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问题与现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青少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以来，青少年形象及相关的青春等概念的文化含义和社会价值似乎一夜之间改变了。1933年，当年轻导演让·维果将寄宿学校的学童经验和人生经历定格在《操行零分》中时，青少年与青春成长就被抹上了厚厚的阴郁难看的灰色调子。《操行零分》不仅预示了电影影像表达的文化潜能，而且向现代社会提出了严肃而沉重的文化问题：在高度组织化、体制化的现代社会体系中，青少年及其成长成为必须谨慎和妥善处理的社会性问题。从社会学的理论视野看，青少年教育和社会化问题已成为某种颇具现代性或后现代性色彩的人类困境。特别是1960年代以来，叛逆青少年及其创伤性成长经验已成为一种显在而突出的生命体验。
一、青少年问题的自然年龄维度
现代社会的剧烈变动逆转了曾经被神化的青少年形象及其成长经验，受经济、政治和文化多重规约的青少年健康成长成为人们密切关注的问题。然而，从学理上考察，青春、青春期与青少年等概念并非不言自明。通常，人们有意无意将这些概念看作单纯与自然年龄相关的概念。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将“青春”解释为“青年时期”或“青年人的年龄”；而把“青年”解释为“人十五六岁到三十岁左右的阶段”或处于“上述年龄的人”；“青春期”则被解释为“男女生殖器官发育成熟的时期”。从上述解释看，不管是青春、青年还是青春期都主要是一个与年龄有关的概念，青年和青春期问题主要是一个年龄及由年龄引起的问题。与之相对应，韦氏大词典这样解释youth：生命中的年轻阶段，特别指童年与成熟之间的时期；存在、生长或发展的早期阶段；年轻人，特别是青春期与成年之间的男人；年轻的人或生物；生机勃勃的存在品质或状态。与youth密切相关的是adolesence，韦氏词典这样解释：(1)成长的状态或过程；(2)从青春期到法律上成熟的生命阶段；(3)（语言或文化等）成熟之前的发展阶段。与《现代汉语词典》和韦氏大词典单纯强调年龄等因素不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更注重这些概念中与年龄相关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特征。
可以看出，不管青少年、青春或青春期等概念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理所当然地等同，其内涵却是不同的。正像大多数青少年问题专家所指出的那样：青春和青春成长基本上是与现代工业文明共始终的问题。随着现代性价值的全球化传播，青少年成长问题不再是个别性的文化现象，也绝不是只有发达国家才面临的问题。正是意识到相关问题的严重性，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高度关注青少年成长问题。在联合国相关机构的调查和分析中，人们发现，关于什么是青少年、何谓青春期这样的基本问题在各国文化和社会中存在很大的分歧，于是自联合国国际青年年（1985年）起，联合国大会把“青年”的定义统一为15～24周岁的年龄群体。从此，联合国组织中的统计机构和青少年办公室便采用了这个定义，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口普查机构也采用了这个定义[1]。1998年，世界卫生组织从福利与健康角度把“青春期”界定为年龄在10～19岁的人，并指出全世界有20%的人口是青春期人口（其中85%的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世界卫生组织高度关注近年世界范围内出现的青少年健康成长问题，认为青春期是通向健康的最关键时期，70%的成年人过早死亡都与青春期形成的不良生活习惯有关。青春期成长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和健康问题的影响。在类似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中，关于“青春期”的年龄规定通常有15～19岁、15～24岁、10～19岁、10～24岁等多种[2]。概念多元化的内在原因在于，青春和青春期等并非仅仅是涉及自然年龄的时间概念，它不仅与世界各国特定的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而且与其历史文化传统紧密相连。青春期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生物学概念，它还广泛涉及法律、社会历史、人口和文化行为等多个方面。
二、青少年问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维度
如果仅仅执著于年龄这个自然层面，那无疑是将青少年问题简单化和绝对化了。人类文明不止一次证明，有关青春和青春成长的问题是人类社会精神层面的问题，它是历史性的文化存在。在物质相对匮乏的时代，青春作为一个生命阶段和青少年作为一个特定年龄群体都是一直存在的，但青少年的青春成长并没有成为广泛的社会问题。在当代社会学语境中，通常关于青春及青春期的界定涉及到两个方面：作为一个生命阶段的“青春”和“青春期”；作为一个社会类别的“青年”[3]。然而，社会史的诸多研究表明，作为一个特定年龄阶段，青春是人类生命周期的重要阶段或环节。它遵循生命的自然节律，贯穿人类文明的始终。但青春期并不仅仅是一个年龄问题，更是一个与社会整体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青少年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青春和青春期的概念化过程恰恰与工业文明的演进过程同步，工业化的生产要求将青少年问题化为社会性议题。J.R.吉利斯等人指出，在工业化开始以前的欧洲社会中，既不存在各个年龄阶段在文化性格、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方面的代际区分，也不存在青少年独特的文化价值和信仰体系，青春和青少年从未被赋予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4]。在《死亡文化史》中，米歇尔·沃维尔用大量翔实的文献资料证明，在人类文明的大多数时间里，基本上没有青春、青少年等类似概念，因为人类的预期寿命通常只有二十多岁，大多数人在20～30岁就死去了。生命短促，区分或强调各个年龄段特征的意义甚微；况且，在人类忙于与各种自然力抗争的时候，也没有关注类似问题的闲情逸致[5]。从发生学意义上讲，青少年和青春期问题归根结底是社会性的政治经济问题。
在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相关研究中，成人礼无疑是最重要的仪式。成人礼之后，个体不仅理所当然成为部落成员，而且从此享有人的基本权利，承担相应的责任义务。在古希腊，虽然与青春期相关的文化心理现象还远未得到命名，但柏拉图直觉地意识到儿童与青春期的社会化现象，认为这一阶段更容易受外在世界的思想、风尚、习俗的影响。亚里士多德甚至概括了青春期爱幻想、热情善变等心理行为特征[6]。随着私有制和剩余劳动的出现，人类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以强健体魄和身体强力为特征的劳动能力并不表征着文化权力的优势，年轻人要么服从宗教教条，要么遵从家庭伦理。随着社会生产向体制化和组织化的模式集中，个体生存的生命成本逐渐提高，单纯的“原始劳动力”再也不能适应工业化社会的基本要求。个体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或成为后备劳动力之前，必须接受组织化的系统训练。现代教育体系实施这种培训，政治体系则保证这种培训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处于特定年龄阶段的个体必须被集体性地置于特定的空间和场域，与社会大生产隔离开来。这样，成长中的青少年就逐渐从社会整体格局中剥离出来，无法正常释放的青春期能量就被赋予了某些特别的文化内涵。如果说，身体成长是青春的基本物质维度，那么，反叛、对抗、挑衅和焦虑就是其文化精神维度。随着青少年同侪群体及相关组织的发展，青少年亚文化已经成为青少年建构自身文化身份和寻求社会认同的重要方式。这样，青春期不仅与个体成长密切相关，而且与社会整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相表里。从某种意义上说，青春期既是个体生命早期的社会化过程，也是个体建构自身文化身份和同一性的文化过程；它既是个体掌握各种生存技能成为合格劳动力的经济过程，也是其获得基本文化权利和政治身份的政治过程。从个体成长的微观角度考察，经历青春不仅意味着个体身体的发育成长，而且意味着个体与社会整体文化价值的冲撞与融合。从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看，青春成长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在生命的自然维度之外，青春和青春期理所当然地具有更为根本、更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维度。由于当代社会秩序无以复加地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一无所有的青少年就成了新型的城市无产阶级。对赤贫状态的青少年而言，身体是其唯一的财产和资本。这样，身体既是抵制和反叛的策源地，也是违逆和对抗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少年亚文化实质上就是青春身体的政治经济学。在抽象的政治层面，现代社会赋予个体自由的神圣权利；在社会实践的具体现实中，社会秩序恰恰取消了个体随意使用身体的权利。现代性文化既启发青少年的自我意识，又极力钳制和抽空其政治文化内涵。这就造成了青少年群体与社会状况的基本冲突，一旦冲突爆发，以拒绝和抵制为特征的反文化运动也就不可避免了。身体之外，一无所有。这就是现代性物质化社会中，青春成长的基本现实。这样，青少年尴尬的经济地位最终演变为社会性的政治文化矛盾。
正是考虑到相关概念的政治经济文化维度，法国社会学家让—查尔斯·拉葛雷将青少年在当今时代所面临的困境归结为现代性和全球化对人的生命成长发出的挑战[7]。目前，青少年问题已经全球化为现代性文明的结构性问题。虽然社会现代化带来了物质的繁荣和速度的提升，但人类心灵却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贫困化的趋势。在这种似乎无法根本克服和解决的心灵贫困化状态中，青少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青少年的贫困化就更加引人注目。与发展中国家青少年贫困化趋势相联系的是发达国家的贫困青少年化。在这两种趋势交叉处是为现代文明、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付出巨大代价的整个青少年群体。确实，青春成长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令人忧心的社会问题，而这恰恰构成现代性的诸多结构性困境之一。拉葛雷描绘了现代社会的内在裂隙，斯梅尔瑟则准确概括了影响现代青少年变化的因素，他认为有三种与现代性相关的因素影响了青少年的成长：“(1)经济的变化，包括贫穷或富裕，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变化；(2)家庭的变化，以文化、传统和地域为基础的宗族关系或血缘关系逐渐缩减为由父母和直系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3)制度的变化，包括作为社会设置之一的学校，在极大程度上把儿童和青少年群体与社会分离开来。”[8]在斯梅尔瑟看来，经济上的变化是影响青少年成长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表面上看是三种因素，实质上却是一种，即经济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少年问题最终是一个与社会整体政治状况密切相关的经济问题。今天，青少年和青春概念的政治经济内涵不仅明显地体现在各种花样翻新的流行文化中，而且反映在各种各样的世代命名中。历史地看，每一次社会变动都意味着对某些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的价值剥夺[9]。传统价值的失落使青少年不能遵循继往的人生路径，扮演主导文化期望的社会角色。正像所有遭遇价值剥夺的人需要追究意义一样，当代青少年同样面临着人生意义的追问和建构新的信仰价值体系的重任。社会结构的调整使“最大的压力都转嫁给年轻人了”[10]。传统文化言路断裂以后，青少年既不能也不愿扮演成人期待的社会角色，学校等组织机构为青少年聚集提供了合适的社会空间，于是反叛、颠覆和另类成为其独特的修辞话语，奇装异服、流行歌曲和各种新奇事物成为他们的文化方式。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说，青少年与社会的矛盾是象征性的、抽象的，但它无疑也是具体的、全方位的。
三、青少年问题与现代性
今天，凡是有现代化要求的地方，青少年问题都深深根植于民族文化的集体记忆和当下现实中。一方面，工业化生产要求将个体最大限度地整合到体制化和组织化的生产消费结构中；另一方面，现代性文化又总是鼓吹个人自由和政治民主等价值观。规模化的社会生产造就了日益原子化的个体，诚如齐格蒙特·鲍曼所剖析的那样，制度化的“‘体系’有着强有力的左膀右臂：‘结构’从外部控制着行动者，限制着他们的自由；‘文化’深入行动者的内部（即愿望和目的产生的地方），把自由意志塑造成这样一个形状，以至于它使最严密的结果控制显得像温暖而深情的拥抱……不管体系表面上是关于什么的，其首要目标是自身的稳定。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体系通过管理一减轻与消除一威胁它的张力而‘维持着自身的模式’。任何有助于完成这一任务的模式，都是‘功能性的’；任何不利于管理行为、要求变迁并因此增加张力的模式，都是‘反功能性的’”[11]。青少年的离心和僭越使其成为体制要抵制和消除的反功能性因素。于是，信奉个体自由的青少年就只能在生产结构和观念文化的罅隙中寻求生存机会。现代性总是致力于使世界变得容易管理，并致力于其日常管理；管理热情被没有根据的信念所唤起，一旦让事物放任自流，它们将会失败或失去控制。接受了现代性基本价值的青少年群体往往被界定为现代性秩序的反面，其叛逆与抵制往往被社会视为价值紊乱和行为混乱，并最终成为现代性力图克服和摈除的方面。这样，个人生活方式变成了用个体的方案去解决系统性的社会矛盾。这种解决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社会管理和控制的风险。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青少年群体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焦虑、疏离、流动和反叛倾向，青春的聚集成为社会常态，青春成长问题越来越以一种突兀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于是，关注青春、规训青少年就成为现代性的文化任务，青少年问题也凸现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结构问题。1985年，联合国向世界各国发起了关注青少年问题的倡议，并切实采取行动，将1985年规定为“联合国国际青少年年”。1998年，联合国在葡萄牙召开了青年事务部长级世界会议，该会议在报告中指出：“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结构调整计划和政府在促进发展中贡献作用的减小等限制了青年发展的机会。”[12]在1998年联合国世界青年论坛上，与会代表提出了《布拉加法案》(Braga Initiative)，法案强调外部债务对青少年成长的巨大威胁[13]。2000年及之后的“世界青年行动计划”一直关注青少年的成长环境问题。联合国的相关机构和组织及各国政府也对年轻人的全球性处境做出了回应。目前，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更将各国青少年推入到显而易见的困境和尴尬中。新一轮的世界性危机意味着，更多的青少年将因失业而处于与社会疏离的状态中，同时也预示着社会必须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现代性社会必须更为智慧地应对。
虽然人们已经意识到，青少年成长问题不仅关系到人类文明的未来，也是现代性文化的核心问题，但类似经济危机和青少年成长这样的全球化困境，并不是一个组织、一次会议或一次行动就能解决的。由于青少年问题与现代性文明的内在共生性，只要现代性方案继续实施，青少年问题就不可避免。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青少年问题，不可能避开现代性本身而得到解决。对中国而言，青少年成长问题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况，既扭结着几千年传统观念的矛盾，又隐含着现代中国建构的青少年形象之改观；既纠缠着现代化的结构性矛盾，又折射出计划生育政策的深深隐忧。在中国，政府、公众、专家都对青少年成长问题达成了某种一致看法：中国必须为现代化进程提供一个稳定安全的环境。摆在政府、研究机构面前的问题是，“一方面，政府、公众和专家对现代化进程极为关注；另一方面，维护社会的稳定也成为政府议程中予以优先考虑的事项……青少年问题不仅仅是青少年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14]青少年成长不仅是青少年生命中不得不经历的磨难，也是社会进步不得不试图跨越的迷幛。在中国，青少年成长问题不仅关系家庭幸福的微观层面，同样关系着民族命运的宏观政治层面。来自国内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公众最关注的事情分别是：公共安全、家庭幸福和子女的健康成长[15]。不难发现，这三个问题均与青少年问题密切相关。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不仅事关公共安全，更是特别重视家庭文化价值的中国人家庭幸福的重要指标甚至是唯一指标。因此，上述三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即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问题。回顾1960年以来的世界文化格局和文化状貌，青少年群体所蕴涵的文化能量和对现存社会秩序的破坏力，已显而易见。这样，现代社会在将青少年问题化的同时，青少年被自觉不自觉地建构成社会支配价值的他者。这种他者化策略大大增加了社会运营的机会成本和现实成本。中国社会的现实伤痛促使人们意识到青少年问题的重要性，1990年代初，国内学术界加强了对青少年问题的研究。多年来，这些机构和刊物在关注青少年成长现实问题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案。然而，不是贫困和匮乏本身造就了青少年群体的诞生，恰恰是物质环境的极大改善催生了青少年问题。青少年问题既不是简单的自然年龄问题，也不是单纯的物质经济问题，而是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相联系的现代性文化的结构性问题。因此，转变研究问题的思路和角度，青少年问题才能得到全面理解和合理认知。青少年问题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代代相续的社会问题。一代青少年成长的问题解决了，另一代青少年又会出现并面临新的问题。青少年问题与现代性与生俱来的共生关系，证明了青少年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这一点，恰恰是目前研究青少年问题的专家学者需要高度重视的。
收稿日期：2010-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