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黑格尔研究述评：研究模式及其历史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格尔论文,述评论文,模式论文,国内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按照贺麟先生在80年代提出的看法，只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的黑格尔哲学研究才进入了它的科学时代。我们基本赞同贺麟先生的这一说法。同时，通过对建国以来研究成果的数值模态分析，我们发现所谓的科学时代也是有分期、有转折的：1949-1966年是科学研究的草创时期，17年间国内只出版了论著和注释性著作6部，发表论文约60篇；经过长达十年的中断，文革后黑格尔研究进入了它的全盛期，1977-1985的短短的8年间，国内出版了专著、文集和译文集近20部，论文二百多篇，成果数量约占建国以来问题的1/3强；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在前一阶段准备和酝酿的论述的陆续出版和发表完毕，黑格尔研究逐步陷入了困境，传统解释模式中的黑格尔被当作了“死狗”而被他的德国同胞如胡塞尔、海德格尔所取代；90年代以后，黑格尔研究出现了复苏的迹象，这不仅表现在成果数量的增加上，更重要的是，一批在文献使用和研究思路上与传统模式迥然不同的新成果出现了，它们标志着中国黑格尔研究新模式的凸现。
众所周知，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之一，因此在解放以后的西方哲学研究中，它受到了学界的特别关注。研究者们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继承人，社会主义社会研究黑格尔哲学的目的不在于黑格尔本身，而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对黑格尔哲学的评论和批判，就此被非批判地奉为了研究的唯一指南。这就是我们所指称的黑格尔研究中的传统模式。
无论现在我们怎样评价传统研究模式，都必须首先充分肯定它的历史功绩：正是在这一模式的熏陶下，建国后，我们自己培养了一批学者，他们不仅成为了研究黑格尔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专家，还有人从此出发，成为了西方哲学史其他研究领域的专家。但不容回避的是，传统研究模式存在着深刻的片面性和异域性：它正确地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黑格尔研究”的基本原则，但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却往往将指导原则简单地比附为了取舍标准，仅仅根据经典作家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角度提出的一些特定论述（马克思的《资本论》序言、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列宁的《哲学笔记》等），抽象地去发掘作为唯物辩证法理论来源和扬弃对象的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从而在事实上只是看到了黑格尔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直接理论来源的特定一面，而非本然的黑格尔哲学自身。换言之，传统模式混淆了经典作家对黑格尔的哲学批判与超越和对黑格尔进行哲学史研究之间的界限，取消了后者存在的学科价值，而把黑格尔研究扭曲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争论的附属品。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不断看到，一旦马哲界有了什么风吹草动，例如60年代初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讨论和80年代初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黑格尔研究就立即会有所反映。
传统模式的这种片面性和异域性体现在研究领域上，就是过分注重“最少唯心论，最多唯物论”的大小《逻辑学》，弱化、甚至是忽视对黑格尔哲学体系其他组成部分如精神现象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和哲学史等的研究：表现在研究时段上，就是将注意力过多投射在黑格尔成熟时期的著作，而对黑格尔哲学赖以酝酿和形成的早期却缺乏专门研究；表现在研究思路上，就是习惯于透过《哲学全书》这一黑格尔的成熟体系来观照黑格尔的思想，而非严格按照黑格尔思想发展的实际历程加以历史主义的考察。这种视阈缺损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它拒斥西方学界立足于本世纪新发表的文献所作的合乎历史但与经典作家的以往观点不相吻合的新结论。在1948年出版的《青年黑格尔》一书中，卢卡奇主要利用了本世纪初期以来陆续发表的黑格尔早期文献，对黑格尔哲学的形成及其本质进行了重新认定，认为黑格尔辩证法是对法国革命、拿破仑统治、英国的工业革命和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的哲学总结。卢卡奇的这一判断已经在被不断修正的基础上为国际黑格尔学界所接受。但是，这一结论无疑是与斯大林的结论，即黑格尔哲学是对法国革命的封建贵族反动相违背的，因此，它在中国遭到了像在前苏东一样严厉的批判。传统模式怎么也不能接受黑格尔在马克思之前也批判过古典经济学这一事实，而坚持认为“黑格尔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把英国的经济学提高到辩证法的、哲学的水平”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新的研究已经较为充分地证明黑格尔的政治立场总体上是进步的时候，传统模式要么坚持经典作家以往的评价说“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联合专政”是黑格尔的根本立场，要么干脆就只提出问题不回答。这种唯上（经典作家）不唯实的学风势必导致学术观点的僵化与陈旧。因此，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本质即辩证法，传统模式就只能像19世纪的欧洲学者以及20世纪上半叶的苏联学者那样，看到绝对精神创造世界的唯心主义和理性霸权，而看不到它力图扬弃由文化危机所造成的人的本质生活的分裂的文化取向和价值取向，更不用说再发现黑格尔哲学能够超越时代的界限而对解决现代社会的文化分裂问题所具有现实的指导价值了。结果，对于西方科学哲学立足于20世纪科学成就对辩证法（包括唯物辩证法）的批判和责难，传统模式根本不能提供像样的辩护和反批判，从而使不少人走到了辩证法敌手的一边，和逻辑实证主义一样认为，辩证法不过是一个在错误逻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错误的“巍峨堂皇的大体系”。在这个意义上，不能历史地对待黑格尔哲学的
传统研究模式就必须为80年代中后期黑格尔研究在中国的衰落承担责任。
正如黑格尔所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传统模式也是如此。完全能够理解的是，当中国黑格尔研究刚刚进入它的科学时代，它所能够借鉴和学习的就剩下前苏联的黑格尔研究了。前面我已经简要提过，前苏联的黑格尔研究本身就是相当保守和落后的。这不仅体现在它对革命领袖所作论断的固守上，而且体现在它对文献使用的因循守旧上：只是到了70年代以后，前苏联学界才较多地使用欧洲学者在本世纪初就大量使用的黑格尔早期文献，才由此提出新的问题。封闭的学术环境使得国内的黑格尔研究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去甚远。事实上传统模式的视野始终没有超出过青年黑格尔未被发现的19世纪，这一点可以从斯退士的《黑格尔：一个系统阐述》在中国学界受到的推崇中得到佐证——虽然该书出版于1924年，但它代表的却是19世纪流行的研究思路，即从《哲学全书》来反观黑格尔哲学。研究进程的停滞不前、传统模式的破产再一次说明：必须历史主义地对待历史和思想史，必须历史主义地研究黑格尔。
我们知道，黑格尔生前公开发表的著作并不多，除了《精神现象学》（1807年）、《逻辑学》（1812-1816年）、《哲学全书》（1817年）和《法哲学原理》（1820年）以外，就只有《费希特哲学体系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1801年）以及耶拿时期和柏林时期的一些文章了。黑格尔死后，一些友人和学生根据黑格尔生前的讲稿和学生的听课笔记陆续整理出版了《历史哲学讲演录》、《美学讲演录》、《宗教哲学讲演录》和《哲学史讲演录》等。这些讲演录和黑格尔生前发表的著作一起构成了传统研究的主要文本群。不难发现，这一文本群代表的主要是黑格尔成熟时期的思想，它根本无法回答黑格尔哲学是如何形成的这样一个发生学问题。事实上，黑格尔在大学时代（1788-1793年）、伯尔尼时期（1793-1796年），法兰克福时期（1797-1800年）和耶拿时期（1801-1806年）都分别留下了大量手稿，这些不是用来发表而是为了解决自己的思想问题的文献，记载了黑格尔赖以形成和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的思想实验过程。这些早期文献对于理解黑格尔哲学的本质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相当长的时间内它们都不为人所知。直到1889年和1895年，黑格尔的早期文献和他的其他手稿一起由家庭所有变为图书馆所有。根据这些早期文献，一些学者分别整理和出版了《黑格尔的早期神学著作》（1907年）、《逻辑、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即《耶拿逻辑学》，1915年）、《政治和法哲学著作》（内含早期的《德国法制》和《伦理体系》，1923年）和两卷本的《耶拿实在哲学》（1931和1932年）。这些新发表的早期文献从根本上改变了20世纪黑格尔研究的面貌，促使学界对一些传统结论进行重大修正。
以1907年狄尔泰出版的《青年黑格尔史》为起点，从本世纪30年代开始，欧洲学界逐步展开了对青年黑格尔的研究以及对黑格尔的再评价工作。这一潮流在二战后日益壮大，并在1970年代黑格尔诞辰200周年之际达到高潮且一直持续到80年代。研究工作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它们最终使得我们可以对黑格尔哲学的形成及其本质作出历史主义的科学判断。需要指出的是，新的研究成果不仅没有在总体上否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断，而且深化和应证了他们的许多判断，例如马克思对《精神现象学》的判断等。同时我们还看到，除了哲学史家之外，本世纪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家，从存在主义的海德格尔和萨特，解释学的迦达默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尔库塞、阿多诺、哈贝马斯、阿尔杜塞和科莱蒂，到实证主义的波普尔、泰勒，都对黑格尔早期著作作过专门研究、评论或批判。在某种意义上，黑格尔成为现代哲学家与传统对话并阐发自己思想的桥梁。这从一个非常深刻的角度揭示出了黑格尔哲学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
文革以前，国内的黑格尔研究虽然还比较薄弱，并且意识形态话语过于浓重，不过以前苏东为中介，国内对黑格尔研究在欧洲的新进展还是有所了解的，60年代中前期部分学者曾主要围绕早期文献中青年黑格尔对基督教的批判、青年黑格尔关于劳动与异化的经济思想和青年黑格尔对现实德国的政治态度等问题展开过一定程度的探索。只是这方面的探索仅限于少数能够阅读德文著作的学者，而且时间也较短促。文革以后，国内的哲学研究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以1981年黑格尔逝世150周年为契机，在此之前和之后，国内学者迸发出了极大的研究热情，涌现出了一大批成果。这批成果主要是新老学者因为文革而未能完成或问世的成果的集中展示，它们对于提高国内黑格尔研究的水平作出了巨大贡献。不过，应当看到的是，虽然已经消磨掉了不少文革前的意识形态气味，但不论是在文献使用还是研究思路上，它们总体与文革前的研究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仍旧是传统模式的产物。
同时，在贺麟先生的主持下，黑格尔的早期文献开始陆续被译成中文与学界见面；一批能够代表黑格尔研究最新成果和方向的国外成果也被译介进来，它们和一些曾在欧洲进修和访问过的学者的著述一起，给国内黑格尔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并部分消解了传统模式的思想禁锢。于是我们看到，少量以历史主义的方式研究黑格尔的新成果随后出现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宋祖良的博士论文《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1987年）和李鹏程的博士论文《信仰与革命：对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精神世俗化历史的理论考察》（1987年）。但当时的国内学界在总体上还难以理解传统模式的重大局限性和新研究思路的必需性。当学界有可能在这些新因素、新研究的帮助下就此突破了传统模式的时候，社会发展导致的新形势却已经不允许人们去这么做了。——迅速展开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带来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从旧的计划经济时代走出来的中国人要求获得更大的自由。价值观变化了的人们不再满足于对历史必然性的抽象言谈，而直接呼唤人的自由。这样，新近引入国内的、以关注人的生存为特征的20世纪西方思潮就更多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伴随着萨特热和海德格尔热的是黑格尔研究的冷落凄清。虽然80年代中后期每年还是出版和发表了不少译著、专著和论文，但是，真正能够出思想的专家都纷纷转行了（老一辈中薛华先生转向美学，王树人先生转向中西哲学比较；青年学者中宋祖良转向海德格尔研究，李鹏程转向文化哲学）。这种状况可以从当时人大复印资料《外国哲学和哲学史》转载专题文章数量和质量的下降上得到直接体现。在一定意义上，黑格尔研究的衰落是合理的。因为西方哲学史研究不能总是停留在19世纪，它必须关注20世纪的新进展。不过，问题在于：作为开启了现代性视域的大师，黑格尔哲学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实际的指导价值，它因为“不合时宜”而被粗暴地抛弃了。
不是反思现代性的海德格尔，不是对抗现代性的后现代，而是现代性的黑格尔才是中国学界前进的方向。当国内学界刚刚在西方20世纪思潮中找到一点反传统的慰藉的时候，却疑虑地发现自己总是不断地遭遇黑格尔的幽灵。——在那一时期受到学界尊崇的大师和反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从萨特、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到马尔库塞、阿多诺、阿尔杜塞，无不深入探究过黑格尔并留下专门的著述。他们或者通过与黑格尔的对话阐述自己对形而上学、现时代的理解，或者通过黑格尔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诠释。总之，用伽达默尔的话说：“当黑格尔哲学看起来似乎被遗忘了的时候，它通过时代而保存了下来，曾经规定着黑格尔思想的潜在的存在……向我们证明，他的思想的现实性仍然是难以逾越的。”
顺应着一种睿智的走向，黑格尔研究经历了自己最黑暗的时代后，终于在90年代迎来了自己的复兴。90年代的黑格尔研究最突出的特色就在于研究模式的转换。它们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模式的桎梏，不是从经典作家的论述而是思想史事实出发来面对思想史自身，在黑格尔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全景中考察黑格尔的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本质，以及历史影响。如果我们需要以一个明确的事件来标识这个新时代的话，那么，这就是邓晓芒的《思辩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1992年）的出版。这部著作的确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研究的一个突破。邓晓芒先生立足当代力求对黑格尔思想作尽量准确、客观的表述，在黑格尔辩证法这个“古典”的主题上，展示了一系列前人所未及的新意和创见。他首先令人耳目一新地挖掘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两个起源—语言学起源和生存论起源，追溯了他特别发现的黑格尔辩证法中“逻各斯精神”和“奴斯精神”在古希腊哲学中的源头；随后另辟蹊径地对《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的开端和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在这里经过反复对比论证提出了他对于马克思的著名论断—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的新解释。在此基础上，他还对作为黑格尔辩证法核心和灵魂的否定、作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形式的反思，以及“黑格尔辩证法作为逻辑学、认识论、本体论的统一”等基础问题做了重新梳理，的确是对以往黑格尔辩证法研究的一个突破。
在邓晓芒先生的影响下，一些研究新成果初步出现。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赵林的《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和舒远招的《理性与激情—黑格尔历史理性研究》。前者将黑格尔的思想发展还原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中去，通过对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的具体分析，揭示出早已被人遗忘的黑格尔辩证法的文化意蕴或目的指向；扬弃理性和信仰的二元对立，恢复人的本质生活：最后得出结论：黑格尔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个神秘主义者，他在将神秘主义理性化的同时将理性神秘化。后者则从一个全新的立场出发，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精髓—历史理性做了一种深入细致的再考察，从而在黑格尔辩证法作为理性的逻各斯精神和能动的努斯精神辩证统一的基础上，对当前国际学界的一些偏见，即认为黑格尔要么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理性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者，要么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和非理性主义者，进行了成功的纠正。
到目前为止，新模式所取得的成果还并不很多，学界对它还缺乏深入的理解。但我们坚信，只要沿着已经发现的正确方向走下去，中国的黑格尔研究一定能在即将来临的新世纪里再创辉煌。在这里，我们愿意引用当今英美学界黑格尔研究泰斗查里·泰勒《黑格尔和现代社会》（1979年）序言中的两句话来结束本文。因为我们认为，在未来的世纪里，中国社会将不可避免地遭遇西方社会本世纪所遭遇过的社会问题，黑格尔将能够像曾经启发了西方人那样启发我们：“我们想要透过若干现代问题和两难困境来认清我们的方向时，那些必然遭遇到的概念和思维方式的形成均可以追溯到黑格尔”；在对解决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的过程中，“对赫尔德、黑格尔和洪堡的重新认识将会使我们获益匪浅”。
收稿日期：200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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