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文化近代化的多重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路径论文,近代化论文,城市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中国城市文化近代化的历程问题，是学术界颇为重视的一大课题。本文作者对中国城市文化近代化的多重路径作了十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
与西欧诸国通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实现城市文化转型的内生型近代化模式不同，中国城市文化近代化的路径不仅扭曲，而且多重和复杂。一方面，由于中国城市没有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直到晚清，城市也没有完成从单一的政治或商业功能型向复合的工业、商业功能型的转变。因此城市文化的近代转型主要是在外力的推引下，通过通商、建租界、传教等途径输入外来文化而进行的。另一方面，中国城市自身在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过程中并不是完全被动和无所作为的，一些商业性城市（如上海、天津、汉口）不仅相当主动地接纳外来资本主义文化，而且对自身文化进行新的调适，不少前近代文化因素成功地完成了由传统到近代的嬗变。中国城市文化近代化因此出现内外双向作用，传统与近代相互交叉，城市与乡村互为影响的复杂格局。
一、从西方到东方：欧风东渐对城市文化近代化的带动
欧风东渐对中国城市文化近代化的影响首先而且主要表现在一批通商口岸城市和外国设有租界的城市里。据统计，至清末先后有104 个城市被迫和自行开放为通商口岸，有上海、厦门、广州、天津、汉口、镇江、烟台、杭州、苏州、重庆、福州等12个城市设有外国租界。这些城市直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通过贸易、设厂，引进西方先进的现代城市设施和市政管理制度，使其由中世纪的封建市镇迅速过渡到拥有声光电化、马路汽车、洋楼花园的近代化城市。在具体的文化领域，欧风东渐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几乎所有近代城市文化样式都是由西方传入的，近代报刊、电影、广播、话剧、大众娱乐等无不如此。如报纸，中国虽然早就有邸报，但那只是刊载皇帝诏书、官府文书，限于官僚系统传阅的一种官方文件，与近代商业性大众传播媒介相去甚远，“从新闻来说，它是最不中用的新闻纸，里头只是政府认为对自己有益，应发表给士绅和官僚阶级看的一些奏议和皇帝的杰作罢了”〔1〕。 作为一种非官方的，以传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为旨趣的商业性报纸出现在中国城市，首先是西方传教士马礼逊等人于19世纪下半叶在香港、澳门、广州等通商口岸城市创办的。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申报》，便是由英国人美查（E·Major）于1872年4月30日在上海创办的。 截止戊戌变法前夕，中国城市报刊仍以外人办者居多，据1894年耶稣调查统计，中国共有中外文报刊76种，“十之六系教会报”〔2〕。电影， 作为工业社会典型的文化形式更是西方舶来品。1896年8月11日， 上海徐园内“又一村”放映了法国电影，当时人称之为“西洋影戏”。1898年美国汤默斯·爱迪生公司曾派出摄影师来上海拍摄了《上海警察》、《上海街景》，1909年美国电影商人宾杰门·布拉斯基在上海创办了亚细亚影戏公司。话剧和其他大众娱乐文化也由西方殖民主义者传入。中国城市传统的娱乐文化带有家庭性、自娱性、非商业化特征，而近代城市大众娱乐文化则具有商业性、集团化的特点，上述电影、话剧作为一种娱乐文化就带有这种特点，另如赛马、回力球、跑狗等博彩性大众娱乐，其集团规模化与商业消费性特点就更明显。这些娱乐样式无疑也是典型的西方城市文化样式，清末也相继传入香港、上海、天津、汉口等城市〔3〕。
近代西方城市文化自西徂东传入中国城市呈现某种阶梯性特点。较大、最早开埠的通商口岸城市先期接受后再向次一级口岸城市作二次传播，最后辐射到广大的内地边远城市。这种阶梯性传播过程，使西方城市文化不断得到消化、变形，最后嬗变成可为中国城市市民接受的城市文化品种。如上海，既是接受西方文化的桥头堡，又是消化融合中西城市文化的大熔炉，其在欧风东渐过程中充当了二传手角色，不仅内地，即是一些通商口岸城市如厦门、天津、汉口等也往往藉其获得西方先进城市文化。如厦门，直至民初的《海关十年报告》都经常说到：“上海成为‘文化首府’的趋势不断加强，象厦门这样的城市已更多地依赖上海的出版物。”〔4〕“正如上一个10年报告所说， 上海仍然是中国文化中心。厦门的阅读材料来自上海，包括杂志、期刊和学校课本”〔5〕。由上海传入其他城市的西方城市文化往往都非西方文化的原型，已经是经过消化了的即中即西非中非西的中西杂交物。如民初由上海传入汉口的话剧，从形式到内容，便融进了中国传统戏剧的不少要素，已改称为“新剧”。
欧风东渐对中国城市文化近代化的带动具有整体性效应，就物质文化层面而言，西方先进的城市物质文明和城市管理制度，不仅使中国近代城市的外在文化景观和市政基础设施有了本质改观，更重要的是使城市市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态发生根本性变化。如绝大多数市民摒弃“奇技淫巧”传统观念而对西方先进城市物质文明表示认同：“西域移来不夜城，自来火较月光明。居人不信金吾禁，路上徘徊听五更”〔6〕；“香尘油壁合从容，底事驰驱振辔冲。寄语行人须仔细，车如流水马如龙”〔7〕；“错怪平空碎玉壶，潇潇洒遍费工夫。 夕阳通照香车过，路上红尘半点无”〔8〕。 这些竹枝词以赞美的笔触表示出对煤气灯、马车、洒水车等的由衷欣羡。在租界严格、合理、高效的市政管理示范和影响下，不少城市的华界也仿照西人建立市政工程局，制订市政管理章程，不仅街道变得整洁，而且文明卫生的生活方式也逐渐养成。上海、天津、汉口的城市市民在市民规约中，不仅禁烟、禁娼妓、禁乞丐，禁聚赌、酗酒、斗殴，而且禁随意堆倒垃圾、便溺，甚至禁止骑马在街道飞跑等，从这些规章制度中我们不难看到受西方租界规约影响的痕迹。新的生活方式除了物质层次外，还波及到更广泛文化观念领域，如汉口居民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奉天主教……大不以为异也”，“星期日多赴各会堂做礼拜”，“欧风东渐，自由结婚目为文明”〔9〕。 上海市民在接受西方城市合理、严格的管理方式，养成文明卫生习惯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懂得了市民对城市应有的义务观念，由此推衍为广泛的政治民主意识的觉醒，在近代中国城市系统中较早形成了与封建政权相抗衡的“公民社会”雏型。
在具体的文化领域，西方城市文化的传入对中国城市文化近代化的带动更为直接、更为明显。首先，城市文化样式从西方化到逐步本土化。还是以报刊为例，正是在西人报刊的直接影响下，中国许多大城市开始有了自己的大众传播媒介。1873年，中国第一张民办报纸《昭文新报》由艾小梅在汉口创办。戊戌以后，中国人自办报刊在数量上已超过外资报纸，至1912年已达500余种。随着华人报刊的迅速成长， 报刊作为一种文化样式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出现了明显的本土化趋向，尽管其作为舶来品吸取西方文化大众性、公共性和商业性精髓，但它在办报宗旨、形式、编辑力量以及所表达的思想内容等方面已完全摒除教会及殖民色彩，成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自己的传媒工具。不仅中国人办的报刊如此，一些外资报纸也渐渐转归华人，最典型者如《申报》。1907年，《申报》盘给报馆买办席子佩，名义上仍归西人，但华化趋势已十分明显，1912年转售给史量才，成为完全的华人报纸。从西方化到本土化，所反映的是城市文化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逐渐理解、消化的过程。电影传入之初被称之为“西洋影戏”，国人将其比附中国传统的“灯影戏”。1905年秋，北京丰泰照相馆首开中国人自拍电影之先河，所拍影片为谭鑫培表演的京剧《定军山》中的一些片断。1913年，郑正秋、张石川在上海联合导演拍摄电影《难夫难妻》。中国人最初拍摄的这些电影是一种中西杂揉型文化品种：传统的中国戏曲表演形式加上简单的电影处理方式；所谓电影剧本也仅是模仿戏剧写成的“幕表”。据当事人回忆，其“写法简单扼要，具体实用，共分四项：（一）幕数（即场数）；（二）场景（内外景）；（三）登场人物；（四）主要情节”〔10〕。其鲜明特征是重戏而忽视电影拍摄技巧及制作工艺。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这种现象有了较大改观，在一批文化名流如阳翰笙、田汉、欧阳予倩、张爱玲和一批著名演员如刘琼、石挥、白杨、胡蝶等努力下，上海电影界所拍摄的不少影片较好地处理了西方电影技巧、艺术形式与中国艺术风格、时代民族精神之间的关系，成为已经充分民族化在艺术规范上对后来中国电影发生深刻影响的中国近代城市文化品种。“在城市里，电影是主要创作媒介，它取代了戏剧的流行。……它综合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戏剧的最佳要素：在某种程度上，它比文学更生动，比戏剧更灵活”〔11〕。
其次，新的文化样式的出现与流行引起文化生产、消费从观念到形式的整体转变。其一，近代城市文化的大众性使传统文化宫廷化、贵族化和政治化蜕演成商业化和世俗化，它不再是少数贵胄士子或娱情养性、或作“稻梁谋”的专利品，而是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进入大众消费领域。这些文化样式因与工业结缘而呈现产业化、批量化特征，报纸依靠发行量生存，电影必须讲求票房价值，近代城市文化在讲究娱情养性、传播思想的社会效益时，追求利润的商业价值观念是其赖以生成发展的润滑剂，《申报》创刊时直言不讳其旨趣之一是“营业谋利”。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上海电影公司多达140余家， 是因为当时电影的高票房价值和显著的商业效益对商人们的吸引，如1921年7月1日国产故事片《阎瑞生》在上海夏令配克影戏园首次公映，“一日出售，竟达一千三百余元”，“连映一星期共赢洋四千元”〔12〕。观念的转变直接来源形式的转变，近代城市文化样式的产业化、批量化把文化推向商品市场，文化也由此成为商业消费品。其二，新的文化样式的出现带动文化消费形式的变化，城市出现了电影院、戏院、赛马场、综合性娱乐厅等新的公众性文化娱乐场所。新式影剧院与旧式露台、草台、庙台、公馆戏楼、茶园酒肆不同，多为镜框式，并配置有声光电化等现代音响设备，富丽堂皇、舒适惬意。这些新型文化公共场所把市民从家庭引向社会，把商人、绅士从商人公所、会馆、官绅贵胄的“堂会”戏场引入大众娱乐场所，使传统文化的个体性、家庭性欣赏转化为集团性、社会性消费。拿钱买票、掏钱看戏，大众娱乐使传统的等级身份界线渐趋消失。其三，消费观念的转变的另一表征是不断追逐时髦，大众传媒经常把公众引导到一种人为制造的流行色中，使人的个体性丧失，时髦、仿同、趋新成了城市文化的代名词，话剧、电影一波又一波地引起市民追逐新的文化时尚，如话剧（新剧）流行时，汉口居民趋之若鹜：“前新民所排之大香山，社会趋之若鹜，而舞台之座殊觉冷淡，后大舞台排演潘烈士投海、情天恨等剧，武汉人亦喜趋之，而新民之座不觉顿减”〔13〕。
最后，近代城市文化样式的出现使城市市民从对文化的被动接受转变为广泛参予。报纸作为一种“公众舆论”，开始对国家政治事务发表评论，戊戌、辛亥时期以及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上海、天津、汉口、长沙、广州的报纸广泛发表知识分子讥评时政的言论，是城市文化的精英层次的一种政治、文化参予；而清末民初，上海、汉口的一些报纸经常举行选美活动包括选妓女为状元、总统，可视为城市文化的世俗层次的一种文化参予。无论是高级还是低级的参予，都显示近代城市这种特有的大众文化样式与传统封建政治文化那种呆滞、专制格局的疏离、对抗。它所具有的自由度和开放性，使城市文化成为广大市民相互间交流信息、接受思想并真正为自身所拥有的大众文化。
二、从传统到近代：传统城市文化的近代转型
中国传统城市尤其是一些前近代的商业性城市里，曾因活跃着不少与正统的农业——宗法——政治文化相对立的文化要素。如天津的盐商文化：“天津擅煮之利，故繁华颇近淮扬……文士往来于斯，不过寻园林之乐，作歌舞之欢，以诗酒为佳兴云耳”〔14〕。商人们以醵金听曲、肩舆飞奔和传播口岸新闻为乐事，而市井间则风行通俗戏曲、说唱、杂耍，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纷繁景观。上海开埠前以消闲为主的市民文化已有长足发展，呈现出汇“扬州画舫”、“西湖繁胜”、“秦淮风月”等江南世俗文化为一体的趋势，“海隅名城”和“东南都会”已见雏型。汉口的传统城市文化由于其特有的“转输贸易”地位和四方商贾云集，其市民文化已呈多元化趋势，无论山陕习俗还是吴讴徽调都一概汇聚于斯。“商贾辐辏，杂有吴越川广风”〔15〕，“路衢四达，市廛栉比，舳舻衔接，烟云相连，商贾所集，难见之货列隧，无价之宝罗肆，适口则味擅错珍，娱耳则音兼秦赵”。另一特点是俚俗化：“汉口东达吴会，西通巴蜀，是以瑰货方至，集贿纷陈，鬻良杂苦，既引既迁。居斯地者，多半商贾致富，书奇风雅勿尚，故会馆公所之名，野墅琳宫之号，楹帖榜额之文，悉皆从俗，未能雅驯。至于金石碑帖，明以前无考，后亦寥寥无可录者”〔16〕。雅驯、正统的封建文化在这里并没有取得统治地位，为近代市民文化市俗化、大众化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城市文化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首先是以商业文化为底色但仍然带有农业文明特征的市民文化向工商混合型的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转化。一是新型商业文化、商人文化的萌生，传统以地域或行业为纽带的会馆、行帮等商人组织开始向商会等自治型的新型社团转化，不少商人社团还从振兴实业，提高商人社会地位及政治、文化素质的目标出发，办刊物、兴学校，由单纯的行帮经营组织和纯粹的消闲娱乐功能转变为兼有政治、经济、文化复合功能的新型近代社团组织。商人作为一个与官绅文化相对抗的“亚文化群”的迅速崛起，“人们开始感到了城市文化的强烈特色”〔17〕。二是一些传统文化样式受西方影响与近代工业联姻，如城市里传统的书籍刻印出版行业，不但引入机器动力，而且在产业化、商业化方面获得长足发展。“石印书籍肇自泰西，自英商美查就沪上开点石斋，见者悉惊奇赞叹。既而宁粤各商仿效其法，争相开设”〔18〕。“上海石印中国书籍正在很快地发达成为一种重要的企业。石印使用的蒸汽机，已能使用四五部印刷机同时开业，并且每部机器能够印出更多的页数，同时中国资本家感到投资于此种企业，赢利颇丰”〔19〕。一些企业还在新闻媒体上登载广告，延揽客户，推销产品，如光绪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申报》上“蜚英馆石印书籍告白”：“本馆石印各种书籍，现于上海大马路泥城桥东堍朝北建造屋宇，择吉开印。除自印大部秘本外，并可代客刷印各种家藏书籍。惟现在屋宇宽敞，工程虽未告竣，如贵客绅商愿以书籍托本馆代印者，请先惠临大马路鸿仁里长顺晋号面议。价值无不公道，刷印亦极美也。”清末上海的不少石印书局完全是近代企业化经营管理：“上海是最早采用铅字，也是最早采用蒸汽机印刷的地方，现在每一个印刷局都雇佣着一百或二百工人”〔20〕。买办徐润的同文书局“雇佣职工五百名，专事翻印古之善本”〔21〕。商人李盛铎开的蜚英馆“内拟建东西互对楼房若干幢，分设总帐房、会客厅、总校处、绘图处、裱书处、钞书处、画格处、描字处，以及照相房、火轮印机房、印稿房、校书房、磨石处、积书处、堆纸处、装订处，门分户别，井井有条”〔22〕。
传统城市文化转化为近代城市文化的另\一个方面是世俗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表现出与传统封建政治文化正统性和伦理性的严重疏离。由市井酒肆茶坊说话演变而来的话本、章回小说是城市文化的传统样式，其在近代从形式题材、内容适应都市近代化发生重大变化：一是近代的小说大都直接面对城市，描写城市。清末小说描写的事件、情节“经常发生在东部沿海大城市，特别是上海，而不是内地省城”〔23〕。即使象《官场现形记》这样的政治讽刺小说，其大量场面和情节也是城市的，因此有的外国学者将其视之为描写“资产阶级的小说”。民国以后，从“鸯鸳蝴蝶派”到二三十年代郁达夫、茅盾等大批现代作家的小说，无不以描写城市生活为旨趣。这便与传统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描写村社乡野生活大相异趣。当然传统小说也有《金瓶梅》、《红楼梦》之类描写城市生活的，但其中仍然体现出重农贱商、重伦理说教的农业宗法政治文化旨趣。尤其如《红楼梦》，那种封闭的宗法的自足自足的文化意识更是贯穿始终，显然难以同近代纯粹的城市题材小说同日而语。近代小说在贴近都市生活、反映市民愿望、描写市民心愿等方面有不少佳作：“都市通俗小说这种文学样式的兴趣，反映了都市居民在经历‘环境的现代化’这种急速变化过程中那种心理上的焦虑不安。由于新的都市生活——特别是上海——使人们感到沉重，‘读者想跟上世界这种愿望便让位于想忘却自己跟不上这个世界这一愿望了’。除了使这种逃避转折时代中的都市世界的种种现实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外，……鸯鸳蝴蝶派小说中的这种风靡一时的主题所构成的连续不断的浪潮可以与具体的社会——政治发展结合在一起。20世纪第一个10年初期出现的第一个爱情小说浪潮，把婚姻自由做为它们的共同主题，因为妇女解放和妇女教育这些问题在晚清改良中曾引起极大的注意”〔24〕。二是近代小说的商业化和小说作家的职业化。传统小说虽然先天就具有商业化品性，但是古代小说家不具备职业性，其在士大夫阶层中往往位居末流，备受歧视。“宋代的说话人虽然是职业性的，但他们只不过是艺人；明代的小说发行业，也不过是好事者的兴趣所致。虽然吴敬梓、曹雪芹在其晚年都有十几年埋头于《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创作，但都没有能构成职业”。而近代小说“作者必须充分意识到：要把充满快乐的痛苦的创作过程商品化，并以此来维持生活，没有这种意识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近代小说”〔25〕。职业作家与传统士大夫、文人不同，他们拒绝官场功名的诱惑而全身心地投入文学创作活动。“这与以前的小说家形成一个对比。以前的作者中很少有人写过一部以上的小说。他们常在晚年动笔，提炼个人的生活经验，目的在于娱悦或启发读者。晚清小说家一般以编辑和写作为主，因此他们经常同时创作几部连载小说”〔26〕。如吴沃尧、李宝嘉等。民初的“鸯鸳蝴蝶派”作家也是这样一些职业文人，上海的徐枕亚、包天笑、周瘦鹃、王钝根、罗韦士、陈蝶仙、李卓呆、程小青、范烟桥、张恨水，天津的刘云若、宫白羽等。职业作家是城市社会近代化的产物，这一文化群落把创作与自己的生存荣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清末民初通俗小说创作空前繁荣，“虽然它在艺术与知识价值上并不那么成功，不具长久的保存价值，但却迎合市民欣赏口味而为大众所喜爱，成为一种都市“流行色”。因此“从商业观点看，清末通俗小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27〕。三是与商业化、职业化紧密相联的近代小说的娱乐性。不仅传统小说，就是近代不少小说家和理论家在重视小说的娱乐性时，都不忘记给这种市民文学套上传统政治文化的紧箍咒。明末小说集《三言》、《二拍》的作者冯梦龙、凌濛初无一例外地强调小说的道德讽谕功能。“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28〕。近人吴沃尧虽然是职业作家，但他的一些作品中也残存着传统忠孝伦理观念，并曾在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杂志上发表《论言情小说与新社会之关系》，赋于言情小说忠孝礼义的伦理内涵。梁启超在晚清掀起小说革命，更是给小说加以沉重的政治使命，他的“新小说”理论亦曾风行学界。但从城市社会文化的主要流向来看，小说的这种伦理化与政治化并不构成近代城市文化的主流，真正在城市市民中产生影响的仍然是那些以娱乐消遣为旨趣的小说。鸯鸳蝴蝶派小说取悦于读者的正是它的那种娱乐性。《消闲钟》的旨趣是“仗我片言，集来尺幅，博人一噱，化去千愁”。《礼拜六》吹嘘，读者手持一册《礼拜六》，可以抵得上“买笑”、“觅醉”、“顾曲”，达到“万虑皆忘”的境界。它几乎完全摒除了传统的伦理说教，而着意于描写市井日常生活。有些言情小说写及妓女生活，如《海上繁花梦》，被时人讥称为“嫖界指南”。如胡适说“《海上繁花梦》与《九尾龟》所以能风行一时，正因为他们都只刚刚够得上‘嫖界指南’的资格，而没有文学的价值，都没有深沉的见解与深刻的描写，这些书都只是供一般读者消遣的书，读时无所用心，读过毫无余味”〔29〕。近代小说的这种娱乐性与消遣性，使传统的过于呆板严肃的伦理说教得到淡化，客观上顺应了清末民初思想解放的潮流。
由一统的、呆滞的政治性伦理性文化向自由的、活泼的商业性娱乐性城市文化转型，是城市文化近代化过程中所必经的阶梯。除小说外，清末民初汉口地方戏曲在街头巷尾走红，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传统曲艺更为生活化、趣味化、市俗化。他如沿海乃至内地许多城市消闲性娱乐业的畸型繁荣等，都表明了这一趋势的发展。近代城市文化的这种世俗化过程既是对正统严肃的封建文化的一种矫枉过正，同时也反映出近代化早期城市市民素质不高、文化趣味俚俗的先天性缺陷。当城市近代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市民文化素质普遍提高之后，城市文化必然由俚俗向高雅方向进化。同时，城市市民阶层的多层化以及上层社会的文化需求，也要求城市文化风格多样，雅俗并存。这种现象我们可以从近代化较为充分发展的上海便可见端倪。三十年代上海成为中国城市的“文化首府”，出现了一大批小说作家、电影剧作家、表演艺术家，一批如《子夜》、《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传世之作纷纷问世。这些作品摒弃了肤浅的商业意识而开始追求永恒的思想艺术价值，着力于揭示现代都市生活的内在矛盾。茅盾的作品描绘了处于迷茫、痛苦的“黎明前漫漫长夜”之中的都市社会的种种具象，在《子夜》“这部长达500余面的长篇小说里， 茅盾为上海的城市资产阶级建造起一座宏伟的大厦，对它的多种成份——银行家、地主、证券经纪人、学者、社会名流——作了剖析，并且详细地描绘了它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的过程”〔30〕。虽然并非所有的文化人都象茅盾那样对近代城市有这么透彻的理解和独到清醒的文化现代意识，也并不是所有的中国近代城市都象上海跨越低迷肤浅的市民文化层次而跃上较高的文化台阶，中国近代城市文化从整体上来说，发育是极不健全和完善的。但上海，毕竟代表了城市文化近代化的一种基本走向。
三、从乡村到城市：乡村文化的都市迁徙
近代城市化不仅吸引了大量的乡村人口向都市集聚，而且使传统乡村文化向都市迁徙，逐步同化、演化为近代城市文化。近代乡村文化的都市化表现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城市中新颖独特的文化形式，吸引乡村中各类成员放弃传统的乡村文化形式而到城市中接受新的文化熏染，如乡绅子弟舍弃旧式私塾教育而走进城里的新学堂，不少人甚至远渡重洋、出国留学。其次是乡绅因为战乱、灾荒、经商迁居城市，如太平天国时期江浙一带的许多乡绅为躲避战祸而迁移到上海租界。这些乡绅迁居都市后，一般都经历了对都市文化从反感到适应、认同，最终迷恋城市优越的文化生活的过程。乡绅们的都市化，将乡居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念一古脑儿抛掉而衍为都市居民，造成传统乡村文化的衰落。“在二十世纪初，社会上层人物的都市化具有特殊意义。他们迁居城市意味着不仅住在城里，而且关心城市，这样甚至使他们对农村问题更加漠然视之。在科举废除之后，要取得上层人物的身份就得进新式学校。这些学校首先办在城里，而且费用高昂，这就使得富户豪门不能再资助乡村学堂了。城镇面临帝国主义的威胁更直接，所以这里的社会上层人士就更关心军队的现代化的工商业的发展，很少留心组织民团和发展农业。那些仍然拥有土地的人则通过租栈、总管和收租人同佃农打交道。官员中因朝廷命令夺情而使丁忧守制的惯例逐渐形同虚文，也使长期流连家乡成为不可能，因为长期守制在过去往往加强了官员与其祖业的联系。城市的上层人士便这样逐渐地与乡村隔膜起来，因此就整个动向来说，城市的上层社会与乡村社会的是志趣各异的”〔32〕。这里涉及到一系列传统观念的改变：重农思想、守土意识、家族纽带、旧式教育……。第三，传统乡村文化样式向都市迁徙并蜕变成都市文化样式。旧式私塾教育衰落并让位于新式学校教育，俚俗、粗散的乡村戏曲、皮影戏以及一些娱乐形式在向都市的迁移过程发生许多本质的蜕变，近代都市文化以极大的吸引、同化力改造着传统乡村文化。这里仅以戏曲为例略作透视。
清末民初，曾经涌动着一股地方戏曲进入都市的潮流。所有乡村戏曲在其进城之初，都保持着原有剧种俚俗、粗放的特点。如越剧在民初由浙江嵊县进入上海时是“落地唱书”，沪剧只是花鼓戏，锡剧也只是山歌俚曲式的滩簧。河北农村的一些评剧、大鼓、莲花落等曲艺剧种在民初到天津时也是露天“撂地”演出。楚剧的前身是黄孝花鼓戏，进入汉口前也是单边词的“散戏”，情节简单，角色只有小旦、小丑、小生，曲词只有“迓腔”、“悲腔”、“四平”、“行头”很少。清末民初进入汉口时也只在夜间和街头地角演出。但是，若干年后，经过城市文化的改造与同化，大约在本世纪三十年代，这些地方戏曲最后都演变成具有都市情趣与较高文化艺术水平的新剧种。
都市文化对其改造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一是近代化的文化条件使其获得发展提高的机会，大都市不仅给戏剧发展提供了观众和舞台，而且新的传媒也改变了传统乡村戏曲落后封闭的演出环境和简陋条件，使其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里获得了艺术更新。二是大都市中多元荟萃的文化背景使原有的地方戏曲获得了与其他剧种交流融合的机会，使之由某种单一的地域性戏曲扩展为具有都市色彩为广大城市居民所接受的大众文艺形式。三是现代文化人对戏曲的参予丰富了戏曲的文化内涵，使传统乡村戏曲摒除俚俗、粗放和泥土味，而努力贴近都市生活，以适应城市市民的欣赏审美口味，从而在形式、内容等方面完成了戏曲艺术由传统到近代，从乡村到城市的最终转变。
注释：
〔1〕《田凫号航行记》，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八），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2〕（英）李提摩太《中国各报馆始末》，《时事新论》卷一。
〔3〕参见拙文《近代西方赌技的东传及中西赌博之比较》， 《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1期。
〔4〕〔5〕厦门《海关十年报告》之五、之六，见《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
〔6〕1872年7月12日《申报》：鸳湖隐名氏《洋场竹枝词》。
〔7〕土易山房主人《申江杂咏百首》。
〔8〕云间逸士《洋场竹枝词》。
〔9〕〔13〕《汉口小志·风俗志》。
〔10〕程步高《影坛忆旧》，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版。
〔11〕〔30〕〔31〕（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2〕徐耻痕《中国影戏之溯源》，见《中国影戏大观》第一集，1927年4月上海出版。
〔14〕《梓里联珠集》标点本。
〔15〕同治朝《汉阳县志》。
〔16〕范锴《汉口丛谈》卷六。
〔17〕（美）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8〕〔22〕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三日《申报》。
〔19〕〔20〕1889年5月25日《捷报》：《中国的石印业》。
〔21〕贺圣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见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
〔23〕〔26〕（加）米列娜《从传统到现代——19至20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4〕〔25〕〔27〕（美）费正清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8〕明·冯梦龙《古今小说·叙》。
〔29〕胡适《海上花列传·序》、《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32〕（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33〕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34〕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标签：政治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城市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城市中国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艺术论文; 中国近代化论文; 申报论文; 汉口论文; 上海论文; 商业论文; 汉口租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