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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亚洲华尔街日报》对亚洲10个国家和地区的9.2万员工进行调研，评出前20名最出色的雇主，结果员工心目中的好雇主不是与公司规模、股份高低有关，而是相同一个特征——带着浓浓的人情味。从中可见，领导者软性的人情味，对员工的感召力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又往往是领导管理中容易忽视的管理核心。虽然没有天生的领导者，但个人的人格情感素质，在领导者的造就中确实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什么是人格情感？
人格即个性，是指一个人各项比较重要和相当持久的心理特征的总和。不但有先天的气质，又有后天的性格因素，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体。在人格中，非理性是直觉、创造力，是情感和信仰，而理性只是分析和规律化的结合。
在管理中我们往往只强调理性，但事实上没有完全理性的人，也没有完全理性的决策。当年万里同志为贫穷的人民落泪而呼吁改革时，改革并不只是一种理性的选择，选择改革，还有一种巨大的感情力量在推动着。是的，按照激进的实证主义的说法，从来没有、也将不会有一个完全的理性的人。事实上，人们有意识的决策背后，有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动机在驱使着，而性格就是无意识结构的源泉。正如巴尔扎克所说，“激发人的动机、人的行动、情感和思想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性格的特征，而不只是现实情况之理性反应的结果。”人格贯穿着人的一生，影响着人的一生。而人的个性倾向性中所包含的需要、动机和理想、信念、世界观，指引着人生的方向、人生的目标和人生的道路。“人的命运就是他的性格。”连弗洛伊德也承认了性格特性的动力性，认为人的性格结构代表一种特殊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能量被引入了生命的过程。因此我们对人的因素有越多的了解，我们对人的管理就会有更深入的把握。
在菲德勒模式中，任何领导类型都可能是有效的或无效的，关键在于他是否与环境相互适应。因此，领导者必须是一位具有适应能力的人。如果人才的性格是倾向于创造性的，他们就可以顺利地迎接变幻莫测世界中的挑战，在工作中他是积极的、有活力的，能够灵活地调整自己，有能力胜任自己的工作岗位。在这一方面，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弗罗姆就曾把性格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非创发性心向，另一种是创发性心向。人格的“创发性”指的是使用自己的力量和实现自己固有潜力。“一般来说，‘创发性’一词与‘创造性’、特别是‘艺术创造性’同义。”创发性的性格包括创发性思维和爱。理性力量能把握事物的本质，爱能使人突破与他人隔绝开的屏障去理解他人。两者缺一不可。理性是思维的力量，爱是情感的力量。而在非创发性的性格中，“一切好的在外面”，一心只想依赖外界的是接受心向；善于用强迫或诈骗手段占有别人的东西是剥削心向；只求维持旧秩序和安全属于囤积心向，随着市场变化成“我就是你所需要的”属于市场心向。
二、领导者在决策中的磁力
不同性格的人在决策中领导风格也不同。中国，曾创下单产品年销售额22.8亿元“神话”的三株口服液的总裁，接受心向和市场心向比较强烈，急躁地做出了一连串错误的决策，片面地“求大、求全”，当企业转型时，进行了盲目的延伸，进入化妆品、抗癌药等不熟悉不擅长的领域，导致企业迅速崩溃。与之形成明显反差的是太太药业，当时的太太药业尚微不足道，但其老总朱保国比较稳重，在对比其与三株的差异时形象的说：“三株是一年挣了十年的钱，我准备十年挣一年的钱。”他为人宽厚，一向主张以人为本，他的性格就属于创发性的，因此，他的管理方法是有利于劳资双方。他主张对待员工要非常阔绰，给予员工以优厚的薪酬和适当的职业保障。他认为当领导的人，应信任员工和尊重他们的创意，给予员工适当的自由空间和优厚的奖励，这样，他们的创意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涌出来，并得到发挥而应用于生产上，开发出新产品赚大钱。这个人本主义的管理者，首先获得了人本管理哲学的成功，开创了先例。
从以上的例子，我们可看出，领导者的决策确实与其性格有密切的关系。除此之外，性格也有积极与消极之分，有机敏与迟缓之分，有热情与冷淡之分和耐心与急躁之分。但不管哪种类型，都有其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领导者要善于调动成员的积极的一面。毕竟在管理中，人是最终的决定的力量，人也不可能完全理性，决策的动机有时是经过意识的文饰作用，经过“自我”的检验的。不但下属没有意识到，甚至领导者有时也没有意识到。比如，有的领导者喜欢冒险，也许他是受野心所激动，也许为了满足他被人赞誉的欲望，他会全然不顾及威胁他和他的成员的危险，孤注一掷，这种动机在潜意识里深藏着，连他本人都意识不到，反而，这种动机会被为某种理想、目标而献身等一些堂而皇之的理由所代替，就像希特勒打出“为德国繁荣、振兴而奋斗”的旗帜，其实是为了实现自己膨胀的权力野心。
据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发现，人有两种本能，一种是生的本能，另一种是死的本能。当人死的本能占了主要地位，人性恶的一面就表露无疑。一个充满仇恨、包藏祸心的领导者是危险的，他的破坏性有可能是无意识中潜入组织活动中，很容易蒙蔽人们的眼睛，给组织造成潜在的威胁，人们不知不觉，直至“车毁人亡”。进一步说，如果把领导者比作方向盘，那么他是否驶向一个新天地，就要依靠他健全的人格情感，能否为他的工作注入新的血液，产生新的动力。而当领导者属于创发性的性格时，他生的本能会占主导地位，他真正地热爱生活，惊人的才能使其创造力非常强，这就是健全的人格情感。
也许在中国谈“用爱经营”似乎是很幼稚的事，人们往往认为“无商不奸”，这源于“官本位”的思想，其实这种认识在发展市场经济中是有害的。相反，据美国人伦斯米勒的研究，成功的企业家最优秀的品质是正直和有爱心，这是优秀企业家最具魅力的人格。虽然在中国，暂时的平衡被利益或是权势的诱惑打破后，许多人不再按照规则进行游戏。但从长远来看，“哲学家领导者”应是一个在颠倒的世界里保持不被颠倒的人。促使他做出重大决策的，除了对组织内外部局势的审慎分析外，还有他的深厚的人格底蕴。在知识上的随机应变与情感和意志上的不为所动，是其领导能力的两翼，这平衡的两翼避免他在风云变幻的世界里随风升扬和飘落。
三、领导者与下属的磁场效应
领导力定义为获得追随者的能力，也就是一种磁场效应。据美国著名的企管顾问派瑞通过MAP（管理才能评鉴）对中国7000位经理人测试，结果是中国人的做事能力优于带人本领。中国人的领导磁场为什么不强呢？其中有中西方思维方式及是否忽视满足需要原则的原因。
中国人属于“辩证思维”，表内不一的矛盾体，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使我们的角色期待同角色评价之间常常是矛盾的。譬如：明代出了三个历史人物－张居正、戚继光、海瑞。人们对海瑞的评价最高，对戚继光次之，对张居正则不以为然。海瑞虽作过几十年知府却没什么显著政绩可言，但清正廉洁、两袖清风、一贫如洗；而张居正虽厉行改革，有利国计民生，却聚财万贯；戚继光统领戚家军，驰骋疆场，令倭寇闻风丧胆，但也曾给张居正送礼、选美等。可见，中国人对领导角色的评价要的是“好人”、最好是“完人”，即不仅是专业方面的天才，而且又能做道德上的典范，精神上的导师。因此，领导者不可忽视人格情感，一个正直的领导，即使能力差一些，下属也会体谅。而在西方则不同，人格的评价与能力分开。评选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演说家时，希特勒的名字竟赫然列于其中。即使美国总统选举，从肯尼迪到克林顿，皆风流成性，但大多数美国人依然是一笑了之，欣然拥戴他们入白宫。并在他们下台后给其施政成绩打了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高分。
其次，西方人属于前瞻思维，恋而不留，只看未来。如在“二战”中，是丘吉尔拯救了英国。但是战争一结束，英国民众在大选中就背弃了丘吉尔，另选贤能。因为，他们认为领导和平建设比丘吉尔强的大有人在。然而，中国人的回环思维，使中国人在情感力量上更强烈，依恋故旧。从社会各阶层群众对已故领袖人物的悠悠思念之情，就可以看到他们对过去那个时代的情感回归和心理依恋。
再次，西方讲究个人英雄主义，人们认为领导者的财富和荣誉是理所应当的事。但中国追求的“大同”，领导精英有时是社会的宠儿，但却总是大众情绪的“焦点”。同事升迁不忘骂一句：这家伙就会拍马屁！总之，看到别人超过自己就不平，就抱怨。因此，领导者还要有必要在情感上学会平息这些牢骚。
另一方面，一个聪明的领导者，懂得关心管理成员的需求，并以此来激发组织成员最大的潜能。就好像磁铁的正负极，当你能满足别人，你就能成为领导者；你若要别人来满足你，你就只能做一个追随者。属于真正热爱生活的领导者，他会根据人性的内在需求机制，来激励成员去工作，激励的方式不是物化，因为人的需要并不是那么单纯的。而且从动力心理学来说，人是一个不断有所需求的动物，几乎很少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一个欲望得到了满足之后，另一个欲望就立刻产生。聪明的领导者要学会移情，将心比心，而这不是理性的头脑可以办到的。
当士气低落时，心理学表明人疲劳只有20%是大脑疲乏，而80%是由于情绪情感作用，如果领导者善于用“爱”及其人格魅力来使成员维系在一起，人们能找到依靠感，特别在危难关头的时候，领导者一声“看我的”、“一起干”给下属非常强烈的感染力，这种巨大的磁场和潜移默化的吸引力，使人们相信“跟着他干，没错！”而激发出难以置信的潜力。毛泽东就不失为伟大的领导者，因为在任何时候，他都给人们带来力量，不管是艰难的万里长征，还是狂热的“文革”，人们都目标坚定地跟他走。
虽然在这个时代，下属不会盲目跟随某个人，一个人也不可能与任何机构永远拴在一起。但一位正直有爱心的领导是会受到拥护的，因为“他要以爱、理性和他的榜样去影响去感化，而不是用暴力、简单化和官僚统治把人当物一样控制”。爱是尊重和了解，关心他人的健康成长，是发自内心对成员工作的尊重。只有这样，爱跳槽的人才才能在组织中找到归宿感。
特别要指出的是，不同的领导者会利用组织成员的需要达到目的，有的是恶意的，有的是善意的。因此，在理性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分清好的和坏的情感。为什么当年希特勒，能操纵千千万万德国民众，盲目跟随他而犯下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呢？这与希特勒的性格和德国人民的社会性格密不可分的。希特勒的个性是极端的自我陶醉，最可怕的是他属于“恋尸癖”，他厌恶生命，对死亡、毁灭以及一切无生命的东西的热爱。但他是一个超级的领导者。他有领袖人物的演技以及特殊的手段。他开会都会安排在人们疲乏的晚上，这是因为人们会对他们听到的事，做更少理智上的抵抗，人们更易轻信。同时，因为当时德国人民的社会性格，都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在无意中逃避自由，寻找专制安全的庇护，因此导致了一场世界性的灾难。而拿破仑就不同，他身上就洋溢着乐观、自信、激情，种种优良品质构成一个磁力场，将多种人才吸引到他身边，使他登上法国王位，并成为今天法国人的自豪。
因此，一个有魅力的领导者的影响力与其富有魅力的性格、高尚的品质、坚定的信念和非凡的勇气是紧密相关的，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依靠非理性和感情性的纽带连在一起，而下属因崇拜而愿意接受他的影响。由于这种领导人不拘泥于理性和传统，往往能成为变革的主要力量。不可否认，我们的传统是重理轻情，成大义必须断私情，立伟业必须去柔肠。其实，这种心态阻碍着健康的情感萌生和成长，损害着打动人心的情感交流和抒发，影响着人们之间相处和谐与愉快。总而言之，重视领导者人格情感对组织保住人才流失及组织的昌盛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