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现代工业生产方式改造农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方式论文,农业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用现代工业生产方式来改造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即实现以劳动资料为起点的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实行农业化学、生物技术与机械技术并举,是解决我国农业问题的根本方法,也是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
从中国现代工业化或市场化的历史发展来看,目前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继续。而中国的现代工业化或市场化发展到今天,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现代工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存,即近似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刘易斯所说的“二元经济”。
刘易斯在1967年对其“二元经济”概念作了这样的解释:“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的大多数国家,其经济不是一元的,而是二元的,即高工资经济和低收入经济并存。广义地说,在高工资经济中,往往发现人们受雇于大农场、工厂、矿山、大规模运输业等领域,而在低收入经济中,往往发现人们集中在家庭农场、手工业、家庭服务业、小商业、临时性工作等领域。”①刘易斯常常将其二元经济模式简称为“资本主义部门”与“非资本主义部门”(有时也简称为“资本主义部门”与“维持生计部门”)。刘易斯强调不应将“资本主义部门”与“制造业”等同起来,他说:“现时流行的是工业与农业划分。不过不应将资本主义生产与制造业等同起来,这是任何熟悉大农场经济的人士都明了的。模型打算对于无论是农业资本家,还是工业资本家,或者其它行业的资本家,都同样适用”。②
1979年,为了与其它形式的二元经济模式相区别,刘易斯将自己的二元经济模式的特征作了明确的概括,他说:“这里我们所使用的形态有三个特征。第一,它包括‘现代的’与‘传统的’这两个部门。现代部门通过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动力而得以发展。第二,在提供同等质量和同等数量的劳动条件下,非熟练劳动者在现代部门比在传统部门得到更多的工资。第三,在现行工资水平下,对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超过这个部门的劳动力需求。”③
显然,与“资本主义部门”和“非资本主义部门”的概念相比,刘易斯用“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的概念来简称“二元经济模式”更具有一般意义,从而能够广泛适用于不同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本文正是从这种一般意义上接受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式”的。不过,在使用这种二元经济模式来分析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还需要利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对其进一步加以界定。
在社会发展的第一大阶段,即农业社会,传统的农业部门处于支配地位,从而传统农业基于手工的生产方式,成为小手工业等农业社会中非农业部门的基本生产活动方式。因此,我们可以把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简称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第二大阶段,即工业社会,现代工业部门处于支配地位,从而现代工业基于机器的生产方式,成为农业等工业社会中其它部门的基本生产方式。比如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基本区别在于:现代农业是通过用现代工业的生产方式,即基于机器的生产方式对传统农业基于手工的生产方式进行变革后而形成的。目前美国的农业是一种典型的现代农业:耕种、收割完全使用拖拉机、康拜因、摘棉机、间苗机、饲草捆拾机、施肥机等等;运输全部用卡车;农业生产高度专业化,即农产品品种区域专业化,农产品生产专业化(农场的农活从备耕、播种、中耕、除草、施肥直到收割、运输都由拥有各种类型农业机器的企业、公司承包,按合同完成任务);农场主自己的消费品绝大部分取自市场,自给部分占其全部消费品的0.25%(1982年)。④由此,我们可以把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简称为现代工业生产方式。
就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或者说从社会发展第一阶段进入到社会发展第二阶段,存在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两大发展阶段之间的过渡时期中,经济活动既不完全采取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也不完全采取现代生产方式。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主要存在于农业部门,而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则主要存在于非农业部门。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把二元经济模式界定为: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过渡时期中,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并存。我们在分析中国目前的经济情况时,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使用二元经济概念的。
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是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即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并存。当然,不能认为农业部门完全是按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的部门,因为,在我国,既存在利用生物技术等农业高新技术经营的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也存在利用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经营的国有农场;既存在利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经营的家庭农业,又存在利用原始的“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的家庭农业。不过,可以肯定地说,在我国9亿农业人口中,绝大部分是处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的。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主要存在于我国的农业部门。另外,在我国非农业部门中,既存在现代工业生产方式,也存在小手工作坊和家庭手工业。无疑,现代工业生产方式主要存在于非农业部门中。
从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的观点看,只要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不改变,中国就仍然处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过渡时期之中,从而工业化或市场化(包括用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去改造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只有在我国绝大多数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成为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时,我国才真正进入到工业社会。从这个意义说,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仅是将非农业部门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而且还必须用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去变革农业部门的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使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我国一切经济活动中处于支配地位,变二元经济为一元经济。但是,在当前,人们往往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仅仅看做是非农业部门的体制改革问题,从而完全忽视对农业部门进行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改造。由此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处于支配地位的农业部门,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对农产品的需求量(近几年我国农产品供给严重短缺充分地说明了这点),从而长期制约着我国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非农业部门,乃至整个国家工业化或市场化的发展;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的农业部门具有高劳动力投入和劳动力装备程度极其落后的特点,由此决定了绝大多数农业人口即使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向非农业部门转移,这就使得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相对难以分享到工业化或市场化的社会成果;我国农业部门的极低的商品生产率和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非农业部门的有限发展,在客观上难以承受农业人口的自由流动,由此,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农业和非农业户籍制等一系列二元经济政策,⑥这种二元经济政策虽然是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物,但它的实施又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
当然,不能说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处于支配地位的农业部门,没有采用任何现代农业技术。实际上,我国农业部门目前普遍采用“土地节约型技术”,即农业化学和生物技术。“历史地看,农业的技术进步基本上反映了农业投入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在土地丰富而劳动稀缺的国家里,农业技术是按照代替劳动的方向发展的,称为劳动节约型技术。在土地稀缺而劳动力丰富的国家里,农业技术是按照代替土地方向发展的,称为土地节约型技术。”⑦由于我国人多地少,而且工业能够向农业提供的现代化装备极其有限,因此,首先在农业部门发展“土地节约型技术”,即通过增加化肥、良种的投入,来提高土地生产率,是符合我国目前的国情的。应该说,在市场经济下,我国目前的农业化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水平还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例如,就小麦品种而言,我国目前的小麦新品种不少,但是各品种之间没有大的差异,增产幅度小。我国在良种繁育和种子体系建设、良种推广等方面存在着品种老化,储备不足,推广体系亟待重构等问题。另外,“我国化肥生产中磷肥、钾肥以及氮磷钾复合的颗粒肥料太不发达,拖住了农业发展的后腿”。⑧
在我国,利用和发展“土地节约型技术”是有利于农业发展的。但是,从发展经济学的观点看,“土地节约型技术”只是一种“经济增长型”的技术,而不是一种“经济发展型”的技术。因为,农业化学和生物技术只能带来产出量的增长,却不能使手工劳动转向机械化操作。因此,从经济发展的观点看,“土地节约型技术”难以从根本上促进经济发展,从而不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我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以劳动资料为起点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即用现代工业生产方式来改造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在这方面,美国的现代农业很值得我们注意。
在美国,与一些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非农业部门的发展相适应的是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农业部门。“美国农业劳动力的装备程度1975年即已超过工业劳动力。当时美国农业的资本投资已达到平均每个农业工人98000美元,而美国制造业方面的资本投资为平均每个工人55000美元。美国农业现在就象汽车制造业一样,是资本密集的行业。在1940年以前劳动力占一个典型农场的一半开支,现在只占13%”。⑨因此,在美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非农业部门”,从而农业部门对非农业部门的供给量超过了它们的需要量。美国农业现在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生产不足,而是生产过剩。“对美国来说,农业生产过剩不是一个单纯的国内问题,美国的主要农作物对国内早已供过于求,要靠世界市场对美国农作物的需求达到供求平衡”。⑩
另外,我国的国有农场虽然与美国的现代农业相比,在装备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是,由于国有农场的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85%,因此,无论从经济增长的观点看,还是从经济发展的观点看,我国的家庭农业都是无法与国有农场相比的。
美国的现代农业和我国国有农场的情况表明:无论是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增长问题,即单纯解决一国农产品的供求问题,还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都离不开对农业进行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改造。那种强调中国人口多而不宜在农业部门采用机械技术,从而对农业进行现代工业生产方式改造的观点,就一个特定时期,即中国工业化或市场化的初期来说是正确的。但是,从农业国向工业社会发展的道路来说,这种观点就并不一定正确。历史表明,无论一国人口多寡,要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除了用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取代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外,没有别的选择。
总之,对我国农业部门来说,初期采用和发展“土地节约型技术”或农业化学和生物技术是适宜的。但是,一旦我国工业有能力为农业提供机械装备,就应该不失时机地在农业部门开始以劳动资料为起点的生产方式的变革。换句话说,以现代工业生产方式改造农业,农业化学和生物技术与机械技术并举,是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的农业问题的根本方法,从而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
基于上述观点,我们认为: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解决了农业生产力在一定时期发展的体制问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不过,我国农业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传统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从而仅靠改变体制是无法从根本上加以解决的。在甘肃河西走廊,从魏晋墓中出土的画像砖上的牛耕图所描绘的,在五代和宋朝的敦煌壁画中也得到过表现的二牛抬杠无床犁,历尽了千百年的沧桑仍在耕耘着河西的绿洲大地。由此可以推测,自唐历经宋元明清各代,甘肃河西地区的耕犁一直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改变。(11)如果说甘肃省的情况还不具代表性的话,那么,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以人力畜力为主要动力,以古老而又十分简单的手工工具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情况,在我国的农业部门绝非是一种个别现象。如果一种改革措施不能导致这种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发生变革的话,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农业始终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基础”的问题。
第二,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制是从农业本身来解决农业问题的话,十多年来,分散的乡村工业化,以及由乡村工业化所形成的城镇化,则是在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之外来解决农业的剩余劳动力问题。应该说,乡村工业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城镇化,能够吸收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增长。但是,人们也应该看到在农村“造厂”和“造城”的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并没有导致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发生变革,从而由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而是将历史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在新的形势下“普及”到乡镇,甚至村庄。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不仅未能解决二元经济结构这种老的问题,而且还给农业部门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在乡镇工业发达地区,农业劳动力的老化和素质劣化已相当明显。“天兵天将跑商业,杨门女将搞工业,虾兵蟹将搞农业”的民谣形象地道出了当前农业劳动力退化的危机。(12)
如果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在我国国情下是必要的话,那么,政府应该把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引向为农业现代化服务的轨道上来,使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成为农村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的过程,从而使现代农业和现代工业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大支柱。不过,我们更寄希望于大城市的工业体系(而不是乡镇工业体系)为改造我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从而为我国绝大多数人能够分享工业化的社会成果,提供现代化的农业装备。如果不能在大城市的工业体系中形成为农业提供有效的现代技术装备的行业,要想在传统农业中实现以劳动资料为对象的变革(这种变革实质上是为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业人口获得自由发展创造基本的条件),从而根本上解决我国农产品不足的问题和农村经济发展落后的问题,是绝对不可能的。
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全民大办钢铁给农村资源所造成的浪费和破坏,绝不只是影响当时一代人的生产与生活。直到90年代的今天,我们仍然承担着由全民大办钢铁所产生的不良后果。现在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无论源于多么良好的动机,它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已是十分明显的。一位中国人曾在访问91岁高龄的荷兰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简·丁伯根教授时,请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提点建议,丁伯根说:“我对中国的忠告就是,一定要注意经济体制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在适应的情况下,才可能为人民提供更多的福利。另外,对资源的消耗要加以控制,如果消费过甚,则对后代子孙不利,一定要为后代子孙着想”。(13)丁伯根的建议,很值得我们深思。
是将我国的有限资源投入农村“造厂”,“造城”好呢?还是投入到以劳动资料为起点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好呢?在进行决策时,不仅要为我们这一代人着想,而且要为我们的后代子孙着想。
注释:
①、②、③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75、103、149页。
④、⑨、⑩陈宝森:《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272页、271页、277页。
⑤据中国统计局人口司资料:我国有9亿农业人口,其中1.05亿流向城镇,7.97亿居住在农村(占88.4%);在常住农村的7.97亿人口中,农业就业人口5.23亿,未成年儿童和老人为2.74亿;在农业就业人口中,从事农业劳动的4.6亿,从事非农业劳动的6000万(《长江日报》1994年1月27日)。
⑥我国有人从户籍、住宅、粮食供给、副食品和燃料供给、生产资料供给、教育、医疗、养老保险、劳动保护、婚姻等方面,对中国的二元经济政策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
⑦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概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5页。
⑧“抑制通货膨胀要多管齐下——薛葆鼎教授访谈录”。《经济日报》,1995年4月11日。
(11)傅玫:《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3~134页。
(12)郭书田等著:《失衡的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7~198页。
(13)《经济日报》1995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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