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体系论文,哲学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09)03-0008-07
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质上是总结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一种历史启示，是对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无法完全回答当今中国实践提出的问题的一种反映，是结合当代中国实际推进社会主义创新的一种现实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是运用一系列历史辩证法的过程，没有这些历史辩证法的运用，就提不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首要的是抓住其深层的哲学方法论。
一、理论和实践的辩证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
应运用理论和实践的辩证法来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强调实践是理论认识的来源、发展动力和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从书本和伟人言论中产生的，而是从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教训中、从总结人民群众的智慧中提升出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教训和人民群众的智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出的实践土壤。
从哲学上来讲，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在逻辑上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其实践基础上提升出来的。
（一）动员参与期：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与邓小平理论
中国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最大、束缚最多。过去我们在看待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教训及其哲学根源，就是以唯书、唯上的思维看待社会主义，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出发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认为中国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多注重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没有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看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根本任务，犯了跨越历史阶段的错误。由此，冲破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并在社会主义观上解放思想，是中国迈开改革开放的突破口。邓小平理论首要就是通过分析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来有效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问题而确立起来的，也是围绕这一问题而进行创新的。
在邓小平看来，要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必须运用实事求是来把握中国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1978年以后，我党领导了实践标准的大讨论。实践标准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本原理，其政治意义在于冲破“两个凡是”，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思想路线的实质是改变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发点，这就是从中国特殊实际出发。从中国特殊实际出发，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的著名论断。这意味着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是一个生产力不发达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应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的根本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方式是利用市场经济体制；判断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基于上述认识，邓小平提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p.373)的社会主义本质观。正是这种正确的认识，当然也正是邓小平理论，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首要根本任务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论”—“三个有利于标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构成邓小平理论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五个基本内容，而通过改变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来寻求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方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起点。
这里，邓小平理论实际上就是动员参与期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哲学基础就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
（二）表达诉求期：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影响上层建筑的变化。在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程中，必然利用和发展市场经济；在发展生产力和市场经济过程中，各种力量竞相迸发，各种社会阶层都在为创造社会财富发挥作用，我国社会出现了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当这些力量和阶层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多样化的态势日趋发展的时候，就会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各种诉求。这意味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即中国的社会存在）在逻辑上进入了“表达诉求期”。“市场经济”、“社会多样化”和“各种诉求”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方位、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到我国上层建筑、尤其是党的执政问题上来，就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两大历史性课题：如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如何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课题事关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如何解决这两大历史性课题，进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这一问题的政治表述，就是要“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就把如何通过党的先进性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来解决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问题逻辑地提了出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运用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发展统一理论，着重从两个方面回答这一问题：首先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这涉及党的建设的性质和方向。着重围绕以下展开，一是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二是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力求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三是最广泛最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次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涉及党的建设的功能和实效。主要包括提高“五种能力”和“改革、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两个基本内容。上述认识最终提升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质上就是表达诉求期关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哲学基础就是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统一理论。
（三）整合凝聚期：唯物辩证法与科学发展观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先进性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的统一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中国发展的实践上。在日趋多样化的社会，当务之急就是解决社会发展的活力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相统一的问题。由此，首先必须针对当今世界、当代中国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回答如下问题：我们的发展依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没有变，这一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也没有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即主观辩证法反映的是客观辩证法，因而应把发展看作第一要务；过去我国一些地方在实践中的发展往往重物轻人，付出不少代价，而且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根据手段和目的、社会物质发展和人的发展相统一的辩证法，我们应把以人为本看作发展观的核心；过去我国一些地方在实践中的发展往往是片面的发展，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结果导致发展的不可持续，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全面、联系原则以及原因和结果的辩证法，我们的发展应是全面、协调、可持续与统筹兼顾的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解决上述问题而提出来的，这样的发展观能解决社会活力和社会和谐相统一的问题。
这里，科学发展观实质上是整合凝聚期关于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哲学基础是唯物辩证法。
二、一般和特殊的辩证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特征
应运用一般和特殊的辩证法来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现着鲜明的中国特色。究竟怎样理解“中国特色”，这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总体来讲，“初级阶段”是理解“中国特色”的关键。具体说：
（一）“解决问题”具有中国特色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以后，冲破束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桎梏，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劳动者个人所有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大力发社会生产力。具体说，它围绕“大力发展生产力”，既解决如何冲破束缚中国生产力发展的一切桎梏、利用一切现代优秀文明成果来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也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什么是又好又快的发展、怎样实现科学发展等问题。这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解决的“问题”具有中国特色。
（二）“思维方式”具有中国特色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蕴涵着一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社会主义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解决问题的方式具有“中国特色”。这既体现在基于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而注重做好“结合”文章；①也体现在注重坚持原则性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我们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在政治方向上，我们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路径上，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具体操作方法上，在生产力发展方式的选择上，甚至在中国发展模式问题上，我们大胆进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不断解放思想；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的前提下，以最大的灵活性和创造性来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方法发展生产力；就是要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的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和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是要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这样做，既把握住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大方向，这是原则性，又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是灵活性。这种原则性，使我们避免在政治上走偏方向；这种灵活性，使我们在中国发展模式问题上具有广阔的创新空间。
（三）“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中国特色
马克思恩格斯不否认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但往往根据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待社会主义。马克思当时所面临的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亦即较为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形成落后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水平。由此，马克思所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把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摆在首要地位，主要是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而向社会主义转变。
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却具有“中国特色”。改革开放起初，我们所面临的却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形式的矛盾，即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形式超出了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所要求的水平。由此，我国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主要是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和环节，来适应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利用市场经济以及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多种经济成分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②这里，马克思所讲的社会主义是按照“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一般历史发展进程“往前走”，而当今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却具有某种“退却”的特点，马克思所批判的市场经济甚至非公有制经济形式，在今天我国却承认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当然，这里表面上看似“退却”，而实质上却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因为过去我们采取的是“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在中国直接实行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分配形式力不能及，也不成功；我们应从中国国情出发，使中国社会主义“回归”到初级阶段的实际，在这一阶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四）“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色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既强调在生产关系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包括暴力革命，又注重在未来理想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自由发展、平等发展、和谐发展，因而这主要是一种革资本主义命的马克思主义；而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注重通过改革旧体制和具体运行机制，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来完善党的领导，因而它主要是一种“革我们自己的命”即自我完善的马克思主义。
三、用哲学思维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根本问题
应运用哲学思维来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根本问题。
如何看待在中国实践土壤中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些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些年党的指导思想变化太快了；有的人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有些人认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立足中国国情、总结中国经验、运用辩证思维、研究中国问题、形成中国道路、促使中国成功的我们自己的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具有浓浓的“问题意识”，确立起了“以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研究路线”，从深层上运用哲学思维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根本问题，这一理论体系因解决问题而有意义，中国问题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得到解决；这一理论体系能解决中国问题，激励中国人民团结奋斗，推进中国发展进步，因而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我们自己的理论充满信心。
（一）用功能思维解决思想束缚、意识形态禁锢和人性解放问题
从哲学上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第一条经验，就是我们运用注重内在实力、后天作为和实践效果的功能思维，不断解决思想束缚、意识形态禁锢和人性解放的问题。
中国的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的首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就必须积极借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但实际上属于人类共同文明的优秀成果。然而，以前一段时期，我们相对热衷于争论事物在性质和名分上的对立，而且把这种对立看成是观察一切事物和对象的唯一的思维方法。在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下，我们往往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但实际上属于人类共同文明的优秀成果当作“姓资”而加以排斥，结果影响了对人类优秀的共同文明成果的吸收。实际上，这种“定性思维”是阻挠我们思想解放、人性解放的深层障碍。因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扬弃这种“定性思维”。
如何扬弃？我们依然要注重不同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性质”对立。然而，在当代，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在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应对各种挑战并能掌握主动权，要担负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业，就必须注重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世界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才能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的考验，才能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如此，在以改革开放为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许多事物和对象在性质上处在混合和不确定的状态。在这种混合和不确定性中，我们依然要追问事物和对象的性质，但也要追问事物和对象对我们的发展有什么功用、价值、意义，即要追问有什么积极功能。这种时代精神要求我们必须在坚持根本原则的前提下，相对注重“内在实力”和“实践效果”的功能思维，注重运用功能思维来解决思想束缚、意识形态禁锢和人性解放问题，来扬弃“定性思维”。
（二）用矛盾思维解决中国发展模式问题
从哲学上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条经验，就是我们用矛盾思维解决了中国发展模式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快速发展的成就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由此，国内外专家学者纷纷探究推进中国持续快速发展背后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深入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关键是要提升对中国模式的认识；要做到这一点，特别需要矛盾思维。用矛盾思维总结、提升影响当代中国发展的中国模式，我认为就是，“一元主导、二基和谐、自主创新”，可简称为“一主二基的自主创新”中国模式。
“一元主导”，属于中国模式的政治原则（方向）、根本前提（立场）与主体（主旋律），具有政治导向地位。矛盾思维告诉我们：矛盾着的双方，必有一方占主导地位，它的存在和发展决定和影响着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在经济制度、所有制形式上存在着公有制和其他所有制形式、按劳分配和其他分配方式的矛盾，政治原则要求我们必须以公有制、按劳分配为主体；在经济体制运行上，存在着市场经济体制和其他经济运行体制，政治原则要求我们以市场经济体制为主体；在政党制度上，存在着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矛盾，政治原则要求我们必须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主体；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和多种社会思潮的矛盾，政治原则要求我们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为主体。
“二基和谐”，属于中国模式的基本要求，侧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基本关系”、“两个基本面”的和谐性结合，具有协调、平衡、统筹兼顾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我们必然会遇到而且必须处理好的“基本关系”或“两个基本方面”，其中主要有十七大报告讲的“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提高效率与促进社会公平的关系”、“发展市场经济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关系”、“促进改革发展与保持社会稳定的关系”等十种基本关系；此外，还有“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社会活力与社会和谐的关系”、“利用人类优秀成果与注重自主创新能力的关系”、“共创发展成果与共享发展成果的关系”、“快速发展与关注民生（又快又好）”、“循序渐进式与超越式发展的关系”等等。中国的发展必须考虑并解决好上述二者的和谐性“结合”问题。这种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式，是否结合得好，直接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如何解决好这些结合的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运用辩证或矛盾思维，在双方的统一中把握其对立，在双方的对立中把握其统一，比较好地实现了这种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我们党既注重整体推进、关系协调，更注重上述所谓的基本面的结合。如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结合，“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所注重的结合；十七大报告强调的“十个结合”和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的“结合”，都注重的是“基本关系”或“基本面”的结合。
注重且努力实现好这种“结合”，既坚持了原则性，又具有灵活性；既避免了左右摇摆，也有利于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一些模糊认识。有些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有人强调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些模糊认识的根源主要在于忽视我们所做的“结合”，没有认识到这种结合的意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人，只看到我们发展市场经济、利用资本和注重效率的一面，没有看到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注重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一面；认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人，没有充分认识到在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发展市场经济、利用资本和注重效率的必然性。
在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进程中，哪一种“主义”才是我们最好的选择？结合的实质是适合，适合的实质是具有扎根的土壤，可以操作，扎根方能开花结果，此结果是我们最需要的，因而，适合才是最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适合中国国情，是有利于推进中国发展进步的最好选择。
“自主创新”，属于中国模式的核心，具有动力作用。“一主”的实质是注重“中国模式”的政治前提、原则和方向；“二基”的实质是强调“中国模式”运行的基本要求；“自主创新”的实质讲的是“中国模式”所实现的目标，“一主”、“二基”是为“自主创新”提供政治保证、方法保证，二者的目的都是保障自主创新有秩序地进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必然会遇到依附与自主、守旧与创新的矛盾，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内在要求我们必须使自主和创新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邓小平在谈到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时特别强调：“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1](pp.258-259)这意味着在中国，真要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只能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意味着需要积极探索，大胆实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③江泽民同志强调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国之道”，因而，全党必须在实践中与时俱进，“富于创造性”。④胡锦涛又进一步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⑤从邓小平的“走自己的路”，到江泽民同志的“治国之道”，再到胡锦涛同志的“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和“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实质上都蕴涵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主体能动性。实际上，从1978年以来我们做的主要事情都在追求自主创新：在理论上，从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到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自主创新；在实践上，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从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的改革开放，到创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新体制，这也是自主创新。
（三）用人本思维解决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
从哲学上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第三条经验，就是我们运用人本思维，去解决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
寻求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方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起点，这就涉及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
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我国一些地方在实践上主要采取的是以“物”的手段来实现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通过四大物的要素来拉动经济增长，并把经济增长看作“发展”的唯一目的：一是消耗自然资源；二是开办一些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企业；三是资本投资；四是依靠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从哲学上看，这实质上是重物轻人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注重资源驱动和资本驱动。这种注重资源驱动和资本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可全盘抹杀。但从今天和未来发展的走势来看，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代价越来越大：一些地方把物质财富增长看作唯一目的，把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当作人的唯一需要，把人的物质满足当作唯一的价值尺度；结果是，经济总量上去了，而一些人的生活质量却下来了；经济指标上去了，而一些人的幸福指数却下来了；物质文明建设成果上去了，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紧张起来了。
如何寻求当代中国发展的再生之路？这是一个事关我国发展前途命运和兴衰成败的战略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运用人本思维来解决这一问题。这就是基于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新要求，逐渐认识到我们的发展不能只见“物”不见“人”，必须转换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这就是：既要“为了人”，把人的全面发展看作发展的目的，又要“依靠人”，把提高人的自主创新能力看作实现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的中心环节。这种为了人和依靠人的发展模式实质上就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它把人本理念引入当代中国发展之中，既要求通过解放人以焕发社会活力，又要求通过公正以达到社会和谐，从而实现中国又好又快的发展。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是我们最需要的。
注释：
①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②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8、21、22页。
③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④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7页。
⑤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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