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的偏好与信念及其神经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念论文,神经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6)06-0031-15 信任渗透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不论是朋友之间，家庭成员之间，还是生意伙伴之间，信任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被人们喻为社会生活中的润滑剂。①在国际宏观层面上，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可以用来解释收入水平、②经济增长、③环境品质、④健康教育水平⑤以及金融发展水平⑥等在不同国别之间的差异。有研究显示，信任程度越高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有着更高的年均GDP增长率⑦和更低的通货膨胀率。⑧信任度还和不同国家之间的政治民主程度、司法系统的效率水平、公共品的供给以及贪污腐败等密切相关，拥有更高信任水平的社会往往有着更为完善的法律和社会体系。⑨在企业微观层面上，企业员工之间的信任水平越高，企业内部的监督成本就会越低，提高信任程度可以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⑩和减少工作失误。(11)低水平的信任增加了管制需要，(12)低水平的可信任度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社会资本的增长。(13)因此，信任是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能够正常运行的重要因素，是合作秩序得以形成的基石。 一、信任的定义及其测度 关于信任，心理学往往将其定义为对于他人行为或意图的积极预测。(14)经济学则普遍引用Coleman对信任的定义：在没有得到对方任何可实施性承诺的前提下，委托人自愿将自己的资源交给代理人进行分配的行为被称为信任。(15) 早在1958年，美国心理学家Deutsch就设计了“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对人和人之间普遍存在的信任进行研究。(16)心理学普遍采用的是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和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 Survey)来测度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信任水平。这种标准化的量表能在世界各地进行大量分发填写，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庞大的有效数据，对于调查研究各国人群的普遍价值观、个人信念和人生态度等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这种调查问卷对于信任的测度存在诸多问题，如缺乏相应的激励会扭曲被调查者的真实想法；对人们之间信任产生影响的变量多种多样，而调查问卷无法对这些变量进行控制等等。(17) 随着20世纪80—90年代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和实验经济学(Experimental Economics)的兴起，经济学家们开始将实验的方法引入对人的各种决策行为的研究中，设计了大量的经济学实验来测度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例如Dufwenberg和Gneezy设计了“丢钱包”实验(Lost Wallet Game)来测度能够同时增进双方效用的信任行为，(18)Fehr等人则设计了礼物交换实验(Gift Exchange Game)来模拟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信任合作关系。(19)Glaeser等人用“丢信封”(Envelope Drop)实验来对信任进行测度。该实验中，实验员告诉被试会将精心准备好的信封(里面有现金，信封上写有收件人地址)随机丢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如哈佛广场Harvard Square)，然后问被试愿意支付多少现金来购买这些信封。被试愿意支付的现金额越高说明其对该信封能够被送回越有信心，即意味着信任度越高。(20)但“丢信封”实验同时也存在以下诸多问题：首先是该实验有很多无法控制的情景变量。丢信封地点不同会导致实验结果的显著差异——McEvily等人的实验就发现出现在不同地点的人群，其可信任度(Trustworthiness)存在显著差异。(21)其次是丢信封的时间变量无法控制，而人们有普遍存在的时间偏好。第三是丢信封实验是零和博弈，这和日常生活中信任可以使人们得到帕累托改进的现实不符。第四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信任行为中的委托方必须是主动将资源交由对方处置，而不论是丢失钱包还是丢失信封的行为明显不是人们主动有意为之，因此该实验并不能很好地测度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相对以上这些测度方法而言，Berg等人设计的信任博弈(22)(以下简称BDM博弈(23))由于其实验过程简单易懂、实验形式有效模拟和简化了日常生活中的信任，且不包含任何实验室之外的情景变量，同时具有非常好的可复制性，因此成为信任测度的经典研究范式。该实验中的被试全程完全匿名并只进行一轮博弈，这种实验设计排除了在多轮次重复博弈中可能存在的声誉效应(Reputation Effect)和报复性惩罚等因素的干扰。正如Camerer在面对其他诸多领域的研究者们对信任博弈实验提出质疑时所指出的，“该博弈测度的正是纯粹的信任……”(24) 在BDM博弈设计基础上，该实验还可以简化为二元信任博弈(Binary Trust Game)。(25)这两个设计各有利弊。与二元信任博弈相比，BDM博弈设计可以更加精确地测度委托人的信任度(Trustfulness)和代理人的可信任度(Trustworthiness)。(26)而在二元信任博弈实验中，委托人只能选择信任或者不信任，代理人也只能在给定的两个选项中进行选择。因此在二元信任博弈中，信任度只能用有多少比例的委托人选择了信任对方来进行刻画，可信任度则用有多少比例的代理人选择了返还选项来进行刻画。由于人们真实的意愿往往不会是极端情况(选择不投资或者选择投资全部)，给出二元选项必然会扭曲实验结果。Eckel和Wilson的实验结果就显示，这种简化的信任博弈会使得测得的信任度显著偏高。(27)Schniter等人的实验发现二元信任博弈中测得的信任度显著高于BDM博弈中的信任度，(28)二元信任博弈中的可信任度则显著低于BDM博弈中的可信任度，说明被试的信任度和其在实验局中能够选择的决策空间大小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因此BDM博弈的优点在于更能准确地测度信任度和可信任度。二元信任实验设计的优势在于虽然只能进行定性分析，但实验提高了被试之间数据的可比性，可以更好地验证委托人和代理人在信任博弈中的行为动机和信念。 经济学中关于信任的行为式定义(Behavioral Definition)与经济学基本概念中的偏好与信念密切相关。大量信任博弈实验结果也证明人们作为委托人和代理人时的信任度和可信任度分别受个体偏好、个人信念、荷尔蒙激素等影响，其相应的大脑神经激活区域不尽相同。本文将对信任度与可信任度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包括偏好、信念以及内分泌激素和脑神经基础等进行分类、总结和探讨。 二、影响信任的因素 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认为人在面对涉及经济报酬的抉择时，其行为主要是涉己(Self-Regarding)行为。因此经济学家一开始往往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行为解释为一种正向互惠行为(Positive Reciprocity)——用友好慷慨的帮助来回报对方的友好和慷慨。这种内在动机被称为有条件互惠(Conditional Reciprocity)，这是一种基于对方身份和行为的、植根于人类情感深处的动机，这种互惠在人类史上已经进化了上千年。(29)但是这种互惠行为需要在长期合作——即存在着声誉效应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其作用。信任博弈证明了人们之间的信任其实无法完全用正向互惠来解释。大量实验结果证明人们之间的信任受到其他诸多偏好的影响。对信任产生影响的偏好可以按照其是否涉及社会风险分为两类：社会偏好(Social Preference)和非社会偏好(Non-social Preference)。其中社会偏好还可以分为促进合作的正面社会偏好(Positive Social Preference)(如涉他偏好，Other-Regarding Preference)和阻碍合作的负面社会偏好(Negative Social Preference)(如背叛规避，Betrayal Aversion)。 (1)社会偏好 第一，正面社会偏好：涉他偏好。主流经济学家们强调的正向互惠往往不同于涉他偏好：前者是有条件的善意，后者则是无条件的善意。Cox定义的涉他偏好为一个个体在考虑自身物质利益的同时还会考虑他人物质利益的偏好。(30)Hoffman等人的独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就证明了人们普遍存在着考虑他人利益的偏好。(31)利他主义(Altruism)是涉他偏好背后动机的解释之一(对于涉他偏好背后的动机有着不同的解释：Andreoni和Miller(32)以及Cox等人(33)认为是利他偏好引起的；而Fehr和Schmidt(34)以及Bolton和Ockenfels(35)则认为是不平等规避在起作用，Charness和Rabin则将涉他偏好解释为个体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即帕累托最优的考量，(36)还有学者认为是基于效率的考虑(37))。Smith(38)和Cox(39)的实验结果均显示利他偏好在信任行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Cox设计了一个三合一实验，即标准的BDM博弈、增值三倍独裁者博弈和修正的独裁者实验，其设计的增值三倍独裁者实验能够在保持变量参数不变的情况下测得委托人的利他偏好。实验结果表明被试的信任度和可信任度均显著受到利他偏好的影响。Cox的实验为被试间实验(Between Subjects Design)，Ashraf等人则在其基础上设计了被试内实验(Within Subjects Design)(40)并获得了相同的结果。各国不同的被试样本数据，如Holm和Danielson在瑞士的实验(41)以及Johansson-Stenman等人在孟加拉国的实验(42)均显示除了互惠偏好以外，涉他偏好均影响人们之间的信任度。而且即使当委托人对代理人行为的期望和最终获得的收益均无显著变化时，委托人是否已被指定了代理人也会显著影响其信任行为。(43)当人们面对假设性的问题时，只有38%的被试愿意选择信任，而当被试已经开始进行信任博弈时，56%的被试选择了信任。(44)这些实验结果都证明了涉他偏好会正向增加委托人的信任投资额。独裁者博弈中更加慷慨的被试在扮演代理人的角色时其可信任度也更高，进一步说明利他行为偏好可以预测代理人的返还行为。 第二，负面社会偏好：背叛规避。这样一种关注他人福祉并且会将他人的利益纳入自身考量范围之内的行为又会带来另外一个难题：信任行为如何能够对付背叛和欺骗——即信任中的“搭便车”行为。如果从生物演化的角度来看，有研究认为人类经过几百万年的演化已经产生了应对被他人背叛的自我保护机制，那就是背叛规避——拒绝处于有可能被他人出卖的处境之中。背叛规避的概念最早由Bohnet和Zeckhauser发表的多国被试参与的研究论文提出。(45)Bohnet的实验设计了一个被试的最低可接受概率MAP来分别测度人们在风险独裁者实验(Risky Dictator Game)和信任博弈(Trust Game)中愿意信任对方或者信任电脑的差异程度。实验结果发现与信任电脑相比，人们需要更高的获得返还的概率才会愿意信任对方，由此发现人们可能普遍存在着背叛规避。Bohnet认为如果人们在信任博弈中选择信任而遭到损失，他们就有非常强烈的被人出卖的感觉，这种感觉带来的负面情绪让人十分难受，由此带来的巨大负效用需要更高概率的回报期望才能得到补偿。Aimone和Houser在跟进的实验中进一步从代理人的角度验证了背叛规避的存在，并讨论了背叛规避对于合作的影响。(46)Aimone和Houser同样采用标准的二元信任博弈作为对照组，其增加的实验局中代理人知道自己的决策不会影响委托人最终收益(委托人收益由电脑根据所有代理人选择中的返还比例随机决定)，则在该实验局中不存在背叛规避。实验结果发现，代理人在对方存在背叛规避的情况下表现出更高的可信任度。一方面由于背叛规避的存在提高了委托人的MAP，从而对合作的产生起到一些阻碍作用；另一方面由于背叛规避的存在提高了代理人的返还额，对合作又产生促进作用。从实验结果数据来看，促进作用要大于阻碍作用，从而在存在背叛规避的情况下，人们的行为会表现出更高的合作水平。 与Bohnet等人发现的背叛规避恰恰相反，Fetchenhauer和Dunning的实验得到完全不同的结论：当面对风险实验决策和信任实验决策时，人们更加愿意信任其他被试，而不是信任电脑。(47)Fetchenhauer和Dunning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来解释为什么其实验中的结果会与之前文献中得到的结果存在如此大的差异。他们认为是实验设计上的差异导致实验结果的不同。他们发现在Bohnet的设计中，被试进入信任博弈或风险独裁者博弈是有条件的——即要满足被试的MAP值大于设定值这个条件。而在Fetchenhauer和Dunning的设计中，被试进入博弈是无条件的。如果人们已经置身于实验之中，那么很少有人会作出退出实验的选择。而当被试并没有面对对方时(即使是完全随机和匿名的)，他就有可能选择退出实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被试的亲社会性也就无从体现。(48)例如在囚徒困境博弈中，当被试未被指定其他被试时，他们倾向于不合作。(49)因此Fetchenhauer和Dunning的实验结果是受到了涉他偏好的干扰。 通过脑科学成像实验，背叛规避的神经学基础被进一步地发现和揭开。Aimone等人的脑成像实验设计完全去除了涉他偏好的干扰，在其实验中代理人的最终报酬独立于委托人的决策。(50)其实验结果显示背叛规避确实存在并且和脑岛(Insula)有关。Castlea等人的脑成像实验的结果显示，在面对可信任度低的面孔时，年轻人被试比老年人被试的前脑岛(Anterior Insula)更显著地被激活，(51)这进一步佐证了脑岛和信任度密切相关。 (2)非社会偏好 除了上述与人的社会性相关的偏好以外，经济学家们还验证了其他非社会偏好，尤其是风险偏好是否在信任行为中存在着显著的影响。 第一，风险。信任博弈在设计之初就被一些研究者们认为其本质上是一种风险投资博弈，因此也常常被称为“投资博弈”(Investment Game)。(52)信任和风险表面上看都是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Uncertainty)时所进行的一种投资。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面对的是未知的、他人可能作出不同选择的不确定性，后者是面对自然的、有着某个固定概率的不确定性。许多学者试图找到个体信任行为与风险决策行为之间的某种关联。其中Eckel和Wilson的实验发现各风险态度量表的结果无法预测被试在信任博弈中的信任投资行为。(53)Houser等人的实验将被试面对电脑和面对他人时的信任行为进行比较分析，(54)发现当人们面对计算机时，其决策与自身的风险态度测试结果显著相关；而当其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时，其决策和风险态度测试结果就不存在显著性关联。因此Houser认为信任行为与风险决策行为存在着明显差异。如果信任就是一种风险决策，那么该论断成立的必要条件是信任应该像风险决策一样，投资人的行为必然随着投资回报率的变化而改变。但是Fetchenhauer和Dunning的研究发现，当代理人返还的可能性发生改变时，委托人在博弈中的信任额并不发生显著变化。(55)这说明信任行为不能完全等同于人们的风险决策行为。研究者试图找到信任与风险之间存在的联系，本质上仍然是从“经济人”假设出发的一种惯性思维，尝试从信任所获得的物质收益来解释这种行为。然而大量信任博弈的结果显示，信任行为的平均回报为零，而且信任行为也不会随着实验设计中回报率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这说明信任与风险并不是一回事。 在脑成像实验中，委托人面对其他被试和面对电脑相比，其前额叶脑区(Prefrontal Regions)更显著地被激活了，并且该结论只有当被试选择了信任时才成立。不论面对人还是面对电脑，当被试选择不信任时，该脑区均不存在激活上的显著差异。(56)这意味着作出符合博弈理论中纳什均衡的决策并不需要前额叶脑区的参与。(57)因此脑科学实验也证明当委托人选择信任对方时，面对电脑和面对他人对于脑区的激活程度存在明显差异。 不过也有实验证据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例如Cook等人(用囚徒困境实验)(58)和Schechter(用信任博弈实验)(59)发现风险偏好是人们信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秦向东等人在中国上海的实验也测到信任度和被试的风险偏好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性。(60) 第二，模糊性。如前文所述，对于信任行为是否为一种风险投资行为的研究得到了不一致的结果。针对该问题，Fairley等人则试图从模糊性的角度来进行解释，(61)认为这些实验实质是混淆了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中的模糊性(Ambiguity)和风险(Risk)这两个概念引起实验结果之间的不一致。Knight在1921年提出不确定性有着两种不同的类型——风险和模糊性。(62)尽管都是不确定性，风险(属于外生不确定性)的特征是人们知道这种不确定性的概率是客观存在的值(不论人们是否知道该概率的具体数值)；而模糊性(属于内生不确定性)的特征则是人们明白这种不确定性的概率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值。Fairley等人认为在之前的研究中，当作为委托人的被试面对代理人时，委托人不知道对方将会作何选择，因此是模糊性在起作用；而当面对电脑时，该博弈有一个确定的、客观存在的概率，因此属于风险范畴(虽然该概率p等于扮演代理人角色的所有被试的平均返还率，客观上与信任博弈中的概率相等)。因此他设计了一个实验来区分不确定性中的风险和模糊性对信任的影响。 Fairley等人的实验设计与前人的不同之处是增加了一个风险信任博弈(Risky Trust Game，RTG)。该博弈使用的是二元信任博弈框架，他将已经作出决策(即选择是否返还)的被试随机分为四人一组，然后从该组中随机抽取一位作为代理人。那么此时委托人在跟代理人组配对时将面对5种可能：(1)该组中无人选择合作，(2)有一人选择合作，(3)有两人选择合作，(4)有三人选择合作，(5)四人都选择合作。在该RTG实验局中，Fairley让委托人面对以上5种情况分别作出选择。那么这个涉及对方决策模糊性的信任博弈就被改造成被试面对的依然是社会风险(而不是自然风险)，但是当面对每种情况时被试都清楚选择信任时得到返还的概率为多少(分别对应为0%、25%、50%、75%和100%)，因此该实验设计去掉了模糊性的干扰。为了和RTG做参照比对实验，经典的BDM博弈也被稍加改动成为对照实验局。该实验局中的委托人面对的同样是四人一组的代理人，但是该实验局中的委托人没有被告知获得返还的概率。作者将该实验局称为模糊信任博弈(Ambiguous Trust Game，ATG)。 被试的社会风险偏好由RTG进行测度。实验结果显示被试的社会风险偏好显著影响ATG中的信任额。而测度自然风险的博彩风险偏好(Lottery Risk Preferences)和ATG中的信任额之间没有显著关联。这与之前的一系列文献结论一致(如Ben-Ner和Halldorsson，(63)Houser等人，(64)Etang等人(65))。因此，该实验结果能够解释之前文献中之所以没有发现这种关联，正是因为那些研究中测的是风险而非模糊性。在之前文献的大量关于模糊性的实验中，被试均存在着模糊规避(Ambiguity Aversion)，Fairley等人的实验结果也得出类似结论：人们在ATG中的信任额要显著低于RTG中的信任额，其量表测试中的模糊容忍度(Ambiguity Tolerance)也被证明与ATG中的信任额相关。因此，不确定性中的模糊性会显著降低人们的信任度。 模糊性和风险作为不确定性的两种类型，本身也存在着某些内在联系，脑神经科学实验结果也证实二者存在着某种相关性。Hsu等人用功能核磁共振比较了关于模糊性和风险的脑神经活跃程度，发现人们是否面对模糊性与其额眶皮质(Orbitofrontal Cortex，OFC)和杏仁核(Amygdala)的显著激活存在正相关性，而与其纹状体(Striatum)的激活存在负相关性。(66)而OFC损伤的病人不会表现出风险规避和模糊性规避，该结论似乎意味着风险和模糊性在人的大脑中共享某些脑区，如OFC。 因此从诸多相关的行为实验尤其是脑成像实验来看，风险决策跟信任决策不论是其内在偏好(例如信任中存在着背叛规避、模糊规避和涉他偏好等偏好，而风险决策中存在着风险规避等偏好)，还是其脑神经基础(大脑激活区域)均存在显著差异，而不同的实验方法对于被试风险决策的测度(如风险测度量表和风险博弈实验)也存在着差异性。但另外一方面也有大量行为实验证明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而在风险决策中的风险规避又与信任中的模糊规避在大脑中共享某些脑区功能，因此我们认为首先需要对不同风险测度方法的有效性进行论证，再将信任博弈中的诸多变量如涉他偏好、背叛规避和模糊规避偏好等进行控制，才能排除这些干扰进一步论证信任与风险决策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 2.动机和信念 从自利人假设出发，我们可以推断人们在信任博弈中，直接影响决策的因素是最终的收益结果，因此人们的决策不会受到对方的行为动机的影响。博弈论中的基本理论假设为：不论是博弈的标准式还是扩展式，人们的理性行为应该是恒定不变的。但是Schotter等人、(67)Rapoport(68)以及McCabe和Smith(69)的实验均显示标准式实验中被试的行为与扩展式实验中的行为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由此引发了关于信任博弈中的信任行为，尤其是作为代理人的返还行为是基于博弈结果(Result-Based)还是基于动机(Intention-Based)的讨论。正如Vernon Smith指出的，基于博弈结果的模型(包含了互惠和内在涉他偏好理论)无法完全解释诸多博弈实验中呈现的差异：如果人的行为都是基于博弈结果，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实验内容和实验程序对实验结果的显著影响，例如简单的一个单盲和双盲设计就会对信任博弈中被试的决策产生强烈作用。(70) (1)动机 运用前文提到的二元信任博弈，我们可以对被试的动机和信念等因素是否对其行为决策产生影响进行检验。其中有代表性的是McCabe等人的二元信任博弈实验。(71)McCabe等人设计了一个自愿信任博弈(VTG，图1(a))和一个非自愿信任博弈(ITG，图1(b))。两个博弈实验局的差异在于VTG中，委托人可以选择“不信任”来获得一个固定的收入(即委托人的机会成本)，因此如果其选择“信任”就体现了其对于代理人的善意动机；而ITG中的委托人没有“不信任”选项，只能选择“信任”，无法表明其动机。如果人们的行为是取决于最后博弈得到的最终收益，那么这两种情形中代理人的选择必然不会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而如果代理人的行为是基于委托人行为动机的话，那么两种情况下代理人行为就会显著不同。McCabe等人的实验结果显示，代理人的行为显著受到对方动机的影响。当代理人面对自愿合作的委托人时，有64%的被试选择了返还(即选择了双方各得25)，而在面对非自愿合作的委托人时只有33%的被试选择了返还。委托人自愿选择信任的动机能够显著增加代理人的可信任度。
(2)信念 Lacour的跟进实验则对McCabe等人的假设提出质疑。(72)在McCabe等人的实验设计中，委托人的动机是一目了然的，代理人可以通过实验博弈矩阵和委托人的选择来准确推测出其动机。而在Lacour增加的两个实验局中，代理人无法通过委托人的选择明确知道其动机。该实验用自愿信任博弈(VTG，图1(a))分别跟好撒玛利亚人博弈(GS，图2(a))、成果独享博弈(SW，图2(b))进行对比验证。实验结果显示，代理人对于委托人动机的猜测绝大部分是错误的。代理人对于对方动机的猜测分别只有38.5%、28.8%和26.9%的准确率(分别对应VTG、GS和SW)。Lacour的实验还设计了被试分别扮演委托人和代理人进行决策来验证其对于对方动机的信念与自身决策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实验结果支持了以下结论：代理人对于委托人动机的猜测与自身作为委托人时的决策相关，因此代理人的信念是基于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角度考虑时的认识。这也进一步证明了信任博弈中代理人的行为更多的是基于自己的信念，而非源于对方的动机。
但是该实验亦存在如下问题：在实验的不完全信息设计中，被试有可能把自己的意图说成是对方的动机。如VTG中95%的被试当其作为委托人时预测对方的动机为(25，25)，而当其为代理人时又预测对方动机为(15，30)。Lacour认为该实验博弈不存在声誉效应且是单轮博弈，被试无需为了自利找任何借口。但是Vranceanu等人的实验结论似乎并不支持这种说法。(73) Vranceanu等人设计了一个二元信任博弈来模拟现实生活中投资失败的情况。在Vranceanu等人的实验设计中，委托人选择投资后，会有p(p值是完全公开信息)的概率导致投资失败(该概率是自然决定的)。那么二元信任博弈就成为该设计中p=0时的一个特例(即投资失败率为0%)。实验的巧妙之处在于代理人和委托人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代理人选择了背叛和投资失败这两种情况给委托人带来的收益相等，并且委托人无从知晓代理人的收益。因此委托人不知道自己的损失是由投资失败还是由代理人的背叛行为引起。Vranceanu等人通过对p=0和p=0.01两个实验局的比较分析，发现即使在投资失败的概率非常小(1%)的情况下，代理人仍然会显著出现更多的背叛行为(委托人的选择并未出现显著变化)。而当p上升到10%时，双方都预测到代理人的背叛行为会显著增加，因此更多的委托人选择不信任，也有更多代理人选择背叛。该实验结果说明即使不存在声誉效应和惩罚威胁，代理人也很可能会找一块遮羞布，例如利用游戏规则或制度上的漏洞达到自身收益最大化并掩饰自己的不合作行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代理人对于委托人的行为动机或者说对动机的猜测会影响代理人的决策行为。在信任博弈中存在着这样的问题：虽然选择背叛带来的高收益对代理人有着强烈的诱惑，但是即使在单次匿名信任博弈中，人们的社会偏好、社会习俗和社会规范等仍然对作为代理人的被试有着强烈的约束作用。因此对于代理方被试信念和动机的测度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被试的行为、信念和动机之间存在着不一致性的情况。目前关于信任博弈中代理人行为的研究相比委托人行为的研究来说要少得多，如何准确测度代理人的信念与动机以及如何通过机制设计提高代理人的可信任度可能是今后信任研究有所突破的一个方向。 3.荷尔蒙——催产素 在哺乳动物中，催产素(Oxytocin)在形成社会依附和隶属关系中，包括亲代抚养、结成配偶关系和社会记忆能力等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74)在许多的哺乳动物中，雌性动物会有一种天生的对于幼崽气味的排斥。但是哺乳类母性养育的特性又需要它们能够克服这种天然的排斥感。在雌鼠的实验中，由外伤引起的嗅觉功能减弱甚至丧失反而会促进其母性喂养行为，(75)而催产素也有该功效。催产素是一种神经肽，主要在动物或者人类分娩时大量分泌，通过降低神经细胞的放电率，进而阻碍了大脑对于嗅觉信息的处理过程。这些研究结果使得研究者们推测，在雌性哺乳动物从天生排斥幼崽气味转变到对于幼崽的照顾和抚养中，催产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76) 基于这些有关动物的文献研究，Kosfeld等人假设催产素也可能会影响人们的信任行为，因此设计了通过鼻腔喷入催产素的方法来考察激素如何影响信任行为。(77)实验结果发现催产素会显著增加信任博弈中委托人的投资信任额，而与可信任度没有显著关系。Zak等人还通过检测被试血浆中催产素的浓度验证了催产素与可信任度之间的关系。(78)他们发现委托人自主作出投资决策(有意图的信任)和由电脑代替委托人作出投资决策相比，代理人血液中的催产素含量会显著增加。而且血浆中催产素含量越高的代理人被试返还给投资人的金额也越多。跟进的研究进一步证明催产素对于信任的影响有其神经生理学基础。如Baumgartner等人的实验发现在被试的信任博弈中，催产素选择性地钝化了一些相关的神经回路，(79)而在被试的风险博弈中则没有类似影响。(80)这与De Dreu的观点一致：(81)De Dreu认为催产素通过降低人们的背叛规避来调整情感依附，从而增加了合作行为。(82)有实验专门研究了“威廉小孩”(由于一对染色体缺失而导致的先天性疾病)这样一类乐于交际却容易轻信他人的群体，结果显示当“威廉小孩”患者看到具有威胁性的面孔时，其杏仁核活跃程度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的被试。该实验还发现那些“威廉小孩”患者并没有关注到对方面孔的表情，他们不像普通人那样会看着对方的眼睛，因此大大降低了其恐惧感而更多地选择了信任对方。另外还有关于患有“社交恐惧症”患者的研究结果也间接证明了该假设。(83) 4.遗传生物学基础 信任行为还有着遗传学基因上的相关性。Reuter等人的研究发现那些有着特殊催产素受体基因的委托人会表现出更高的信任度，而和代理人的可信任度却不存在相关性。(84)在风险博弈中，这种特殊的受体基因不起作用，这意味着特定的基因并不能提高所有亲社会行为，而仅仅和某一类特殊的亲社会行为——如信任行为相关。Cesarini等人的双胞胎研究也支持信任存在遗传学基础的观点。(85)Cesarini等人的实验采用的是心理学实验中常常使用的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为了消除性别差异，只选取相同性别被试)对照实验，不论是博弈中的瑞典被试还是美国被试均表现出当其作为委托人和代理人时，同卵双胞胎的信任度和可信任度均比异卵双胞胎的更为一致。同时该实验还显示环境和遗传因素均会对信任产生影响。 5.脑神经基础 随着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于医学临床，人类大脑这一黑箱逐渐被打开，研究者们也有了新的脑神经研究工具来对人的行为进行更为深入的实验和探索。神经科学家们一开始是运用该技术来研究脑损伤病人的案例。已有大量研究证明一些大脑神经区域与特定的人类行为密切相关，如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PFC)。(86)临床上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entromedial PFC，vMPFC)损伤病人会在一系列心理学测试中均表现正常，却在现实世界的社会交往能力、决策能力和安排计划功能上受到影响。(87)当无病理性异常的普通人在博弈中发现某种策略更有效后会选择该有利策略，而前额叶损伤的病人在其已经知道哪个策略更有利后仍然会继续选择之前的劣势策略。(88) 近几年，脑成像技术开始进一步广泛应用于脑神经科学、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领域。大量文献利用该技术对合作和互惠利他行为进行了研究(例如King-Casas等人(89)以及Krueger等人(90)的研究)。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研究发现信任行为与特定大脑区域的激活相关，这些脑区涉及心智化能力(Mentalizing)、回馈学习能力(Reward LeaRNing)、认知控制(Cognitive Control)和情绪处理(Emotional Processing)等功能。首先是心智化能力，或者叫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主要涉及前内侧前额叶皮层(Anterior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aMPFC)。大量脑成像研究结果证明前内侧前额叶皮层在委托人决定信任对方时明显激活。(91)其次是回馈学习能力和认知能力，包括杏仁核、纹状体和脑岛等区域。杏仁核在信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杏仁核损伤的病人也会采用不利策略，例如在对方的返还额没有增加甚至减少的情况下，作为委托方的杏仁核损伤被试仍然会增加信任额。(92)van Honk等人的脑成像实验进一步验证了由疾病引起的杏仁核中的基底外侧核(Basolateral Amygdala)角质化会导致委托人的信任度约为普通人的两倍，再次证明在人们应对外界环境的变化时，其相应的感知和学习能力与杏仁核密切相关。(93)Phan等人的重复博弈实验显示作为委托人的被试在得到对方的合作结果时其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和额眶皮质(OFC)都被激活。(94)在之前的研究中，公平可以使得被试的这两个脑区更加激活，并且带来除了物质收益之外的额外效用。(95)该实验意味着委托人在知道对方选择与其合作时，不仅仅有获得更多收益带来的效用，还有使被试感觉到公平的脑区被激活带来额外的自我回报效用。第三是认知控制和情绪处理，包括那些在社会规范与个人利益存在冲突时作出经济决策的相关脑区，如前扣带回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和右背外侧前额叶皮层(Right Dorsolateral PFC，rDLPFC)。利用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技术作用于rDLPFC时可以增加最后通牒博弈中不公平分配的接受率。(96)Knoch等人的实验则将该技术引入信任博弈中，对扮演代理人角色的被试大脑中的rDLPFC进行干扰，证明了尽管被试仍然知道公平的社会准则，并且明白声誉效应能够带来未来更多的收益，(97)但是TMS的干扰使被试无法抵挡当前收益的诱惑。(98)van den Bos等人的实验进一步验证了这些脑区在信任博弈中的控制作用，证明了当代理人决定合作时，大脑中的ACC和rDLPFC区域被显著激活(99)(前扣带回皮层以及右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在人们作出社会规范与个人利益之间相互冲突的决策之中被激活，(100)也有研究者发现这两个区域在个人决策时与个人意愿倾向相左时被激活(101))。这两个区域对于风险和收益十分敏感，是控制自私冲动的神经相关区域。在带承诺的信任博弈中(实验中的承诺没有约束力)，代理人选择背叛和选择合作相比，其ACC和前岛叶皮质(Anterior Insula Cortex)区域激活更加明显。(102)这也再次验证了ACC和人们的冲突控制以及认知控制有关，岛叶皮层则和不公平引起的负面情绪有关。该实验说明在人们违背承诺时，会有很强的负面情绪和冲突。 vMPFC由于与社会交往能力、决策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密切相关，因此在信任行为中也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Moretto等人用vMPFC损伤的病人作为被试考察了该脑区对于信任度和可信任度的影响，结果发现该脑区损伤的病人不会像普通人那样在风险决策和信任决策之间表现出显著差异——即不会像对照组那样存在背叛规避。(103)不论是在风险博弈还是在信任博弈中，vMPFC损伤病人的行为决策均比对照组更加冒险。而当其扮演代理人角色时，其可信任度又显著低于对照组。该结果说明vMPFC的功能与信任密切相关，其损伤会影响人的情感系统，并严重阻碍人的社会交往行为。 而当信任博弈涉及重复博弈，被试的行为决策中出现对于声誉的考量时，激活的脑区就显得更为复杂。Krueger等人的实验在非匿名的由被试扮演双方角色的重复信任博弈中研究合作伙伴的形成和维持，发现人们在作出信任决策时激活的是旁扣带回(Paracingulate Cortex)，(104)该区域在之前的研究中被认为不仅仅是和人的想法、感受和信念有关，而且还和对他人的揣测有关。这意味着存在声誉效应的情况下，选择信任对方需要揣摩对方的意图和想法。同样的，在作出信任决策时，委托人的隔区(Septal Area)也被显著激活，而该区域和下丘脑(Hypothalamus)相连(下丘脑有分泌释放激素的功能，包括分泌催产素)。该实验中委托人不同的信任策略激活的脑区也不尽相同。委托人如果采取有条件的信任(105)会选择性地激活背盖腹区(Ventral Tegmental)(该区域和回报的期望相关)，而采用无条件的信任(106)激活的是隔区(Septal Area)。如果将该实验结合Kosfeld等人的实验设计(107)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信任的形成和维持及该过程中委托人的脑区激活和内分泌激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 从上述脑神经科学相关实验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结论：前额叶皮质拥有诸如整合情绪、记忆和环境刺激信息，负责调控人的行为和控制对于刺激的反应等高级决策功能，因此与委托人在信任博弈中的信任决策密切相关；杏仁核则在人们对于外界环境变化后的学习和感知能力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两者的缺失都会导致委托人盲目的信任。而在重复信任博弈中，扣带回的激活与揣测对方的大脑活动有关联，隔区的作用很可能通过释放催产素增加被试对对方的信任从而能够促进合作的形成。而纹状体和额眶皮质的激活则跟公平感与大脑自回报系统有关联，被试可能通过获得公平感和精神上的自我回报从而增进人们之间的信任。当然人的大脑神经系统本身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些实验对信任的研究都只是测得某个局部脑区的激活情况，加上人的神经系统与内分泌系统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相互联系(例如下丘脑的视上核和室旁核会分泌催产素，而催产素又会作用于与恐惧相关的脑区)，因此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脑神经科学实验对人的不同脑区甚至人的不同生理系统之间相互协调合作的内在机理和关联性进行深入的研究后，才能从行为、荷尔蒙和脑神经基础等方面更好地理解、分析和解释人的信任行为。 三、结论与展望 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研究经历了从最初心理学常用的问卷调查的自我汇报式测度到经济学的行为实验测度，再到如今结合了心理学、经济学、生理学和脑神经科学等多学科交叉，运用功能核磁共振和经颅磁刺激等最新的脑科学技术测度人们之间的信任的发展过程。随着人们对于信任行为研究的不断深入、实验工具的不断改善(尤其是fMRI以及TMS等脑神经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和协同合作，对于信任行为的研究将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同时也使得我们能够越来越接近信任的本质。对于信任行为的分析也从最初的“经济人”假设中外生的涉己偏好、互惠动机和假设固定不变的期望信念转变到更有包容性和解释力的涉他偏好、背叛规避、模糊规避等内生偏好和随着情境变化的、内生的个人信念和动机。对于人类生理机能内在机理的深入研究以及脑神经科学的飞速发展也给了我们通过结合经济学行为实验与脑神经科学实验来进一步揭示信任与个人偏好、信念动机、荷尔蒙水平及其脑神经基础之间相互作用与相互关联的良好契机，当然也对多学科之间如何互相合作，如何将众多复杂的因素进行分析和整合提出新的挑战。 从上述文献综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研究者们对于信任博弈往往更看重委托人角度的信任行为，而对代理人返还行为的研究相对较少，专门针对代理人角度的实验设计也较为缺乏。因此对代理人返还行为的研究，其背后偏好、信念和神经生物学基础可以有更大的发掘和解释空间。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改革开放带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其中信任危机以及对中国社会信任的解析和重构迫在眉睫。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结合脑神经科学对信任的研究可以分析中国信任水平下降的原因，对了解其背后的行为偏好、信念动机以及脑神经基础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此外，中西方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既有相似的共性，又有各自的特点和差异性。其中，西方更加注重的是信任的个人因素，因此研究的方向也更多地着重于对信任的偏好、信念等个人影响因素的分析和解释；而中国人际信任更多地凸显出人际关系因素(包括连带关系和人情等关系因素)对信任的巨大影响，因此，中国的信任问题有着特殊的人际关系格局，为我们研究信任问题提供了独特的学术土壤。 ①Arrow K.J.,"Gifts and Exchange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1,No.4,1972,pp.343-362. ②Knack S.and P.Keefer,"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12,No.4,1997,pp.1251-1288. ③Zak P.J.and S.Knack,"Trust and Growth," The Economic Journal,Vol.111,No.470,2001,pp.295-321. ④Grafton R.Q.and S.Knowles,"Social Capital and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A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Vol.13,No.4,2004,pp.336-370. ⑤La Porta R.,F.Lopez-De-Silane,A.Shleifer and R.W.Vishny,"Trust in Large Organization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Working Paper,No.5864,1996. ⑥Guiso L.,P.Sapienza and L.Zingales,"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Financial Development,"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Working Paper,No.7563,2000. ⑦Knack S.and P.Keefer,"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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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De Dreu C.K.,"Oxytocin Modulates the Link between Adult Attachment and Cooperation Through Reduced Betrayal Aversion," Psychoneuroendocrinology,Vol.37,No.7,2012,pp.871-880. (82)该文中的背叛规避和信任都是量表测量，不是博弈实验获得的结论。 (83)Hoge E.A.,E.A.Lawson,C.A.Metcalf,A.Keshaviah,P.J.Zak,M.H.Pollack and N.M.Simon," Plasma Oxytocin Immunoreactive Products and Response to Trust in Patients with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Depression and Anxiety,Vol.29,No.11,2012,pp.924-930. (84)Reuter M.,C.Montag,S.Altmann,F.Bendlow,C.Elger,P.Kirsch,B.Weber and A.Falk," Genetically Determined Differences in Human Trust Behavior:The Role of the Oxytocin Receptor Gene," NeuroPsychoEconomics Conference Proceedings,Vol.21,2009. (85)Cesarini D.,C.T.Dawes,J.H.Fowler,M.Johannesson,P.Lichtenstein and B.Wallace,"Herilability of Cooperative Behavior in the Trust Gam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Vol.105,No.10,2008,pp.3721-3726. (86)前额叶皮质(PFC)，可分为腹内侧前额叶皮质(vMPFC)和背外侧前额叶皮质(dorsolateral，dLPFC)两部分，分别与后部及皮下脑区相联系。其中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和大脑的情绪反应区域(杏仁核)、记忆区域(海马体Hippocampus)、高级情感处理区域(暂时视相关脑区Temporal Visual Association Areas)和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都有相互关联。而背外侧前额叶皮质和另外一些大脑区域存在着相互联系，例如运动控制相关(基底核Basal Ganglia、运动前区Premotor Cortex和辅助运动区Supplementary Motor Area)，情感和疼痛控制区域(扣带回Cingulate Cortex)和高级感知过程(联络区Association Areas和顶叶皮层Parietal Cortex)。腹内侧前额叶皮质有整合情绪、记忆和环境刺激等信息的功能，而背外侧前额叶皮质则负责调控行为和控制对于环境刺激的反应。详见Wood J.N.and J.Grafman,"Human Prefrontal Cortex:Processing and Representational Perspectives,"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Vol.4,No.2,2003,pp.139-147. (87)Damasio A.,Descartes' Error:Emotion,Reason and the Human Mind,New York:Putnam,1994; Anderson S.W.,J.Barrash,A.Bechara and D.Tranel,"Impairments of Emotion and Real-world Complex Behavior Following Childhood-or Adult-onset Damage to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Neuropsychological Society,Vol.12,No.2,2006,pp.224-235. (88)Bechara A.,H.Damasio,D.Tranel and A.R.Damasio,"Deciding Advantageously before Knowing the Advantageous Strategy," Science,Vol.275,No.5304,1997,pp.1293-1295. (89)King-Casas B.,D.Tomlin,C.Anen,C.F.Camerer,S.R.Quartz and P.R.Montague,"Getting to Know You:Reputation and Trust in a Two-person Economic Exchange," Science,Vol.308,No.5718,2005,pp.78-83. (90)Krueger F.,K.McCabe,J.Moll,N.Kriegeskorte,R.Zahn,M.Strenziok,A.Heinecke and J.Grafman,"Neural Correlates of Trus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Vol.104,No.50,2007,pp.20 084-20 089. (91)van den Bos W.,E.van Dijk,M.Westenberg,S.A.Rombouts and E.A.Crone,"What Motivates Repayment? Neural Correlates of Reciprocity in the Trust Game,"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he,Vol.4,No.3,2009,pp.294-304. (92)Koscik T.R.and D.Tranel,"The Human Amygdala Is Necessary for Developing and Expressing Normal Interpersonal Trust," Neuropsychologia,Vol.49,No.4,2011,pp.602-611. (93)van Honk J.,C.Eisenegger,D.Terburg,D.J.Stein and B.Morgan,"Generous Economic Investments after Basolateral Amygdala Damag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Vol.110,No.7,2013,pp.2506-2510. (94)Phan K.L.,C.S.Sripada,M.Angstadt and K.McCabe,"Reputation for Reciprocity Engages the Brain Reward Genter,"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Vol.107,No.29,2010,pp.13 099-13 104. (95)Tabibnia G.,A.B.Satpute and M.D.Lieberman,"The Sunny Side of Fairness Preference for Fairness Activates Reward Circuitry(and Disregarding Unfairness Activates Self-control Circuitry)," Psychological Science,Vol.19,No.4,2008,pp.339-347. (96)Knoch D.,A.Pascual-Leone,K.Meyer,V.Treyer and E.Fehr,"Diminishing Reciprocal Fairness by Disrupting the Right Prefrontal Cortex," Science,Vol.314,No.5800,2006,pp.829-832. (97)在该实验设计中，代理方的信用记录将会被提供给委托方，因此有获得一个好名声的强烈动机。 (98)Knoch D.,F.Schneider,D.Schunk,M.Hohmann and E.Fehr,"Disrupting the Prefrontal Cortex Diminishes the Human Ability to Build a Good Reput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Vol.106,No.49,2009,pp.20 895-20 899. (99)van den Bos W.,E.van Dijk,M.Westenberg,S.A.Rombouts and E.A.Crone,"What Motivates Repayment? Neural Correlates of Reciprocity in the Trust Game,"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Vol.4,No.3,2009,pp.294-304. (100)Spitzer M.,U.Fischbacher,B.Herrnberger,G.Gron and E.Fehr,"The Neural Signature of Social Norm Compliance," Neuron,Vol.56,No.1,2007,pp.185-196. (101)Rilling J.K.,A.L.Glenn,M.R.Jairam,G.Pagnoni,D.R.Goldsmith,H.A.Elfenbein and S.O.Lilienfeld,"Neural Correlates of Social Cooperation and Non-cooperation as a Function of Psychopathy," Biological Psychiatry,Vol.61,No.11,2007,pp.1260-1271. (102)Baumgartner T.,U.Fischbacher,A.Feierabend,K.Lutz and E.Fehr,"The Neural Circuitry of a Broken Promise," Neuron,Vol.64,No.5,2009,pp.756-770. (103)Moretto G.,M.Sellitto and G.di Pellegrino,"Investment and Repayment in a Trust Game after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Damage,"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Vol.7,No.1,2013,p.593. (104)Krueger F.,K.McCabe,J.Moll,N.Kriegeskorte,R.Zahn,M.Strenziok,A.Heinecke and J.Grafman,"Neural Correlates of Trus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Vol.104,No.50,2007,pp.20 084-20 089. (105)指委托人假设对方是自利的，会去估计合作的收益、背叛的风险和该决策对于未来的价值来进行决策的行为。 (106)指的是委托人假设对方是可信任的并根据对方过去的行为特征来进行决策的行为。 (107)Kosfeld M.,M.Heinrichs,P.J.Zak,U.Fischbacher and E.Fehr,"Oxytocin Increases Trust in Humans," Nature,Vol.435,No.7042,2005,pp.673-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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