资本具有改善个人日后生活的消费质量的特征,因而教育成本的一 部分属于消费,如果把教育成本相当大的一部分划归消费的话,另一部分即是用于提高人的 生产能力的投资,就应该得到加倍的收益率,我们国家的分配主流并未实现这一经济学原则 。前文解释的人力资本、工薪标准、劳动报酬的供求矛盾和教育健康投入的福利欠缺都隐含 着教育投资的成本收益不配比。
我们看一下教育的投入情况,见表1。
表1 个人教育资金成本和薪金收益表 (单位:元)
收入年损失
毕业年薪
类目教育投入放弃的收入
年差别累计 国有单位
外资企业
大学前600×12
*
* 7 200* *
大 学
4 000×43500×4
7 500
37 20010 00040 000
硕 士
-3 500×3 9600×3
6 100
55 50011 20080 000
博 士
-4 000×3 12 000×3 8 000
79 50012 400100 000
注:数字系城市调查统计百元取整后的结果
设定大学为本科学制,大学前为12年学制,教育投入仅指学杂费,上述表格的结果来源于 统计抽样并符合了我们每个人日常所感受到的差别,考虑到劳动法的规定,大学前视同不足 就业年龄。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教育质量的提高,教育的资金成本在不断扩大,每一级增加的 累积收入损失需要通过未来薪金来补足,但是遗憾的是国家调控范围内的薪金制度需要用长 达 10年左右来补足教育素质提高的投入,而外资企业仅需不足一年即可补足,切合了贝克的原 则,这种级差能够促使经济的长效增长,日本是很好的例证。如果考虑到人力资本的流动及 国际和国内市场对高技术人才需求的增长,所谓智囊流失是经济差别的直接原因。要创造产 出增长率高于投入增长率的“剩余值”必须奠定教育的价值(卓根森,1967)。
2.差别的报酬率
斯密认为,一个开放和竞争的市场,意味着自由贸易和工资标准不由政府制定,及不受政 府限制的自由劳动力市场。这就意味着如果就业者愿意,可以自由地由农村迁往城镇,可以 不改变从事的职业通过行业的自由转换获得更高的实际收入。“贫穷效益法则”和新重商主 义的手段有利于增强政府集权,但对于经济的长久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是有害的,目 前我们国家正是这种状况,正如前文所涉及到的,我们经常触及两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一 ,为什么同样的工作性质和强度我比别人收入低;其二,为什么我不能做别人所从事的工作 。第一个问题体现了行业和地区间的差别,第二个问题抨击了现行的就业体制,包括户口和 人事制度。就业体制的约束是产业、行业和区域间收入差别的主要原因,其最大的弊端是造 成竞争不公平,政府与市场自由、工资、人口迁移和价格之间的关系迫切需要再调整。
众多的统计资料可以为我们提供坚实的支持,我们对统计公报的有关数字作一下罗列和组 合,可以为前一部分广泛探讨的一些问题提供部分直接的论据,见表2。
表2
居民人均每年薪金收入比较(单位:元)
项目/年份 1990年
1995年1999年
国家职工平均工资
2 1405 5008 346
1.产业与行业差别
第一产业1 5413 5224 832
第二产业
工业2 0735 1697 794
建筑业 2 3845 7857 982
第三产业
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
2 4266 94810 991
批发零售和餐饮
1 8184 2486 417
金融保险 2 0977 37612 046
教育文艺广电 2 1175 4358 510
机关和社团干部
2 1135 5268 978
2.单位类型差别
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工资
2 2845 6258 543
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平均工资7 2779 720
外商投资企业职工平均工资8 05812 951
3.城乡差别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686 1 5782 210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1 5104 2835 854
尽管这些数字拥有一定的水分和估计的保守,表2中的数字能够明显看出报酬率的差别,事 实的状况要更为突出。扣减生活消费支出后,城乡居民需要应付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及的各项 社会性支出,收入支出矛盾和社会的分化于是逐年扩大,经济的囊足不前和社会的动荡将会 产生潜在的动因。从而实际上构成了新重商主义干预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保持低工资标 准历史的检验证明这是不可取的。
对于区域间的差别不作进一步的比较,因为我们所感受到的要远比统计数字来的直接和深 刻。
收稿日期:2001-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