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雅贪”、“雅贿”产生的原因及惩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因论文,雅贪论文,雅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06）06—0108—03
腐败现象在党中央高压打击态势下，特别是《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体系实施纲要》的出台，出现了变化和分化，由以往的贪占钱物及金银等的“俗贿”、“俗贪”正在向“雅贪”、“雅贿”转变。所谓的“雅贪”、“雅贿”，就是腐败分子以手中的权力交换带有文化品位的物品，满足贪官“爱好”，进而达到获得等同金钱或大大多于金钱的利益。目前，这种“雅贪”、“雅贿”越来越带有普遍性和欺骗性，增加了打击腐败的难度。由于“雅贪”、“雅贿”的物品在市场上的价值高、升值快、行贿成功率大，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危害也更大。这是目前党的建设及反腐败斗争亟待注意并加以解决的新问题。
一、“雅贪”、“雅贿”的现实表现
1.给高学历和高职称，并替付各种费用。由于强调领导干部及干部提拔使用的知识化，有些人既没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也没有厚重的知识积累，但有些领导干部非要把自己包装成“文化人”、“知识人”、学富五车的官员。一些人摸清了其心理及主观需求，就想千方设百计地为之送硕士、博士学位，帮忙找“枪手”考外语，花大钱捉刀带笔写硕士、博士论文，并帮其支付各种高额学费。还有的给领导变通评职称，为之评上教授或研究员等，以满足其文化上的需求，送精神上、心理上的大礼。这种情况在现实中为数不少，送者的目的也达到了，需要者的要求也满足了，既花费了公款，又败坏了党风与学风。
2.送文章及著述，再付不等值的高稿酬。在我们党的领导干部队伍中有许多德才兼备的官员。但有些领导干部本是不学无术，却非要把自己包装成学者型官员，而自己又没有本事和才华。所以有些善于钻营和投机的人，为领导送上文章和论著，属上领导的大名及主编等，并花版面费加以发表或出版，同时又付给其高额的稿费。腐败分子从中得到名与利的双丰收，使出版市场上出现了大批大量的文化垃圾。
3.请领导题字题词，送上丰厚的“润笔”费。现在有些领导字写得不好，甚至不会起码的毛笔字写作技巧，但却总爱题词题字。如江西省前副省长胡长清走到哪写到哪，酒店、市场、夜总会、店铺、汽车站、洗浴中心等都写，润笔费极为可观。如果说胡长清的书法还有一定的功底的话，广西的成克杰，其字极差也都到处乱写乱题，每字千金，其“润笔费”在交待中就有几百万元之多。纵观我国的书画市场，就是著名的书法家也没有如此高额的收入。这种“润笔费”给多少也合理合法，无法定性。腐败分子就钻这一空子，因此此风劲吹，送者、收者都心安理得。
4.满足领导的兴趣与爱好，送名贵字画与珍稀古董。有些腐败分子不贪财、不贪钱、不贪色，但却收受字画、古玩、奇石、纪念币、珍贵邮票等。如原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常委、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局长王天义，就是一个典型的“雅贪”。在其家的私人博物馆中，有字画1958件、古瓷器23件、西方艺术品4件、鸡血石5块，还有邮票3本等，私人博物馆装修豪华。还有广西原人事厅厅长莫军， 专门收受各种奇石，他没被钱所击倒，而被“奇石”所打垮。厦门海关原副关长接培勇也是由“雅贿”被拉下水，开始接培勇根本看不上赖昌星，并对他有戒心。当赖昌星送来175册绝版名贵书籍，还有9位名画家合作的一幅牡丹，便被“雅贿”打倒，成为“雅贪”，为其走私大开绿灯。
5.给予评委的荣誉与头衔，再赠送高额“评审费”。有些行政领导尽管领导某一战线和领域，但并不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和权威，甚至根本不懂。但有些人却投其所好，委任其为评委会主席或主任，甚至是名誉主席、主任等，目的是使所送“评审费”名正言顺并合法化，使送的有理有据，拿的也心安理得，使腐败合法化、合理化，这些本是腐败但却成为合理合法的“劳务费”。在现实中这种现象已屡见不鲜，评奖多，其领导干部“雅贪”、“雅贿”也就多，总之都是公款通过这种所谓的合理方式和渠道进入了个人的腰包，化公为私，公款变成了合法的私款，钱也洗了，钱不脏了。送之有理，收之有据。
6.请领导演讲并做“学术”报告，后付给高额费用。本是一些工作性的会议，或学术性会议，请领导致词或念一下由秘书所撰写的报告，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就视为“讲课”和“讲座”，然后付给高出专家若干倍的“讲课费”，同时还不用交税。有些领导干部也见钱眼开，见利就上，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还收费。如四川省营山县原县委书记杨敏培，每次参加不论大小工作性质会议的讲话都收出场费，给多少都要。还有的领导干部不抓工作，不深入基层调研，却频频参加剪彩，公开收受剪彩的红包。吃顿饭，一剪子，礼品往车后备箱一装，合理合法，对工作却不抓、不管。
总之，“雅贪”、“雅贿”之风目前正在愈来愈烈，愈来愈盛，这是目前党内和社会腐败现象一种变种和新形式，是反腐败斗争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新课题。
二、“雅贪”、“雅贿”产生的原因与危害
只要产生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根源存在，领导干部的腐败就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还可能产生新的变异和形态。“雅贪”、“雅贿”就是领导干部腐败现象的新变种和怪胎，其产生和出现有着深厚的现实原因，它是腐败分子对抗我们党反腐的一种对策。
其一，少数领导干部由权与钱、物等的交易转向权与“藏”交易，目的是逃避法律的惩处和制裁。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党这些年加大了打击腐败的强度、力度和范围，有些人其私欲并没有收敛，其本性也没有改，但心存恐惧，只得改变腐败的方式方法，由“俗贪”、“俗贿”变成了“雅贪”、“雅贿”，既达到了“俗贿”、“俗贪”的目的，又钻了法律和党纪党法的空子。目前，无论是法律还是有关政策，都没有明确而具体的关于“雅贪”、“雅贿”的处理规定，这些腐败分子就是钻这个空子。如，人称“中国第一大款警察”鞍山市的林福久，案发后收缴其字画和珠宝、玉器等，“三四十吨的集装箱装得满满的，恐怕至少价值上千万元。”换一个视角看，假如林福久没有其他经济及刑事上的罪行，这些字画等并不能引发林福久的案件暴露并使之判刑。因此，有些腐败分子看到了法律及政策上的空白与不完善，才采取了“雅贪”、“雅贿”的腐败形式。
其二，人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雅贪”、“雅贿”的形式及其危害，致使这种形式的腐败得以蔓延。我们在调查时发现，人们对传统意义的腐败现象，即权与钱、权与物、权与票（股票、证券）、权与色、权与权等的交换深恶痛绝，对其危害也认识极深。而对腐败分子的“雅贪”、“雅贿”的性质及危害认识不深、不清，甚至还存有各种认识的误区：一是并不认为“雅贪”、“雅贿”是腐败，而仅是一种“爱好”和“兴趣”，而且还非常高雅有品位。二是认为“雅贪”、“雅贿”好于“俗贪”、“俗贿”，收受字画、奇石、古董等不同于“俗贪”、“俗贿”人们是可以理解的。三是认为为领导干部送字画、古董、奇石、奇物等，顶多是为改善与上级领导关系，为了得到领导好感，投其所好，不能等于腐败。由于人们对“雅贪”、“雅贿”性质上认识的误区，甚至是认可、认同及宽容，没有看到“雅贪”、“雅贿”的性质与实质，在客观上助长了“雅贪”、“雅贿”腐败之风的迅速发展，助长了某些腐败分子的贪婪之心。这说明“雅贪”、“雅贿”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其三，少数领导干部已认识到这种带有欺骗性的“雅贪”、“雅贿”，其经济利益大于直接收钱，而且在市场上仍在不断升值、增值。在现实形态看，腐败分子收了钱后，有的存入银行，有的藏到秘密地方，有的进入洗钱或转移国外，这不但风险大，而且无法增值或增值较慢。如果采取“雅贪”、“雅贿”形式则相反，不但风险小，在法律上是空白而且在未来市场上增值空间极大。如李真赃物中有一枚国家级保护文物恐龙蛋化石，其直径达20厘米，起拍价是一万元人民币，其实是无法定价。再如，他人送给李真的一个翡翠摆件，起拍价高达19万元。因为这是用整块翡翠雕出来的，十分罕见，价值惊人。浙江省海宁市原副市长马继国，有三只专门装字画、古董、古玩的樟木箱，其字画有何香凝、何家英、黄胄、程十发、范曾等名人的，据嘉兴市检察院反贪局专家说，有些字画、古玩的价值无法计算和估算，而且市场价格不断攀升，其价值远远大于“俗贪”、“俗贿”所送的钱。所以，现在有些腐败分子开始转向“雅贪”、“雅贿”，既保险又实惠，是一箭双雕。
其四，腐败分子采取“雅贪”、“雅贿”追求的是安全、方便、欺人，还可以借收藏来隐瞒个人财产。我们党这些年加大了打击了腐败的力度，实行了个人存款实名制和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制度。腐败分子索贿受贿也不敢把钱直接存入银行，也不敢冠冕堂皇地购置房产或投向实业等。这样，便转向“雅贪”、“雅贿”收受和收藏，既能做到保值，又能增值。实行财产登记，也不可能对众多的字画、古玩、古董、奇石等进行登记，谁也不能把领导干部家中的文物、字画、奇石、古董等作为个人财产加以登记或追查来源及走向。其经济问题不露，这种“爱好”、“兴趣”就不是问题，权与收藏交易就不是事，谁也不会查处。在反腐败斗争的现实中，有的腐败分子利用“收藏”、“爱好”、“兴趣”等来瞒天过海，来对抗我们党的反腐败，并为自己辩护。如四川省营山县原县委书记杨敏培在法庭上说：“我是南充市书法协会会员，总是为单位、个人题字。我算了一下，这笔收入大概40余万。这些属于我的合法收入。”这种辩解根本站不住脚，40多万元还作为“合法收入”。可见，“雅贪”、“雅贿”的滋生并泛滥，实则是腐败分子为了隐瞒个人财产，是对抗反腐败的对策。在现实操作中看，这种“雅贪”、“雅贿”既方便又安全，因为它游离于党纪国法之外，其所收物品既能增值又能保值，其实惠远远高于对钱及票的收纳。因此，近些年来腐败分子的“雅贪”、“雅贿”才愈演愈烈，使看似高雅又有文化品位，实是丑陋不堪的腐败怪态日趋严重，颇有市场，其数量不断上升。这是目前党的建设及反腐败斗争亟待高度关注的新动向和新问题。
三、遏制“雅贪”、“雅贿”的对策与思路
遏制“雅贪”、“雅贿”最根本的是加强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完善法制和党纪，建立健全反腐败的预防机制，全方位、多渠道地对腐败现象进行综合治理。
第一，完善打击腐败的法律与党规党纪，堵住腐败分子钻“雅贪”、“雅贿”的法律与党纪的空白，用法律与党规党纪来惩治“雅贪”、“雅贿”现象。
如前文所述，目前“雅贪”、“雅贿”愈演愈烈，主要原因是腐败分子钻目前法律及党纪没有明确规定的空子，以这种方式进行腐败进而逃离法律和党纪的制裁。我国的法律和党纪并没有规定领导题词、题字可不可以收钱，也没有规定领导讲课可不可以拿讲课费，也没有规定给领导送一幅字画或古董以什么论处，等等。所以腐败分子都告别“俗”来装“雅”，追求有品位的“爱好”，以这种方式和形式达到追求私欲的目的。成克杰、慕绥新、王怀忠、马德等人都是如此。
因此，有关部门就应从法律和党纪党规的角度对此进行规定。如果从法律的角度加以规定还要有一个过程，但应该向新加坡及北欧国家学习，从执政党的党规党纪角度，对收受字画、古玩、古董及礼品做出量化的规定。立法部门也该从法律的视角对此做出法律安排。这样以法律和党规党纪的权威就会卓有成效地惩罚“雅贪”、“雅贿”。
第二，全面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简称《纲要》），加强制度建设，以制度医治“雅贪”、“雅贿”。《纲要》出台标志着我们党反腐败斗争由运动反腐败、权力反腐败转向制度反腐败。制度反腐是法治，是根本，是当今世界政治文明建设的大趋势和必然选择。《纲要》指出：“建立健全反腐倡廉基本制度。完善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完善反腐倡廉相关法律和规范国家工作人员从政行为的制度。——完善违纪违法行为的惩处制度。——完善对反腐败领导体制、工作机制。”[1] 细读《纲要》制度建设的内容，一是通过“四个完善”建立健全反腐倡廉的基本制度；二是通过“六项改革”、“三个公开”、“四个规范”推进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制度改革和创新。我们在反腐败斗争的操作层面，要将这些制度安排和设计细化，就会以制度的安排抑制和克服“雅贪”、“雅贿”的腐败及发展。
现在有一句话，细节决定成败。其实在制度安排和设计上，也是细节决定成败。如对国家公务人员行为约束还不够细化。世界上许多公认的廉洁国家，都是在制度设计上非常严格和细致。如在接受馈赠的范围和数额、财产申报的具体程序、公开程序和惩罚措施等都有量化的规定。新加坡在官员剪彩中的收受礼品额度等都做了规定，这些礼品包括字画、奇石、古董等。而我们的制度规定则细化、量化、操作化不够。北京市原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一次足疗给小姐20万元小费，发现就进行追查，其结果由于没有具体规定，也不了了之。我们的制度安排上有许多空子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
还有，我们在反腐败斗争中，不要单纯强调反腐败的打击强度，如判多少年或判什么徒刑，而更要强调反腐败的日常性、及时性和准确性。任何腐败都有一个发生、发展过程，应当强化制度建设，以制度的威力尽可能使腐败行为不发生或少发生，以及在发展初期就得到遏制，并且还以制度的力量提高腐败行为受惩罚的高概率性，从整体上提高腐败行为的成本。现在看腐败分子发生及暴露其周期十年左右，有的还是边腐败边高升，而且越腐败升得越快，这就需要拷问我们的制度，制度起了什么作用。如果制度健全并有操作性，就是腐败现象异化为“雅贪”、“雅贿”及其他什么形式也都能得到及时的解决和打击，决不会像割韭菜那样一茬比一茬旺。总之，要把制度反腐落到实处。
第三，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反腐败教育，使领导干部做到自律、自省，提高反腐倡廉能力。《纲要》强调了对广大领导干部的反腐败教育，由事后反腐变为事前反腐。从操作上看，反腐败教育、警示教育要有针对性，使领导干部对反腐败斗争性质及新动向有清醒的认识，警惕自己的“兴趣”、“爱好”被腐败分子所利用。有些人对腐败分子送的钱、票等有高度的警觉，就是因为在“兴趣”、“爱好”上放松了警惕，被腐败分子所利用。现在中国许多反腐败斗争的现实已证明了这一点。赖昌星在拉拢我们党的领导干部下水时说，就怕领导干部没有爱好。在他们眼中，“爱好”、“雅兴”、“嗜好”、“兴趣”是领导干部的“软肋”，抓住了“软肋”就百发百中。在赖昌星的案件中，被他打中的几个海关关长，如杨前线、接培勇等都是在“爱好”、“嗜好”上失手，最后被捆上赖昌星走私的战车。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也是一个爱好古董、古玩的腐败分子，其家中的玉石数不清，其中有两件玉器价值惊人：一把玉斧和一只玉狮。原来是慕绥新的前妻贾桂娥在玉斧下面长期压着、玉狮嘴里长期咬着慕绥新现任妻子平晓芳。这样的案例不多列举。可见，“兴趣”、“爱好”是我们领导干部的硬伤。
《纲要》的大教育格局，要求有关部门要有针对性地对领导干部进行教育，一要领导干部警惕这种“雅贪”、“雅贿”的新的动向，不要上当受骗；二要抑制自己的“兴趣”与“爱好”，防止被其所利用；三要认识到“雅贪”、“雅贿”的性质，防止重蹈某些人因“爱好”、“兴趣”的软肋被人击中成为腐败分子的覆辙，要自律、自省。
第四，加强对反腐败斗争的理论及动向的研究，密切注视反腐败斗争中出现的新动向、新情况。“雅贪”、“雅贿”早在前些年就存在，只不过仅是腐败现象中的少数或支流。但这些年却恶性发展，有愈演愈烈之势。而我们理论工作者及有关部门对此却研究不够、重视不够，理论研究落后于反腐败斗争现实，没有及早预见反腐败斗争这一新的动向并采取相应的对策。相反，某些腐败分子却利用这一武器，向我们党及各级领导干部进攻。如赖昌星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利用我们某些领导干部“爱好”、“兴趣”的“软肋”，将其一个一个地拉下水，成为腐败分子。可我们却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反击和打击对策，在理论上缺乏研究，腐败分子走在我们的前面。所以，我们要认真研究反腐败斗争中这些新的动向，并进行理论研究和分析，及时采取相应的惩治和打击对策。
总之，“雅贪”、“雅贿”仅是目前腐败现象的新变种，其性质不言而喻。有关部门及领导干部对此要引起高度重视，不断加强先进性建设，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采取积极相应对策，对“雅贪”、“雅贿”加以遏制和打击。
收稿日期：2006—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