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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是伟大的政治家，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70年前——1927年4月28日以年仅28 岁的年轻生命实践着自己的革命理想，用鲜血浇灌着播散在中国大地上的共产主义的种籽。
70年来，人们多从革命先驱、思想先驱与青年导师的角度缅怀、纪念李大钊；文学史与各种版本的高校文学史作品选，基本不提李大钊。其实李大钊在文学革命初期，对文学事业的贡献是不应磨灭的，不论是文学理论还是文学创作，都起着开创者的先驱作用，为新文学的诞生筚路蓝缕、披荆斩棘。
一、李大钊的文学观
李大钊学的是政法专业，曾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攻读六年，于1914年春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正如他的《狱中自述》所言，是“有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而选择学科、从事斗争的。但李大钊认为文学与政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他在注视政治时亦未放过对文学的关注。在他的文集中有两篇专门阐述文学的论著：1918年写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及1919年12月8 日写的《什么是新文学》。他重视文学内容，公开提出仅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刚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辞，也算不得新文学。”肯定俄罗斯文学是从社会作用着眼，认为它与南欧各国文学最大不同是“视文学为社会的纲条，为解决可厌的生活问题之方法，故文学之于俄国社会，乃为社会的沉夜黑暗中之一线光辉，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先声。”这是李大钊一以贯之的思想。早在1913年4月介绍明末学者朱舜水的文章中， 即引朱的话说：“所贵乎儒者，修身之谓也。身既修矣，必博学以实之。学既博矣，必作文以明之。不读书，则不能作文，不能作文，虽学富五车，忠如比干，孝如奇伯、曾参，亦冥冥没没而已，故作文为第二义。”同年11月在《言治》上发表了用文言写的《文豪》，开头就强调了文学（文章）的作用力量：“洒一滴墨，使天地改观，山河易色者，文豪之本领也。”“文字感化之伟，充其量可从化魔于道，化俗于雅，化厉于和，化凄切为幽闲，化狞恶为壮伟。三寸毛锥力能造光明世界于人生厄运之中。”认为“文学本质，在写现代生活之思想”，要以“全副血泪，倾注墨池，启发众生之天良，觉醒众生之忏悔。”要让人读后有满腔热泪的反响，从而达到救人救世之作用。1923年4 月他在上海复旦大学演讲时还是强调“文学可以发扬民族和社会的感情”。“文学教我们发扬蹈历。”也许正因此，他短暂繁忙的一生基本未脱离文学。或直接或间接地关注着文学，思考参与着文学。他不断地倡导健康的、矫正不良的文学现象，如对北京广德楼演出《自由宝鉴》的批评。
他还一直重视编纂刊物——宣传主张的阵地。1913年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就主持了《言治》月刊的编辑工作。1914年在日本参与章士钊创办《甲寅月刊》。1916年8月创办并主编《晨钟报》， 接着与白坚武等合办了不定期刊物《宪法公言》。1917年又参与了在北京复刊的《甲寅日刊》。1918年底与陈独秀等在北京创办了影响很大的《每周评论》。1919年参与《少年中国》月刊的诞生，与面向大众的通俗刊物《新生活》的编辑。更有大家皆知的轮流编辑《新青年》。
总起来说，李大钊的文学现可以概括为：
1.重视文学的作用。认为文学可以救国救民，与民族兴亡相关联，特别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提倡撰文者自觉的承担起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他的文章目的性明显。
2.倡导文学写实。主张关心国家命运，反映社会生活，抒写人民疾苦。他歌唱青春，赞美青年，鼓励进取向上。无论中外古今，凡前进的力量他都支持。如宣传西方穷苦无名者经过刻苦奋斗而成为世界名报人事迹，赞扬俄国平民诗人涅克拉索夫被民众热爱情况等。
3.强调真情，提倡美文。认为“文学可以启发我们感情”。“千古之文章，千古文人之血泪也。”他写了文情并茂的美文：1918年4 月刊于《新青年》的《今》曾被誉为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美文。1917年初他在《甲寅日刊》上提出：“甲寅欲成其自身之美以固阅者之爱也”，“欲以其身之美，感化国人，使之益昭其美而交相爱也”。——以上三点是李大钊文学观的基本点，在革命文学先驱者中有普遍意义。鲁迅弃医从文，不就是认为当时的第一要义是改变人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1〕吗？陈独秀倡导文学革命， 不正是从文学的作用着眼吗？胡适、周作人等提倡文学改良，高喊人的文学，其终极目标也是人的觉醒。李大钊的文学观除这时代共性外，还有独特外：
第一，大文学观念。他对文学的看法是基于古今中西文化观念比较后而产生的，视野宽阔，高层建瓴，给人以君临文学之感。1917年初在《宪法公言》上发表了对比新旧文化矛盾的《矛盾生活与二重负担》，从日常生活现实谈起，然后归结东西文明、新旧文明的矛盾，提出改进社会的意见。1918年7 月在《言治》上发表洋洋万言的专题研究《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尖锐提出“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并追本溯源从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太阳照射影响以及历史发展诸因素，分衣食住行与思想、伦理，道德，哲学宗教，政治诸方面逐次比较，并联系其他国家情况，针对中国实际分析利弊，最后强调“愚确信东西文明调和之大业，必至二种文明本身各有彻底之觉悟，而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所短，世界新文明始有焕扬光采，发育完成之一日。”对古今文化也如是比较研究，在他的文集中题目同为《今与古》的就有两篇。从革命家角度，他的出发点是颂扬“崇今派”，举大量例证详细分析阐述。曾说：“今古的激战，于文学（特别是诗歌）为最烈，又最易引起公众热烈的兴趣。”李大钊以其渊博的知识为底蕴，努力梳理东西古今文化交汇之河，企图寻找出结合点。他既有别于五四时期全盘西化的虚无主义主张，又与守旧思想截然不同。如1917年在《甲寅日刊》上发的短文《真理（二）》明确地说：“孔子之道有几分合于此真理，我则取之；否者，斥之。释迦之说有几分合于此真理者，我则取之；否者，斥之。耶稣之教有几分合于此真理者，我则取之；否者，斥之。乃至各宗各派，吾人对之罔不若是，”他甚至引戏谑之语，说孔子等不过是牛肉、鸡肉虾蟹等，求自我发展，不能不兼收罢了。他头脑清醒，在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他的主张已包孕了拿来主义的文化观。而比大家公认的1934年6月鲁迅发表的《拿来主义》早了十七年。
第二，政治、经济、历史、哲学、宗教与文学的综合研究观。由此及彼，透视观察。对文学现象看得深，分析得透。他说：“史学教我们踏实审慎”，“哲学教我们扼要达观”。他对比过文学家与科学家看世界的差异，他批判过只靠圣贤豪杰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悲观叹息。他热情肯定培根等崇尚今，赞成新的观念。说：“以前的圣贤的知识，并不如我们多，今世仍旧可以要出圣贤豪杰的。”——确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预见。由历史，由哲学返观文学，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文学观的痼习：“诗人的梦想，多从前代、过去的时代为黄金时代。中国的《采薇》、《获麟》诸歌和陶渊明一流的诗，都有怀思黄、农、虞、夏的感想。黄、农、虞、夏之世，便是中国人理想中的黄金进代。”——总之，李大钊的文学观是前进的，向上的，充满朝气地看文学。他的作品更是给人热气扑面之感。这得益于他唯物史观的修养与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
第三，辩证观点。与同时代作家作品比较，这点很突出。他看问题从不绝对。如他一贯推崇青年，青春；但不忽略老人的长处。主张互相协力发挥各自长处。如1916年8月写的《“晨钟”之使命》， 用诗人激情的语言赞美青年：“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晨钟》之声，即青年之舌。”“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惟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盖青年者，国家之魂”。——就在洋溢于情感的奔放之时，李大钊也不失于偏颇，在文章末尾以“附言”的形式，科学而辩证地强调青年的概念：“篇中所称老辈云者，非由年龄而言，乃由精神而言；非由个人而言，乃由社会而言。有老人而青年者，有青年而老人者。老当益壮者，固在吾人敬服之列，少年颓丧者，乃在吾人诟病之伦矣。”
二、李大钊的文学创作
李大钊从未全力于文学创作，但他留下的文字中，除了戏剧外，各种文体都涉及了：诗（文言诗白话诗），小说，散文（抒情的写景的叙事的，书信体，游记体），论文（杂感式的小品，学术性的论文），翻译等。这，与他的文学观有关，他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他把文学创作看作唤醒民众沉梦的手段，看作宣传新思想的载体。加之他才思敏捷，文笔出众。还在读书时即被誉“其文章浑厚磅薄为全校冠。”〔2 〕章士钊也回忆说：“1914年在东京办《甲寅》，从邮件中突接论文一首，余读之，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
正如可从鲁迅作品中发见其思想之深邃，革命之坚毅，文学使其成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三者同位一样，李大钊的文字也证明了他革命家、思想家与文学家的同步。仅从我读到的387篇文，29 首诗与数十封书信看，的确文采斐然。
他写过两篇短篇文言小说。1916年9月4日刊于《钟晨报》的《别泪》（署守常）。1918年7月1日刊于《言治》季刊的《雪地冰天两少年》（署剑影）。两篇都借人物寄寓作者当时的思绪。《别泪》为告别《晨钟报》而作。1916年夏，他从日本回国不久，即为筹办该报劳心劳力，还在船上就想好了名字，取其“培植青春中华之根基，吾乃高撞自由之钟”之意。他充满希望，他的名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即为第六号《晨钟报》拟的警策之语。22天中他撰写14篇文章！然而仅仅22天，于《别泪》发表的第二天就刊登了离开《晨钟报》的“李守常启事”。——当时该报是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宪法研究会（即研究系的）机关报。研究系日益依附段祺瑞等军阀。汤化龙是留日的，是北洋政法学校的举办人，李大钊赴日接受过他的资助。这时，李对汤的趋于反面很失望，只好被迫离开。——《别泪》表示了既留恋又不得不离开的哀痛心情。小说仅九百字，借世族华姓三支影射三派政治势少。以丙支（多文弱书生，喜批评是非，势力最微）中一少年的未婚妻桐子自喻，规劝其未婚夫迪穆“勿过于随波逐流，于断崖绝壁之前，稍一自持”希望自崖而返。并表示如能是，“妾纵漂泊天涯“仍当求所以效命于君子之前矣”。文笔凄梦哀婉，年青女子自述口气与其内容、感情和谐。但只记录人物语言，比较单调。最后介绍桐子身世后，反复声明她不宜“十分干预”的苦衷及对迪穆直言相谏的目的。从小说角度看，过于累赘。
1918年李大钊开始任北大图书馆主任，6 月他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的少年中国会开了筹备会，《每周评论》创刊。这年他接连撰发了《今》《新的！旧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俄罗斯文学与革命》《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的胜利》等一系列重要文章。1918年是他思想发展的重要一年，也是他精神焕发的一年。《雪地冰天两少年》是思想成熟、精神振奋的产品。小说两千字，塑造了两位长途跋涉，历尽艰险信心百倍，充满乐观精神，为国家为民族奋斗不息的少年形象。此文写作目的，文末有交待：“以代表少年之精神而预示其未来无限之希望，前途无量之成功。”这篇小说有形象、有情节、有对话。特别对险恶环境，群狼怒嗥，悲马嘶鸣的描写，绘声绘形。对人的描述也生动扼要。全篇充满阳刚之气，以历险奋斗为“男儿丈夫气”。最后两少年在昆仑山巅晶莹白雪的大背景下，在旭日光辉映射中，背行囊携手奔向前方——一幅壮伟的雪山红日勇士图，一篇富有散文美的小说。
李大钊诗作29首，文言21首，基本是音韵严格，对仗工整的律诗或绝句。写法多从眼前景物或时局起笔，感时伤怀，抒忧国忧民之情。也有几首怀人伤逝之作。送别诗写了离愁，更写了祝福与企盼；悼诗，除了啼血悲哭，还有对死者死因的喑示。如《题蒋卫平遗像》，蒋被誉为“关外大侠”，是李永平府中学同学，少怀大志，以身许多，曾参加反清活动，同盟会成员，只身赴东北勘查中俄边界情况，被暗杀惨死。李大钊诗末：“夜夜空江头，似有蛟龙起”。暗示精神永远鼓舞后人。文言诗篇前期之作，核心是爱国，诗境宽阔，如在日本留学时写的《黄种歌》，用歌谣体，内容振奋昂扬。他还留下了八首白话诗，皆写于文学革命时期，除《欢迎陈独秀出狱》外，都是写景的，且都是作者登家乡五峰山时所作。作者诗文写五峰山游踪的有两次：一次为1913年；一次为1918年暑假。这几首白话诗，作于第二次游五峰山。他赞美自然，同情弱小，惦念樵夫，也常寓哲理。如《悲犬》：“我初入山，／犬狂吠门前；／我既入山，／犬摇尾乞怜。／犬哉！犬哉！／何前倨而后谦：”
李大钊的新诗是现代文学史初期白话诗的一部分，比胡适《尝试集》中早期的诗、也比鲁迅1918至1919年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白话诗，语言更通畅、规范。这也许与他生长在河北的属于普通话方言区有关。总观他不多的白话诗，清新清秀，又有一定内涵，浅而厚，淡而浓，具有他的个性。
李大钊更大的影响是文章。读时常令人想起鲁迅对他的描述：“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象文士，也象官吏，又有些象商人。”〔3 〕——如果承认文如其人有一定道理，那么按鲁迅介绍的，李的文章的确有几类：
1.衫类。如《物价与货币购买力》、《各国议员俸给考》、《论宪法公布权当属宪法会议》、《欧州各国选举制考》等。这类文字准确，有数字、有图表，还常注明资料出处，语言简洁，平实无华。务实的笔墨，精当的说明，的确让人想起“朴质”二字，并联想到商人性格。
2.理论类。高度概括，简明扼要地阐释真理。善设譬与类比、对比。高深的道理在他笔下竟那样的明白通俗。如《政客之趣味》，先说小动物猫鼬的兴趣：“专寻鳄鱼卵而破坏之，为其一生事业。”再说蜣螂兴趣：“专以转弄粪丸为其本能，方正横斜，推行自若，顽童儿见而拨其粪丸，犹抱持弗忍舍。”接着笔锋一转：“今之政客，鸡鸣而起，孳孳焉日在恶浊之政海潮流中求生活，其兴趣不知较猫鼬之破鳄卵，蜣螂之弄粪丸何若耶？”如《原杀》《改造》《蔷薇缘欤？蔷薇恨欤？》《新生命诞孕之努力》《风俗》。又如谈到言论自由，作者只三句即让人明了：“立宪国之有言论，如人身之有血脉也。人身之血脉有所停滞，则其人之精神必呈麻木不仁之象。社会之言论有所阻塞，则其国之政治必呈销沉不进之观。”——这类文字在李大钊文集中比比皆是，敏锐、雄辩与平易晓畅结合，还常含热烈的鼓动性，不但令人信服，还促人起而行之。
3.学术类。李大钊身兼北京大学政治、社会两科教授，同时兼任图书馆主任。他有授课任务，文集中留下不少讲义。这类篇章引经据典，纵横广博，集中翔实，又不乏个人发见。如《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学者治学的严谨，知识的渊博，论证的丰富，如面对长江大河，滔滔滚滚，无穷无尽，深受智慧的洗礼。
4.散文与游记类。可体味作者诗人气质的一面：热烈、雄浑，有气势、富文采，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如《今》《时》《青春》《“晨钟”之使命》等美文。他的游记，亮丽雅致，常夹入历史社会人生的记述。如《游碣石山杂记》，写初入山不识路径，又适逢暴雨，找不到人问路。正“陟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时，无意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缥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至则守祠人欢迎于门外。延入祠，则用松枝烹茶，更为煮米粥以进。食之别有清味，大异人间烟火气。”——简直是至美至善之境地！这其间，他曾给友人一信绘状五峰山：“入山以来，晨莫呼吸烟霞，日必攀松披榛，寻登绝
，白云从足下飞来飞去。梨树正值果熟，一枝低压，盈千累百，所至憩息，园主辄赠十数颗，坐石凳食之。泉自高山流下，激动碎石，声响清越，举手仰吸，悠然有羽化登仙之概矣。深泉濯足，长歌采薇，回山去也。此中佳趣正多，不敢向人间泄漏，恐山灵见怪，且惧兄等羡煞也。”——有风景，有人情，有感受。景美人美，确有羽化登仙之感。令人想起六朝文人书信中那赏心悦目的景致，想起唐柳宗元那些情景交汇的游记。
又如《哭沈汉卿君》，全文约三千字，有11个排比段，各段皆用“吾安得不肝肠痛断耶？”作结语。感情一泻千里，哀婉痛绝。哭声中夹叙对死者生前桩桩件件为人作事的回忆，实在让人有肝肠寸断之感。
总之，李大钊的作品，确确证明他是难以描绘规划的；只能说他的各类作品，正是他政治家、思想家、学者、诗人不同角色的恰当的载体。
三、文体的创造性
现代文学的先驱者们与研究者们，如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茅盾、钱杏村等等，在多年之后，虽从不同角度，但却不约而同地肯定早期随感录式的小品文，认为它“包藏着深刻的意味”（胡适），是“一种战斗的，反封建的工具”（钱杏村），其“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以上”（鲁迅）。
陈独秀在《新青年》4卷4号开始辟“随感录”专栏是1918年4月15 日。李大钊着笔于随感短文起于1916年8月主编《晨钟服》时期， 早此近两年——虽然当时还没有随感这一名称。 而且一直坚持下去， 直到1924年还时或发表一篇。其写作高峰是1917年初至1921年春，集中发表于《甲寅日刊》（约69篇），《每周评论》（约54篇），《新生活》（约72篇）。这近200篇文章，基本上都是杂感式的短文，最短的仅35字 ，长的也不过千字上下。用今天的话可称为“微型杂文”。李大钊短文针对现实，关注人生，言简意赅，且多含深意。它们既含新闻性，有反映问题快速，及时之特长，又是从作者观感角度落笔，具有主客观结合，叙事评议融为一体的灵活性、直感性。同时李大钊充分发挥了运用文字灵活的长处，或直剖，或对比，或设譬，或呈现，或讥讽等不同笔墨。有的篇章锋芒直露，穷追不舍；有的鞭辟入里，犀利尖锐；有的含而不露，耐人咀嚼；有的委婉善诱，浅析深剥。有庄有谐，仅从文字看也是妙趣无穷。如《“中日亲善”》从铨释下笔矛头直指日本军舰侵略福建这一大事。五个并列句子讲的全是人们常见的事，而大道理不言自明。又如仅三句话53个字的《掠夺物品的遗迹》：”一群告化子拥着一顶红轿，帘幕封得紧紧的，几个人抬着飞跑，好象掠夺来的物品一样。这是中国结婚的仪式。这是中国女子的人格！”第一句叙述传统结婚现象，第二句点明是仪式。只有第三句九个字是议论，一针见血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女子无人格的本质。事实是常见的，确凿无疑；叙述简明扼要；点评入情入理，一语中的。让人想起中国文学点评文字的悠长历史精华。
李大钊还极善用疑问句式启迪读者，让读者自己得出他未说出的结论。如《政客》：“主客是对待的名辞，即有政客必有政主。今日中国的政治现象，但见有几个政客，抱着强盗的大腿转来转去，混一口饭吃，看不见主人影儿。请问这种客吃的饭是那个款待他们的？共和国的政主到底是谁？”又如《秘密……杀人》揭露五峰山下瘟疫狮獗，而官员“秘密”消息，任其流布。作者问：“温疫是自然的恶呢，还是人为的恶呢？很是一个疑问。要说是自然的恶，何以死的大半是无产阶级和妇女？”有时他用严密的三段论法推理，有时又似闲谈，通过趣事归到主题。如《光明与黑暗》，借京城一美术家每日清晨登城眺望，午后则足不出户的癖性说清晨看的是担菜推粪的劳动者，是“人的生活”，“发挥人生之美”；午后则只消费者的汽车呜鸣与凶赳赳者，是“鬼世界”——诙谐幽默，又敏感、犀利。
有时李大钊又用诗笔写杂感。如不足百字的《牺牲》：“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有情有质有境，归入散文诗也无不可。
总之，李大钊的短文，一篇一题，集中尖锐，不暧味，不敷衍，言之有物，写法多样。充分发挥了他政治家的高瞻远瞩，思想家睿智深邃，革命家忧国忧民，文学家文采斐然的综合长处。因之他的杂文，一出世即臻于成熟。
杂感小品，在新文学的早期文坛，其成绩是公认的。其针砭封建的战斗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在杂感作家群中，李大钊的贡献不容忽视；他从事这类文章写作的时间早，作品多，质量高。对此文体的形成有滥觞之功，对其成熟，尽了实践之力，文学史著述确实应写上一笔。
注释：
〔1〕鲁迅《呐喊.自述》
〔2〕《李大钊年谱》
〔3〕鲁迅《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