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个文献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汇率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传统的汇率决定理论，如Mundell-Fleming模型、最优货币区（OCA）模型、均衡汇率模型等，主要是从经济规模、要素流动性、通胀水平等宏观变量大致推断出一国原则上宜实行何种汇率制度，或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所谓的“均衡汇率”。这些宏观视角的汇率决定模型的一个基本特征是：默认政府为客观、中性的仲裁人，汇率政策决策的取舍标准就是社会福利水平最大化；而微观主体（企业及由无数同质企业构成的部门或行业）只能被动接受政府认为“合意”的汇率水平及“自上而下”的汇率政策安排。显然，与Lucas（1976）对其他宏观研究方法的批判一样，传统的汇率决定理论在研究思路上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撑，忽视了微观主体对于汇率政策的理性预期和主观能动性。
另一方面，目前国际上流行的“汇率微观结构”研究（Lyons，2001）实质上指的是外汇市场指令流和做市商买卖行为对汇率交易价格短期波动的影响。它将汇率的决定完全归因于市场自发力量，同样不考虑整个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是如何“自下而上”地去影响汇率及汇率政策的形成。此外，由于中国外汇市场发育程度较低、操作不透明，加之数据可得性方面的困难，这种微观研究方法事实上难以被普遍采用。
因此，找到一个适合当前中国实际情况，又对人民币汇率及汇率政策形成有足够解释力的“新微观”视角，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而基于微观主体汇率偏好的汇率政治经济学研究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失环节。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Fneden为代表的一批研究者，在Mundell-Fleming模型及其派生出来的“三元悖论”的基础上，加入政治和制度因素，开辟出一条独特的研究路径，即“汇率政治经济学”研究①。这些学者相信：第一，汇率政策对于不同微观主体的福利水平会产生非对称的“分配效应”，因而微观主体都有其各自的汇率偏好②；第二，这些微观主体绝不会被动接受既定的政策安排，相反，他们会像其他社会利益集团的成员一样积极展开政治游说，试图去影响政府的汇率政策决策过程，使得最终的政策天平倾向自身一侧（Broz and Frieden，2001，2006；Faia et a1.，2008）。其中，汇率偏好是汇率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而利益集团对汇率政策的游说和影响则是汇率政治经济学在政策领域中的具体应用。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三部分依次介绍微观主体的汇率偏好及其测度、经验检验方法及理论扩展；第四部分关注利益集团如何从既定的汇率偏好出发去影响汇率政策制定；第五部分通过引入双层博弈框架，将国内汇率博弈延伸到国家间博弈层面；第六部分在概述汇率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研究现状后，对这一理论如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进行了简要评述。
二、微观主体的汇率偏好及其测度
（一）汇率偏好与Frieden矩阵
Frieden（1999）认为，偏好（preference）是指微观主体从自身角度出发，评估一系列可能的政策产出的效用高低，并据此确定优先选择顺序的过程。因此，汇率偏好不妨定义为：微观主体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考虑，确定对己有利的汇率水平及弹性程度。为了将微观主体的汇率偏好概念具体化，Frieden（1991）构建了一个经典的矩阵（见图1）来概括一国内隶属于不同部门的微观主体对于汇率的偏好，由此成为了其后一系列相关研究的起点。
一方面，不同部门的微观主体对本币汇率水平高低有不同偏好。例如，在本币贬值（Frieden采用间接标价法，汇率水平由高至低表示贬值）的情况下，对于贸易品生产者（A）而言，这不仅有利于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同时，如果考虑到其部分产品转销于国内市场，价格相对于其所投入的非贸易中间品表现为上升（参照同类进口产品的价格），这也就意味着生产成本相对节约了。因此，贸易品生产者总体上偏好较弱的本币，此时无论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都对其有利。而国内市场的进口品竞争者（B）也将从本币贬值中受益，因为进口品将由于其国内价格相对上升导致需求下降，不得不对进口替代品拱手让出一部分市场。而对外投资者（C）通常希望本币保持强势，这样就能以更为便宜的价格获取同等规模的国外资产。此外，非贸易品和服务提供者（D）也偏好本币升值，因为这将扭转非贸易品产品和服务与贸易品的国内相对价格。Walter（2008a）认为，微观主体偏好的汇率水平是低还是高，本质上反映了产品竞争力与货币购买力之间的矛盾关系。
另一方面，不同部门的微观主体对汇率弹性的偏好也不同。由“三元悖论”可知，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政策制定者只能在固定汇率和货币独立性之间二选一。Frieden假定从事出口贸易（A）和国际投资（C）的“对外部门”更愿意放弃货币主权，以换取汇率稳定，因其对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如物价水平）较不关心；另外，对于国际投资者而言，本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汇率保持稳定，还有助于获取可预期的稳定收益。与之相反，从事非贸易品和服务生产（D）的“对内部门”由于较少使用外汇，受汇率波动的影响并不直接，对稳定的汇率并无明确偏好；相较而言，其收益与国内利率政策更为相关，因而希望政府更多考虑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增强国家对国内经济环境（特别是通胀）调控的能力，更愿意接受汇率弹性。持类似态度的还包括在国内市场上与进口产品竞争的贸易品生产者（B），其对汇率稳定政策并不热心，甚至希望汇率波动使进口商风险加大，借此减少竞争压力。
对于汇率水平偏好和汇率程度偏好的关系，Frieden等人（2010）承认这两个维度之间某种程度上可能存在冲突。例如，出口部门往往既希望汇率弹性保持稳定，同时又要求汇率水平能够一降再降，以提高国际竞争力。
（二）对汇率偏好的测度
Frieden（1999）还强调，偏好通常不易被直接观察到。尽管微观主体的偏好在理论上会引致相应的行为，但实践中行为的发生往往还要视环境而定。因此，在缺乏具体信息的情况下，人们难以判断个体的某种行为一定是其汇率偏好的直接反映。Frieden矩阵中关于微观主体汇率偏好的划分，主要是建立在Frieden本人长期经验观察和理论假设的基础上，仅适用于他所熟悉的美国、欧洲及部分拉美国家。而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应如何来测度微观主体的汇率偏好呢？现有文献为此提供了不少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
Broz等人（2008）利用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营商环境调查”（WBES）的跨国数据，对Frieden矩阵关于各部门汇率偏好的假说进行了计量检验，基本结论与Frieden矩阵是一致的。Walter（2008b）同样利用WBES数据做了检验，得出了更进一步的发现：企业对于汇率水平的偏好不仅取决于贸易方式，还牵涉到更广泛的金融联系及由于利率变化导致的脆弱性。例如，当本币贬值时，与国外银行业有密切融资关系的企业会对此更为担心。
Knight（2007）针对300家美国企业、150家工会及150家行业协会的调查表明，微观主体的汇率偏好远比Frieden矩阵所揭示的结论更为复杂：在汇率水平方面，24.3%的贸易品部门受访者偏好强势美元，16.2%的受访者偏好弱势美元。还有21.6%的受访者偏好较为复杂：当涉及美元与A货币的双边汇率时，偏好强势美元；而当涉及美元与B货币汇率时，可能转而偏好弱势美元。在汇率稳定方面，贸易品部门49.3%的受访者偏好稳定的美元，只有2.7%的受访者明确相信自己将从美元波动中受益，15.2%的受访考则表示要视贸易伙伴的国家货币而定。总体上，Knight关于美国的调查部分地印证了Frieden矩阵的预测：出口商偏好稳定的和较低的本币汇率水平；进口商偏好稳定的和较高的本币汇率水平。但对于进口替代生产者，相当多数的受访者偏好强势美元和稳定的汇率，这与Frieden矩阵关于进口替代生产者偏好较低的本币汇率水平和较高的汇率弹性又不完全相符；类似情形在非贸易品部门也同样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Frieden研究方法的一个隐含前提是，微观经济主体对自身的汇率偏好有清晰了解。但当McNamara（1998）针对英国是否应当加入欧元区这一问题，对在英国投资的跨国企业进行访谈时，发现部分受访者并不清楚自己的汇率偏好，或没有能力评估不同汇率政策的长短期福利分配效应。Knight（2007）基于美国的调查也发现，约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实际上并不清楚强势美元与弱势美元（或稳定的美元与波动的美元）究竟何者对其更为有利。因此，问卷调查法也存在一定缺陷。不过，Eglene（2009）针对McNamara的观点，认为从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审视，企业还是有足够能力判断加入欧元区对于其利益的影响。
2.案例分析
Eglene（2009）通过对1999年前后英国主要媒体刊载的跨国汽车巨头言行的对比研究发现，一些微观主体的汇率偏好并非固定不变的。1999年之前，丰田、日产、福特、宝马、标致等在英国建有工厂或地区总部的跨国汽车巨头，一面倒地在媒体上敦促英国尽快加入欧元区；而1999年之后，这些跨国汽车巨头突然集体转向，表示不再坚持英国必须加入欧元区。原因一是英国政府对这些企业提供了巨额补贴；二是英国央行的货币政策逐渐向欧洲央行靠拢，事实上降低了英镑兑欧元的双边汇率波动，使得企业对于欧元的偏好逐渐中立化。但Eglene也提醒，一旦英镑兑欧元汇率出现大幅波动，跨国企业或将重新就加入欧元区议题对英国政府施压。
3.计量手段
de Carvalho Filho与Chamon（2008）采用了一种较为巧妙的办法来测度农业部门的汇率偏好。他们将巴西和墨西哥划分为不同地区，如农业区或都市区，然后利用人口收入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汇率及其他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借助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来检验汇率变化对于农业地区和农业部门的福利影响。不过，这种方法缺陷同样是非常明显的：除了部分纯农业区外，其他地区很难精确地与具体某个产业部门在人口就业结构上匹配起来，因而要检验其他部门（如制造业、服务业等）的汇率偏好并不那么容易。
4.行业实际汇率
传统上，人们习惯于用双边实际汇率或实际有效汇率来表示一国整体面临的外部竞争条件。Goldberg（2004）认为行业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比一国加总的实际有效汇率能更好地解释汇率变化对于企业利润的影响，因而利用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名义汇率、价格指数、出口额和进口额等时间序列数据构造出贸易部门中不同行业的实际有效汇率。具体到某一行业，它包括行业的出口加权实际有效汇率和进口加权实际有效汇率。其中，行业的出口加权实际有效汇率公式为：
不过，这种方法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即它只适用于与进出口直接相关的制造业部门，而难以测算国内的进口竞争、非贸易品、银行等其他部门的汇率偏好。
5.脆弱性空间
Walter（2008a）认为上述几种方法存在诸多不足，特别是立足于静态分析，未能从动态视角来审视微观主体汇率偏好的变迁问题，因而将企业和个人对竞争力及真实价格的关注、贬值带来的资产负债表脆弱性、利率上升引起的资产负债表脆弱性三个因素囊括在一个“脆弱性空间”（见图2）中，用以评估各个部门的汇率偏好，并在空间中为这些部门确定了具体分布位置。Walter以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韩国、泰国、中国香港及中国台湾为例，归纳出相关部门的汇率偏好及其在不同压力环境下的动态变化过程（图2）。
三、对汇率偏好理论的检验及理论扩展
（一）对汇率偏好理论的检验
Frieden矩阵提出后，在汇率水平偏好和汇率弹性偏好两个维度上都接受了实证文献的检验。总体上看，多数文献（包括Frieden本人的后续研究）都是部分地支持或反对Frieden的观点，即赞同他对某些部门汇率偏好的看法，而不赞同其对另一些部门的偏好假设。
1.对汇率水平偏好维度的检验
Jaramillo（1999）针对哥伦比亚的研究表明，其20世纪90年代汇率自由化以来，以进口替代为特征的工业部门明确表示偏好较低的汇率水平，该国最大的出口部门咖啡种植业也认为本币升值是“最大的威胁”。de Carvalho Filho和Chamon（2008）对巴西和墨西哥农业和非农部门汇率偏好的检验揭示，汇率政策的分配效应对于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的影响差异甚大：在巴西，本币升值使农业（出口部门）和农村地区成为受害者；而在墨西哥，边境州也存在类似情形。Faia等人（2008）选择了部分新兴经济体（不包括中国）的制造业和银行业两个部门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表明，在新兴经济体，生产贸易品的制造业为保持出口竞争力，偏好本币贬值；而银行业由于严重依赖从国际市场借入短期外币资金，偏好本币升值以减轻债务负担。Orden（2002）在检验1975-1998年美元汇率与美国农产品出口的相关性后发现，美元贬值有效推动了美国农产品出口，而美元升值的作用则相反，因此，美国农业部门偏好较弱的美元。Baggs等人（2009）也观察到，1986-1991年期间，加拿大元升值30%，对制造业企业的生存率和销售额带来了负面影响。显然，这些证据与Frieden矩阵的预测大致是吻合的。
但Baggs等人（2010）随后的研究却指出，在加拿大，服务业事实上也与制造业有着相似的汇率水平偏好，即都厌恶升值、倾向于贬值。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随着科技进步，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国际服务外包潮流的兴起，服务业这个传统上被认为是最“封闭”的部门也逐渐变得越来越“可贸易化”。
2.对汇率弹性偏好维度的检验
Broz等人（2008）、Walter（2008b）等人的经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Frieden矩阵关于非制造业部门的汇率弹性偏好。但Frieden（2002）、Blomberg等人（2005）对制造业出口等部门的汇率弹性偏好做出了修正：由于制造业出口部门总是不断地希望汇率贬值，客观上使得政府钉住汇率制度的努力难以维系，因此，制造业（或出口部门）偏好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此外，上世纪末，受欧元启动的冲击，是否应建立北美货币联盟（NAMU）的争论一度席卷了整个北美地区。Helleiner（2005）发现，在加拿大，不仅跨国企业和银行部门毫不担心浮动汇率带来的交易成本问题；就连出口部门也对NAMU兴趣不大。除了加拿大企业早已普遍娴熟运用各种外汇避险工具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加拿大经济长期以来与美国联系紧密，许多加拿大企业（如著名的北电集团）原本就一直是以美元作为记账和结算货币；而加拿大银行业之所以支持浮动汇率，则是为了进一步推动政府取消资本管制措施，或维持较低的通胀水平。
（二）对汇率偏好理论的扩展
Frieden的微观主体汇率偏好理论提出后，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针对汇率偏好理论扩展也在不断推进，一些新加入的经济或制度约束条件包括：
1.贸易开放度
贸易开放度一般是以进出口总和与GDP的比值来衡量的。Pasco-Font和Ghezzi（2000）考察了20世纪下半叶秘鲁制造业部门的汇率偏好变迁：在封闭年代，制造业最终产品主要用于满足国内需要，并不以出口为目的，因而偏好本币高估的固定汇率制度，旨在降低进口机械设备和原材料的本币价格；而到了开放年代，随着国内外竞争的加剧，制造业的汇率偏好开始变得模糊。而Frieden和Stein（2001）的结论有所不同，他们以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和秘鲁五个拉美国家为例，指出当这些国家处于实施高度贸易保护措施（多种关税和补贴）的“进口替代”阶段时，其国内制造业部门对汇率政策往往持无所谓态度；进入贸易自由化时代后，随着关税和补贴措施的锐减，制造业部门才开始有足够动机追求更弱的本币汇率。Blomberg等人（2005）依据拉美和加勒比国家1960-1999年的经验研究发现，随着开放度不断提高，贸易部门面对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一国坚守固定汇率的可能性也将随之下降。
2.进口中间品投入比例
Campa和Goldberg（1997）认为仅考虑贸易开放度还不够，因为它忽略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各国制造业部门在生产过程中大量投入进口中间品的事实。出口产品占总产出的比重、进口中间品投入依赖度等因素将决定本币升值对于制造业部门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具体而言，如果出口比重超过进口中间品投入依赖度（“正净外部导向”），则本币贬值将增加制造业部门的福利水平；反之则为“负净外部导向”，本币升值将增加其福利水平。以美国为例，1970年代中期，20个制造业子行业中，有16个表现为“正净外部导向”，即美元贬值对美国制造业总体有利；而到了1980年代中期，仅有8个部门表现为“正净外部导向”，即美元升值对美国制造业总体有利；1990年代中期，表现为“正净外部导向”的子行业重新增至15个。
3.企业经营的国际化程度
Kinderman（2008）通过对100家德国企业的调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1960-1970年代，德国出口行业强烈反对政府对德国马克的温和升值；而在此后30年间，尽管德国遭遇了更为剧烈的汇率波动和强劲的升值过程，但反对声音已显著减弱。对此，Kinderman给出的解释是，如今德国企业经营的国际化程度已大大提高。此外，在德国制造业内部，机械设备行业比化工、电子和汽车等行业的诉求更为强烈，原因同样在于机械设备行业的国际化程度偏低。
4.部门细分
Shambaugh（2004）将国际投资者细分为FDI对外投资者和其他投资者，认为前者偏好汇率弹性，后者偏好汇率稳定。此外，同一个部门内部的企业规模大小也可能导致微观主体的汇率态度有所差异。如Hefeker（1997）就指出，欧元区形成后，会在银行业内部产生不对称的分配效应：由于跨国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大银行将会变得更强大、更有竞争力，这对于散布在欧洲各国的地区小型银行的生存是不利的。
5.汇率传递效应
Broz和Frieden（2001，2006）发现，与发达国家相比，汇率水平之所以在发展中国家成为一个更加政治化的议题，根本原因在于前者的制造业主要生产复杂产品（如轿车），价格竞争在争夺市场份额中并不起决定性作用，汇率传递性较低，因而对于汇率水平相对不太担心；后者的制造业主要生产标准化产品或初级商品，有较高的汇率传递性，因而其出口部门对于汇率水平高低也就越为敏感。Mal-lick和Marques（2006）比较了印度汇率改革前后出口部门汇率传递效应的不同：同样是卢比贬值1%，1980年代印度出口产品的美元价格反而提高0.2%；而1990年代印度出口产品的美元价格则下跌了0.7%。显然，汇率改革以后的本币贬值更有利于提升印度出口部门的国际竞争力。
6.支出转换效应与增减效应
Seltzer（2006）对非贸易品行业的汇率偏好进行了详细探讨：一方面，由于本币贬值（进口价格提高）带来的“支出转换效应”将导致非贸易品对贸易品的部分替代，非贸易品生产者理论上似应偏好较低、而非较高的本币汇率水平；但另一方面，本币贬值还会导致“支出增减效应”，无论是贸易品还是非贸易品的消费都将减少。此外，如果非贸易品生产过程中所需的中间品进口价格上涨，也将导致其终端售价上升。因此，总体上，非贸易品行业偏好较高的本币汇率水平，这也支持了Frieden矩阵的结论。
7.政治制度
Steinberg（2008）对1974-1995年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揭示，尽管确如Frieden矩阵所言，本币高估不利于出口部门和进口替代部门。但如果支持这两个部门的议员与支持金融部门的议员在幕后达成了“互投赞成票”（Logrolling）的协议，例如，如果支持金融部门的议员表示愿意力挺维持固定汇率政策和扩大政府补贴的议案，那么，作为回报，出口部门和进口替代部门也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本币高估。
四、利益集团对汇率政策的影响
汇率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价值不在于测度了某些企业和部门的汇率偏好，而在于研究这些微观主体如何从特定的偏好出发，运用各种手段去影响汇率政策。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由无数具有共同政策偏好的企业及由企业构成的部门，可被视为一个利益集团。需要强调的是，与“既得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等概念不同，新政治经济学中所指的“利益集团”并不包含任何贬义③。
（一）利益集团的政策影响力
尽管有学者（Willett，2007）提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地域上相对集中的制造业部门比分散的农业部门对汇率政策具有更深的影响力。但正如Broz和Frieden（2001）、Kim和Kim（2005）等学者所言，要想实证检验或量化比较各利益集团对于汇率政策的影响力并不容易，特别是代理变量的选取标准难以得到广泛接受。根据美国1995年颁布的《游说公开法案》，所有政治游说团体都应在参议院“公开记录办公室”注册并每6个月报告一次游说活动信息；此外，欧盟也存在类似游说团体登记系统（CONECCS数据库），尽管只是自愿性质的（Friedrich，2010）。理论上，各利益集团在选举中的捐款、游说支出等无疑是最为理想的代理变量。但实际上，要获得这些确切的数据仍较为困难。因此，必须借助计量或模型定性等手段来描述利益集团的影响力。
1.以部门协会数量作为代理变量
Bischoff（2003）、Coates和Wilson（2011）等以《贸易协会世界指南》（World Guide to Trade Associations）中170个国家各行业的协会组织数量作为解释变量来研究各行业的政策游说力。例，Coates和Wilson（2011）发现，银行危机爆发的概率与银行业协会的数量存在正相关性。
2.以部门对GDP的贡献率作为代理变量
Worrell等人（2000）、Frieden等人（2001）、Wagner（2003）、Blomberg等人（2005）均以制造业、农业等部门占GDP的比重来作为其对汇率政策影响的代理变量；Faia等人（2008）用了类似方法来处理制造业部门，但在处理金融部门时在GDP比重基础上还附加了一个乘数，即外币负债总额与货币或产出的比例。而Pasco-Font和Ghezzi（2000）虽然也尝试采用了出口部门（采矿业和非采矿业）占GDP的份额来刻画其对于秘鲁汇率政策的影响，但研究结果显示，GDP贡献率对于部门游说能力并不算一个很好的代理变量，因为政策制定者不一定能等比例地从这些部门获得直接“激励”。
3.以部门对就业的贡献率作为代理变量
Frieden等人（2010）在GDP贡献率方法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用各部门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来显示其重要性。他们认为，与GDP贡献率相比，各部门在就业方面的贡献更能提高其在汇率政策制定者心目中的地位。
4.构造政府效用函数
Goncalves（2003）的理论模型推导结果表明，当汇率升值超过某个内生决定的水平时，贸易部门将不得不通过向政府提供转移支付（T）以换取保护，如提高进口关税税率（τ）。模型的关键之处在于，假设政府至少部分地关心社会福利，同时也关注自己所能获得的“租金”。因此，政府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二）汇率与政治选举周期
Frieden（2000）以1994-1995年墨西哥货币危机为例，指出如果当时墨西哥政府选择了让比索提前适当贬值，以减轻出口部门和进口替代部门所承受的巨大压力，而不是出于政治选举考虑竭力去维持高估的汇率，或许不会导致预期的恶化并为其后的大规模投机攻击留出空间。Bonomo和Terra（2010）将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的汇率偏好引入政治周期模型，并通过数值模拟推导出一个有意思的结论：在一个非贸易品部门从业人员占人口多数、但贸易品部门承担了主要税收压力的国家，执政党为了赢得选票，往往会在选举前让本币升值以讨好非贸易品部门；而一旦获得连任，则会在选举结束后让本币贬值以讨好贸易品部门。此外，Klein和Marion（1997）、Frieden等人（2001）、Leblang（2002）、Blomberg等人（2005）等也都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这一现象。
（三）利益集团的游说手段
就实际影响力来看，微观经济主体对政府进行游说或施加影响可以有多种方式：（1）在西方代议制政体下，提供政治献金、许诺为政府官员离职后安排“位子”等货币和非货币回报都是常用手段（Faia et al.，2008）。（2）行业中巨头企业的口头威胁也是施加压力的手段之一。Eglene（2009）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末，在英国政府即将做出是否加入欧元区这一重大抉择的前夕，多家跨国汽车制造商集体发出威胁，若英国坚持不放弃英镑，它们将考虑将地区总部迁移至欧洲大陆。（3）面向公众的舆论宣传和广告攻势。（4）更一般化的情形，是让政府自觉意识到某些行业的重要性。例如，Hall（2005）认为，若一国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banking-based）的，即便不考虑银行业对政府的强大游说能力，政府在制定汇率政策时，出于对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考虑，也会异常谨慎地顾及银行业的政策态度。原因是，政府会意识到：第一，在一个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中，银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核心地位，一旦银行业爆发危机，很可能迅速波及实体经济；第二，在一个以银行—信贷为特征的金融体系中，银行相对于政府拥有非对称信息优势，即只有银行才清楚金融体系的真实健康状况。
五、双层博弈视角下的汇率博弈
随着博弈论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日渐普及，运用各种博弈模型来研究国家间的汇率合作或争端已成为研究热点之一。例如，张屹山和孔灵柱（2010）通过设定政府效用函数来建立两国汇率博弈模型，分析了各种策略下两国的福利变化；魏巍贤（2004）在动态博弈分析框架下，比较了有限期和无限期博弈两种情形下美元和欧元竞相贬值的收益和损失。但单纯从博弈方法角度探讨国家间汇率博弈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上述研究的着眼点并未放在各国内部微观主体的汇率偏好差异，及其如何影响了本国汇率政策决策等汇率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上，因而更适于归入一般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研究范畴。而基于双层博弈框架的汇率博弈研究则与此不同，它打通了国内利益不一致和国家间博弈两个部分，应被视为汇率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双层博弈（two-level games）是美国学者Putnam（1988）提出的一个国际关系理论分析框架，它揭示了国际冲突与合作事件背后往往交织着复杂的国内利益博弈这一事实，提出国际谈判应被理解为两个层面的博弈：（1）在国内层面，存在着各个利益集团相互之间，以及利益集团和政府之间的博弈，每个利益集团都希望尽可能地去影响政策制定过程；（2）在国际层面，则是政府进行国家间的谈判博弈，他们总是试图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强势利益集团的诉求。在两个层面的顺序上，Putnam出于简化分析的考虑，将国际层面谈判摆在前面，即各国政府之间先达成一项初步协议（第I阶段），各国国内再决定是否批准该协议（第Ⅱ阶段）。不过，Putnam自己也承认，国际与国内博弈的时间顺序不是绝对的，特别是在多回合的国际谈判中，两个层面的博弈通常是同时或交错进行的。例如，政府在参与国际谈判之前，可能就已经征求过国内各方的意见了，而国内各利益集团也提前开展了游说工作。
双层博弈理论问世以来，在诸多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领域中都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区域自由贸易协定（Cruz，1997）、全球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谈判（Kroll and Shogren，2008）、边界水资源争夺（Carkoglu and Eder，2001）、岛屿争端（Chung，2007）、国际银行业监管（Tamura，2003）、中美双边经贸对话机制（Garrison，2007）等。
在汇率领域，Fukui和Weatherford（1995）引入双层博弈模型，对1985年“广场协议”中的日美汇率博弈进行了阐释：在国内层面，当时两国政府和立法部门都承受了来自国内利益集团的强大压力；而在国家间层面，则表现为日本谈判代表（大藏省）和美国行政部门（财政部和总统）、众议院、参议院四者之间的讨价还价博弈。Loedel（1999）在双层博弈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了“三层博弈模型”，并以此来分析1992年德国央行和德国政府在国内层面（不同行业和政府部门间的政策协调）、区域层面（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政策协调）和国际层面（与七国集团其他成员间的政策协调）的多重利益冲突和政治压力面前，如何通过放弃德国马克、积极推动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换取其在日后对欧洲货币政策的主导权。
六、中国的研究现状与评述
时至今日，汇率政治经济学已成为国际金融学科的一个重要的新兴分支。近年来，一些中国研究者也开始关注并涉足这一领域。例如，汪茂昌（2006）在有关汇率政策选择的文献综述中介绍了Frieden（1991）、Hefeker（1996）等国外学者关于部门汇率偏好的研究；周先平（2006）以巴西为例，剖析了该国汇率制度选择和汇率水平背后的政治因素；邝梅和王杭（2007）检验了利益集团、民主化程度、选举制度和政党等政治因素对韩国、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智利和巴西6个东亚和拉美新兴市场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与本文第四节中介绍的GDP贡献率指标类似，他们选用了出口规模占GDP的比重作为出口部门对于汇率制度选择影响力大小的代理变量。丁斗（2011）在综述货币危机的政治经济学文献时，也部分涉及了与汇率相关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并着重探讨了国内政治变量的选取问题。
此外，在汇率的双层博弈研究方面，张宇燕和张静春（2005）、李增刚和董丽娃（2005）、黎平海和李瑶（2008）等中国学者都借助了这一框架对中美汇率博弈现象进行剖析，认为美国国内的制造业行业协会、工会组织等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美国的汇率外交；而中国的汇率决策也同样是国内各种政治经济利益折中的产物。李子联（2011）以人民币对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法国五国货币的双边汇率为被解释变量，以五国国内利益集团、选举周期、政党派系及国会议案等政治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并采用面板数据变系数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这些国家国内的利益集团等政治力量的施压行为的确加速了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进程。
总体上看，中国的汇率政治经济学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首先，除李子联（2011）等少数学者外，多数研究停留在对汇率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零散介绍阶段，既未能构建起一个全面、系统的理论框架，也缺乏深入细致的经验研究。其次，从研究对象来看，现有研究主要以中国之外的新兴市场国家为主，对于中国自身的研究相对不足。其三，在为数不多的针对中国的汇率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一个共同的局限是，仍将汇率决策视为一个的单向过程，即“中性”（disinterested）或泛利性（encompassing）的政府如何“自上而下”地去考虑兼顾各集团的利益；而缺失了一个关键环节，即利益集团是如何“自下而上”地去主动游说政府，试图对汇率政策决策施加影响的。
就汇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来看，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非但不应成为一个例外，反而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当然，在具体研究方式和方法上，还要依据中国经济、政治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修正，不宜生搬硬套。
一方面，从国外汇率偏好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文献关注的对象主要集中在拉美、亚洲（不包括中国）的新兴市场国家或欧洲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不同时期的产业结构和贸易政策与中国不乏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同样是银行业，由于资产负债表构成不同，本币升值对于某些严重依赖外部融资的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业有利（Frieden，1991；Setzer，2006；Faia et al.，2008），因为这有助于减轻其外债负担；但对于主要靠国内融资的中国银行业则不一定是好消息——由于持有较多外币贷款和外汇资产，人民币升值将带来大量汇兑损失。再如，粮食是进口大于出口还是出口大于进口，也将决定农业部门整体上偏好的汇率水平。2004年之前，中国是粮食净出口国，本币贬值有利于增强粮食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此后，中国转型为粮食净进口国，本币升值将提升粮食进口企业的购买力。因此，在归纳中国各部门汇率偏好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另一方面，就微观主体对汇率政策的影响方式来看，尽管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存在较大差异，但在进行国内政策游说时，其渠道和手段同样丰富，包括：（1）通过媒体公开抱怨。例如，2006年12月美国前财长保尔森访华前夕，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出现所谓“保尔森效应”，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等三大银行负责人在媒体上集体“诉苦”，声称人民币升值给银行带来了很大压力。（2）直接向政策制定者反映情况。据媒体报道，2008年7月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等中央领导在沿海地区调研期间，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和山东等省市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高新科技出口企业负责人纷纷向中央领导反映人民币升值和原材料价格上涨过快等因素给企业带来了沉重负担。（3）通过地方政府、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代为传递应避免人民币升值过快的诉求。（4）在激励合约的具体内容方面，与西方国家企业向政党候选人或官员提供货币形式的政治献金或非货币形式的“位子”许诺不同，某种程度上，中国政府或许更看重各部门对社会就业、GDP或税收增长的贡献。
注释：
①就本质来看，汇率政治经济学也可视为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在汇率领域中的应用。根据Drazen（2001）的定义，新政治经济学是指研究在政策目标不一致（heterogeneity）和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前提下，经济主体的偏好和行为、政府部门决策及二者相互影响的经济科学。
②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说的“汇率偏好”主要是针对名义汇率而言。
③从国外一般定义来看，“利益集团”通常被界定为一个较为宽泛和中性的概念。如美国学者戴夫·杜鲁门指出，利益集团就是“有着共同态度的团体，对社会上其他团体提出一定的要求”；而另一位美国学者罗伯特·达尔也强调，“从广泛的意义上说，任何一群为了争取或维护某种共同利益或目标而一起行动的人，就是一个利益集团”。英国学者威尔逊认为，利益集团是“有自主性的组织，它免于政府或政党的控制，并试图影响公共政策”。以上转引自程浩（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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