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历史，超越历史——参加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感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感想论文,中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中日两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工作，主要研究成果已经发布。从2006年12月到2009年12月的3年当中，两国学者在比较安静的环境中，以比较冷静的心态就两国关系的历史进行认真、坦率的讨论，彼此都感到很有收获。笔者有幸参加这项非同一般的有意义的研究工作，感想和体会是不少的。
一、缘起
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早已解决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早在1972年9月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时，两国领导人就已经就历史问题作出了基本结论，日方“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①没有这种对历史问题的基本认识，两国关系正常化是不可能的。但历史问题又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日本一些右翼势力不断拿中日历史问题做文章，发表各种美化侵略战争、否认战争罪责、企图颠覆战后国际社会对战争作出的正确处置的言论，破坏两国关系的气氛。如果仅仅是少数右翼分子持这种说法倒也罢了，一些日本政界人物也时有“失言”，而且似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对两国关系造成冲击，成为两国关系中的负面因素。
中日历史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突出，到90年代中期再次出现高潮。小泉纯一郎上任后，虽在2001年10月8日访问了北京，并在参观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后发表讲话，表示“深刻感受到战争的悲惨”，“对在那场侵略中牺牲的中国人民深表道歉和哀悼”，但他在任期间每年都去参拜靖国神社。由于靖国神社是日本彰显为侵略战争献身的日本军人的场所，因此在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许多国家看来，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表明了对侵略战争的肯定，是对战争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伤害；即使在日本国内，也有相当多的人对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持反对态度。这样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就被突出了。2005年在中国一些地方还发生了反日的学生示威游行。显然，历史问题成了一个干扰两国现实关系的重要因素。
2006年10月，日本新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北京，寻求改善中日关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安倍会谈达成共识，议定成立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11月16日，中日两国外长在河内APEC会议期间，达成《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实施框架》。双方一致认为，应基于中日联合声明等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及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开展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双方同意各自成立由10名学者组成的委员会，设置古代史及近现代史两个小组，由中日双方轮流主办会议。此项工作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负责实施。
二、简况
根据上述实施框架，中方委员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世界史所、日本所和美国所的6位学者以及北京大学的4位教授组成，由近代史所所长步平担任首席委员。之所以集中由北京学者组成，是出于工作便利的考虑。实际上，即使委员们都在北京，要在周日举行会议也很困难，因为大家工作都很忙。所以这个项目的中方委员会议基本都在周末举行，几乎成了“周末项目”。日方组成了相应的委员会，成员来自日本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由日本驻联合国前副大使、东京大学教授北冈伸一担任首席委员。委员会分作两个组：研究古代史的委员共9人，中方4人，日方5人；研究近现代史的委员共11人，中方6人，日方5人。
2006年12月26、27日，共同研究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研究工作启动。此后，2007年3月19-20日，2008年1月5-6日分别在东京和北京举行了第二和第三次全体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于2009年12月24日在东京举行，标志着第一阶段工作的结束。更多的讨论是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组会议，为讨论具体学术问题还举行了更小的分组会议。
共同研究的方式是：第一步，双方共同商定研究题目，拟订关键词，在每个题目下拟订了10个左右的关键词，作为双方都要阐述的主要内容；第二步，由双方学者对同一题目各自撰写论文，由于研究涉及面广，委员对某一具体问题可能并无深入研究，双方可以在撰写论文过程中聘请别的学者承担部分写作任务，称作“外部执笔者”；第三步，双方交换论文，并对对方论文提出书面评论意见，在此基础上，双方就论文进行深入讨论，这种讨论主要是在论文执笔者之间小范围进行的；第四步，双方考虑对方的意见，对各自的论文进行修改，这样的修改和评论反复进行了多次；第五步，论文定稿。现在发布的论文是作者各自撰写的，但也是经过反复讨论、听取了对方的意见后经过一再修改的产物。②本来打算在发表论文的同时发表对对方论文的评论意见，但是，由于2000-3000字的评论意见主要表达的是不同意见，如果读者仅看评论，而不去仔细阅读论文本身，就可能忽视了共识，过多地注重分歧，也就是说，“评论意见”实际上可能对读者起一种误导作用，而且评论主要是为对方学者进行修改用的，因此双方同意在公布论文时不再公布评论意见。
经双方一再讨论，古代史部分拟订了7个题目，分别是：“古代东亚世界中的中日关系”，“七世纪东亚国际秩序的创立”，“十五、十六世纪东亚国际秩序与中日关系”，“中国文化的传播与日本文化的创造性发展的诸形态”（包括“思想、宗教的传播与变化”及“人与物的移动”两个题目），“中国人与日本人的相互认识”，“中日政治社会构造的比较”。近代史部分（从各自开国算起）基本依照时间顺序，分作3部9章，即9个题目。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的开端与演变”，包括“近代中日关系的开端、对立与合作：走上不同道路的中日两国”、“日本向大陆的扩张”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等3章；第二部，“战争的年代”，包括“从九一八到卢沟桥事变”、“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与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中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等3章；第三部，“战后中日关系的再建与发展”，包括“从战争结束到中日邦交正常化”、“新时期的中日关系”、“中日历史认识与历史教育”等3章。
笔者承担的是第二部第三章，“中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日方承担者是筑波大学教授波多野澄雄。近代史第三部分关于战后的两国关系，由于时间离得比较近，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还不够充分；有关资料尚待开放和整理，目前的研究结果还不够成熟，双方同意，此次这一部分的3篇论文暂不发表。所以此次发布的论文是每方古代部分7篇，近代部分6篇，共26篇论文。
两国外长原来商定，共同研究争取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的2008年发表研究成果。但在实际研究中发现，要取得能对中日关系产生积极影响的成果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研究成果匆匆发表了，却引起一些不良反应，那就违背了确定进行共同研究的初衷。中日双方对此表示理解，结果研究报告的公布比预期推迟了一年。
三、共识与分歧
此次共同研究是中日历史学家之间就两国关系历史进行的第一次具有官方背景的研究。虽然有两三年的时间，但如果两国历史中的问题事无巨细都拿来研究，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纠缠不清，共同研究就会迷失方向，或者争吵不休。所以一开始，中方的一个指导思想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要力求在影响对中日关系史看法的一些最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这首先就是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起先多数日本学者主张在章节标题中仅仅使用中性的说法，如“中日战争”，对于侵略战争的性质和具体的侵略事实可以在论文中加以叙述。中方学者则明确提出，关于侵略战争定性要毫不含糊地在章节标题中出现。
坦率地说，参加中日历史问题共同研究的日方学者中大部分人是比较尊重历史事实的，经过中方的坚持，大部分日本学者同意了中方的看法。但也有个别学者比较钻牛角尖。他们提出，如果要确认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那就首先要搞清楚侵略的定义，然后再看日本对华战争符合不符合这个定义。这种做法会使共同研究走到纯学术的语义学探讨的歧路上去，背离共同研究的正确方向。这一提议受到中方学者的坚决抵制，也没有得到多数日本学者的赞同。现在第二部第二章的标题是“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与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从而把战争性质明确认定下来。在日本学者的相关论文中也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伤害，包括中国平民的大量死亡；确认了日本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了“三光政策”，在战争中使用了化学武器；并认为，细菌毒气使用问题、慰安妇问题、遗弃的化学武器问题、强制劳工问题都是战争留给中国人民的伤痕，至今影响着两国关系。这样，两国学者就在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基本共识。会下，有的日本学者告诉中方学者，在日本大概70%中日的民众和学者承认对中国的战争是侵略战争。
中日战争期间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南京大屠杀，日本右翼也一再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挑衅，图谋翻案。在共同研究中，中日双方的学者均确认，南京大屠杀是大规模的集体屠杀行为，是日本军队在占领南京期间对中国平民实施的残酷的暴行。日本学者并以日方的资料对此进行了论证。对这一事实的确认可以说是一致的。但在此基础上，日本学者谈到，“日军缺乏对待俘虏的有关准则和占领后包括住民保护在内的军政计划；维护军纪的宪兵人数少；无视粮食和物资供给情况而断然攻占南京，其结果引发了掠夺行为，诱发了军纪涣散等不法行为等。……中国军队南京防卫作战和退避作战的混乱，以及随之而来的放弃统一指挥、缺乏对民众的保护措施，也是增加死亡人数的要因之一，但是并不能因此减轻日军的责任”。③可见日本学者与中国学者的研究角度还是有所不同。
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是民众比较关心的问题，因为中日双方在这一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在1947年南京战犯裁判军事法庭裁定的是30万人以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裁定的是20万人以上。这些是后来学者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依据。在日本则有各种说法。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追求更精确数字的实证性研究是有益的，但从中日关系和国际关系的角度看，重要的是承认大规模反人道的大屠杀这一事实，数字的精确度不能也不应当成为日本反省战争责任的障碍。④
此次共同研究时间紧，问题多，不可能用很多时间对具体的人数问题进行细致研究；即便这样做了，也未必能弥合双方的分歧，达到理想的结果。所以虽然双方在这一问题上仍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影响对基本事实的确认。
中日双方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分歧是研究方法上的区别。即中方学者比较强调历史的必然性和延续性，而日方学者则较注重事件的偶然性和断续性。在中方学者看来，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走军国主义的扩张道路，发动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吞并朝鲜，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整个东北，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条脉络十分清楚。而日方则比较注重事件的具体缘起和经过，比如：“九一八”事变是由少壮派军官发起的，并不是日本政府有计划的步骤；“一二八”事变是因为日本僧侣遭到袭击；进攻宛平是因为日军演习时一名士兵的走失，以及日本军队受到中国军队的枪击，在卢沟桥事变以前日军没有对华作战的计划，相反，日本政府力求使对华关系“安定化”，创造“亲善氛围”，双方将双边关系从公使级提升到大使级，并达成了《何梅协定》，两国间有相当的经济合作，在事变以后，日本政府采取了“不扩大”的基本方针，希望“就地解决”，等等。作为历史学家，中国学者当然也注重历史事件的具体起因和经过，但在中方学者看来，从“九一八”到“七七”日本势力得寸进尺，不断从东北向华北渗透扩张；“七七”事变后日军的所谓“现地解决”就是要把华北从中国中央政府的管辖中分裂出去。日本学者的研究方法多少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此，双方学者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两国学者之间的另一个比较明显的分歧是，对一些历史事件的缘由有着不同的解释。有如上述，在中国学者看来，日本一以贯之积极推行大陆扩张政策，对中国的侵略步步进逼，事实清楚。但日本学者对一些问题常常有自己的解释。例如，本来是日本出兵山东，企图阻止革命军北伐，结果酿成1928年5月的济南惨案，日方却认为是因为国民革命军进入济南后与日军发生了冲突，日军“不得已应战”；“九一八”事变是因为国民政府实行“革命外交”，发起收回利权的运动，使日本在满蒙的权益受到威胁。
在中方学者看来，日方的说法是颠倒了因果。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和国民政府收回利权都是正义的行为，而日本为维护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权利，甚至比不平等条约的规定更多的权利所采取的行为是非正义的，应该受到谴责的。对此，中国学者也理直气壮地予以指出。
中日双方论文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各自叙述的重点不同。以笔者和波多野教授所写的《中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这一章来说，双方对战争过程的叙述、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以及对沦陷区的统治大同小异，主要的区别在于，笔者着重讲的部分波多野教授讲得很少，而他讲得比较多的地方笔者一笔带过。笔者在论文中强调了中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争取大国地位的过程，从1942年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缔结中美、中英新约，到1943年10月签署《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11月中国领导人参加开罗会议和12月1日《开罗宣言》的发表，1944年秋参加筹备联合国的敦巴敦橡树园会议，直到1945年4月的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这条线索十分清晰、突出。
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国际地位的变化是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结果，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成果，对于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具有重要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中国学者对此是应该大书特书的。但波多野教授的论文中对此就着墨不多，相反，他的论文比较详细地讲述了日本的“和平工作”、1943年11月的大东亚会议、日本的一些自由派人士如石桥湛山、清泽洌等关于战后世界的构想。在讨论中当笔者问道，为什么波多野教授对于如开罗会议、联合国等重大国际事件阐述如此之少时，他说了两个理由：第一，当时的日本政府封锁消息，日本舆论和媒体对于这些重大事件报道甚少，一般民众都不了解，所以这些事件对于日本和日本的战争决策影响不大；第二，日本没有参加这个进程，所以从日本的角度没有什么可写的，而中国是这个进程的积极参与者。
四、几点感受
第一，正确定位共同研究。此次共同研究无疑是一次学术研究，但它与一般的学术研究又有所不同。它是两国政府倡导和委托的学术研究。两国政府之所以要发起共同研究，就是因为历史认识问题已经成为现实中日关系发展的障碍，进行此次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把在历史问题上的分歧从现实的中日关系中暂时挪开，让历史学家去进行冷静的研究，从而消除这个热点，应该说这个目的在过去3年多中是达到了；再者，通过共同研究，加强两国学者之间的沟通，在一些基本的历史问题上扩大共识，把历史真实告诉两国人民，从而对两国现实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从共同研究一开始，中方就强调要坚持中日两国政府间已经达成的政治文件，包括1972年的《联合声明》、1978年的《和平友好条约》和1998年的《联合宣言》，以这些政治文件为指导进行共同研究。
但另一方面，共同历史研究毕竟是在学术层面由历史学者进行的，并不是外交谈判，需要遵循学术规范。过于强调政治层面，把所有问题都上升到政治层面显然也是不恰当的。在此次共同研究中，中方比较好地把握了这个尺度，在政治与学术两者之间取得了较好的平衡，使共同研究坚持了正确的方向。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成果发表的时间、方式上都有所考虑。如果成果的发表在中国民众中引起了负面反应，不仅不能对两国关系的稳定发挥积极作用，反而产生消极影响，那就背离了进行共同研究的目的。因此，在此次成果发表时，中方首先对媒体进行了吹风，对共同研究的情况作了介绍；步平首席委员和其他一些委员都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对于一些公众可能关注的问题，如南京大屠杀的殉难者人数等，进行了说明。
事实证明，在经过了铺垫和引导工作以后，共同研究成果的发表没有引起什么不良的反应。而当中国学者的论文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公布时，日本民众将有可能比较系统地了解中国学者的观点，这对于日本民众可能是第一次，对他们在历史问题上的看法应该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二，正确处理个人意见与反映主流看法的关系。学术研究是学者个人的思维活动，每个学者的论文必然也只能反映他自己的观点，这是没有疑问的。但由于此次共同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学者个人研究，它的成果不仅要反映学者个人的观点，更重要的是要展示本国学术界的某种共识。在这个问题上，中方学者与日方个别学者之间的看法是有分歧的。最初，有的日方学者强调：我只能写我自己的看法，我不是在替别人说话。
中方学者提出，如果某个日方学者个人的观点与主流的看法相差很远，当他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后，就可能误导中国读者，使中国民众误以为这就是日本的主流看法，这样，共同研究不仅不能对两国关系的稳定起到正面作用，反而会带来负面影响，这就违背了共同研究的初衷。所以在表达个人看法时应该有所克制、有所选择。
日方有的论文，如研究战后时期的两篇论文，比较多地涉及政治性问题，如对东京审判的看法，作者反映的很多是日本国内保守派的观点，连一些参加共同研究的日方学者也不赞同。对于这种看法，中方郑重地提出了批评意见，多数日方委员，包括首席委员，都接受中方的大部分意见，不同意执笔者的极端看法。
第三，正确设定共同研究的任务。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很多，第一次共同历史研究参与的学者有限，时间有限，显然不能期待这次研究解决两国间所有的历史问题，也不可能就某一具体问题进行史料方面的深入发掘。中方学者很清楚，第一次共同研究的主要任务不是在某些问题上取得多大的突破，而是各方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客观、全面的综合、梳理和概括，然后中日双方进行比较，努力在一些大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同时增进双方对彼此有关一些历史问题的看，法的了解。把共同研究作为纯学术研究，过多地拘泥于细节，进行过于烦琐的考据，不仅时间不允许，而且显然是不恰当的。共同历史研究是一个长期的课题。法国与德国共同编写教科书的工作进行了数十年。
第四，正确处理还原历史与超越历史的关系。中方在对待中日历史问题方面一直有一个主张，那就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1972年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时中国领导人是这样强调的，胡锦涛主席在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是这样强调的，他说：“我们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只有不忘过去、记取教训，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⑤这次共同研究就是通过双方的研究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共有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建立中日双方对中日关系历史的基本共同认识，使双方能从历史中吸取正确的教训，使一些日本右翼人士的言论不会再误导年青一代，在此基础上，双方就可以把历史这一页真正翻过去，真正超越历史，使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不再妨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有的美国学者也曾对我们的立场有误解，以为日本政府已经道了歉，认了错，中方为什么还是盯着不放？就曾有美国学者这样问过笔者，你们到底要日本怎么样？笔者回答说，我们不是复仇主义者，不是揪住历史问题不放，但如果今天这位领导人承认了战争责任，明天那位政治家又否定了；或者这位领导人一方面向中国人民道歉，一方面又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样怎么能让中国人民相信，他们的反省是真诚的呢？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就是要使日本政治家对历史的反省建立在坚实的历史认识的基础之上。
中日两国是东亚地区一衣带水的邻国，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东亚地区的稳定和繁荣要求两国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历史问题不应该成为两国长期睦邻友好关系的障碍。三十多年来，日本是中国现代化事业中的一个重要伙伴。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的相互依赖和融合越来越深，中日之间也是这样。笔者认为，只要双方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共同努力，妥善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一个比较稳定的中日关系是可以预期的。
注释：
①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10-111页。
②步平把共同研究概括为“同意题目，交换意见，充分讨论，各自表述”。见朱彤、谢开华：“历史学术分歧不等于中日关系鸿沟——专访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参考消息》，2010年1月14日，第11版。
③波多野澄雄：《日中战争——日本侵略与中国抗战》，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第二部第二章。
④朱彤、谢开华：“历史学术分歧不等于中日关系鸿沟——专访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参考消息》，2010年1月14日，第11版。
⑤“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9/03/content_3438800.htm.（上网时间：2010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