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方言》里面的外来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来词论文,方言论文,扬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容斋随笔》称此书为《輶轩使者绝域语释别国方言》，“以‘代’为‘域’，其文独异。然诸本并作‘绝代’，书中所载亦绝无绝域重译之语。洪迈所云盖偶然误记。”洪迈的说法见《容斋三笔》卷十五，《提要》指出洪氏误记是正确的。但是认为扬雄《方言》“所载亦无绝域重译之语”，则欠妥当。
一
“绝域重译之语”就是通常所说外来词。根据近人研究，在《方言》里面确实有一些外来词。不妨举几个例子。
虎，陈魏宋楚之间谓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李耳，或谓之於
。自关东西或谓之伯都。（第八）
这条材料里面记录了好几个表示老虎的词。除其中“伯都”一词今天还没有弄清楚它的来源外，其余几个词都是古代其他民族语言的词。
先说“李耳”，在汉代的文献里面不乏用例。如：
《易林·比之丰》：“李耳汇鹊，更相恐怯，偃尔以腹，不能距格。”
又《随之否》：“鹿求其子，虎庐之里。唐伯李耳，贪不成许。”
今天湖南西部的土家族把雄虎叫li pa，雌虎叫li ni。根据古音学的知识，li pa正好和“李父”相对应，li ni正好和“李耳”相对应（注：参看王静如：《关于湘西土家语的初步意见》，《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四辑，1955年。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同上。）。“李父”和“李耳”表示的是虎的不同性别，扬雄记录的时候把它们说成是不同地域的差异了。
“於”一词在上古的文献里面就已经出现。《左传·宣公四年》：“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於菟”就是《方言》里面的“於”。它是古代楚先民的词，不是汉语固有的。陈士林先生考证出这是一个古彝语的词（注：参看《楚文化史》页99-100，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土家语和彝语都属于藏缅语族的语言。又如：
貔，陈楚江淮之间谓之
，北燕朝鲜之间谓之
，关西谓之狸。（同上）
这是讲野猫一词在当时各个方言里面的情况。郭璞《方言注》在“”字下说：“今江南呼为狸。”《方言》的这条材料在曹魏张揖编写《广雅》的时候也收录了，但是把“狸”写作“貍”。戴震作《方言疏证》指出：“貍、一声之转，貍转语为不来。故《大射仪》‘奏狸首’郑注云：‘貍之言不来也。’”“（貔）”，“”、“狸”和“狸”、“不来”应该是相同的词，它们原来带有pl-的复辅音，由于语音的变化，关西称为“狸”，保留了边音声母，北燕朝鲜称为“”，保留了双唇音声母。今天黔东苗语称猫为pi、pai正好和“貔”相对应。而川滇黔苗语称猫为pli、ple正好和“貍”、“不来”相当（注：张永言：《语源小札》，《语言学论集》页202，语言出版社，1992年。）。这应该是一个苗瑶语族的词。再如：
野凫，其小而始没水中者，南楚之外谓之鷿
，大者谓之鹘。（同上）
野凫就是野鸭。鸭现代壮语叫pit、布依语叫pit、傣语叫pet、侗语叫pat，它们和汉语“鷿”的“鷿”的古音相近，扬雄记录时把“鷿”音后面的韵尾辅音记成了“”（注：刘君惠：《扬雄方言研究》页263，巴蜀书社。1992年。）。它可能是一个古代百越民族语言的词。
李敬忠先生的《〈方言〉中的民族语词试析》，以《方言》中的楚语、南楚语作为研究对象，考订出外来词近三十个，可以说是蔚为大观了（注：《民族语文》1987年第3期。）。
二
本世纪以前，学者们对外来词的理解是模糊的。不少人从自己的语言实际出发去解释外来词，往往出现望文生训的错误。
以“李耳”一词为例，早在东汉时期应劭写《风俗通》的时候就引用了当时的民间传说来解释。
呼虎为李耳，俗说：虎本南郡中庐李氏公所化，为呼李耳因喜，呼班便怒。（《太平御览》卷891）
晋朝郭璞为《方言》作注，又引了另一种解释：“虎食物值耳即止，以触其讳故。”
《广雅·释兽》收录了《方言》这条材料，王念孙作《广雅疏证》的时候指出这些说法“皆失之凿”。他认为“李耳、李父语之变转”。他的理解只能够到这一步，更深一层的意思他就无能为力了。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卷五十一又说李耳当为狸儿。“盖方言狸为李，耳为儿也。”其实虎和狸是两种动物，虎不是狸所生。李时珍的解释也不妥当。
本世纪民族和民族语言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经过深入的研究，一些学者逐渐明白了民族的交往，语言的接触，相互之间会产生词汇的借用，从而出现了外来词。《方言》里面的外来词问题受到人们的关注。
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主要是将《方言》里面的词，根据古音学的知识构拟出汉代的语音形式，然后把它和少数民族语言在意义上相同或相近的词作比较，如果语音上能够对应得起来，意义上也说得过去，那就承认这个词是从某个民族语言借来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语言是变化的，语言的变化表现在语言的各个方面。语音、词汇、语法都在变化，它们的变化是不平衡的，有的要素变化快一些，有的要素变化慢一些，但是总在发生变化。扬雄时代到今天将近两千年，语音上的变化已经非常明显，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成果可以使我们能够比较清楚地构拟出那个时期语音形式。但是从那个时候到今天，民族语言不可能没有变化，这些变化就研究得非常不够。用构拟出的古代汉语的形式和今天民族语言的材料相比较，来论证它们的渊源关系，从逻辑上讲，是否就很周密，还要划一个问号。
当然，语言发展不平衡，它们的变化有快慢之分。汉语发展快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发展慢一些，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只有在这样的特定条件下，少数民族语言还保留了更古的形态，用它来和构拟的语音形式对比，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令人信服的结论。
还应该明白，单是语音的对比，不注意使用语言人民的历史，不尽可能多的吸收旁证材料，那样的对比研究是很危险的。
三
研究《方言》里面的外来词，有一个最基本的方面，就是要读懂《方言》这部书提供的材料的含义，丝毫马虎不得。如果对原文的意思没有弄清楚，甚至理解有误，都不可能得出合乎科学的结论。李敬忠先生的文章里面有些地方就显得比较牵强，结论不能够使人信服。下面举几个例子。
蹇，吃也。楚语也。或谓之轧。（《方言》第十）
李敬忠先生认为“蹇”是一个外来词。把它和壮语、布依语kun'（吃）相对比，同时还举出临高话、傣语、侗语、仫佬语、水语、瑶语的拉珈话作为佐证，最后说：“至于轧，实际上就是汉语闽南方言，闽南话称食为tsia[735]。”
应该指出，《方言》用“吃”来解释“蹇”，吃是说话结结巴巴不流利的意思。先秦两汉的“吃”都是这个用法，文献里面不乏例证。《说文·口部》“吃”篆下许慎解释为“言蹇难也”，证明了这点。段玉裁在《说文·足部》“蹇”篆下特别强调：“行难谓之蹇，言难亦谓之蹇。”至于“吃”表示把食物放到嘴里经过咀嚼或吸、喝吞到胃里，那是近代汉语的用法，扬雄时代是没有的。用近代汉语的“吃”的意义去解释汉代的“蹇”，可以说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意思都没有真正弄清楚就去引申发挥，很难使人相信。
戴震《方言疏证》对这一条的解释是“谓语急而吃”。钱绎《方言笺疏》也有同样的说法。奇怪的是，对前人已经有了的正确结论，李先生竟视而不见，要把它拉到民族语言中去。
李文中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汗”《卷四》：“江淮南楚之间谓之祗。”
[音义]“祗，音氐”。《广韵》：“氐，丁尼切。”李先生认为“这跟壮语（南）称‘汗’为ti[6]相对应。”
案：《方言》第四这段话的原文是：“汗襦，江淮南楚之间谓之
，自关而西或谓之祗裯。”作者竟抄漏了“，自关而西或谓之”这些字。结果关西话成了江淮南楚话。材料靠不住，结论也就谈不上正确性。而“汗襦”、“袛裯”都是复音词，把它们拆开来讲，“汗”等于“袛”，也未必妥当。“袛裯”的“袛”从“衤”不从“礻”，它和“衹”不是一个字，“衹”没有“氐”音不能够互相代替。
李文对某些字音读的处理也令人大惑不解。如：
“知”《卷三》：“知，愈也。南楚病愈者（或）谓之知。“这跟壮语称病愈（好）为dei′……相近似。可能是无法用汉字来准确记录壮语浊音声母的结果。”
案：舌尖浊音声母d-，上古汉语并不缺乏。根据钱大昕“古音多舌音”和曾运乾的“喻母古读考”，上古汉语的舌尖浊塞音比中古音“定”母的范围大得多。李氏的文章中也有不少用汉字准确记录舌尖浊塞音声母的例子，怎么会在这里出现“无法准确记录”呢？又如：
“拌”，《卷十》：“弃也。楚凡挥弃物谓之拌。”《广韵》：“拌，蒲旱切。”可以读为phan，这跟壮语（南）称挥弃物为pan[5]相对应。
案：照作者的拟音，则是汉语的双唇送气音与壮语的双唇不送气音相对应了。也很难使人理解。其实《广韵》的“蒲”在“并”母，是一个浊音字，不能够拟读为phan，按照音变规律类推，浊声母上声在今天读为同发音部位的不送气清声母字，“拌”顺理成章地应该读为pan。
下面这个例子也有错误。
湏捷《卷三》：“南楚凡人贫衣被丑弊为之～～。”土家语泸溪方言称破为tshi[13]，称旧为dze[35]。破旧两个词合起来用汉字记音，正好与“湏捷”音近义同。在汉语言里用湏捷来表示破旧的意思是不存在的。
《方言》第三的原文是“须捷”，字作“须”。“须”字是《说文》的一个部首，从乡，从页，是一个常用字。而“湏”从水，从页。根据《说文·水部》，它是“沫”的古文，徐铉音“荒内切”，与须的读音迥然不同。这个字比较生僻，常用字表里面没有它。排字师傅遇到这种字会非常注意，因为没有字钉子，一般会请编者把字写大些，写清楚些，以便刻字。这类字倒反而不容易出错。要把这类错字归结为“手民之误”是说不过去的。
《方言》里面的外来词的发现和研究，还是一个新的课题。发表的成果不多，研究方法也需要进一步总结和完善。这里仅就管见所及，提出一点粗浅的看法和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