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广播电视大学对现代社会之适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社会论文,试论论文,广播电视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电大走过二十二年的历程，在今天激烈的竞争中已显疲态，电大的开放性及其教学现代化从某种程度上讲代表了现代教育的方向，而她曾作为中国远程教育的主力军地位在如今群雄并起的年代已岌岌可危，越来越多的电大人开始思索电大以后的发展问题。于是关于电大的教育哲学、质量保证体系、运行机制等方面重新思考的文章常常见诸的各级刊物。所以电大对现代社会的适应问题是我们不能不重视，不能不关注，不能不思考、不能不讨论的。
电大教育对现代社会的适应，主要指整个电大教育的办学思想、办学体制、学科和专业结构，以及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规格等方面符合社会和经济建设发展的要求。这是教育适应社会经济建设发展要求这一客观规律在教育领域中的具体体现，也是电大教育的基本价值的重要体现和依托，因此社会的变化必须然要求电大教育及其相应的适应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及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方兴未艾，普通高等教育相对走在改革前列，而中国电大是以中央电大为龙头，省电大为中心，市地电大为基地，县（市）电大为依托的宏大的网络体系。庞大的体系同时也有“尾大不掉”的弊病，各地电大发展不平衡，适应体制转变迟钝。目前中国电大教育对社会的适应机制还是带有明显计划经济的色彩，这种适应观和体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和弊端：
其一、这种适应基本上以管理机构为主体而不是以作为办学实体的省市电大分系统为主体的适应。中央电大更多地充当了管理机构的角色，和教育行政部门一起成为事实上的主要适应性，中央电大未能考虑各地发展的不平衡性，“五统一”模式下，省市电大系统适应责任有限，并未成为真正的适应主体。
其二、这种适应基本上是无差别无中介适应。省市办学实体是整个电大教育的完全协调统一的一个部件，它的各种计划与安排，只是执行管理机构的要求，很少有独立制订计划的权力，是一种无差别的适应。
其三、这种适应体制下的人才培养模式因袭了普通高校的封闭性的培养模式。远程教育本身是建立在开放与现代化的教育哲学之上的，而中国电大的招生考试、专业设置、课程开设等都与普通高校类似，教材编写也基本上移植了普通高校的那一套，近年来实际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手段的比重并不大，反而偏重课堂辅导，就是我们常说的“教学回归”现象。“电大不电”、“远程不远”成为电大不尴不尬的现状，这一两难已困扰电大多年。许多有志于参加电大学习的求学者，因为成人高考这道门槛望而止步，这种精英教育阶段的选拔模式是与电大的开放教育哲学基础背道而驰的。教育哲学的开放性和教学管理体制的封闭性所形成的悖论，使中国电大在度过文革后期巨大的教育需求带来的短暂繁荣之后铅华褪尽，道路坎坷。“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试点”项目的推出，再次显露了电大的生机，但主动权也不在电大系统。时代需要适应主体有所变化。
其四、这种适应是“资源约束型”适应。所谓资源约束型适应，指的是影响电大对社会适应的主要因素是电大所能获得的各种资源的多少及特性，而不是主要由社会经济和人们对电大教育的需求。教学资金由各地政府拨给，招生名额、教学计划、教材建设等资源几乎全为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央电大所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省市县电大办学实体制度僵化，缺乏灵活性，并不是由市场需求所决定。这种双重管理体制导致宏观政策环境扭曲，资源配置集中，微观经营的自主性丧失。
就电大系统内部运营来看，以中央电大“五统一”为主要特征的微观运营环境的集权和服从模式，强调以管理机构作用为基础，形成了高度约束的制度背景。就省市电大分系统而言，这种制度特征更表现为服从模式以及在这种模式驱动下对安全目标的追求。这种自由进退的丧失是强制的结果，它使电大的制度形成成本是一种重复博弈(repeated game)形成的结果变成了一次性博弈(one-time-game)。这种转换使省市电大自我形成的规则和制度在一次博弈中就无法维持。在重复博弈中，学校作为最大利益的追求者，为实现其利益最大化就必须使学校成为一个效率很高的组织。为此学校必须围绕着这一目标来确定和调整组织的规则和制度，剔除那些妨碍这一目标实现的已经陈旧的制度，以追求实现制度建设的最优状态，而追求制度最优的动态过程，其实质也就是对制度的创新过程。换言之，一旦把制度的状态纳入到时间的向度中，就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制度最优状态，而要在动态中追求制度最优，就只能通过积极的制度创新才能达到。而在一次性博弈定终身、定进退自由的情况下，省级电大分系统处在外在压力之下，丧失了自身进行制度建设的机会，被剥夺了制度建设的权力，学校的规则和制度的建设在某种程度上是上级主管部门通过集中控制所强制形成的。省市电大在制度特征上所表现出来的服从倾向，是以强制为支撑的，强制支撑使被控制者不可能免费地获得对安全目标的追求，它需要被控制者必须以付出按照行政规则按部就班为代价，这样就导致省市地县电大自身制度建设的僵化倾向的出现，扼制了学校制度创新的倾向，制约了省市县电大进行创新的空间，导致电大发展迟缓的现象。许多省市电大抱怨中央电大管得过多，教考脱节，使地方电大无所适从。
二
电大内部有些同志沉湎于电大在其创办之初所带来的巨大的成功已年深日久，忽视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今天，其外部环境已改变良多，电大要在新的竞争中要占有一席之地，就不能不考虑情景因素(contextual factor)。在电大教育步履蹒跚的今天，看一看教育宏观生态环境变化是有启发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和经济体制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给电大所带来的挑战，能让我们更好地思索电大教育对社会的适应问题。
第一，高等教育的举办权、管理权和办学权分离是近年来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最突出的特征之一。由此，高等教育的关系出现了分化。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的各种关系是比较简单的，高等教育的相对独立性有限。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教育体制改革以来，高等教育体制的变化之一就是高等教育的举办权、管理权和办学权分离。表现在：1.举办权分化。除国家可办外，其他机构和社会团体介入，出现高等教育举办主体多元化。2.高等教育的举办权和管理权分离。高等教育原则上由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3.高校作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具有一定的办学自主权，这一改革使高校与上级教育部门的关系复杂化，高校不仅要与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交往，更高与社会相调适，争取良性互动，与上级不仅是一种行政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更多的是一种办学主体与管理主体的关系。中国电大系统内部，中央电大与省级电大系统之间虽然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上下级之间只是业务上的指导被指导关系，但中央电大位于金字塔的顶端，根据“五统一”的成员契约约束，从教材的编写或采用、教学计划的制订、考试的组织和命题等事关教育产品输出的重要环节都被中央电大所垄断，中央电大还掌握着招生名额在全国的分配权，使之处于系统的绝对主导地位。而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文化和教育水平发展不平衡，甚至差异极大，使基层电大在激烈的竞争中步步退却，在成人教育结构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比如浙江电大在1982年是各成人院校中最热门的，占当年毕业生人数的74.9%，而历经15年后的1997年，它的毕业生占有率为39.2%，下降了35.7%。照理说，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电大的制度建设、教学软件和硬件建设会越来越完善，远程教学和管理经验也越丰富，远程教育技术也越来越发达，可事实上电大的竞争力相对弱化，在近年来的生源竞争中节节败退，电大系统内部的有识之士对电大的制度创新问题及“五统一”的重新思考也越来越多。所以适应体制的改革已是电大克不容缓的任务。
第二，远程教育办学主体多元化。清华大学已经建立作为“九五”重点发展项目的远程教育学院，得到90多家企业资助，其远程教育依托双向通讯卫星网络和计算机交互网络；浙江大学已经建立覆盖华南的远程教育中心；南京大学正在筹建远程教育机构。清华大学在其举办远程教育的方案中指出：“中国电大采用的单向的广播电视教育节目传输已落后于当代科技发展”。电大受到了来自普通高校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第三，社会资源的存在方式和流动机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突出体现在由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中的存在和流动模式，转变为中央、地方、企业和个人等多种存在方式，以及计划和市场两种基本的流动模式。地方财政的扩大、企业经济上自主权的增加和社会中个人存款数量的增长这些事实表明电大教育获得经费和其他各种资源的途径已经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电大可以通过联合办学、委托培养等多种形式获得教育资源。电大通过与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合作举办非学历教育项目以获得教育资源也是一种较好的手段和途径，而且在这方面我们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
第四，社会职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出现了新特点。由于社会的分化与发展，特别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职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了变化。首先，就职业结构来说，职业的分化程度越来越高，特别是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职业的种类和数量比过去有了较大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这种发展也是一个更新的过程，随着一批新职业的出现，一批老的职业也发生了变化，或者被淘汰，或者被更新。其次，从就业结构来说，人们的职业流动的频率也加快了。随着人事用工制度的改革，“铁饭碗”已经被打破，与此同时，社会流动的观念也越来越普及。因而就个人来说，仅有一两种技能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和个人发展的要求。
三
电大要在激烈的竞争中重振雄风，必须改革目前不适应的体制，不断完善其办学机制，确立正确的电大适应观，建立起新的适应机制。简言之，这种新的适应观和适应体制应该是管理主体和办学主体相结合的，通过各种中介机构而间接适应的，是资源与需求约束相结合的。
第一、这种新的适应体制应该是双主体适应，即管理主体和办学主体。这里的管理主体主要是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央电大，办学主体主要是省市县电大。中国电大在外有普通高校、自考强有力的挑战，内部制度僵化、应对市场竞争乏力的情势下，要图谋突破的话，各级电大之间当务之急必须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各级电大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积极互动、相互支持、相互依赖的。各级电大之间权限与义务应有良好的动态的搭配。(1)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央电大主要是宏观的适应主体。它们主要负责教育需求和教育供给总量的平衡，通过宏观调控手段使电大教育与国家和社会主要部门的需求相适应，如确保教育资源在全国的合理配置，采取相应政策扶持落后地区的远程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各省级电大分系统来说，其适应是国家宏观调控下的适应，不是完全独立的“我行我素”。而且，电大本身也只有国家宏观管理部门的指导下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省级电大分系统作为微观的适应主体，除了完成国家和教育行政部门的指令性计划外，主要以针对学校所在地及其区域的要求为主要任务。(2)中央电大的“五统一”要得到科学地把握。各省级电大系统要坚持以中央电大为龙头，同时要适当扩大自主权，省级电大系统应主动积极地作为适应主体，调整自己的办学方式和办学思想，包括学校的学科和专业结构。中央电大要改变过去统得过多过死的缺陷，命题权、考试权、课程设置、专业设置、教材的选择等权力应部分下放。中央电大在课程设置上应体现“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具体操作时中央电大可设置面较宽的专业，允许省级电大专业名称上“穿鞋子”、“戴帽子”或“派生专业”，在课程设置权限分布上，中央电大可以如此考虑：大学专科70学分左右，其中实践环节约10学分，全国统考课程约10门40学分左右，这10门课程是体现宽口径专业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主干专业课，省电大自行开设体现专业方向的课程约5门20学分。另一方案是中央电大按科类设置专业，如文法科、理工科、财经科等，每一科类设置可供省级电大选择的统考课程。当然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各级电大决不能与那些漠视质量的学校看齐，质量就是牌子、就是竞争力。忽视对质量的要求而片面追求生源对电大的长远发展是极其有害的。中央电大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完善“五统一”，增加其灵活性与生态效度，使之继续为电大的发展作贡献。
第二、这种新的适应系统应该是开放的系统。原国家教委颁布的《广播电视大学贯彻〈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意见》明确提出：“把广播电视大学建设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远距离教育开放大学”。可见，从教育性质和模式上把电大定位于开放大学。开放大学是教育民主化、终身化、社会化的产物，旨在要求一个国家最大限度地为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们提供学习机会，推进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发展。开放性应该是电大固有的、本质的特征，开放性首先体现在“教育对象的开放”，即所有有志于参加学习的公民都可以直接免试入学。回顾电大的历史，开放性曾对电大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以四川电大为例，1984年四川电大大专在册生56315人，若加上单科生，规模达到78132人。究其原因，是因为四川电大自1979至1984年间，大专教育实行了招收自学视听生制度，另外其正式生的招生也未受招生计划指标数的严格控制，由于当时电大的入学基本上是开放的，所以电大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然而时至1985年电大被停止招收自学视听生，招生纳入全国成人统招计划之中，且严格受计划指标控制，入学开放性受到限制，到1991年，四川电大办学规模下降到历史最低点。显然，教育对象的开放性对电大的发展影响颇大。当然强调“宽进”的同时，更要强调“严出”，因为“开放”不等于放开。电大开放性的另一方面体现在“教学手段的开放”及其带来的教学模式的变化，教师的教学可以通过现代教学媒体向受众开放，所以加强电大的信息网络建设已经历史地成为电大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命题，电大必须跟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建立起信息化的网络教育基础。
第三、这种新的适应体制应该是结构完整的有机的。社会分化与发展，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使社会职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要求学校培养的教育产品技能多样化，要求学生有良好的知识结构。而电大的专业设置过细过窄，由于“五统一”的限制，专业调整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无法及时有效地回应社会的要求。为适应这种变化，应该采取中央电大支持，各省级电大自行建设部分适合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校本课程”，使电大在人才的培养上更具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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