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数据新闻中的中国：一个视觉修辞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论文,中国论文,框架论文,视觉论文,数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相对于传统新闻报道，数据新闻“继承了两种古老的新闻实践遗产——信息图(infographics)和计算机辅助报道(CAR)”，①从而将数据推向新闻表达的主体位置。2012年，乔纳森·格雷(Jonathan Gray)、莉莲·博内格鲁(Liliana Bounegru)和露西·钱伯斯(Lucy Chambers)合编了当今数据新闻实务与研究的集大成者《数据新闻手册》，认为“数据新闻并非是将数据作为一种寻找故事或增强趣味性的表达手段”，而是直接注重对数据本身的挖掘和价值呈现。②由此可见，所谓数据新闻，强调从数据中挖掘新闻的一种新闻生产实践和领域。数据(data)的主要形态是数字(number)，同时也包含文字、图表、声音、图形、图像、视频等数据形态。 为了探索一种更有助于公众理解和接受的数据叙述方式，可视化(visualization)便成为数据新闻展示和输出的基本方式。尽管数据新闻的内涵莫衷一是，但都强调“以可视化作为其主要的呈现方式”，即强调“将复杂、抽象、难懂的数据转换为形象、具体、生动的新闻报道”。③《卫报》数据新闻平台“数据博客”前任主编西蒙·罗杰斯(Simon Rogers)在《数据新闻大趋势：释放可视化报道的力量》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数据新闻=80％的汗水+10％的灵感+10％的呈现。④在数据呈现方式上，罗杰斯特别强调可视化实践的必要性，进而在可视化意义上将数据新闻界定为“一个将电子表格、图形与数据分析相结合的全新领域”。⑤米可·劳伦兹(Mirko Lorenz)指出了数据新闻生产的三个关键步骤：数据筛选、数据分析和数据可视化，并认为可视化是目前数据新闻普遍采用的一种新闻讲述形式。⑥梅甘·奈特(Megan Knight)在对前期文献梳理和分析基础上指出，尽管数据新闻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但“所有文献的共同点都强调图像元素(graphics)和可视化过程(visualization)”。⑦ 纵观当下的数据新闻生产景观，已经很难想象未经可视化表现的数据新闻产品。自2009年《卫报》“数据博客”开创以来，可视化便成为数据新闻的基本特征和表达趋势。作为国内数据新闻生产的主要引领者，财新数据可视化实验室负责人黄志敏认为：“按我的标准，用数据可视化的手段呈现的新闻才叫数据新闻。”⑧一份针对国内五大数据新闻栏目——新华网《数据新闻》、网易《数读》、财新《数字说》、搜狐《数字之道》、澎湃《美数课》的全样本调查发现，所有新闻报道都诉诸可视化的展示方式，其中96.8％的数据新闻采用了相对比较复杂的可视化表现形式，具体包括静态表格、信息图、时间轴、交互地图、3D动画、设计游戏。⑨ 可见，数据新闻的两个最大特征就是数据化(datalization)和可视化(visuallization)：前者回应新闻的主体问题，即通过数据开展新闻报道；后者强调新闻的表现形式问题，即在视觉意义上对数据关系的生产与重构。因此，相对于传统新闻的表征体系，数据新闻在两个维度——符号主体和表现方式上拓展了新闻的观念，而这不能不提到数据新闻的视觉形式问题。 一、问题提出：一种重构现实的“视觉框架” 传统新闻的主体叙述方式是语言，数据新闻的最终产品形态是一套视觉符号系统。图像主导了数据新闻的主体叙述逻辑。从语言逻辑到视觉逻辑，数据新闻表征的语法、形态和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图像转向”。因此，如何从视觉维度上来把握数据新闻的表征和观念体系，这无疑超越了传统新闻基于语言文本的研究范式，并由此引出了数据新闻研究的可视化问题。在数据新闻的表征体系中，“数据分析的第一个战场是可视化，其目的就是揭示数据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⑩可视化往往遵循一定的语法规则，也就是按照不同的可视化理念对数据进行编码、组织和布局，最终形成的是一种相对感性的、直观的、简洁的视觉认知系统，其结果就是尝试在视觉意义上接近现实，把握现实。 尽管可视化有助于对问题的清晰呈现，但千万不能低估了可视化背后的话语生产与再造能力。可视化实际上是对数据的再结构化处理，从而在视觉意义上形成甚至再造了一种新的“数据关系”，而我们恰恰是通过这种被建构的“数据关系”来把握现实世界。由此引出的一系列问题是：为何可视化？谁来可视化？如何可视化？这已经不单单指向新闻专业主义所要求的数据本身的真实呈现问题，而是涉及到数据新闻意义生产的视觉权力问题。《卫报》的数据新闻《中国拖累了世界经济》采用泡泡图的视觉方式呈现中国贸易进口额与世界贸易出口额的数据关系(见图1)。在可视化策略上，《卫报》制造了一幕寓意深刻的“拖累”(slowdown)意象：其他国家如高飞的气球浮于图表上方，中国深深地沉于图表下方，似有钳制其他国家经济腾飞之意。严格来说，导致各个国家贸易额变化的因素很多，这些数据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但经过可视化实践的数据重组与“美学想象”，《卫报》重新构造了一种通往现实认知的因果关系和原罪话语——中国贸易进口额下降是导致其他国家经济出口额下降的“元凶”。类似的数据表征方式在西方数据新闻实践中比比皆是，这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可视化实践深层的图像意识形态问题。尽管每个数据都有相对清晰的指涉对象和表征内容，然而可视化实践却建构了一个关于新闻的意义世界。换言之，经由可视化实践，数据新闻不仅在视觉意义上还原现实，还可以重构现实。
图1 《卫报》：中国拖累了世界经济 数据新闻对现实世界的建构与再造，主体上是通过视觉而非语言方式实施的，这不能不提到可视化实践的标志性产品——“视觉框架”(visual frame)。我们对现实世界的把握，离不开一定的认知框架，因为框架意味着一种“阐释图式”(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11)从符号学意义上讲，框架创设了一个巨大的“语义场”，本质上提供了一套有关意义生成的语境认知系统。(12)人们之所以按照特定的方式来接近、认识并把握事物，往往是接受了特定认知框架的限定与引导。对于以视觉图像出场的数据新闻而言，可视化的目的和意义就是对于特定的“视觉框架”的生产。所谓视觉框架，意为经由视觉化的观念、方式和途径建构的一种认知框架。不同于传统新闻认知的语言框架，视觉框架是一种符号化的视觉认知系统，强调借助视觉方式来限定符号思维的意义方向、重设符号意义的生成语境、搭建符号元素的勾连关系，其目的就是对特定话语的视觉化建构、展示与争夺。从语言框架到视觉框架，这是数据新闻面对框架分析(framing analysis)这一经典的新闻理论命题提出的新问题和新思考，以及由此引申出框架分析中一个长期被忽略的理论命题——视觉框架分析(visual framing analysis)。 理解数据新闻的视觉框架，其实就是考察社会争议(social arguments)在视觉意义上的建构方式和实践。探讨社会争议的“视觉建构”(visual construction)及其深层的视觉权力生产机制，这恰恰是视觉修辞(visual rhetorics)最为擅长的介入视角和关注问题。(13)在数据新闻的表征体系中，当数据以图像化的方式出场，最终经由可视化实践整合为特定意识形态规约下的视觉框架，这一过程必然是诉诸一定的视觉修辞行为。进一步讲，可视化本身意味着一场视觉修辞实践，而视觉框架一定是视觉意义上的修辞框架(rhetorical frame)，即视觉修辞框架。拉尔夫·莱格勒(Ralph Lengler)和马丁·埃普勒(Martin Eppler)在其著名的“可视化周期表”(14)中提到的“隐喻可视化”(metaphor visualization)和“策略可视化”(strategy visualization)更是直接道出了可视化实践的劝服意图和修辞本质。因此，对于数据新闻的视觉框架分析而言，如何选择数据？如何重组数据？如何生成数据关系？这些问题根本上都属于视觉修辞的研究范畴。 所谓视觉修辞，意为借助图像化的方式开展“劝服性话语”生产的符号实践。当代文化“视觉转向”(15)以来，传统的修辞学研究开始关注视觉符号的修辞问题，也就是“从原来仅仅局限于线性认知逻辑的语言修辞领域，转向研究以多维性、动态性和复杂性为特征的新的修辞学领域”，(16)视觉修辞因此成为有别于语言修辞的另一种修辞范式。修辞的功能是劝说，强调对能指符号的策略性使用；修辞的内涵是“一种能在任何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法的功能”；(17)修辞的目的是在阅听者那里引发认同，“使一个团体获得某种授权的意志、计划、希望和前途”。(18)查理斯·希尔(Charles A.Hill)和玛格丽特·赫尔默斯(Marguerite Helmers)将视觉修辞界定为“图像如何以修辞的方式作用于观看者”。(19)与语言修辞不同，视觉建构的最大特点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在视觉意义上“赋予了争议生产的另一个维度：戏剧性和作用力”；(20)第二是强调对某种劝服性的“修辞意象”(rhetorical image)或“认知意象”(mental image)的激活、征用或构造实践。(21)在数据新闻的争议建构实践中，争议的主要表现形态是安东尼·布莱尔(J.Anthony Blair)所说的“视觉争议”(visual arguments)，(22)而视觉修辞的基本原理就是对视觉框架的激活、发明与再造，从而沿着特定的视觉框架对“视觉争议”的策略性生产。总之，由于视觉修辞关注的是视觉符号的意义行为及其深层的语法体系，那么从视觉修辞的理论和方法视角切入并探究数据新闻的视觉框架，无疑是一种合理的研究起点和理论假设。 需要强调的是，探讨数据新闻的视觉框架，必须立足于两个基本前提——修辞目的和问题语境，如此才能保证视觉框架研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修辞目的决定了视觉框架的意义方向和话语观念；问题语境决定了视觉框架的认知对象和阐释空间。离开特定的修辞目的，视觉框架必然陷入泛泛而谈；离开既定的问题语境，视觉框架注定是难以把握的，甚至是没有意义的。鉴于此，本研究在修辞目的和问题语境的把握上，关注的核心是西方数据新闻报道中的中国议题。“西方”与“中国”同时回应了视觉框架研究的修辞目的和问题语境：一方面，西方数据新闻的修辞目的指向“西方话语”，这使得相应的视觉框架比较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另一方面，中国议题限定了数据新闻的问题语境，从而铺设了视觉框架分析相对明确的研究对象和意义空间。 其实，关于西方媒体涉华报道的框架分析，这近乎成为传播学研究非常流行的学术命题。(23)相关研究所涉议题主要包括AIDS、(24)SARS、(25)流行病、(26)互联网问题、(27)气候变化、(28)反华事件、(29)西藏事件、(30)钓鱼岛问题、(31)极端宗教问题、(32)中国产品危机、(33)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轰炸事件(34)等等。所有的文献几乎传递了同一个声音：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关注度逐年上升，涉华报道主要以负面为主，而西方主流媒体在框架策略上的差异并不显著。(35)那些被重点提及和论述的新闻框架包括责任框架、领导框架、冲突框架、后果框架、影响框架、发展框架、爱国框架、生态框架、人情伦理框架、意识形态框架等。本研究立足于西方数据新闻的涉华报道，但在研究视角和方法选择上，则尝试超越传统框架分析的基本操作范式，将数据新闻视为一种视觉文本，从视觉修辞的理论和方法视角把握西方数据新闻涉华报道的视觉框架，尤其是关注框架分析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理论问题——框架识别(frame identification)，(36)即从视觉修辞视角探讨视觉框架形成的微观修辞方法和策略。 二、西方数据新闻涉华报道中的“中国图景” 为了揭示西方数据新闻涉华报道的视觉框架，首先需要对其进行内容分析，以期明确西方数据新闻的关注议题和话语倾向，如此才能相对清晰地呈现涉华报道的修辞目的和问题语境，从而便于开展后续的视觉修辞实践研究。 (一)研究方法与基本描述 本文从广义上界定涉华报道的文本范畴，不仅包括以中国为议题对象的数据新闻，还包括全球议题中与中国有关的数据新闻。本文检索发现，西方数据新闻的涉华报道数量自2011年以来呈总体上升的趋势。鉴于此，本文选取的数据新闻文本包含两部分：第一是选取了2011年1月1日至2015年9月1日《卫报》和《纽约时报》两大权威媒体官网中的涉华新闻报道，依据“interactive”“multimedia”“graphic”“infographic”等关键词加“China”进行搜索；第二是选取全球编辑网络(Global Editor Network)主办的数据新闻奖(Data Journalism Awards)的全部获奖作品。(37)通过二次筛选和确认，共获得112个涉华数据新闻报道。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选择《纽约时报》和《卫报》作为分析对象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是地缘因素，二者分别代表美国和英国极具影响力的报纸媒体；第二是专业因素，二者在数据新闻实践上具有全球影响力。具体来说，《卫报》于2009年成立全球第一个专业的数据新闻平台“数据博客”(data blog)，同年成立并开放数据商店(data store)，在数据新闻实践上全球瞩目；《纽约时报》是美国较早开展开放数据与数据新闻实践的代表性媒体，推出的The Upshot平台主打数据新闻，是美国报业数字化转型公认的领跑者。西方数据新闻领域极负盛名的《数据新闻手册》将《卫报》和《纽约时报》视为全球数据新闻生产的两大巨头。(38) 就媒体形态而言，《卫报》和《纽约时报》分别占据了总报道数量的52％和44％，其他媒体报道(包含BBC、路透社)占4％；就报道形式而言，静态信息图占57％，交互地图占38％，动态图表占5％；根据报道对象范围而言，全球报道占52％，共计58个，中国报道占48％，共计54个。总体看来，西方数据新闻对中国的关注，更多地是将中国置于全球比较的语境中进行审视，这无疑勾勒出了视觉框架研究非常重要的一种语境结构和数据关系。 (二)报道议题和报道倾向 涉华报道的议题选择和报道角度，深刻影响着西方媒体的议程设置。西方数据新闻报道的题材与数量依次是“经济”(29％)、“环境”(22％)、“政治”(21％)、“社会”(15％)、“文化”(6％)、“军事”(4％)和“其他”(2％)。图2揭示了西方数据新闻对中国议题的关注状况，其中经济、环境、政治、社会四个领域是西方媒体重点关注的议题。具体来说，经济议题主要关注中国贸易往来、股市风波、经济下行、贸易逆差、贸易外迁、信贷紧缩等；环境议题主要关注碳排放量、土壤污染、癌症村、环境工程抗议、城市污染、雾霾状况、全球碳补贴等；政治议题主要关注死刑数量、记者关押、妇女权利、全球信任指数、国家满意度、西藏问题、领导人家族网络等；社会议题主要关注富豪分布、医保现状、失业状况、教育不均、技术鸿沟、消费低迷、天津爆炸案等；军事议题主要关注中国军费开支、领土安全等。
图2 西方数据新闻涉华报道议题 在对中国议题的报道倾向上，西方数据新闻延续了传统的报道策略和态度立场，总体上持负面立场：负面报道占到66％，正面报道21％，中性报道13％。通过对《卫报》和《纽约时报》报道倾向的均质差异检验，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t=1.479，df=92，p=.166)，(39)即二者在总体报道倾向上基本一致。可见，《卫报》与《纽约时报》的话语立场非常接近，所谓的“西方话语”是一个逼真的概念，并在整体上形成对中国极为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三)国家互动的社会网络分析 在中国形象建构上，中国被置于一种崭新的地缘叙事框架中，通过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数据比较来揭示中国形象与中国议题。接踵而来的问题是：中国与世界是如何互动的？中国被哪些国家推向全球秩序的劣势地位？因此有必要分析全球互动的社会网络。 在58条全球议题报道中，每一条报道出现了多个国家的数据比较，我们假设这些国家之间彼此互动，每个国家的互动频次分别计为1。为保证数据分析的科学性和可视性，本研究筛选的国家样本数为70个，最终建立70×70的关系矩阵。(40)Ucinet6.0中自带的Netdraw2.084工具绘制70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网络关系图(见图3)。为了表示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频度，每个国家以圆点大小和线条表示：圆点越大表示该国家的中心度越高，即在网络中的活跃度越高；线条越粗表示交往越频繁。根据这些国家的中心度状况，K-core算法显示了12个分布序列，分别用不同的圆点大小表示。圆点大小相同的国家，表示其中心度基本相当，或者说处于同一个活跃度水平。
图3 全球国家(或地区)互动的社会网络图 本研究借助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来描述整个网络的关系结构。度中心性是衡量节点在网络中居于中心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数据显示，度中心性排名前十的国家依次为美国(182)、日本(148)、俄罗斯(132)、韩国(129)、印度(122)、澳大利亚(113)、德国(105)、巴西(95)、英国(94)、加拿大(94)。显然，中国实际上是被这些度中心性较高的国家推向了全球秩序体系中的劣势位置。综合参照各个国家在社会网络中的测量数据(节点度数、中间中心度、密度和度中心性)，美国、日本、俄罗斯、韩国、印度、德国、澳大利亚、巴西、英国、加拿大主体上搭建了中国负面形象生成的“全球语境”。换言之，也正是在与这些国家的数据比较中，中国在视觉意义上被抛弃了，毫无防备地坠入西方话语编织的数据深渊中。 总之，相对于传统新闻的语言建构，西方数据新闻在“数据化”和“可视化”两个维度上“大做文章”，悄无声息地生产了某种隐性的、匿名的、生产性的劝服话语，从而在视觉意义上实现了对中国形象的“另类建构”(alternative construction)。之所以称为“另类建构”，主要是考虑到数据新闻和传统新闻在涉华报道上的本质差别。通过对比分析《卫报》和《纽约时报》在涉华问题上的传统新闻报道和数据新闻报道，这种差别简单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报道类型、报道观念、题材选择、框架构造四个层面。(41)第一，在报道类型上，传统新闻主要是事件报道，而数据新闻主要是主题或现象报道，前者体现为一种基于事件驱动的新闻报道，后者则强调在数据意义上的一种新闻策划与新闻发现行为；第二，在报道观念上，传统新闻侧重对中国负面事件的直接呈现，而数据新闻则特别强调将中国置于一个与其他国家相比较的参照语境中，更多的是在相对意义上间接呈现；第三，在题材选择上，传统新闻最关注的题材依次是政治、经济、社会，而数据新闻则依次是经济、环境、政治；第四，在框架构造上，传统新闻强调对某种认知框架的语言建构，框架识别和倾向相对比较容易识别，而数据新闻则在视觉意义上进行修辞建构，框架建构与认知相对比较隐晦和复杂。总体来说，相对于传统新闻的涉华报道，西方数据新闻的涉华报道传递了一幅有别于传统新闻报道的“中国图景”，这种差别并非简单的语言文字与视觉符号的表征差异，而是涉及到深层的新闻观念、框架机制和修辞实践的差异。因此，探讨西方数据新闻话语中“中国图景”的构建机制，无疑具有必要而积极的研究价值以及深层的理论探讨空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数据新闻的“另类建构”是在数据维度上延伸的，但又是借助视觉修辞实践完成的。接踵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具体地把握西方数据新闻涉华报道的视觉框架，也就是从视觉修辞原理上揭示西方话语生产的特点、方式与规律，这便涉及到视觉框架分析的微观修辞机制问题。 三、图绘中国：西方数据新闻的视觉修辞框架 从视觉修辞的理论与方法视角切入，探讨西方数据新闻的视觉框架，这是本研究的立论起点和逻辑方向。本文在研究思路上主要是从西方数据新闻涉华报道的可视化行为切入，聚焦于整个修辞过程中的具体的修辞实践和修辞环节。为了厘清视觉修辞的具体环节和实践，客观上需要对视觉修辞过程进行必要的细化、拆解和确立，而这直接指向了可视化实践的构成体系——修辞对象、修辞目标和修辞方法。具体来说，视觉修辞的对象是数据，如何选择、组织和呈现数据，这是视觉修辞框架确立的前提和基础；视觉修辞的目标是重构一种新的数据关系，即通过数据关系来体现话语关系，因此数据关系决定了视觉修辞的意义方向与话语落点；视觉修辞的方法强调抵达特定的数据关系所需要的叙事策略和操作方案，尤其体现为对叙事学意义上的认知维度的确立——时间和空间是两种最基本的认知维度，而交互实践(interactivity)则拓展了文本叙事的认知深度，因为交互行为其实就是在纵深维度上的一种数据整合方式。因此时间修辞、空间修辞、交互修辞便成为可视化过程中三种非常重要的叙事策略和操作方案。综合来看，从视觉修辞的对象、目标和方法来看，西方数据新闻的视觉框架可以从数据、关系、时间、空间、交互五个内在关联的微观修辞实践切入(见图4)。本研究接下来将立足于五种具体的修辞实践，分别探讨每一个修辞实践的符号行为及其深层的话语生产机制，以此完整地把握西方数据新闻涉华报道的视觉修辞框架。
图4 西方数据新闻的视觉修辞实践 (一)数据：从数据“链条”到数据“拼图” 数据是一种特别的信息形式，由于符合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逻辑传统，因此成为数据新闻中最核心的表达元素。其实，用数据说话，这也是传统新闻非常重视的话语方式，只不过数据新闻对其推崇程度更纯粹、更彻底、更系统而已。在传统的新闻叙事观念中，新闻的主体是人，新闻的终极落点是对个体生命及其深层社会议题的审视与关照。因此，数据与人之间存在一定的阐释关系，并且统摄在个体生命的遭际、沉浮与变迁中。换言之，数据并不是孤立的表征对象，而是携带着深刻的人文内涵与叙事功能。与此同时，数据与数据之间存在明确的逻辑“链条”，因果、推演、演绎、论证、归纳等认知手段铺设了数据“串联”的主体逻辑。然而，在数据新闻那里，数据一跃成为一个主导性的甚至是唯一的新闻元素，它驱走了人物，模糊了背景，放逐了故事，拒绝了人文，只留下一幅视觉意义上的“数据狂想曲”。当数据从幕后走入前台，所有的数据只是作为表象存在，它拒绝了一切可能的质感、文化与社会状态，成为纯粹的自我指涉对象。 如果说传统新闻的数据关系是一种逻辑“链条”，那数据新闻最终呈现的是一幅数据“拼图”。所谓数据“拼图”，意为数据之间并不存在推理、论证、因果、演绎等逻辑关系，而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不朴素的、机械的类比和比较。可见，数据新闻割裂了传统新闻观念中数据之间的关联、深度与逻辑。当数据被置于一个扁平化的参照体系，数据之间只有大小之别、差异之分，传统新闻写作中特别推崇的人文话语在数据新闻的数据狂欢中全面退缩，甚至消失殆尽。因此，数据新闻是对现实问题的“简化”表达，更多地意味着一种关于新闻表达的另类观念。具体来说，传统新闻极力把握现实世界的复杂性，真相以及接近真相的方法或过程同等重要，这也是为什么传统新闻竭力呈现数据获取的整个脉络。数据新闻淡化了数据的获取途径和方式，只是对数据“结果”的简单呈现。当数据存在的背景、过程与方法普遍“缺席”时，数据如何选择、如何组织、如何表征、如何可视化就不单单是一个新闻认知行为，同时还是一个视觉修辞过程。换言之，在由数据驱动的新闻表征体系中，数据的选择、组织、布局和符号化过程都可能改写数据新闻的视觉框架，这恰恰是视觉修辞在“数据”维度上的精妙“算计”。 尽管每个数据的指涉对象和表征内容是清晰的、明确的，然而当所有数据聚合到一起并形成一面数据“拼图”，其实相当于赋予了数据一种新的阐释语境。语境不仅限定或引导事物意义的诠释方向，同时也直接参与事物意义的生产与建构。(42)严格来说，每个数据都有其原始的统计背景和存在语境，然而数据新闻则对数据进行了“再语境化”处理，即将数据从其原始的存在语境中剥离出来，转而置于一个由众多陌生的数据共同拼贴而成的比照语境中。按照人类学家马里诺斯基的“语境论”，语境可以分为社会语境和情景语境，前者主要指特定的社会文化系统，后者强调某种既定的存在场景。显然，数据新闻直接生产或再造了一种情景语境。艾洛·塔拉斯(Eero Tarasti)特别指出，人为再造的语境往往弥漫着强烈的权力意图，并将其命名为“权力语境”。(43)当原本驻扎在社会语境中的数据被推向了人为构造的情景语境中，数据新闻通过视觉修辞方式悄无声息地完成了一项“语境置换”工程。 当我们试图通过这道“数据薄纱”来接近并把握现实世界时，对数据以及重构的数据语境保持必要的警惕和反思无疑是必要的。由于可视化直接诉诸人们的感性思维，而数据一旦插上视觉的翅膀，那它便以一种强大的劝服方式主导、接管或误导人们的认知系统。因此，接近并确立数据新闻的视觉框架，不能忽视数据本身的选择、组织、布局、符号化等修辞实践所制造的“视觉陷阱”。《卫报》的数据新闻《城市室外污染图》致力于在地图维度上呈现各个国家的空气污染数据。每个国家会选择不同地区作为数据监测对象，并用不同颜色的圆点表示其污染程度，绿色表示空气质量良好，红色表示重度污染。在数据的选择上，《卫报》仅仅选择了中国污染严重的30个省会城市，而美国的数据采集量高达207个，基本上涵盖全美绝大部分大中小城市。中国省会城市污染状况远远高于平均水平，而美国空气状况的区域同质性比较均衡，再加上美国数倍于中国的数据采样量，这使得全球地图上美国区域“一片飘绿”，中国的负面形象最终在色彩意义上被生产出来。可见，从数据“链条”到数据“拼图”，实际上是重置了一种权力语境。因此，数据的选择、组织、布局和符号化等修辞环节都会影响并决定视觉框架的呈现方式，其结果往往使数据携带了原本不可承受的意识形态话语，而这恰恰是数据新闻实践中视觉框架生产极为隐蔽的修辞策略。 (二)关系：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的“概念置换” 弗里托·卡普拉(Fritjof Capra)在《生命之网》中指出，任何符号系统都包含了一个关系之网，关系是事物存在的根本属性。(44)通过图式化的方式揭示复杂世界的各种关系，这是数据新闻致力于呈现的视觉图景。西方数据新闻的数据“拼图”实践，其实就是生成、重置或再造了一种数据关系。数据关系存在多种类型和形式，但常见的数据关系是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相关不等于因果，前者关注的是“是什么”，后者关注的是“为什么”；(45)前者属于非决定论范畴，后者是一种朴素的决定论思想。进一步讲，相关关系仅仅是揭示事物之间存在方式上的关联性，而并非强调二者之间的决定关系或因果逻辑。西方数据新闻又是如何在视觉修辞实践中回应这对关系的？ 数据新闻立足于大数据思维基础，竭力从海量的信息形式中发现新闻。(46)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新闻的标志性“产品”就是发现了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尽管在科学性上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但现实中因果关系却主导甚至主宰了人们的社会认知——“当我们看到两个事物连续发生的时候，我们会习惯性地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看待它们。”(47)即便两个事物之间只是普通的相关关系，人们也会有意去建构其因果关系，并将其“误认”为一种合法的存在。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快思慢想》中指出，人类普遍存在两种思维模式，第一种是基于感性认知的快速思维，第二种是基于理性认知的慢速思维。快速思维遵循了简单的“蒙太奇思维”模式，其结果就是往往会臆想出一些因果关系；慢速思维则强调在日常生活表象面前保持极大的克制和理性，尤其体现为对现实中相关关系的冷静确认。(48)在视觉文本面前，人脑总会本能地寻找认知捷径，启用快速思维，这是由大脑的认知惰性决定的。(49)数据新闻是一种典型的视觉文本，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原本可能呈现的相关关系偷换为因果关系。 一般来说，只有同一语境、同一类型、同一层次的数据才具有比较的可能性与科学性，一旦不同背景的数据被置于同一个关系结构中时，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但绝非因果关系。纵观西方数据新闻的涉华报道，一种常见的视觉修辞手段就是制造了一幅“因果幻想”，使人们很容易站在西方优势话语立场上想象中国，并将可能的相关关系误认为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中国的“举动”引起、决定或导致了其他国家的经济下滑、军费增加、工厂外迁、贸易制裁、冲突加剧等。《纽约时报》的数据新闻《中国高学历的人失业率高》表面上呈现一个特殊群体的两个属性——学历与失业率，但却忽视问题的复杂性，近乎粗暴地给出新闻标题所揭示的因果结论，让人们容易形成“读书无用”的认知错觉；再如，《卫报》的数据新闻《碳地图：哪个国家要对气候变化负责》(图5)呈现了全球主要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些数据之间原本是相关关系，但是《卫报》却将这些数据置于全球气候变化的特殊语境中，这无疑重置了一个因果框架，误导人们形成一个极不科学的因果推断：中国应该对全球气候变化全权负责。(50)显然，西方数据新闻充分利用大脑工作的认知惰性，将复杂问题进行简单的归因处理，用因果关系“偷换”相关关系，使得西方话语深处的“预设立场”不露声色地进入文本的表征实践中。因此，当所有数据“聚合”到一起，在认知意义上生成、重置或再造何种数据关系，这直接影响并决定了数据新闻的视觉框架。
图5 《卫报》：碳地图：哪个国家要对气候变化负责 (三)时间：时间线与“时间政治学” 时间线(timeline)是一种基本的叙事维度，也是一种特殊的认知方式。当时间线进入文本的叙事体系，深层次意味着一种面向事物的组织和管理方式。(51)在《从混沌到有序》中，伊利亚·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和伊莎贝尔·司汤热(Isabelle Stengers)赋予了时间特殊的认知价值，并将其视为一种终结不确定性的思想方法，认为时间的功能就是“从混沌中产生出有序”。(52)正是在时间维度上，事物获得了一个连续的认知坐标，所以才被赋予了“发展”“变化”“趋势”等属性和意义。时间线发现了事物的时间属性，并赋予了事物相对稳定的认知结构，(53)这直接决定了事物以何种方式出场，以及以何种方式呈现给主体。在时间线上，时间节点如何选择？时间刻度如何管理？时间坐标如何确立？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直接决定了我们按照何种方式来突破混沌的、变化的、不确定的自然系统。考察文本叙事中的时间实践，其实就是关注时间线上的事物选择与要素重组策略，本质上意味着一种修辞行为。因此，将时间线引入文本叙事，其意义在于我们可以通过时间维度来认识文本框架，而文本话语正是在人为设定的时间线的缓慢前行中流露出狡黠的笑容。 在西方数据新闻的可视化实践中，时间线是一种常见的数据整合途径，本质上体现为权力话语在时间维度上的策略部署和框架实施。时间线激活并拯救了事物属性的连续性和总体性，因而传递的是一种新的认知观念。当中国议题被置于时间线上并接受时间的“考验”，其实就是在历史维度上发现了事物的另一种存在属性——过程性和状态性。《卫报》的数据新闻《世界如何使用碳资源》在时间线上显示每个国家的碳排放量。在图示方式上，《卫报》以每个国家为圆心的圆圈大小表示碳排放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国家的圆圈逐渐变小，中国圆圈不断膨胀，最终“吞噬”整个世界地图。显然，当视觉圆圈代替数字本身，实际上是借助视觉修辞的方式有意强调并放大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在时间线上，事物实际上被赋予了一种多维的关照视角和关系结构，争议以一种视觉化的方式在时间线上缓慢生成。 时间线上的事物表征，最有代表性的“产品”形态就是对“时间曲线”的构造与发现，因为曲线本身暗含了对事物变化过程与规律。曲线揭示了某种数据规律，并将这种规律可视化表征了，这极大地迎合了大脑认知的惰性原则，因而创设了一个不设防的认知管道，使得人们大大降低了对数据科学性与合法性的警惕与堤防。在时间线上，中国往往被置于一种与他国的比照体系中，这使得时间线上的节点、刻度、标注、符号形式等信息都携带了明显的价值判断。《卫报》在数据新闻《中国金融危机》有意选择2015年6月作为中国股市曲线的“起点”，而6月恰恰是中国股市开始疯狂走低的时间节点，同时在图表“绘制”上有意“拉大”数据刻度，给人一种动荡不堪的经济局面。 时间线上，曲线不仅指涉数据本身，也指涉一种发展趋势，即具备预测未来的潜在优势。西方数据新闻往往会根据现有的趋势变化来“绘制”未来某一时期的数据前景。在时间线上，曲线落点选择、演变过程呈现、未来数据趋势、坐标位置安排等已经不是简单的数学问题，而很可能成为一种携带意识形态偏见的政治书写行为。《纽约时报》的数据新闻《制造业成本上升》绘制了10年来(2004-2014)世界各国制造业成本的变化趋势(图6)。《纽约时报》试图回答的问题是：美国1美元的产品成本，其他国家需要多少钱？在图表设计上，《纽约时报》有意翻转了常规的坐标类型和赋值方式(将纵坐标定义为时间轴)，巧妙地将美国置于图表中心位置，其他国家分列两侧，并用黄色有意突出美国和中国的曲线趋势。尽管所有国家的制造成本都在上升，然而由于美国10年来保持不变，而中国曲线则逐渐逼近美国。这条数据新闻从话题选择到视觉设计，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中国制造”已不再具有优势，而美国将是未来最有价格优势的商品中心。
图6 《纽约时报》：制造业成本上升 如何借助视觉方式来“讲述中国”，这是西方数据新闻在时间线上从未放弃的一种历史叙事“抱负”。如果中国被置于一个历时的叙事结构中，那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对中国的一种历史重构和话语重构行为。主流话语常见的叙事策略就是对重大事件、重大人物、重大事实的精心选择、裁剪和拼贴，以此勾勒历史叙事的主体节点和框架，从而形成特定意识形态规约下的历史叙事。(54)按照新历史主义观点，历史节点如何选择？时间框架如何管理？历史素材如何取舍？这都是时间维度上的修辞行为。(55)荣获2013年最佳数据新闻奖的《链接中国》在时间线上呈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事件，然而绝大部分事件都是关乎中国的负面事件，而某些极度敏感的政治事件则在视觉上被刻意强调。可见，“如何讲述中国”，西方数据新闻尝试在时间维度上施展着其可能的叙事偏见，时间与政治深刻地嵌套在彼此的诠释体系中，并最终建构了一套通往历史认知的“新历史叙事”。 (四)空间：全球地图与“新地缘叙事” 空间既是物理意义上的存在形态，也是一种关于表征和叙事的认知维度。(56)西方数据新闻的涉华报道中，“主题—并置”(57)是一种常见的空间叙事理念，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空间维度上的视觉框架生产路径。所谓“主题—并置”，意为将不同国家与地区并置呈现，使其统摄在特定的主题表达结构中。为了表达的直观性，世界地图成为一种最理想的空间叙事载体和数据整合方式。当不同国家都以地缘意义上的图示方式“出场”时，实际上重构了新的区隔关系和勾连关系——每个国家都被赋予了不同的数字、色彩、图案，并且经由各种线条、箭头、路径而连接起来，从而在空间意义上再造了一种新的视觉语境和数据关系。当地图进入数据新闻的表征体系，它便不单单是一种标识方式，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权力话语“关照”下的框架观念——地图元素的布局与安排，国家形象的标识与呈现，国别关系的勾连和重构，都已经不单单属于新闻表征问题，而是指向深层次的视觉修辞实践。 在由地图所主导的数据新闻景观中，国家构成了数据新闻最基本的认知单元，并且在地图所铺设的视觉体系和关系结构中微妙而传神地传递着特定的意识形态话语，而这一话语过程则是借助符号学意义上的“标出”行为完成的。在《纽约时报》和《卫报》的数据新闻《全球死刑地图》《全球妇女权利地图》《全球军费开支地图》《记者被关押在哪儿》《碳地图：哪个国家要对气候变化负责》《为什么中国让世界剑拔弩张》《中国贸易的全球扩张》《温室气体补贴去了哪儿》《中国正在南海建什么》中，中国往往作为一个特殊的“符号形象”出场。具体来说，西方媒体有意使用带有强烈情绪的色彩、图案、标识在全球地缘版图上对中国区域进行强调，这是一种典型的“视觉凸显性表达”，即在一个全球性的比较语境中对中国的有意突出、放大和渲染，以此呈现中国与世界的内在张力与紧张关系。《卫报》的《全球死刑地图》以世界地图为视觉背景，在各个国家所处的版图位置上用圆圈大小显示其死刑数量(见图7)。中国区域被涂上了极具隐喻意味的红色，而且以压倒性优势成为全球死刑数量最多的国家，最终在视觉上呈现出扩张性与攻击性趋势。显然，从整个话题设计、色彩搭配、视觉布局来看，这是对中国负面形象的视觉制造。
图7 《卫报》：全球死刑地图 沿着全球地图所设定的叙事背景和区隔模块，西方数据新闻创设了一个互文性的比较语境，其功能就是通过对中国的符号化处理来重构中国与世界的想象性关系，进而在视觉意义上制造了一种“新地缘叙事”。不同于西方传统媒体的涉华报道，数据新闻铺设了一个直观的、形象的、生动的比较语境，每个国家都作为其他国家的伴随文本(co-text)而存在，中国被迫卷入了一场符号化实践。而且被一同抛入了一个互文性的语境关系中。所谓符号化，就是通过对事物的有效表征，赋予其意义的过程。从经验到认知，一般都需要经过符号化过程，因为“无意义的经验让人恐惧，而符号化能够赋予世界给我们的感知以意义”。(58)罗兰·巴特就此断言：任何事物一旦进入人类的关照体系，就会面临着符号化的趋势。(59)经过符号化处理，即使没有意义的事物，也完全可以被解释出意义。可见，“新地缘叙事”的最大特点就是在视觉意义上对中国的符号化处理，使其成为一个携带意义的符号对象。 同时，符号化也就是片面化。片面化意味着对事物某些属性的刻意呈现而对其他属性的有意掩盖，使其携带特定的可感知的品质与意义。(60)在以地图为基础的数据新闻图景中，西方媒体往往在中国与世界的“视觉关系”上“大做文章”，最典型的修辞策略就是对中国属性的片面化呈现。具体来说，西方话语片面化地呈现中国不同于世界的差异性，并将这种差异性通过视觉途径进行夸张、放大和凸显，其目的就是将中国建构为一个孤立的、危险的、异己的、不合时宜的“他者存在”。纵观《记者被关押在哪儿》《中国正在南海建什么》《为什么中国让世界剑拔弩张》《碳地图：哪个国家要对气候变化负责》等数据新闻的空间修辞实践，如果说传统的涉华报道还停留在语言逻辑中展开，“新地缘叙事”试图通过制造“视觉差异”来重构中国与世界的想象性关系，中国的主体性最终被淹没在西方话语有意涂改的视觉修辞景观中。 (五)交互：数据的戏剧性与语法体系 在数据新闻的可视化实践中，交互(interactivity)不仅意味着一种互动方式，更拓展了新闻的接受观念。人们可以跟随鼠标进入新闻的深层结构，游历数据图景中的每一个层级与角落。从认知维度来看，交互意味着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觉维度和认知深度，而这恰恰是传统新闻难以比拟的认知优势。从新闻认知的框架路径来看，数据新闻常见的交互方式有三种：第一是基于勾连关系的交互理念，即通过数据点击来凸显或勾连相关信息；第二是基于层级关系的交互理念，即沿着“窗口思维”逐渐深入数据的深层结构；第三是基于网络关系的交互理念，即动态呈现数据之间的结构与逻辑。显然，交互叙事的功能和目的就是铺设、改写或再造人们的认知路径，从而引导或限定人们的接受过程，因而是一种直观且逼真的通往“框架”涵义的修辞实践。 其实，在数据新闻的交互实践中，我们所“经历”的新闻世界，只不过是提前预设的新闻话语的戏剧化呈现而已。敏蒂·麦克亚当斯(Mindy McAdams)特别提醒我们，相对于静态的图表新闻，交互类数据新闻虽然提供了我们接近新闻更多的认知路径，但整个路径设计又是被限定的。(61)尽管数据新闻赋予了人们更大的选择空间，但这种选择是在计算机语言所“掌控”的语法体系中展开的。主体话语深层极为迷恋的选择，注定是一场“选择的幻象”，真正的幕后逻辑是“物的语言”。然而，交互实践的修辞策略恰恰在于，它将“物的语言”形式化、戏剧化、游戏化处理了，使其伪装在一场表面上象征能动与参与的视觉实践中。其实，交互观念的引入，最大限度地激活了新闻接收过程的趣味性和想象力，这使得数据被赋予了一定的戏剧性内涵。而在新闻媒体平台上，趣味性是新媒体产品普遍的特征取向和底层规则。于是，为了迎合普遍泛滥的形式冲动和感观诉求，数据新闻不得不调整自身的出场“模样”，与之相应的则是一场有关数据关系的戏剧性发现与再造实践，而这一过程恰恰是通过视觉修辞的交互实践体现并深化的。当数据携带了消费话语裹挟下的趣味性，数据便不再那么严肃和冷峻了，最终若有所思地玩起了一场互动游戏。 按照“物语论”思想，交互实践实际上遵循的是“物的语言”。采用何种算法，设计何种路径，整合何种数据，挪用何种互动观念，这些互动实践直接决定了西方数据新闻中视觉框架的生成方式。交互实践赋予了认知行为极大的主动性，但鼠标的点击和移动却受制于某种既定的语法体系，因而限定了数据之间可能的结构关系和想象方式。在西方数据新闻的交互实践中，视觉修辞的重要策略就是数据隐匿于预设的层级结构和布局关系中，引导人们形成某种规约性的新闻认知。《卫报》的数据新闻《全球相互威胁：世界害怕什么》通过交互方式呈现世界各国可能面临的诸多威胁(图8)。在交互观念上，除了呈现“全球气候变化”“全球经济动荡”“ISIS”“伊朗核问题”“网络攻击”“与俄罗斯局势紧张”等“威胁”，还特意将“与中国领土争端”与这些“威胁”相提并论，共同构成了七种全球性的“危险事物”。当鼠标位于某个国家时，系统便会自动形成一条曲线，以此揭示该国所面临的七种“危险事物”的威胁程度。在非交互状态下，七种“危险事物”之间不存在联系，而一旦进入交互状态，中国便与其他“危险事物”建立了数据关系。比如，当鼠标位于日本位置时，系统会自动显示七种“危险事物”对于日本的威胁程度，而中国是仅次于ISIS的日本第二大威胁对象。显然，在西方数据新闻的涉华报道中，交互设计实际上重新发现并构造了一种数据关系，“中国威胁论”正在以一种极具想象力的交互方式被生产出来。尽管交互实践给了数据新闻想象的空间和生命，但这种想象却注定是某种规约性的想象，它无法改变数据的存在结构和底层语言。可见，认识西方数据新闻的视觉修辞实践，尤其是西方意识形态的框架策略，就不能忽视交互实践中极为隐蔽的语法体系。
图8 《卫报》：全球交互式威胁：世界害怕什么 四、视觉“标出”与“数据他者”生产的视觉实践 认识西方数据新闻涉华报道的视觉框架，其实就是回答我们以何种方式理解以数据化方式出场的中国。纵观以上五种微观修辞实践，数据意义上的中国，关系比照中的中国，时间线上的中国，地图空间中的中国，交互体验中的中国，这五种“关照方式”构成了我们认识西方数据新闻涉华报道的基本的视觉框架。换言之，西方数据新闻中视觉框架的生成、确立和运作，我们可以从数据修辞、关系修辞、时间修辞、空间修辞和交互修辞这五个内在关联的微观修辞实践切入进去，通过观察不同修辞实践的修辞策略和符号实践，以此把握视觉框架的框架识别问题。西方话语正是通过对五种修辞实践的激活、挪用与支配，从而沿着西方话语“授权”的认知框架进行新闻表征。延续了一切修辞行为的根本诉求和目的，西方数据新闻的视觉修辞实践致力于“将主体意图变得可以被识别，甚至可以被错误识别”。(62)视觉修辞的结果，就是在视觉意义上对中国进行突显、排斥、压制，使其成为符号学意义上的“标出项”(the marked)。(63)从视觉关系上，西方国家无疑居于优势地位或中心地位，并占据了更具亲和力的颜色和表征符号，而代表中国数据的图像颜色、地图坐标、符号形式与数据大小则在整个视觉景观中显得极不协调，从而成为一个被集体排斥和拒绝的“标出项”。 在数据修辞、关系修辞、时间修辞、空间修辞和交互修辞实践的可视化过程中，视觉权力的生产根本上是在数据维度上展开的。数据既是权力运作的起点和果实，也是权力施展的媒介与载体。当中国以数据化的方式被置于全球语境中，权力话语的基本运作思路就是通过对数据的修辞表达而使自身话语合法化，其结果就是将中国建构为一个“数据他者”(the data other)。数据新闻超越了传统新闻的再现框架，最终在视觉意义上将数据推崇为唯一合法的新闻元素和言说主体。经由五种修辞实践的系统作用，数据与数据之间再造了一种认知关系。不同于其他文本化的表征方式，当每个国家以数据化的方式出场，视觉修辞实践无疑再造了一种新的数据关系，而这种数据关系只不过是西方观看中国或世界的一种想象方式，这也引出数据本身的主体性问题。在数据关系的生产实践中，要么强调数据之间的共在状态与对话状态，要么强调数据偏见与数据规训，虽然都面临“数据他者”的问题，但前者的研究对象是大写的“数据他者”(the data Other)，而后者则转向了小写的“数据他者”(the data other)。(64)大写的the data Other与小写的the data other在对待他国数据的态度上是不同的——前者强调要摒弃对待他者的认知偏见、刻板印象与预设立场，强调的是一种对话性的、反思性的观看关系；后者则立足于后殖民话语框架，构建的是一种霸权话语主导下的观看关系。 如果从“数据他者”的视角来看，西方数据新闻在面对以数据化方式出场的中国的态度上，无疑在数据意义上将中国视为the data other而非the data Other。换言之，西方数据新闻放弃了最基本的数据伦理和数据自觉，未经反思地将中国建构为一个小写的other，其权力运作过程既是在数据意义上施展的，也是通过数据途径完成的，而具体的视觉建构过程则依赖于数据修辞、关系修辞、时间修辞、空间修辞、交互修辞这五个内在关联的视觉修辞实践和环节。《卫报》引用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的数据，连续三年发布了数据新闻《全球死刑地图》。《卫报》的可视化过程聚焦于数据、关系、时间、空间和交互这五种微观修辞实践——在数据维度上“炮制数据”，(65)在关系维度上构造关联，在时间维度上铺设语境，在空间维度上强化差异，在交互维度上放大冲突，其结果就是将中国推向了极为尴尬的“视觉陷阱”。殊不知，死刑制度是一个国家的法律问题，罪犯处死数据仅仅表示每个国家的死刑制度不同，或者表示死刑执行的观念和方式不同，并没有其他演绎或引申的空间。《卫报》将一些原本不具备可比性的数据强行对比，其视觉化的修辞结果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人权问题。可见，经由五种微观修辞实践的作用，一种携带着西方话语偏见的视觉框架被生产出来，从而在视觉意义上将中国建构为一个与全球主流话语“格格不入”的“数据他者”。 如果说数据、关系、时间、空间和交互构成了视觉框架生成的基本语言，并且借助这套语言完成了“数据他者”的隐性建构，那这五种修辞实践是如何相互勾连、相互配合并形成整体合力的，这便涉及到这套语言的底层语法问题。按照符号学观点，语法是一套解释语言的语言，因而可以理解为一种元语言(metalanguage)。在语言的释义体系中，元语言是解释编码原理、游戏规则和基础构造的语言，(66)即一套限定、解释并主导意义体系的底层语言。只有明确了数据新闻可视化实践的语法系统，也就是其元语言系统，才能从根本上明确上述五种修辞实践的语言逻辑和运行法则。在元语言的构成集合中，来自社会文化层面的“语境元语言”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元语言。(67)“语境元语言”强调文本与社会的深层关系，即文本释义行为逃不脱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系统。(68)在西方数据新闻涉华报道的生产实践中，最大的“语境元语言”其实就是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如果不理解西方话语的意识形态，就很难理解数据新闻生产的元语言体系，更无法理解“数据他者”被建构的深层语法系统。 因此，数据、关系、时间、空间和交互实践只不过是从不同的修辞维度对视觉框架的接近、传达和深化，而其底层的语境元语言则是西方意识形态在视觉意义上的他者化叙事系统。具体来说，从数据修辞实践来看，当数据脱离了生命关照，滤掉了人文内容，抛弃了社会语境，数据便一跃成为一个自我言说的主体，其选择、组织、布局与符号化过程便不可避免地携带了某种主观意志；从关系修辞实践来看，数据新闻在数据维度上编织、生产与再造各种数据关系，然而西方话语的最为擅长的修辞技巧就是将数据之间原本可能存在的相关关系偷换为因果关系；从时间修辞实践来看，时间线上时间节点的选择、时间刻度的管理、时间坐标的确立、坐标内容的符号设计则指向一个个复杂的修辞劝服问题；从空间修辞实践来看，不同国家在地图维度上聚合在一起，并通过对色彩、形象、布局、标识等符号形式的占有与支配而形成一种“新地缘叙事”；从交互修辞实践来看，数据新闻创设了一种戏剧性的参与情景，但这都只是“传播的表象”，交互的观念、路径与结构的设计原本就内嵌在一套由计算机语言所“掌控”的规约体系中。总之，通过对数据修辞、关系修辞、时间修辞、空间修辞和交互修辞的规约、支配与控制，“数据他者”在视觉意义上被“标出”了，最终陷入了被其他数据轮番围攻并排斥的漫漫长夜。这一过程既是在数据维度上展开的，又是通过视觉修辞途径实现的。简言之，视觉修辞的结果就是在全球语境中改写了中国与世界的数据关系及其深层次的主体间性，也就是重构了一种通往中国形象认知的视觉框架，从而在视觉意义上将中国推向海德格尔特别批判的“异化的共在”(69)状态。 注释： ①Knight,M.,"Data journalism in the UK: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form and content," Journal of Media Practice,vol.16,no.1,2015,p.56. ②Gray J.,Bounegru,L.& Chambers,L.The Data Journalism Handbook.Retrieved October 1,2015,from http://datajournalismhandbook.org/1.0/en/ ③方洁：《数据新闻概论：操作理念与案例解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页。 ④[英]西蒙·罗杰斯：《数据新闻大趋势：释放可视化报道的力量》，岳跃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页。 ⑤[英]西蒙·罗杰斯：《数据新闻大趋势：释放可视化报道的力量》，岳跃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2页。 ⑥Lorenz,M.,"Data driven journalism:What is there to learn," paper presented at Innovation Journalism Conference,Stanford,U.S.A.,June,2010. ⑦Knight,M.,"Data journalism in the UK: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form and content," Journal of Media Practice,vol.16,no.1,2015,pp.55-72. ⑧黄志敏：《中文版序言》，[英]西蒙·罗杰斯：《数据新闻大趋势：释放可视化报道的力量》，岳跃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序言，第9页。 ⑨方洁、高璐：《数据新闻：一个亟待确立专业规范的领域——基于国内五个数据新闻栏目的定量研究》，《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2期。 ⑩Cleveland,W.S.,Visualizing Data,Summit,NJ:Hobart Press,1993,p.1. (11)Goffman,E.,Frame Analysis: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Boston,MA: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4,p.21. (12)刘涛：《环境公共事件的符号再造与修辞实践——基于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的符号学分析》，《新闻大学》2014年第6期。 (13)Foss,S.K.,"Framing the study of visual rhetoric:Toward a transformation of rhetorical theory," in Charles A.Hill and Marguerite Helmers(Eds.),Defining Visual Rhetoric,Mahwah,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2004,p.308. (14)Lengler,R.& Eppler,M.J.,"Towardsa Periodic Table of Visualization methods for management," paper presented at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Graphics and Visualization in Engineering(GVE 2007),Clearwater,FL,U.S.A. (15)Mitchell,W.J.T.,Picture Theory:Essays on Verbal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16. (16)Foss,S.K.,"Framing the study of visual rhetoric:Toward a transformation of rhetorical theory," in Charles A.Hill and Marguerite Helmers(Eds.),Defining Visual Rhetoric,Mahwah,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2004,p.308. (17)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页。 (18)Bourdieu,P.,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Trans.by Gino Raymond and Matthew Adams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191. (19)Helmets,M.,& Hill,C.A.,"Introduction," in Charles A.Hill and Marguerite Helmers(Eds.),Defining Visual Rhetoric,Mahwah,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2004,p.1. (20)Blair,J.A.,"The rhetoric of visual arguents," in Charles A.Hill and Marguerite Helmers(Eds.),Defining Visual Rhetoric.Mahwah,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2004,p.59. (21)Hill,C.A.,"The psychology of rhetorical images," in Charles A.Hill and Marguerite Helmers(Eds.),Defining Visual Rhetoric,Mahwah,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2004,p.25. (22)Blair,J.A.,"The rhetoric of visual arguents," in Charles A.Hill and Marguerite Helmers(Eds.),Defining Visual Rhetoric,Mahwah,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2004,p.59. (23)Saleem,N.,"US media framing of foreign countries image:An analytical perspective," Canadian Journal of Media Studies,vol.2,no,1,2007,pp.130-162. (24)Wu,M.,"Framing AIDS in China: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US and Chinese wire news coverage of HIV/AIDS in China,"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16,no.3,2006,pp.251-272. (25)Beaudoin,C.E.,"SARS news coverage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China and the U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vol.69,no.6,2007,pp.509-524. (26)Shih,T.J.,"Wijaya R,Brossard D.Media coverage of public health epidemics:Linking framing and issue attention cycle toward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print news coverage of epidemics,"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vol.11,no.2,2008,pp.141-160. (27)Zhou,X.,"Cultural dimensions and framing the internet in China: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newspapers' coverage in Hong Kong,Singapore,the US and the UK,"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vol.70,no.2,2008,pp.117-136. (28)Wu,Y.,"The good,the bad,and the ugly:Framing of China in news media coverage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in Tammy Boyce and Justin Lewis(Eds.),Climate Change and the Media,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2009,pp.158-173. (29)Stone,G.C.& Xiao,Z.,Anointing a new enemy:The rise of anti-China coverage after the USSR's demise,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vol.69,no.1,2007,pp.91-108. (30)薛可、梁海：《基于刻板思维的国家形象符号认知——以〈纽约时报〉的“西藏事件”报道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2期。 (31)李松蕾：《1981-2010年〈纽约时报〉关于钓鱼岛问题的论调变化分析——从“民族主义”到“中国威胁论”》，《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9期。 (32)Chen,C.H."Framing Falun Gong:Xinhua news agency's coverage of the new religious movement in China,"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15,no.1,2005,pp.16-36. (33)Li,H.,& Tang,L.,"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Chinese product crisis in national and local newspap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Relations Review,vol.35,no.3,2009,pp.219-225. (34)Parsons,P.,& Xu,X.,"News framing of the Chinese embassy bombing by the People's Daily and the New York Times,"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11,no.1,2001,pp.51-67. (35)Peng,Z.,"Representation of China:An across time analysis of coverage in the New York Times and Los Angeles Times,"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14,no.1,2004,pp.53-67. (36)华人学者潘忠党在对戈夫曼、贝特森、恩特曼、甘姆森、费尔克拉夫、舒茨、阿岩伽、凯尼曼、特维尔斯基等人框架研究的文献梳理基础上，提出了框架分析的诸多理论命题，其中最基础的理论命题是框架识别，也就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框架类别和策略。参见潘忠党：《架构分析：一个亟需理论澄清的领域》，《传播与社会学刊》2006年第1期，第27页。 (37)数据新闻奖是由全球编辑网络自2012年主办的面向全球数据新闻的重大竞赛，选择数据新闻奖作品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将西方其他媒体比较优秀的且产生广泛影响力的数据新闻报道也纳入研究对象范畴。 (38)Gray J.,Bounegru,L.& Chambers,L.The Data Journalism Handbook.Retrieved October 1,2015,from http://datajournalismhandbook.org/1.0/en/. (39)为便于均值差异分析需要，报道倾向的赋值上，正面赋值1，中性赋值0，负面赋值-1。 (40)在《卫报》《纽约时报》的报道中，部分报道分别将香港、澳门、台湾视为独立的观测样本，考虑到研究结果呈现的科学性，本研究的样本对象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 (41)为了比较科学地揭示西方传统新闻和数据新闻在涉华报道上的差异，本文同时开展了基于《卫报》和《纽约时报》的传统新闻分析。样本范围同样选择2011年1月至2015年9月期间的所有涉华报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对比分析。由于报纸内容分析并非本文重点，考虑到篇幅问题，文章中主要呈现分析结论。 (42)刘涛：《新社会运动与气候传播的修辞学理论探究》，《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8期，第88页。 (43)Tarasti,E.,Existential Semiotics,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0,pp.8-9. (44)Capra,F.,The Web of Life,London:HarperCollins,1996,p.37. (45)[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英]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盛杨燕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3页。 (46)陈昌凤、乌日吉木斯：《数据新闻与大数据思维的应用》，《新闻与写作》2014年第4期。 (47)[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英]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盛杨燕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4页。 (48)[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英]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盛杨燕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4-86页。 (49)刘涛：《文化意象的构造与生产——视觉修辞的心理学运作机制探析》，《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年第9期。 (50)中国碳排放量自2005年起才跃升世界第一，而在1890年以来的100多年里，美国的碳排放量一直位居世界第一，仅仅根据近十年的数据就推演“中国为全球变化负责”是不科学的。 (51)Prigogine,I.The End of Certainty,New York:Free Press,1997,p.173. (52)Prigogine,I.& Stengers,I.Order out of Chaos,London:Heinemann,1984,p.292. (53)[英]约翰·厄里：《全球现代性》，李冠福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7页。 (54)刘涛：《电视图像志话语中的历史、叙述与记忆——基于新历史主义的批评视角》，《中国电视》2010年第1期。 (55)[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述学》，陈永国等译，北京：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2003年，第325-326页。 (56)刘涛：《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列斐伏尔和福柯“空间思想”的批判与对话机制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5期。 (57)龙迪勇：《空间在叙事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 (58)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页。 (59)[法]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载赵毅衡编：《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96页。 (60)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7页。 (61)McAdams,M.,"Multiple Journalism," in Lawrie Zion & David Craig.(Eds.),Ethics for Digital Journalists:Emerging Best Practices,New York:Routledge,2014,pp.187-201. (62)Bourdieu,P.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Trans.by Gino Raymond and Matthew Adams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170. (63)按照文化符号学观点，我们对现实世界的把握，依赖于一些基本的二元对立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了三种对立项——正项、中项、异项。正项和中项拥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对异项进行排斥、拒绝和标出，使其成为不合法的“标出项”。标出项总是意味着异常的、有危险的、不合规范的存在物，而且总是居于二元对立框架中的劣势话语位置。 (64)“数据他者”这一概念借用了跨文化传播领域的“文化他者”(Cultural Other)。详细论述参见姜飞：《新阶段推动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理性思考》，《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第113页。 (65)由于中国并未公布死刑数量，《卫报》估算中国的死刑数量，用“成千上万”这样笼统的数据来表示中国的死刑数量。 (66)Jakobson,R.,"Closing statement:Linguistics and poetics," in Thomas A.Sebeok(ed.),Style in Language,Cambridge,MA:MIT Press,1960,p.356. (67)除了来自社会文化的语境元语言，元语言构成系统还包括来自解释者的能力元语言和来自文本自身的自携元语言。详细参见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33页。 (68)关于语境元语言的详细解释，参见刘涛：《接合实践：环境传播的修辞理论探析》，《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69)海德格尔指出主体之间存在两种共在状态：一种是沉沦状态的“异化的共在”，强调群体对个体的压制与吞没；另一种是超验状态的“本真的共在”，强调个体之间的自由状态与对话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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