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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3-0052-04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开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形成了包括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提出和阐发的关于党的建设的一系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之一。可以预见，随着学术界、理论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研究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党的建设理论也必然会受到关注并予以深入研究。本文旨在从总体上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的特征进行探讨，期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辩证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首先以理论的形态存在，具有鲜明的理论性。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有着自己特定的主题、范畴、内涵和逻辑结构。从特定的主题看，它紧紧围绕探讨和解决在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而展开；从其特定的范畴看，最基本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党的基本路线”，“民主集中制”，“党的历史方位”，“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党内和谐”，“反腐倡廉建设”，“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学习型政党”等。在其特定的内涵上，它包括邓小平党建理论、江泽民党建思想和胡锦涛党建思想；当然，这一理论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它不是终极真理，还应包括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
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特定的逻辑结构看，它包括理论基石、理论主线、基本内容、理论精髓等方面。理论基石包括党的建设总目标、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理论、党的历史方位理论。三者的有机统一，构成了对“建设什么样的党”的科学回答。理论主线包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理论和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理论基本内容包括党的思想建设理论、组织建设理论、作风建设理论、制度建设理论和反腐倡廉建设理论等。它们是以党的建设总目标理论、党的历史方位理论、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理论为立论前提和基础，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阐明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建设党”的一系列基本思路，是具有中国特色执政党建设的基本方法。理论精髓，即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一方面，正是由于把握和运用了这个精髓，才有党的建设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另一方面，这个精髓又体现在党的建设理论成果基本内容的各个方面。
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还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其理论来源和依据，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运用于党的建设实践，是以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实践为基础和依据的。其理论的检验和发展，也是依赖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实践，即以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通过党的建设实践的检验而不断发展的。其理论的目的，并不在理论本身，而在于实践，即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成功。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是辩证统一的，其统一的基础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1](P284)。一方面，实践使理论得以产生和发展，理论要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也必须通过实践。另一方面，实践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又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用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二、继承性和创新性的辩证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的继承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于马列主义建党学说和毛泽东建党学说来说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工人阶级政党的活动中，科学地阐明了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纲领、党的策略原则和组织原则等问题，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理论基础。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也使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建党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紧紧围绕在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全面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这一理论“生动而具体地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3]，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二是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自身的演进来说的。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过程中，相继产生了邓小平党建理论、江泽民党建思想和胡锦涛党建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凝聚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心血，“是我们党励精图治、探索真理、开拓进取的结果，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对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3]。邓小平党建理论、江泽民党建思想和胡锦涛党建思想，在理论渊源、理论依据、理论主题、理论精髓、理论目标等方面一脉相承。其理论渊源，都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出发的；其客观依据，都是党现在所处的历史方位下党的建设面临的国情、世情和党情；其理论主题，都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理论精髓，都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其理论目标，都是坚持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又具体而生动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2]，创造性地提出党的建设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党的制度建设理论。1980年，邓小平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3](p33)。1987年党的十三大第一次使用“制度建设”概念，明确提出在党的建设上，要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此后，制度建设就和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一起，构成了党的建设的四大领域。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七大明确把制度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布局，强调要“以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在制度建设上提出了一系列新举措、新论断，把制度建设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第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理论。1999年1月，江泽民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结束时讲话中，首次提出“党的执政能力”概念。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并对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提出了五种执政能力的要求。这样，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成为十六大以来党的建设的重点。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阐述了党的执政能力的内涵、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党执政的主要经验，以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基本途径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史上第一次阐述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理论。
第三，党的先进性建设思想。这一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的先进性建设的科学命题，深刻阐述了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科学总结了党成立以来加强先进性建设的宝贵经验，深刻阐明了党的先进性建设的科学内涵、目标任务、指导原则、实现途径、衡量标准等一系列问题，以新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思想。
第四，反腐倡廉建设理论。惩治和预防腐败，一直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党对腐败的危害，产生原因，预防和惩治方针和措施，都进行了阐述，也查处了一大批腐败分子。但过去一般把反腐败列入党的作风建设之中，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反腐倡廉建设”的新概念，并把它与党的其他方面专项建设并列在一起，构成了党的建设五大领域，将反腐倡廉工作提升到一个更为显著的地位。
第五，“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理念。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努力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尊重和运用科学规律，发扬民主，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这些提法和概念，我们党过去都提过，但是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与执政联系起来，并作为执政党建设的目标之一鲜明地提出来，这还是第一次。
另外有些新观点，是在深刻汲取了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在内的外国政党兴衰成败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的，如：“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4](p5)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的继承性和创新性是辩证统一的。它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以继承为基础，以创新为主导，在实践中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深化对新时期共产党执政规律、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三、时代性与民族性的辩证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是时代的产物。江泽民指出：“当今世界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同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多深刻的变化。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看，我们都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作出回答并加以解决。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我们就会落伍，我们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4](p536-537)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是在正确认识和把握党所在的历史方位，科学把握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的基础上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深刻反映了我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同时也包含着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新经验的提炼和深化，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首先围绕“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正确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自觉适应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对外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执政党建设思想。当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中国加入WTO而面临新的挑战，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呼唤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加强、改善党的领导之时，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当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党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复杂、严峻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等战略思想。在适应时代的变化中，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实现了自我完善和发展。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是在回答时代提出的课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课题，不同的时代对一个政党提出的任务和要求也不同。当今时代向党提出的全局性、战略性的课题是，如何适应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如何适应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如何适应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如何适应世界范围内的政府管理革命、科技革命和新的民主浪潮的挑战。这四个课题归结到一点，即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已经成为党的建设的主线。围绕这一主线，产生了三个基本问题：党政关系问题，即党如何领导国家政权；党内关系问题，即执政党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保持自身的生机和活力；党群关系问题，即如何在新形势下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构建和谐社会。每一个基本问题又派生出一系列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就是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符合实际的新观点，并由此逐步深入和展开，把握各个观点的有机联系，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而形成的科学体系。[5]以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完善自己，这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鲜明特色，也是党的理论不断发展创新的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这一理论主要不是回答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问题，而是回答在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新鲜经验，是它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历史和现实依据。同时，这一理论对其自身的范畴和原理做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述，如“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等，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点，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品味、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时代性是以民族性为基础的，党的建设理论，只有与中国国情和党情相结合，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相结合，才有生命力和现实意义；只有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才能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和拥有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另一方面，民族性要以时代性为发展导向。“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党的建设理论，必须敏锐把握时代脉搏，紧跟时代步伐，才能永葆“时代精神的精华”本色。
四、科学性与价值性的辩证统一
恩格斯指出：“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愿望。”[7](P253-254)坚持理论的科学性和政治性(价值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性和根本要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科学理论体系”。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理论”[8]。作为这一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同样是科学的理论。因为，这一理论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敏锐把握世情、国情和党情新变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既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又不从书本、概念和抽象的原则出发，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党的建设面临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造性地提出党的建设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对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不但具有科学性，而且具有价值性。主要表现在：
其一，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为人民谋利益。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的物质生活的改善上。”[3](p128)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他提出要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判断党的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指出：“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2003年7月1日，胡锦涛在召开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明确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200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要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再次阐明了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基本立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就是在这一价值原则的指引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其二，理论来源，在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党的建设做出的每一个重大部署、出台的每一项重大措施，都要先行试点，放手让基层大胆探索、大胆试验，以便创造经验，为发现规律、实现理论创新提供充分的实践依据。同时，每一个思想和理论观点，都是在调查研究，总结基层创造性实践，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集中全党智慧基础上提出来的。实践表明，亿万人民群众和广大党员的实践，是党的建设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的科学性和价值性是辩证统一的。其中，科学性是价值性的基础，不讲科学，无视客观规律，无视实际情况变化，就会导致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就不可能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价值性是科学性的目的。离开价值性，科学性是脆弱的，就不可能产生物质力量。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最高准则，体现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