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与劳动统治及其批判
张晓兰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 数字资本主义凭借网络信息和数字媒介技术，实现了资本增殖方式的数字化、虚拟化，但这只是资本运转方式的变形，而非资本内核本质的革命。表面上，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缩减了人类劳动时间，而使生活更便捷、更轻松，但实际上数字技术并没有增加自由时间，反而让人们在快节奏的忙碌中感觉时间紧迫，仿佛一切都在“加速”。另外，数字技术带来传统雇佣劳动向互联网平台的数字劳动转变，使得劳动与闲暇、生产与消费的界限不断消解，导致一种劳动“新异化”。数字化时代，摆脱资本的时间与劳动统治的道路，并非是拒绝数字化，而是需要认清数字资本的假象：“时间悖论”“劳动新异化”和“虚假的自由平等”，并立足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改造不平等的生产关系。
关键词： 数字资本主义；时间加速；数字劳动；新异化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技术的变革，人类从传统的工业化时代进入到了数字化时代。这是一个“加速”的时代，5G网络、物流、高铁、电子商务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既让人们体验到生活的方便、快捷、高效，也让人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感觉时间紧迫，甚至在加速过程中有一种眩晕感和压迫感。“人们期待一种科技加速与生活步调的反转关系，也就是希望通过科技加速来释放大量的时间资源，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能自由分配”[1]，但科技发展所承诺的时间和自由却并未真正实现，人类并没有像凯恩斯在1930年所预测的100年后(到2030年)可以每天工作3小时或每周工作15小时来满足其“劣根性”的工作需要。他预测，当达到这种“丰裕而多暇的境地”，“我们将再次重视目的甚于手段，更看重事物的有益性而不是有用性。我们将崇拜这样一些人，他们能够教导我们如何分分秒秒都过得充实而美好，这些心情愉快的人能够从事物中获得直接的乐趣，既不劳碌如牛马，也不虚度岁月，逍遥如神仙中人”[2]。然而，处在2019年今天的人们拥有更多闲暇时间了吗？实际上，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反而更加行色匆匆，每周劳动时间40小时以上，甚至很多人处在“996工作制”和每天24小时“待机”的状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时间悖论”呢？科技变革是否真正减轻了劳动强度，减少了劳动时间，使人们更自由呢？生活加速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科学技术吗？该如何适应这种“加速”？又该如何超越数字化时代资本对时间和劳动的隐蔽性统治呢？
一、生活加速与资本的时间统治
互联网时代逐渐消融了空间壁垒，使得时间优先于空间，人们习惯用时间而非距离来说明空间，表现为大卫·哈维所说的“时空压缩”[3]，这也正是社会加速的镜像。时间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稀有和紧迫，时间成为现代社会的宝贵资源，“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也成为现代人争分夺秒的口号，实际上这种时间意识与资本主义的文化精神有着紧密联系。在前资本主义农业社会，人们可以按照自然节奏来安排生活。汤普森指出，农业社会人们不需要计时，有任务就去做，没有任务就歇着，这种劳动相比计时的雇佣劳动来说，没有任何紧迫感甚至有点浪费时间。[4]在韦伯看来，禁欲与资本主义精神开启了时间意识，确立了现代工作意识形态，“浪费时间是首恶，基本上也是最重大的罪过。为求‘确证’自己的蒙恩受召，人生实在苦短且弥足珍贵。把时间消耗在社交、闲聊、享乐甚至超出健康所需——六到八小时——的睡眠上，绝对是该加以道德谴责的。像富兰克林‘时间就是金钱’的那种说法，虽然尚未曾听闻，但此一命题就精神意义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换言之，时间无限宝贵，丧失每一刻钟就是丧失为增耀神的荣光而劳动的每一刻钟”[5]。信徒浪费时间有损上帝荣光，劳动者消磨时间则是一种错误，占有和利用劳动者更多时间则是资本家获取利润的重要途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时间不断被计量化、利润化、资本化，不断与价值增值和工具理性相契合，成为资本主义统治的新形式。
“时间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根本性范畴”[6]，也是马克思批判资本逻辑的重要维度，人类自由解放的历程就是摆脱时间统治的过程。马克思对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自由时间以及对工作日斗争的关注，就是要揭露资本主义生产背后的时间统治。“这种对时间和时间性的社会操纵，也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7]。也就是说，“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8]，时间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价值创造和价值衡量的重要标准，也是直指人的自由解放问题的重要切入口。
“乍看起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我们需要花多少时间去制造一个东西。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它实际上是一个规范，也就是说，是我们必须花多少时间去制造一个价值。因此，在这里，时间不再是描述性的，而是强制性的，是你被迫去符合一个规范”[9]。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再只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范畴，而同时具有规范意义上的社会抽象统治力量。资本的抽象时间统治在生产领域根源其追求利润的方式——一种“剩余”，即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前者取决于劳动时间长短即延长工作日，后者取决于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之间的配比划分即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前者要延长劳动时间，后者要缩短劳动时间，这实际上反映出“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10]101。资本不断提高生产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创造更多自由时间，但同时由于其逐利本性，又不断将劳动者的自由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形成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对立。
系统功能设计需要考虑影响建设项目的各种因素，建立评估因素体系库，通过叠加和集成整合与空间规划有关的专题地理空间数据、经济社会数据，以及涉及空间位置的各类专项规划数据，对模型库中的评估因子进行科学分析评价。针对不同项目采用相应的因子评估体系，在满足多规合一的限制条件下，生成候选地块图斑对比方案，并分析和评估建设项目拟占地范围内及周边的各种自然和社会环境条件、制约或者有利因素。通过输出建设项目合理合规性分析报告和项目选址方案对比报告共享各规划部门进行预审，解决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冲突，促进项目的快速落地，为建设项目最终落地提供科学、合理、智能化的保障。具体的流程如图2。
在对钢轨波磨区进行波磨统计分析和系统的测量研究后认为，钢轨的波磨直接与钢轨的材质有关。通过对各种类型的钢轨波磨进行研究发现，发现波磨主要跟钢材的化学成分、钢轨的处理和钢轨的表面状态三大因素有关。
数字化时代的劳动被网络信息资本所统治，仍然无法逃脱异化的命运，数字技术所改变的只是劳动异化的形式和特征，即带来一种“新异化”：一是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者在网络世界中产生和创造的信息、数据、经验等都为资本家所占有[17]，像我们在百度、淘宝等网站上的搜索记录，在微博、快手等平台上发布信息，都是在线用户无偿生产出来的劳动结果，看似对我们无用，但却是资本牟利的工具。同时，劳动者生产产品的工具也从传统手工和机器变为了网络技术和数据平台；二是劳动者的异化。21世纪的今天，拥有智能手机的劳动者，若处在没有网络的环境中会感到无所适从，不去参与互联网媒介的各种社交活动就会让劳动者感到孤独，没有存在感。也就是说，数字化时代的劳动者变得普遍化、常态化、全民化，不仅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无业人员和资本家本身等所有社会成员。同时劳动的时间和空间不断扩大，劳动成为了可以在除了睡觉以外的任何时间、地点展开的活动，也就是说劳动者不再有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和自由空间，资本统治的触角伸向了每一个人、每一时刻、每一角落；三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永远隔着一部“手机”，根本上说是隔着整个虚拟抽象的网络世界。无论是在地铁上、聚会中、闲暇时，人们时刻关注着手机微信，仿佛我们在现实中的相遇和交流不能建立实质性的关联，必须要通过网络数据的中介才能建立真正的关系，“因为数字化的异化意味着我们所有的个体和个体的交往，已经完全被一般数据所穿透，是一种被数据中介化的存在，这意味着，除非我们被数据化，否则我们将丧失存在的意义”，这正像庞德诗歌的改写“人丛中这些幽灵似的面庞，闪烁的手机屏幕上的一串串数据”[18]112所描述的境况。
从数字劳动的具体表现形式来看：首先包括网络技术的专业劳动，也就是从事软件开发、设计、编程和相关应用的技术人员，以及在其行业从事辅助性工作的非技术人员，他们的劳动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而兴起，也随时代的加速而疯狂；其次是网络平台的线上劳动，很多企业像Uber、Facebook等在全球范围内发布任务，还有像国内的滴滴快车、美团外卖等网络平台，让劳动者通过竞争获取订单，这也就催生了计件形式的临时工等劳动即“零工经济”。“这意味着好工作越来越少，底薪、短时工作、临时工的情况越来越多，工作越来越不稳定”[15]。表面上，这种劳动形式看上去很自由、很美好，劳动者可以自由灵活地利用时间，然而这些零工根本上不能给予劳动者体面工资、劳动尊严和价值实现，这些劳动者基本都是中下层民众，为了生存每天24小时战战兢兢地等待和抢夺网络平台的订单任务，劳动在不稳定中成为一种需求但且只是满足生存的需求；最后是网络用户的无酬劳动，主要指在网络平台进行搜索、发布、收听、观看、游戏等活动，为媒介公司和广告商等资本生产提供海量数据资源，但却没有报酬的在线用户劳动，即“免费劳动”或“网奴”[16]。每一个网民在网络世界冲浪，仿佛自己在休闲、娱乐、消费或刷存在感等，但根本上都被裹挟进了资本的社会生产当中，成为了免费劳工。
从延长劳动时间来看，工作日的抗争是工人阶级斗争的重要主题，这种抗争主要是在劳动者最低的身体界限(有时间恢复体力)和最高的道德界限(有时间满足精神和社会需要)之间变动，甚至很多时候资本贪图剩余劳动，已突破道德界限和身体界限。而当工作日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这也就意味着工人在一定程度上的妥协，本质上是对剩余时间的合法化和制度化。工人虽然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但“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朴素的大宪章，代替了‘不可剥夺的人权’这种冠冕堂皇的条目，这个大宪章‘终于明确地规定了，工人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属于工人自己的时间何时开始’”[11]349-350。
时间的车轮无情地碾压劳动者的身体，占据劳动者内在的精神，唯一不同的则是时代发展使其运转的周期和速度越来越快。当今时代资本主义已凭借网络信息技术步入数字化时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更是一个时间加速的时代。表面上，整个世界的发展不再依赖直接劳动而是完全取决于信息技术，资本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过程缩减了大量劳动时间，人们在网络世界中仿佛拥有更多时间和自由。然而，现代都市人却每天处在“忙忙忙”的状态，无论是低端临时工24小时等候订单或兼职几份工作，为了生存而疲于奔命地“穷忙”，还是从事企业工作或金融商业的精英，为了成就而追求利润的“富忙”，甚至大多数人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繁忙”，都无不反映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时间的紧迫化、加速化和碎片化。
数字劳动(Digital Iabor)是用来描述伴随互联网和数字媒介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劳动变化的新兴学术概念，是社会学、传播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学界对其概念界定和内涵还并未达成共识。概括来说，广义上是指福克斯(Fuchs)所说的凭借数字媒介技术展开的脑力和体力劳动[14]，包括IT工程师和手机工厂劳动者等；狭义上是指数字媒介技术终端的用户劳动，包括发(刷)朋友圈、微博和视频等。根本上，数字劳动是数字化时代资本剥削劳动的新方式，从传统工厂的雇佣劳动过渡到平台经济的隐性劳动，一方面使传统的闲暇(娱乐)与劳动(工作)、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界限不断消解，资本打破了所有的时空界限，对劳动的剥削变得娱乐化和隐蔽化；另一方面使传统相对稳定的劳资之间的雇佣关系不断消解，劳动通过数字平台成为纯粹临时的市场交易关系，弱化了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
二、数字劳动与劳动的新异化
劳动是时间意识的起源，是具有不同时代印记的人类活动。时代的进步和技术的革新所改变的不仅是劳动工具、劳动产品，还有劳动方式、劳动场所、劳动范围、劳动时间和劳动者本身等根本性的要素。农业社会，人们依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节奏在田间地头劳作；工业社会，人们按照法定工作日的规定时间在工厂车间劳动；信息社会，人们只需一部手机或者一台电脑就可以在任意时间、任意场所进行数字劳动。表面上，数字化时代的人们都是“自由人”，拥有着自由的时间、自由的工作方式、自由的工作时间和地点，但这种“时空自由”根本上是资本的全面侵袭和时刻占有，人们生活的场所和时间都变成了工作的场所和时间，在网络虚拟统治的世界无处可逃，所有人都成为了数字资本的劳工和奴隶。
追其根源，一方面，时间加速是受到工作意识形态、“忙文化”和竞争机制的影响，忙碌而非闲暇成为了一种成功和荣誉的象征。20世纪中期以前，闲暇是精英和贵族们的特权，普通大众只能从事低下的生产劳动，如今这种价值标准却颠倒了，“今天衡量社会地位的标准不是对闲暇的炫耀性消费，而是投入时间密集型工作的程度”[12]；另一方面，根源于资本追求价值无限增殖的本性未变，变的只是资本统治的外在形式和人们的工作性质。资本统治在网络信息技术条件下打破了所有的空间和时间限制，人们所有的时间都消耗在网络平台的虚拟世界，无时无刻不被碎片化的信息和数据所统治，生活世界与工作时间变得界限模糊，“万千的社交媒体用户都成为受剥削的创造剩余价值和货币利用的数字工人”[13]，即数字劳动的统治。
数字劳动在互联网信息社会具有新的异化特征和剥削本质，也就是说数字劳动以一种新的劳动形态反映出了资本的数字剥削。但资产阶级却试图通过意识形态宣传免费和分享等参与文化，或者通过消费和娱乐等网络体验来隐藏其生产逻辑和剥削本质。值得思考的是，面对广泛而强大的数字统治，我们又能采取什么策略来超越这种“新异化”呢？通过断网、不再使用手机还是卸载微信，来拒绝数字化，摆脱时间和劳动统治吗？显然不能，我们无法抵挡历史前进的车轮，在工业文明面前，马克思也并不是要抵挡现代性的思想家。他并非站在机器的对立面，要倒退回前资本主义时代，而是积极地肯定了资产阶级所创造的生产力。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机器和技术本身，数字化只是中介而非新异化的根源。数字劳动的“新异化”在于网络平台将数据资源作为私有财产垄断，所以我们依然需要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资本逻辑来寻找问题根源。
察两组护理满意度情况，将调查问卷发放给50例患儿家属代替填写，总分数为100分，90分以上即为满意，60～90分即为一般满意，60分以下即为不满意。总满意度=满意度+一般满意度。
消费时间表面上是按照个人自由意志对消费行为的展开，但资本统治实际上早已浸透到消费行为，甚至是消费心理和文化理念。在发达工业社会，资本逻辑通过广告、电影等媒介将人的价值追求和生活理念都定位在物质财富和高消费上，广告反复渗透并不断将普通商品美化成一种价值体现、一种身份象征，从而促使人们产生虚假性需求和被迫性消费。消费主义时代的自由时间被物化了，人们消费一种“符号”，似乎拥有商品“符号”就是一种成功象征，被购物和奢侈消费的享受充斥着，逐渐丧失了对自由发展的追求。另外，资本将消费者抬高到“上帝”的至高无上位置，表面上消费者有选择的意志自由和被服务的主体地位，然而这种消费选择都是在高消费理念的支配下，以虚假需求唤起消费者的欲望，最终被迫加班劳动赚钱，沦为时间统治的奴隶。消费时间不是为了促进人的自由发展，而是为了促进商品快速流通，满足资本增殖的目的，这种统治相对于生产领域则显得更加隐蔽，打破其统治仍是当今社会的重要问题。
从缩短劳动时间来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机器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劳动时间缩短成为必然趋势，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工人可以拥有更多自由时间了呢？尤其在数字化时代，一切都变得智能化，工作和生活中很多事情可以依靠机器完成，那人们是不是拥有更多时间、更多自由了呢？令人失望的是，答案竟是否定的。“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10]101。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创造了更多自由时间，但这一切不属于劳动者。资本为了获取更多相对剩余价值，通过工人“轮班制”使其无休地配合机器运转，以及迫使工人在等量时间内增加劳动强度，紧密填满所有劳动时间空隙。“工人终生不外就是劳动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11]306。实际上，这也就说明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并非就意味着自由时间的增长，因为从另一层面设想，即使工人可支配的时间确实增多了，但除了用于身体恢复的休息时间外，还受到消费时间的统治。
子宫内膜癌术后患者焦虑、抑郁发生率较高，尤其是伴有下肢淋巴水肿者，一方面妇科恶性肿瘤本身带来的恐惧、特殊位置手术带来的身体创伤，使女性除遭受身体上的打击外，还要承受相当大的心理创伤；另一方面辅助放、化疗在取得一定效果的同时也容易产生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在接受治疗过程中常常造成潜在的器官伤害，使得患者出现负面情绪。
（一）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治理的全局必然受到党的协调各方、统筹全局的领导核心作用的深刻影响。因此社会治理必然需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中，坚持党的领导是攻破社会治理难题的前提。“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要求我们搞社会治理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社会治理要善于把党的领导优势利用起来，促进社会治理良性发展。
三、数字资本的假象及其统治逻辑批判
数字资本主义创造了更多自由时间，但也让人们在生活加速中丧失了全部自由时间——用于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等的时间；数字资本主义改变了直接劳动形式，也让人们在数字劳动中消磨了所有劳动意义——源于自身兴趣并作为自我实现目的的劳动。“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败坏为代价换来的”[19]，在马克思看来，“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20]508。也就是说，数字化时代的信息技术就像马克思所批判的工业化时代的机器技术一样，技术的统治依赖资本主义应用，资本逐利的存在本质即私有制并未改变，改变的只是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手段和方式而已，即存在形式和样态变得数字化与虚拟化。因此，要想摆脱数字资本的技术“座架”，摆脱资本对时间和劳动的统治，我们就要认清数字资本的假象并予以政治经济学批判。
数字资本的第一重假象为“时间悖论”。网络、高铁、物流等都在加速，数字化时代为人们节约了很多时间，但“慢生活”却成为现代人“向往的生活”，这就是现代生活的假象——“时间悖论”。伴随全球化和信息化，资本逐利本性与网络工具理性相结合，使资本的速度被空前释放，分秒时间都被计算化、利润化，整个社会生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在资本的裹挟中不断加速，人们或许能感觉到飞快瞬间流光掠影的刺激，但更多的是在生活加速中的眩晕、焦虑和浮躁——一种现代“城市病”：首先是都市个体不再能感受四季昼夜长短的变换，而更多是白加黑的颠倒和忙碌，也不再有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的严格界限，加班、快餐和忙碌已然是现代人生活的常态，因为压力和焦虑而导致的各种疾病、自杀和“过劳死”也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状况；其次是整个社会氛围在资本时间统治的逼迫之下变得异常“浮躁”，人们都想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或者炒作“一夜成名”“一夜暴富”，都想在“流量”的世界通过最短的时间、最少的付出获取最大的回报；最后，这种“急功近利”追求时间和利润的方式，人们还应用到了工业生产和动植物的生长过程当中。工业生产的产品不断加速，甚至餐桌上常吃的动物和植物也在饲料、激素和化肥的作用下大大加速成长周期，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自然节奏紊乱和食品安全等社会问题。
数字资本的第二重假象为“劳动新异化”。马克思曾在批判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时强调，“值得怀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机器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20]427，机器运转表面上减轻了劳动，但实际上却强化了劳动，造成了劳动异化。“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去了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20]487。机器和技术只是资本主义获取剩余价值的工具，而不是解放工人劳动的手段。数字化时代的信息技术运用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仿佛雇佣劳动(异化劳动)已经终结，劳动成为了自由选择，成为了网络世界的消遣和娱乐，资本增殖已从依靠“活劳动”变为“纯技术”。然而，实际上“信息供应链的管理、智能化的开发软件以及在线劳动拍卖，目的都在于营造一种能够把最廉价的劳动力、最好的生产资料、最新的技术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巨大利润的氛围”[21]，数字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统治更具有欺骗性和隐蔽性。在资本增殖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依然是现实的劳动者以及对其技术运用的劳动能力，技术只是现实劳动能力的延伸，它可以促进劳动发展但却不能取代劳动本身，活劳动依然是创造财富的源泉。网络数字技术的发展只是改变了劳动统治的形式，劳动在时空上变得自由，但却在数字背后变得零碎、免费甚至是不稳定，数字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不断加剧对人的支配和奴役，使人在虚拟网络牢笼中休闲时也在劳动，时刻劳动而没有任何闲暇，但倘若不参与这种异化的数字劳动则又会觉得自己孤独而没有“存在感”。
数字资本的第三重假象为“虚假的自由平等”。 数字资本主义大力宣传一种“自由”“民主”“开放”和“共享”的价值理念，强调信息技术面前人人平等，表面上好像网络信息技术已经彻底消灭了贫穷，打破了国界、种族和地区之间的差距。然而，“从长远来看，日趋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带来的种种问题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我们很难认为社会富裕程度的差异是上个历史阶段的残留。这种差异显然是由数字资本主义本身造成的”[22]。实际上，数字资本并没有给予世界所承诺的美好未来，反而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教育水平、网络技术开发应用、信息获取和创新能力等差距，产生了更加严重的信息落差和数字鸿沟，使得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由此产生了信息时代新的社会不公正和全球不平衡问题。这种不公正和不平衡并非简单表现在网络技术使用和电脑操作能力上的差异，而是在更深层次的数据资源生产和分配上的社会权力差距。21世纪，互联网的信息技术和数字媒介已经将全人类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虚拟的信息之网，网络信息世界的和谐和公正也需要共同体中每个人的参与和维护，全球正义的建构就需要倡导信息公开共享、开放合作，避免信息垄断和技术霸权。网络数据本身是属于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任何国家、地区和个人将其作为私有财产据为己有，都势必会打破世界发展的循环和平衡，造成极端现代性问题——一种“新异化”。最后，我们也“看到了一条真正克服异化的道路——一般数据的共享，让数据成为构筑未来人类共同体的根基，而不是拒绝数据，拒绝数字化。因此，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结论是，我们需要进行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改造不平等的生产关系，而不是进行存在论批判，将数字技术和数据拒之门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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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and Labor Rule of Digital Capitalism and Its Criticism
ZHANG Xiao-lan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Digital capitalism realizes the digitalization and virtualization of capital proliferation mode by virtue of network information and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but this is only the transformation of capital operation mode, not the revolution of the essence of capital core. On the surface,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such as Internet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reduced human labor time and made life more convenient and relaxed. But in fact, digital technology has not increased free time, instead, it makes people feel time is pressing in the fast-paced busy, as if everything is "accelerating". In addition, digital technology has brought abou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employment labor to digital labor on the Internet platform, which makes the boundaries between labor and leisur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constantly disappear, leading to a new alienation of labor. In the digital age, the way to get rid of the time and labor rule of capital is not to refuse digitalization, but to recognize the illusion of digital capital: "time paradox", "new alienation of labor" and "false freedom and equality", and to transform unequal production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riticism.
Key words :digital capitalism; time acceleration; digital labor; new alienation
中图分类号： F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6133(2019)05-0036-06
[收稿日期] 2019-08-06
[基金项目] 201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青年基金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评价语境变迁及重建研究”(项目编号：19YJC710107)阶段性成果；2018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建国七十年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和理论反思研究”(项目编号：2018EKS0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晓兰(1984-)，女，黑龙江绥化人，上海师范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等。
[责任编辑 刘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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