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区域合作与上海合作组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亚论文,上海论文,区域合作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轰然解体宣告持续了近50年的冷战结束。这一重大事件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深远的后果之一，就是在原苏联废墟上催生了幅员广大的“后苏联空间”。由于历史发展进程的差异，中亚地区成为这一巨大板块中完成现代国家进程最艰难的部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五国从不得不脱离苏联原体的那一天起，在政权建设、经济自立、安全保障等国家进程的重要领域都面临着严重危机。虽然它们获得了以独立主权身份加入国际社会的资格，但是独特的地缘政治条件制约下的先天不足一时无法弥补，而在不断深化和加强的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中亚各国与世界主流发展方向的差距越来越大，甚至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这些必须解决、却很难彻底解决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担忧。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模式，这一问题不仅考验着独立初期的中亚各国领导人，同样也是独立10多年后的中亚国家必须继续认真考量的课题。而在巩固国家独立和促进地区发展的长期探索中，参与或结成多形式、多领域、多成分的区域合作，已成为中亚各国不约而同的摆脱窘境的主要途径。不同目的、不同层次、不同背景的区域合作组织在中亚地区层出不穷，并成为这一地区冷战后国际关系发展的一大特色。其中，逐渐走向成熟的上海合作组织正以其不断体现出的生命力、影响力、凝聚力而越来越引人注目。
一、独立初期国家能力的缺失
近代中亚各主体民族国家化的历史进程，是在强大的外力参与下以非自然方式完成的(或者说开始的)。在俄罗斯沙皇势力扩张到中亚地区前的漫长历史中，尽管在以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为中心的广大河中地区，曾经出现过无数当地民族建立的地区性政权(如塔希尔王朝、萨法尔王朝、萨曼王朝等)和一些外来民族建立的跨地区性政权(如西突厥汗国、阿拉伯王朝、喀喇汗王朝、花剌子模王朝、察合台汗国、帖木儿帝国等)，但是由于中亚居民游牧生活、生产方式的流动性特点对社会政治制度构建带来的局限性和地区外强大征服者的不断影响，这些政权或受制于地缘条件而不能充分发展成为近代国家的雏形，或在强大外力作用下使中亚各主体民族的国家化进程难以善始善终。1782年，沙俄政府在修建了奥伦堡堡垒线和册封哈萨克小玉兹努拉里汗基础上，颁布了在哈萨克小玉兹地区“建立秩序”的命令，这标志着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影响力正式进入中亚地区。到一个世纪后的1882年，沙皇俄国在阿什哈巴德建立了外里海州，直接隶属于高加索总督区。这时俄罗斯不仅已将政治文化影响力扩大到整个中亚地区，而且已通过建立作为沙俄政府正式的州、总督区等行政区划，将大部分中亚地区置于沙俄政府的管辖之下。（注：马大正、冯锡时：《中亚五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6、181页。）1899年，原属于高加索总督区的外里海州划归了突厥斯坦总督区。这时，在主要统辖中亚地区的突厥斯坦总督区下面就拥有了5个州级建制：锡尔河州、七河州、撒马尔罕州、费尔干纳州、外里海州，至此形成了基本覆盖整个中亚地区的行政管理网络。（注：孟楠：《俄国统治中亚政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为了巩固在中亚地区已取得的扩张成果，沙俄行政当局在这里采取了军政合一的管理措施。俄罗斯由沙皇任命的突厥斯坦总督既是本区最高行政长官，同时又兼任着突厥斯坦军区司令，而且在沙皇授权下还负有与周边国家发展外交关系的职责。尽管到1917年爆发十月革命前夕的中亚还保留着相对独立的希瓦汗国和布哈拉艾米尔政权，但实际上中亚本地民族的自主国家发展进程早已停滞。1922年底，第一次全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大会召开，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乌克兰、高加索联邦首批加入苏联。随后，中亚地区也开始了为准备加入苏联的民族划界。直到1936年，中亚地区的几个行政主体几经调整，最终以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五个主体民族共和国形式正式加入了苏联。
不论沙皇俄国时期的总督区、州，还是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中亚地区的各行政主体实际上都是在中央政权的直接控制下的次一级地方权力中心，不仅不具备包括独立司法权、军事权、外交权等在内的基本国家职能，而且，沙俄和苏联当权者为了有效的政治统治和降低管理成本，对中亚地区的行政制度安排和经济发展布局自然不会考虑其日后独立国家功能的需要。的确，地处欧亚大陆交通最闭塞位置的中亚地区在并入俄罗斯和加入苏联后，处于相对原始状态的各民族农牧业社会受惠于欧洲工业文明(尽管是经过改良的)的影响，以及冷战时期曾经成为有能力与西方霸权抗衡的超级大国有机组成部分的历史，都使中亚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出现了革命性变化。但也恰恰是在这种强大的外力影响下，中亚各主体民族自主的国家化进程停滞了两个多世纪。冷战结束后，中亚五国作为从长期分工细密并高效运转的一部庞大权力机器上散落下来的几个部件，在历史不给予丝毫缓冲机会的前提下，必须独立自主地面对纷繁复杂的地区形势和快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其面临的挑战之严峻、困难之艰巨不言而喻。
首先，不完备的国家安全保障能力使新获得的主权与独立面临外部威胁。苏联时期的中亚各国都不拥有自己的军队，按照苏联宪法，在中亚境内的军队均由联盟中央统一调动指挥。然而，独立之初的地区形势极不平静。据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回忆，“阿富汗境内的战争超过了边界，同塔吉克斯坦的国内冲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距哈萨克斯坦近在咫尺。在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边境，因水源和土地发生了几次冲突。格鲁吉亚爆发了战争，外高加索的事件严重地干扰了我们。同中国的边境问题，对我们来说，成了沉重的遗产”（注：[哈]纳扎尔巴耶夫著，陆兵等译：《站在21世纪门槛上——总统手记》，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页。）。
其次，断裂后的国民经济骤然跌入谷底。苏联解体使中亚各国国民经济体系受到破坏性影响，1991-1996年，中亚各国所有经济发展指标平均下降幅度在16％-50％之间，科研和设计潜力下降了75％-80％。（注：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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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алютный Фактор в зкономическойинтеграции стран СНГ//《Вопросы зкономики》，2003，№2，с.68.）苏联解体给中亚各国经济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原作为一个共同国民经济体系里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最不强大、最不发达、最不具有自主性的组成部分)，一旦从统一的国家经济运转链条上脱落下来，中亚各国经济多年依附于苏联经济而形成的共生性和单一性，在相当长时期内是难以改变和摆脱的。例如，乌兹别克斯坦的籽棉生产在苏联解体后不得不压低产量，人为减产近100万吨。尽管其2004年籽棉产量达到354万吨，并计划于2005年达到360万吨，但仍然与独立前的生产能力有差距。而在原苏联统一经济空间下形成的资源分配原则和基础设施格局，如矿产、水源、道路交通、油气管线等，在各国独立后如何公平配置与合理使用，也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第三，作为国际社会新成员面临的外交困惑。在苏联时期，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均没有自主外交权。虽然在苏联解体前，各国分别通过了《主权宣言》，中亚各国领导人根据苏共于1989年5月公布的《党在当代条件下的民族政策》(草案)，也纷纷开始了一系列外交活动，但这毕竟与主权国家应有的外交水平和能力不同。独立后，中亚各国以国际法主体身份开展的外交活动首先要完成三个层次的任务：一是尽快赢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二是在周边构筑一条稳定的安全带；三是为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争取外部空间和条件。（注：
.《Внешняя иолитика Казкхстана в условияхглобализаци》，АО“САК”，Алматы，2002г.，с.119.）完成第一层次的任务，对于新独立的中亚各国并不困难。然而对于更高层次的使命，长期置于超级大国强大羽翼下的中亚各国在资源、制度、组织各方面尚都准备不足，要以这样一种在思想、干部和经验等方面都处在摸索状态下的外交在国际环境最复杂的地区之一纵横捭阖，的确有些勉为其难。不论近现代历史给中亚社会发展造成了多大落差，当今中亚各国完成各自国家进程的步伐毕竟不会因此而中止。然而如何克服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国家能力缺失，保障和完善各国权力中心应具备的基本职能，成为中亚各国新一代政治精英层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区域合作形式的探索
在刚刚获得独立的中亚各国迅速确立和成熟起来的权力中心，敏感而准确地意识到了解决上述问题对年轻共和国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为维护新获得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保障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走出苏联模式瓦解造成的经济困境，中亚各国领导层和政治家们开始了不懈的探索和有效的尝试。在这一复杂而艰难的国家化进程中，中亚各国政治精英们首先遇到的难题是，在历史形成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和紧迫的现实需求以及严峻的客观条件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由于中亚民族国家进程的特殊性，面对当今世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中亚地区复杂的地缘因素，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并未因首次以主权国家身份和独立的版图加入国际社会同时具备作为现代国家在安全、外交和经济等领域应有的基本国家能力。有学者将中亚国家在初获独立时所面临的这种窘境概括为五大“结构性困难”：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分歧、对国际事务的无能、来自外部的国际干涉和发生在内部的社会冲突。（注：张锡模：《中亚区域安全净评估》，台北远景基金会2004年版，第53页。）西方人则将在中亚各国发生的现象，看作“虚弱国家”(weak state)的典型症状。（注：Martha Brill Olcott," Nation Building and Ethnicity in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the New Central Asian States," in Roman Szporluk,ed.,National Identity and Ethnicty in Russia and the New States of Eurasia,New York and London:M.E.Sharpe,1994,pp.209-229.）中亚各国的政治精英们也十分清楚，要解决这种由于国家能力缺失而造成的结构性困难和矛盾，靠现有国家机器和有限的自主资源是难以达到既定目标的。中亚各国独立后都曾把加强各自国家机构建设作为独立建国的首要任务，并在继承苏联的有限政治、外交和经贸资源基础上，借助创立民族国家带来的一切机会，竭力开发新的政治资源。然而，使各自国家能力达到应对内外复杂局面和强大外部压力的水平仍需相当长的时间。在凭借极有限的自身地缘政治力量无法解决这一矛盾的前提下，中亚各国领导层自然而然地将寻求自立与发展出路的范围扩大到全地区、乃至全世界。
如果说中亚各国在独立建国初期选择了多边平衡作为对外发展战略的话，通过国际性区域合作弥补自身国家能力缺失则是各国积极完成其国家进程的重要实践。设定不同的国家及地区目标、参与不同背景的国际组织、重点解决不同领域的现实问题，在国际合作的框架下借助于大国或“成熟国家”的力量完成自身力所不逮的职能，这是中亚各国独立后踊跃成为众多地区性国际合作组织成员和推动建立种类名目繁多的地区合作组织的基本动机。这实际上是由中亚各国主导下的一场国际化的特殊国家进程。对于中亚各国而言，这既是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也是一种不得已的方式。因为这不仅是有效解决中亚各国面临的主要内外问题的出路，同时也为新生国家带来了若干潜在风险，即合作中存在着付出部分主权代价或出让大量经济利益，甚至于放任意识形态渗透而牺牲社会稳定的可能性。鉴于此，中亚各国政治家们首先进行的大量工作，就是对国际合作范例、历史经验和地区现实需求进行系统研究。经过充分的比较分析和理性思考，一些学者提出的结论性判断引起中亚各国和国际社会的注意。他们认为：(1)中亚各国的国家进程将是一个共同完成的过程，是一种一体化形式下的区域合作过程；(2)中亚地区的一体化合作进程将与本地区国家政治进程、社会经济进程、民族文化进程同步前进；(3)一体化合作将是一个由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向共同市场、统一经济空间和政治、文化一体化不断扩大的渐进过程。（注：К
.С.К.《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путях интеграции：геополитика，зтничность，безопасность》，“КАЗАКСТАН”，Алматы，2002г.，с.14-41.）针对中亚地区和各国面临的具体地缘条件，有的学者明确提出，确保这一区域合作活动有益于中亚各国的国家进程，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各国领导集团的统一意志；(2)各国总体社会形势和宏观经济形势的稳定；(3)系统的规章制度建设；(4)发达的交通、通讯、能源、商贸、金融、流通网络；(5)有权威和能力整合中亚各国不完全经济、外交资源的委员会机构。（注：К
Ам
л.《Трудное восхождение на путях к рынку》，“Едорда”，Астана，2004г.с.477-478.）
在中亚地区独立后的10多年中，出于各国巩固政治主权、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经济的迫切需要，以及地区外大国与国家集团急于在中亚地区确立各自的利益存在，在中亚地区先后出现并活跃着许多具有不同国际背景和在不同领域中发挥作用的区域性国际合作组织。众多区域合作组织并存于中亚地区，并且往往在同一合作领域(或者是在相近的合作领域)交叉发挥作用，这已经成为中亚地区国际政治活动重要特色之一。中亚各国分别依据自身地区利益，普遍参与这种覆盖面广泛的区域合作实践。积极的区域合作活动不仅划出了中亚各国外交政策的主线，而且还明显体现了一系列中亚地缘政治的共同特点。首先，具有明确的务实策略需求。中亚各国积极参与的每一项区域合作活动都有具体目标，或依托大国支持巩固独立主权，并以国际法主体跻身国际社会，如独联体、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或维护原有经济联系，保障国民经济发展的最低条件，如欧亚经济共同体、关税联盟等；或协调各国国防力量及护法机构合作，加强地区共同安全保障，如和平伙伴关系计划、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其次，竭力扩大合作成分的多元性。中亚各国平衡外交的国际关系基础，是包括各大国博弈势力并存中亚的地区力量多极化趋势，以及林立于中亚地区的各个区域性合作组织。分别参与这些有不同大国背景的组织，也成为中亚国家与大国影响力在本地区内形成良性互动的最佳方式。第三，随着地区政治力量对比变化而继续不断发生新的整合。这一趋势和特征在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升级和“古阿姆联盟”的分分合合中都有所体现，而2004年10月作为区域外成员的俄罗斯加入中亚合作组织和2005年10月中亚合作组织并入欧亚经济共同体，（注：В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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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Узбекский гамбит Путина.Что потребует от России ее ноый ‘союзник’И.Каримов？ИА “Росбалт”.- http://www.centrasia.org/newsA.php4? st=112888000(07,10,2005).）更预示着中亚地区不同组合的区域合作发展充满变数。尽管许多学者对于目前中亚地区这种多元区域合作关系和状态并不乐观，（注：俄罗斯独联体研究所所长扎图林认为，在一个地区，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安全合作机制，就可能引起地区的不稳定，更不用说有三四个了。这是他于2002年5月在“中亚形势与上海合作组织”国际研讨会上发言的观点。见赵华胜“中亚形势变化与上海合作组织”一文注6(载于《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6期)。）但这毕竟是中亚地区各国成熟与发展无法回避的过程。
三、中亚区域合作中上海合作组织的定位
如果说2001年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在中亚区域合作中独树一帜的话，那么1996年开始的“上海五国”会晤形式已为这一合作机制的确立塑造了雏形。尽管“上海五国”区域合作机制化程度不高，并基本局限于中国与前苏联4个拥有共同边境的新独立国家之间在地区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但它在短短5年内即获得了立足于中亚地区政坛的国际政治基础，这足以说明冷战后中亚地缘政治格局为这一特定区域合作模式提供了必须的条件。“上海五国”为其后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内在动力：(1)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是各国共同需要，以及必须通过有效互利合作实现这一目标等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2)愿意超越冷战思维，超越国家意识形态、民族文化传统、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的差异，积极营造地区和睦关系；(3)通过解决边境地区的军事互信和裁减军队问题、反对地区内宗教极端势力和有组织跨国犯罪，树立区域合作机制化的权威性。
尽管中亚地区形势在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后的4年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上述区域合作条件不仅没有弱化，而且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地缘政治条件的发展和变化，进一步强化了中亚各国在继续国家发展进程中对区域合作的依赖。对中亚各成员国而言，上海合作组织在诸多地区性合作机制并存和地区国际政治关系大起大落形势下更加彰显其不可替代性。不论是“9·11”后的阿富汗反恐战争引发的地缘力量结构巨变，还是伊拉克战争对中亚各国在国家政权和社会意识形态层面引起的震动；不论是西方“民主改造”浪潮在独联体地区及中亚催生“色彩革命”，还是“伊斯兰解放党”或“阿克罗米亚”再次酿成极端主义对地区安全的冲击，都促使中亚各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区域合作的认识更加理性和明确。
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反恐和能源安全等主要问题，牵动着中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发展方向；全球化对中亚地区越来越深刻的冲击，增加了区域合作在复杂条件下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新的考验和挑战面前，结合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经验，中亚各成员国与中国、俄罗斯在加强与发展区域合作的原则和策略上正逐渐形成坚定而务实的共识。一方面，继续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内部的机制化建设，是应对地区及全球性因素影响的重要举措。在成立4年多的时间里，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机制建设任务，尤其是2004年开始启动的北京秘书处和塔什干地区反恐机构，为保障上海合作组织主要工作任务的完成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在200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发表的《阿斯塔纳宣言》中，各成员国领导人不仅高度评价了前几年的机制建设成就，而且提出了提高上海合作组织“所有机构和机制的工作效率和协调作用”的任务，并首次将秘书处领导职务的俄文称谓改为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网，2005年7月5日，http://www.sectsco.org/news_detail.asp? id=499。）另一方面，不断及时明确和调整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合作的任务定位，是适应地区形势变化和保障合作发展的基本策略前提。正确把握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基本方向，不仅必须参照世界及地区条件的变化，也一定要考虑各成员国对不同区域合作领域的需求变化。
首先，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依然是区域合作的重心。在地区安全领域中的务实合作一直是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方面，也是各成员国出于共同需要而有可能最早达成一致的合作领域。由于中亚地区制约安全形势发展的主要地缘政治因素的跨国性特点，有可能构成安全威胁的力量一旦形成，受其影响的范围往往不会仅局限在一国之内，而是很快地向其他国家蔓延。同样，若要有效防范和打击威胁一国安全的恶势力，也必须在中亚相关国家通力合作下才能卓有成效。通过几年的安全合作实践，中亚各成员国对这种地区安全特性已有了比较成熟的认识。例如，对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打击“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恐怖组织的活动，俄罗斯、塔吉克斯坦都曾予以密切配合；对中国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也都在法律和行动上给予了有力支持。（注：Jean-Christophe Peuch," Central Asia:Uighurs Say States Yield to Chinese Pressure," RFE/RL Weekday Magazine,March 29,2001.）随着地区安全形势因中亚各国政局可能发生突变而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前景，上海合作组织各国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尤其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更加有针对性地合作打击“三股势力”和建立反毒品、反非法移民工作机制，仍将是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合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另外，在中亚地区各国“后苏联”时代结束前的政治更迭期到来之际，似乎要席卷独联体的“民主改造”浪潮和“色彩革命”风波也刺激着中亚国家的各种政治势力，年轻的共和国由于尚未经历过国家权力的正常交接而缺乏相应程序和经验。为保障各国政权通过宪法程序实现平稳过渡而提供信任和理解的地区政治氛围，也将是上海合作组织应当担负的政治安全责任。
其次，运用多边合作框架营造地区经济良性发展环境。在中亚各国发展国家经济的特殊需求下，上海合作组织推动在经贸领域中的多边合作已经初具规模，2003年的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为本组织范围内的经贸合作做出了宏观规划，旨在20年里实现成员国间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自由流通，并力促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时，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了多个工作组，以解决海关合作、跨国运输等问题，还在一些具体的领域中提纲挈领地策划制定了120多个具体项目。2004年9月在比什凯克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落实措施计划》，推动了中亚各成员国在能源、交通、环保、紧急救灾、文化和教育部门的特色合作步入务实轨道。然而，由于中亚国家目前均处于社会经济转型的敏感、脆弱阶段，能够投入到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财力、物力有限，且各国间经济利益、发展模式、合作需求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尽管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经济合作展示着毋庸置疑的深厚潜力和广阔前景，但它也面临着诸多现实制约。要使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突破地区经济发展瓶颈并维持持久动力，关键在于为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经济活动中找到适当的、可以发挥实际作用的位置。为了达到上述目标，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区域经济合作应遵循以下原则：(1)以营造良性经济合作环境为主要任务，避免直接参与具体合作项目，上海合作组织毕竟不同于单纯的地区性经济合作，对地区经济合作发展而言，其主要作用应定位于帮助各成员国政府及职能部门协调关系、指导专门机构或小组制定有关的法规和协议、引导地区及各国市场逐步与世界经济发展同步等；(2)开辟有利于各成员国的经贸走廊，弥补各国经济发展模式单一的缺陷，使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经济合作有别于、并互补于大多数成员国已经参加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统一经济空间”，成为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具有独特作用和吸引力的经济活动平台；(3)以法规、协议等形式，并通过专门指导小组、基金会、企业论坛等机构，有选择、有区别、有重点地促进和扶持成员国间的双边经贸合作关系，而且应该仍然以交通、能源、通信等各成员国亟待发展和更新的部门为优先领域，在预期取得有效的双边合作成果的同时，为更深入、更广泛的合作奠定前期基础。
第三，为推广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拓展人文基础。倡导在冷战后的世界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在国际社会树立一种新安全理念，推动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中形成新的政治、经济秩序，这是年轻的中亚各国顺利推动各自国家进程所需要的外部条件，也是上海合作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又一层重大意义之所在。著名的“上海精神”中充分融入了这样的理念，“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2002年，各成员国又将“推动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内容，正式写入了《上海合作组织宪章》。2004年，胡锦涛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上的发言中，对各国应着力推动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了概括：“政治上，要坚持多边主义，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安全上，要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摒弃谋求单方面绝对安全的观念和做法，以互信求安全，以合作求安全；经济上，要开展平等互利的全面合作，实现各国和各地区的均衡发展；文化上，要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促进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国家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和谐共处。”（注：胡锦涛：“加强务实合作，共谋和平发展——在上海合作组织塔什干峰会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04年6月17日，http://www.fmprc.gov.cn/chn/wjdt/zyjh/t140098.htm。）互利的基础是互信，但由于历史上各国间民族发展进程的差异，客观上形成了长期的社会文化隔阂。尤其在中国与中亚各国之间，虽然地理上毗邻而居，但是囿于古代中原与中亚民族之间在社会生产方式上的重大区别，除了难以影响全面关系的“朝贡体系”及长期存在和后期发展起来的边贸体系(如晚清新疆的“茶马贸易”)外，中国与中亚之间的相互关系多为战争和隔离的历史。因此，促进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社会文化交流和人文领域合作，不仅是巩固区域合作的关键性基础，也是实现长远目标的重要战略举措。
第四，推动区域合作的跨地区发展，开拓国际活动空间。2004年的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即已形成共识：巩固组织内部机制的任务基本完成，同其他国际组织和国家(成员国以外)开展合作将成为该组织的新任务。此次会议还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条例》，使本地区及周边一些对区域合作抱有极大兴趣和利益相关的国家了解、参与上海合作进程成为可能；同年12月，上海合作组织获得联合国大会观察员地位；2005年4月，又与东盟和独联体签署谅解备忘录。这一系列成果说明，中亚各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区域合作及其与外部联系和外部力量的参与已经形成越来越理性的认识。“9·11事件”后，美国在中亚地区确立了长期军事存在。尽管上海合作组织在2005年的元首峰会上决定，以《联合宣言》形式敦促美国确定从中亚撤军的最后期限，但美国利益长期存在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最近，美国中亚问题专家再次撰文指出，美国政府和议会对中亚地区的利益尚“不清楚”，而且“关注不足”，如继续持“漠不关心”的态度，则将要“付出更大代价”。（注：S.Frederick Starr," A Partnership for Central Asia," Foreign Affairs,New York,July/August 2005,p.178.）在此情形下，上海合作组织当然应该形成自己的原则性立场。俄罗斯学者曾经认为，鉴于上海合作组织所覆盖的地区处于关键的位置，为了缓解可能出现的紧张局面，有必要建立组织外的对话伙伴机制(与美国、日本、印度等)，在这些预设的框架下寻求平衡、避免分歧。（注：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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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итай：угрозы，риски，вызовы развитию》，Московкий Центр Карнеги，Москова，2005г.，с.17.）对此，中国学者也曾有过类似的观点，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与北约的对话将是个可能的趋势，因为中亚各国均已分别与北约开展对话乃至合作，俄罗斯也与北约建立伙伴关系，中国正在寻求与北约对话。实现这一可能性的前提是在内部形成统一立场和维护组织团结，以一个声音说话。但就目前而言，作为地区合作组织的上海合作组织与作为军事联盟的北约在诸多方面尚不对等，因而也很难成为对话实体。（注：“上海合作组织握手北约，美国支持，俄态度是关键”，《国际先驱导报》，2004年6月18日。）尽管上海合作组织与在中亚地区有相关利益的大国之间打开通畅对话渠道和建立良性互动关系还存在着许多障碍，但中亚地缘政治舞台多元化已经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事实，上海合作组织必须适应这种与不同角色打交道的新情况。这不仅仅是上海合作组织为了优化地区合作环境的策略需要，也是其健康发展乃至继续生存的必要条件之一。
深入考察中亚地区近代以来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人们均不会忽略这样一个重要特点：由于中亚地区特定的自然和人文因素作用，各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依存关系是地区发展的重要条件。不论是在以民族、部族为政治权力主体的时期，还是在获得国际法主体地位的今天，政治上的互信支持和经济上的互利合作是中亚民族和睦与繁荣的基本道路。体现着地区力量良性互动的上海合作组织，必将在克服诸多困难和挑战的同时，为中亚区域合作拓展更加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