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激励思想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人为本”是管理的核心，提高管理绩效的关键在于运用适当的激励思想和方法，充分调动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尽量提高组织内人员的工作绩效。管理者就是要通过了解组织中人员的需要，激发员工的内在动力，使其朝向所期望的目标前进。“间于天地之间，莫过于人”(《孙膑兵法·月战》)说的是管理者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管理的好坏是与激励思想、激励方法有很大关系的。古人认为“官之失能者其取国乱”(《韩非子·人主》)和“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韩非子·难势》)。帝王善于任用贤德之士即可无为而治，民心归附，国泰民安；反之，则众叛亲离，国破家亡。唐初魏征、房玄龄辅助李世民则国泰民安；宋末贾似道当政则断送了南宋江山，这就是很好的例证。研究、借鉴这方面的成果，对于探索适合当代中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激励方法，是有必要的。中国古代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组织管理者都十分重视运用各种激励思想、激励方法，提出了很多对现在仍有借鉴价值的思想和具体的实施方法。
一、“选贤任能”多种选拔人才的方法
古人认为具有良好品德是人才的首要条件，提出了“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资治通鉴》)的观点。这在市场经济时代尤为重要。古代有时有专门负责选才的官员(类似于现在的人事或人力资源专员)，对选拔人才的人的要求也是很高的，“善择者制人，不善择者人制之”(《资治通鉴》)。道家的葛洪提出“故用才取士，推昵结友，不可以不精择，不可以不详试也”(《抱朴子·外篇·行品卷二十二》)，即是说用人、结友时应多考察。
中国古代的选拔人才的方式灵活多样，特别是在特殊情况下。中国古代选拔人才时最成熟的选拔机制就是科举制度，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它是一种选才广泛、方法完备、制度严格、标准统一的人才选拔体系，基本上纠正了世家大族所垄断的用人和掌权的状况，也削弱了荐举的功能。汉武帝在为解决与匈奴打仗时繁重的军费开支，采用“置赏官，名曰武公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诸买武公爵制千夫者，得先除吏”(《资治通鉴))的“买官制”；“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即资历)”(《资治通鉴》)，但还是有“任人以语”的现象，汉朝章帝就是根据孔僖的谈吐不凡而任命他为郎中；中国古代还有根据人口数量来选才。汉朝由于边疆地区人口稀少，差役繁重，和帝下诏书：“抚接夷狄，以人为本，其令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以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资治通鉴》)；汉朝元帝以质朴、忠厚、逊让、德行四项为标准每年令光禄勋去考核郎、从官，并将其成绩按高低顺序排列，以此考核来决定在职官员的去留升迁。
现在政府公务员与干部、企业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选拔或录用都在使用现代的、科学的、多种多样的、适合本组织的“以试取士”。但是，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选拔方式等诸多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改进，必须公平、公正、公开地选拔人才，必须因时、因势选拔人才。切忌只做形式，否则会失去民心。考核时应选择好考试的内容和设计好考核的指标，根据组织的实际情况可以适当增加一些可量化的绩效考核指标，使之科学化、合理化。组织在选拔人才时可适当增加方法、范围、多种渠道。目前我国企业比政府做得好，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做得好。特别是在政府机构中“能下”的工作还应加强。只有采用恰当的选拔人才的方法，才能激发组织中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否则，选才方法不当会导致员工对组织失去信心，他们工作就会敷衍了事，甚至炒老板鱿鱼，这样会给组织带来很大的损失。
二、“用人如器，各取所长”的激励思想
“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人才者，犹有用之器也”(《资治通鉴》)。每个人的能力也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夫天有其时，人有其功”(《资治通鉴》)，用人、物也应因功其用。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是对管理者的最低要求。同时也是对管理者的尊重，从而激发组织中的成员想要获得成功的心理需求，如果形成这样的一种氛围，组织中的成员个个就具有了主观能动性，实现组织既定的目标也就为期不远了。
古代选才的标准是多种多样的。“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以一节取也”(《资治通鉴》)，因此古人认为人才的标准也是不一致的。孙武是以“进不求功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孙子兵法·地形篇》)为选将帅的标准。庄子是以“静而圣，动而王”(《庄子·天道》)为理想的领导者。如果达到“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则“宜为君者也”(《资治通鉴》)。因此用人、治国时需根据不同人才的优缺点，扬其长、避其短。汉武帝认为：那些容易翻车之马，还是放荡不羁之士，重要的是怎么引导、使用。“圣人之官人，犹匠人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去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资治通鉴》)。“人不可以求备，必促进其所短，取其所长”(《资治通鉴》)。
根据“用人如器，各取所长”的激励思想，现在应该在激励方式上要不断创新。针对不同的员工由于自身的情况和需求的不一致，可以采取不同的激励方式。这样就可以既能留住企业所需的人才，又能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还能使社会总的人力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和社会总福利的增加。这样对于企业、社会、员工都能发挥最优效用。组织需要的是适合自身的需要的方方面面的人才，这就形成了不是所有员工的能力和技术都是适应本组织的需要的矛盾。解决的方法首先是根据“用人如器，各取所长”的思想在本组织内进行人力资源的调配。
三、“民为贵”的精神激励思想
儒家孔子主张“施仁政”，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天下》)。统治者决策时，顺应民心，使民成为顺民，从而形成凝聚力。战国时期的吴起担任大将时，有个士兵患了毒疮，吴起亲自用嘴为他吸吮毒汁。士兵的母亲听说后痛哭不已。人们问她为什么?她回答说：“当年吴将军为孩子的父亲也吸过毒疮，他父亲作战从不后退，后来战死在敌阵中，吴将军又为我儿子吸毒疮，我不知道他会死在何处，所以哭泣”。有这样的将军，他的士兵能不努力作战吗?武则天常采用赐人姓“武”以示奖励，视为知己；废除“武”姓以示惩罚，作为异己。唐太宗亲自为生病的中书令兼右庶子马周调配药物，又让太子前往询问病情。这体现其关心下属，视下属为知己。统治者礼贤下士，被统治者也就愿意为知己者奉献一切乃至生命，以示报答知遇之恩、知己之恩。三国周瑜对蒋干前来游说投降曹操时说：“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资治通鉴》)，就表达了被管理者报答知遇之恩的一种心情，同时也体现了被管理者渴望而且难得遇见“伯乐”。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因蜀亡而死。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双方以此形成一种为“为知己者死”的氛围，代代相传。如若违者视为薄情寡义者、判逆者，会受到社会和组织的排斥和惩戒。所以孟子得出结论：“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也”(《孟子·离娄上》)。
根据“民为贵”的精神激励思想，实施情感激励对增强企业凝聚力和竞争力有着重要作用。现在多数组织对情感激励都非常重视，如尽力改善职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经常与职工沟通，及时了解他们在生活上的困难并全力解决，让职工满意；尊重信任职工，重视他们的意见或建议，这有时能起到比物质激励更好的效果。情感激励在家族企业特别是在创业时期中使用得比较多，但也有少数企业在这方面还做得相当不够。这些企业的经营者必须转变管理思想，重视情感激励，否则企业会被时代淘汰的。现代组织还应该在激励方式上不断创新。针对不同员工自身的情况和需求不一致，改变单一的、僵化的激励方式，尽量针对不同的人、事、时实施不同的而且是最有效的激励，以示重视员工及其工作。这样既可以能留住企业所需的人才，又能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还能使社会总的人力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和社会总福利的增加，对于企业、社会、员工都能发挥最优效用。
四、“赏必行，罚必当”和“礼法相济”的激励思想
这要求管理者要赏罚严明，善于通过奖赏和惩罚两种强化激励手段，以次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提高绩效。韩非认为人的天性是趋利避害，管理者必须慎用赏罚二柄，赏罚的原则是“功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韩非子·二柄》)。卫青出生卑微，因其赫赫战功，同样也被汉武帝封为长平侯(原来只有刘氏宗族才能封侯)。汉宣帝下诏书说：“盖闻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唐、虞不能化天下”(《资治通鉴》)。不分人的贵贱，谁有功就赏谁，谁有过就罚谁，应该是“赏不避雠雠，罚不阿亲戚”(《资治通鉴》)。
怎样才能做到恰当呢?“以轻为德，以重为威”，“赏不僭，刑不滥；与其不得已，宁僭无滥”，在一般情况下应该是“明君赐赉，宜有品制；忠臣受赏，亦应有度”(《资治通鉴》)。孙膑提出的“赏不逾日，罚不还面，不维其人”(《孙膑兵法》)就是赏罚必恰当、公平。魏征认为：刑烂则小人道长，谬赏则君子到消；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而治安刑措，非所闻也(《资治通鉴》)。赏罚的关键就是严明、公正。如果做到赏善罚恶，禁暴诛乱，违法乱纪的现象就会减少。只有做好“赏以劝善，罚以惩奸”(《资治通鉴》)的正负两种强化激励手段，才能“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孙子兵法·九地篇》)，才能得心应手地运筹帷幄，使军队、国家等组织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和竞争力，才能达到无为而治的管理最高境界。
古人都非常重视“礼”，它相当于现代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社会舆论等非刚性的约束机制。“三纲五常”一直作为中国古代治理国家、统治民心的最基本的“礼”。孔子尊崇“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的管理思想，用“道”来协调人际关系，用“礼”来规范人的行为。孟子认为：“无礼仪，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孟子·尽心下》)。“礼法相济”的实质就是规范人的行为，减少统治者、管理者的自由裁量权。古人也都慎用“法”。认为出令如出汗，令出了就好像出汗一样不能再返回体内。“法”必严明、公平。曹操违纪，自罚“割发代首”；街亭失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些历史典故都是执法严明的例证。唐朝还设有监督执法者的法律：错判人入狱者官降三级；错放则官降五级。荀子提出“治之经，礼与刑”(《荀子·成相》)的统一的国家政治管理制度和法律规范，并且“礼”、“刑”之间的关系是“礼表法里”。庄子认为赏罚之间的关系是：“以刑为体，以礼为翼”(《南华经·大宗师》)，他们都认为礼法必须结合才能很好的管理国家。在公元前359年，公孙鞅提出了：“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资治通鉴》)，后来商鞅也提出了治理国家应“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的权变管理思想。
这就要求组织的激励系统应该是公开、公平、公正并且是同一套系统。还要礼法相结合，法治、德治结合，并因时因事而调整，才能使被管理者认为得到了管理者重视和尊重，才能使其从内心深处为组织既定的目标而不懈努力。特别是在家族企业中就更应注意这个问题，如若不然，就很难激发非家族员工对组织产生向心力，很难不使他们产生二心。我国的法律体系比较健全，但对违规违纪现象还存在“罚不当”的现象，应该引起高度的注意，从制度上、法律上应增强对执法者的监督，如有必要可以在各级人大设置专门的监督机构。
五、“身先士卒”的激励思想
这是说管理者、统治者要知人善任，严于律己，身先士卒，以自己榜样的作用和力量感染、激励下属。得民心的关键是以德服人。孔子认为“政者，正也”(《资治通鉴》)，即政治就是端正自己。孟子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其基本要求。“修身、养性”才能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理国家的管理能力。战国时的龚遂发现齐国风俗奢侈，不愿在田间耕作，于是“乃躬率以节俭，劝民以农桑，各以口率种树畜养”(《资治通鉴》)，因此，他领导的渤海地区人民富裕了。李世民率兵打仗时，“每战，世民亲被玄甲帅之为前锋，乘机进击，所向无不摧破，敌人畏之”(《资治通鉴》)；治理国家时主张：“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流之清，不可得矣。”(《资治通鉴》)这样的领导能不使被管理者臣服吗?
这要求领导者要做好榜样，发挥榜样作用，以自身的模范言行带领全体员工实现既定目标。榜样的示范作用比刚性的规章制度、命令等更能激发员工的内在动力因素。特别是领导者的模范带头作用，对部下的行动有极大的激励作用。领导者的模范带头作用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说服力、甚至是威慑力。它可以作为直接命令最好的辅助手段。领导者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的行动，就是对下级最好的教育。因此，领导者应努力提高自身的各种素质，加强自己的修养，从而达到组织中的人性化管理。领导者应做到大公无私，诚实守信，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取信于民，推动良好的社会风气或企业文化的形成，以激发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六、“上下同欲者胜”(《谋功篇》孙武)的激励思想
荀子认为“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必须是“上下俱富”(《荀子·富国》)。上下同心同德则无往而不胜，上下离心离德则一盘散沙，不攻自破。刘基把君王“聚民”比喻成“抟沙”，尧舜“以漆抟沙”则聚合的沙永不分离；夏商周“以胶抟沙”则聚合的沙有时会溶解，但不会立刻散开；诸侯争霸时“以水抟沙”则聚合的沙一旦冰消水化则一下子散开；最低下的“聚民”是“以力聚之”，犹如“以手抟沙”，拳头一放，聚合的沙就散开(《郁离子·抟沙》)。上下同欲是取胜的必备条件，因而各种激励方法的采用，都必须促使上下同欲。廉颇和蔺相如不计个人的名誉、地位而团结一致，其目的就是为了共同的目标：使赵国强大。战国鲁仲连总结田单率军占败燕国的根本原因是“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闻君言莫不挥泣奋臂而欲战”(《荀子·成相》)。公孙弘在汉武帝举行的考试时对“天地之和”进行了充分的阐述：“气同则从，声比则应。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资治通鉴》)。古时候国有喜事而大赦天下，其目的是使包括罪犯在内的全国人民同喜，其实质就是为了增加全国凝聚力、向心力的一种激励措施。
组织一般普遍对中高层人才的激励比较重视，能运用物质、精神、工作、情感等多种激励手段激发其积极性和创造性，而对普通职工的激励相对重视不够。一个比较完善的激励措施应该是对组织中所有的员工都要起到激励作用。这样才能使组织中的员工“上下同欲”。组织中的员工“上下同欲”的目的达到之后，离组织完成其短期目标、长期目标也就不远了。虽然组织中的员工需求不同、贡献不同，对技术管理人才和一般职工的激励方法组合和给予激励的标准会有差别，但是在激励重视程度上应一视同仁、赏罚分明，并且“赏必行，罚必当”，才能使员工知道怎样做才是正确的，以此形成和维护企业稳定的文化系统。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加企业整体凝聚力，朝着组织既定的目标发展。要让职工充分参与管理与决策，了解组织的长期目标、短期目标和长远的战略目标。同时也应使职工的意见能顺畅地到达决策层。管理阶层应使员工工作丰富化。现代企业都实行了目标成本管理和质量管理甚至是全面质量管理，对每个岗位都有成本目标和质量标准要求，这对加强管理非常重要，但如能在分解目标任务时相应地赋予职工一定的权力，使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目标、有责任、有权力，会对完成目标任务起到激励作用。就可以对中层以上人员制订富有挑战性的工作目标和给予更大的工作权限，以满足其渴望挑战，渴望进取成功的需求。这样才能为员工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为国民经济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