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思潮：文化基因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右翼论文,日本论文,思潮论文,基因论文,透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右翼思潮泛起，“和平主义”主流思潮趋弱。日本国内经常有一些政要学者散布为军国主义招魂的奇谈怪论，美化侵略战争，否认侵略历史，极力鼓吹民族主义。其核心思想即对内“效忠天皇”，对外侵略扩张。很明显，由日本少数政客和右翼分子掀起的右倾逆流，实质上就是企图把日本再度引上军国主义道路，与世界人民为敌。难以置信的是，日本政府对历史事实态度暧昧，置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于不顾，容忍甚至支持右翼活动。这种动向绝不是偶然的。
笔者认为，右翼思潮与日本文化也有密切联系。美国学者约翰·P·洛弗尔指出，“人是在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受到其中的基本价值观、风俗习惯和信仰的熏陶。那些在每个社会中握有政治权力的人易受社会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与态度将有许多文化根源。”（注：John P.Lovell,"The United States as Ally and Adversary in East Asis:Reflectons on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in Jongsud Chay,ed,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1990:89.）人的本性，是由文化塑造的，不同的文化模式塑造出不同的个体行为类型。文化人类学大师格尔兹将文化视为一种控制行为的程序，是一种超遗传的、身体以外的控制机制，“正如文化把我们塑造成一个单一物种——无疑文化还在继续塑造我们——它也把我们塑造成单个的人。”（注：[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60。）显然，正是日本文化的独特性所产生的独特的文化控制机制，使日本人对是非的判断和反思水平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种独特的文化就是右翼思潮泛起的深层原因。
一、国民根性评析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的性格取决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塑造，“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24。）日本人的国民根性有自然环境的烙印，也有社会环境的痕迹，它们在精神领域的深层自觉不自觉地支配和主导着日本人的行为方式。
日本文化具有非常明显的双重性格特征。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自然环境恶劣：山地丘陵广布，生活空间狭小；自然资源除水力、海洋外都很匮乏；火山众多，地震频繁；台风、山崩灾害严重。而日本列岛远离大陆的地理位置，虽使其在历史上几乎免受外侵之苦，但与外界的联系也极为不便。长期生活在这种安定而相对封闭环境中的日本人经过2000多年文化积淀，逐渐形成一种双重性格：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和狭隘的排外心理，亦即内聚外斥并存的独特性。每个日本人从小就牢固树立了民族和国家的观念，强调自己是大和民族的一分子。浓厚的民族情结凝成的合力，是一种巨大的建设力，然而一旦这种民族情绪走向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狭隘的排外心理占据上风，就会变成巨大的破坏力。虽然我们在这里把两者分开来说，但日本民族同时具有的两种性格却是紧密联系，共生共存的。
二、民族优越的神话
历史和神话总是奇妙地相互渗透。马克思在谈到古代民族的思想历程时写道：“古代民族是在神话幻想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6。）神话幻想实际上包含着当时生活的心理表现和精神倾向。日本民族的优越感发端于史前时期的神话传说。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就曾生动地描写了世界的神秘生成和日本民族的神话式起源，在日本人心目中不乏悠久的影响力。尤其在具有正史性质的《日本书纪》中关于天照大神的神话，使日本人自古便有“神国子民”的优越感。本来，赞颂本民族的优秀，对本民族怀有本能的眷恋和浓厚的感情是无可厚非的，但民族优越感的极端化却极易滋生某种盲目的自大与自负，甚至是沙文主义，给别的民族带来灾难。日本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日本是以“万世一系”的皇室为中心的神国，具有单一民族纯粹性的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历史上的统治阶级无不以此来确认天皇统治的合法性，19世纪末的明治维新更将其视为意识形态和国家神道共同的重要思想灌输给日本国民。它虽对于巩固天皇制，抵御外敌入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本身包含着妄自尊大和轻视他民族的心态。因此，宣扬这一神话的直接恶果就是日本高于其他民族的意识深深扎根于日本人的思想中。而民族优越的神话与西方侵略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使日本最终选择以弱肉强食来壮大自己，于是产生了与亚洲的脱离与对抗。早在1881年福泽谕吉便提出了有名的“脱亚论”，明确表示了多数人的这种心理。在近代史上，日本一直把亚洲视为不与合流的落后地区，并试图“失之欧洲，取之亚洲”，以寻求遭受西方蔑视的平衡感。过去100年中的日本对亚洲采取的态度可以概括为“蔑视”、“超脱”的混合物。（注：Inoguchi Takashi,"Japan and Pacific Asia:Reflections on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orld War Two,"The Japan Foundation Newsletter,Vol.22,No.5,February,1995:1～5.）
独特的自然条件使日本人具有强烈的危机感和发愤精神，这是日本民族无与伦比的财富。然而，根深蒂固的扩张意识也由此产生，以扩张来寻求威胁的最终解脱和心灵的平衡。早在公元4世纪，基本实现统一的日本为掠夺财富，就开始对朝鲜半岛进行侵略扩张，并统治其南部长达200多年。公元646年的“大化革新”之后，日本再度侵朝并与唐王朝对峙。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其野心极度膨胀，企图“在我有生之年誓将唐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虽然他数度侵朝均以失败告终，却开创了日本帝国军事扩张主义的传统，日本统治者的对外扩张意识也因此强化。佐藤信渊(1769-1850)在《宇内混同秘策》中提出的“先取满洲，再并中韩，征服亚洲，称霸世界”的扩张思想，与后来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中“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方案完全一致，日本的侵略道路就是循此进行的。只要感到有生存危机，就要对外扩张；只要感到哪个国家有产生威胁的可能，就要先发制人解除威胁。这就是日本侵略扩张的强盗逻辑。战后的日本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但源自忧患意识矛盾心理的扩张主义仍在不少国民、特别是政界人士的意识深层发挥着潜在的影响。从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确立到右翼分子否定历史的言论和活动，人们总能感觉到扩张主义的幽灵。日本指责中国军事威胁，实际上也是视中国为对外扩张的障碍，并借此发展军事力量。
三、独特的耻感文化
耻感文化是日本文化中极具独特性的部分。它是以知耻为道德之本，以耻为主要约束力的文化。但耻并非来自内心的自责，而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尽管对犯罪行为也感到懊悔，但它不是一种罪恶感，因此也不是一种罪感文化，因而并不强调建立用以发展人的良心的绝对的道德标准来使犯罪者产生恶感，并通过忏悔、赎罪得以解脱。耻感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认为忏悔就等于自寻烦恼。这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规约人的作用，但也养成了日本人不知罪的劣根性。日本人的意识深层未必把“恶”当作单纯的恶事，“恶人”也不一定是做了必定会被问罪的恶行的人，故而内心也就没有罪感。在这种心态下，他们认为承认侵略，承认南京大屠杀，就是自虐，是摧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
事实上，保全面子在日本人心中比事实真相还重要。他们宁愿否认事实，掩盖历史，也不愿被别人瞧不起。二战时天皇亲自宣读诏书向盟军投降造成的心灵创伤单靠经济振兴无法抹平，这种不正常的心态导致了日本许多人害怕背上侵略的恶名，害怕承担战争责任。右翼势力更是借此大肆宣扬战争合法，否认侵略历史。军国主义阴魂不散，与日本人这种耻感文化有密切联系。
四、国家神道与天皇崇拜思想
神道教是日本传统的祖先崇拜的复合体，同时也综合了萨满教和中国儒佛道的思想。圣德太子以神道为骨干，以儒佛为枝叶，把原始神道改造成“事君至命，移孝为忠”的神道教，以强化中央集权统治。与神道教紧密相关的即是天皇崇拜思想，这是积淀于日本民族心理深处的内在意识，至今仍对日本社会政治产生深远影响。它宣扬天皇神国思想，以依势神宫、明治神宫和靖国神社为象征，宣传日本是神之国，“为世界之根本”，世界万国皆“日本之郡县”，因而为神国“牺牲”的人就应当在靖国神社受祭祀，成为保护国家的神（日本自古以来就有人死成神的信仰）；日本民族的“天照大神”（太阳神）是“世界之大神”，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是“世界之大君”。天皇崇拜便源自对天照大神的崇拜，在日本古文化的早期即已深植于民族心理的土壤之中。由此而形成“大和民族优秀论”和“皇国日本至上论”是不难理解的。到近代，军国主义把天皇崇拜思想和忠君意识作为教育的主体内容，把天皇崇拜推到顶峰。天皇崇拜思想促成日本人独有的忠诚意识，形成对集团、民族强烈的荣誉感和责任心，使日本民族具有高度的整体性和凝聚力。天皇在日本人的心理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精神领袖的作用，以至于“在现代社会之前，没有一个人对于一切合法的政治权威归根到底来自天皇家系这一观念进行过挑战。”（注：[美]埃德温·赖肖尔，《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265。）但这种近乎于宗教感召的狂热，具有比任何政治主张更大的煽动性和蛊惑力；而日本民族独有的集团根性和服从权威意识，则使日本人更易将冠有天皇名义的命令视为“神”的召唤。
战后，国家神道被废除，天皇崇拜思想的作用大大弱化，但日本国家主权、官僚制度（有极少数例外）、政治主导权在本质上并未改变，天皇仍是国家象征，仍具有神秘的光环。而且，以传统天皇制为中心的日本民族纯粹性的神话依然存在，其对日本民族心理内质的影响，仍是不容忽视的。日本人决不允许触及天皇的神秘性，任何人只要发表会直接或间接触及天皇的言论，就会立即遭到迫害或威胁甚至暗杀。90年代长崎市长因此险些丧命，后来的东史郎事件也充分说明了要用理性在日本讨论战争责任，揭示战争真相，是何其困难。日本人极不情愿对整个战争进行深刻反思，因为那场战争一直是以天皇的名义，在“圣战”的旗号下进行的，承认侵略就等于否定了天皇，否定了参战者的一生。另外，靖国神社至今仍在日本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日本人参拜神社本是一种宗教活动和仪式，但靖国神社现在却成为右翼人士粉墨登场的舞台。每年8月15日都有军国主义的遗老遗少在此祭拜战犯的亡灵，但他们却从未想过向2000多万亚太冤魂忏悔，这突出反映了部分政界人士自欺欺人的态度和天皇崇拜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
五、结束语
自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占领当局对日本各项基本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这些改革主要出于美国的战略需要，对军国主义的清算也不彻底。特别是1949年后，美国反苏、反共、称霸全球的政策以及美国远东战略重点的转移，直接导致其对日政策的变化，由限制、削弱、打击改为扶植、支持。美国深知“最有效和最能减少损失的做法是在日本投降和实行占领时利用天皇”。因为没有提供足以说服人的理由，“东京审判”并未使日本民众产生正义感。他们认为日本只不过干了欧美国家也曾干过的事，不应等同于纳粹德国的残暴罪行。而且对战争犯罪的审判都是在唯有敌国是战争罪犯的前提下进行的，也不过是胜者行使的无可避免的“正义”。他们一般将战争责任都归结于已不复存在的军部，并把追究战争责任看作一种忌讳。战后“日本从未像德国那样，对日本在战争中的作用进行过公开讨论”；（注：Los Angels Times,March 14,1999.）相反，否认侵略，美化战争的言论时有发生。日本的历史教育偏重“战争被害”的内容，回避不光彩历史，国民对侵略战争的认识非常模糊，对右翼势力否认侵略事实的言论普遍缺乏清醒认识。日本的“原子弹文学”也给人以“日本是受害者”的印象，日本人认为原子弹的使用和奥斯维辛集中营是20世纪中对人类造成的最大犯罪。（注：Sebastian Moffett,"Let Nagasaki,Hiroshima Be the Last-May-ors,"Reuter,March15,1995.）就这样，一方面是正确的历史观被扭曲；另一方面则是错综复杂的观念被大肆宣扬，正确的历史观在社会思潮中地位不断下降。在这种意识形态环境中长大的日本战后一代，很难对那场战争有清楚的了解，从而为右翼思潮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传统定势是保守力量，也是前进基地；是包袱，也是财富。当前的日本文化也具有相同的两重性。日本右翼思潮就借助这种两重性的负面效应，利用战后国民的大国心态，不断拓宽活动空间，妄图向和平宪法、天皇制、无核三原则发起挑战，重塑以民族文化为基出的国民精神力量，最终复兴军国主义。
对于右翼思潮和政治右倾化的本质，日本国内爱好和平的有识之士早有清醒的认识。日本《东京新闻》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近年来日本阁僚围绕战争的‘失言与撤回’宛如逢年过节似的反复出现。这已不是失言，而应视为真心话。”（注：[日本]《东京新闻》，1995-8-15。）一前外务省事务次官指出：“如果说日本有什么威胁的话，那就是日本本身的右倾化。更确切地说应称之为偏狭的爱国心，国家主义的复活或军国主义的复活。这种思潮即便不是现实的威胁，也需要加以充分的警惕。”（注：[日本]《新国策》半月刊，1994-9-1。）日本目前尚未脱离和平发展的轨道，日本国内也存在一大批主张和平发展的各界人士，这些都是右翼思潮的制约因素。但是，如果不彻底纠正错误的历史观，不在社会意识层面彻底清算军国主义与皇国史观的遗毒，任凭错误的历史认识泛滥，日本政治上的右翼思潮还会继续发展，极可能对日本在21世纪的国家发展方向产生严重干扰和恶劣影响。正如李光耀所说，日本决不是一个“普通国家”，因为它全民一致的特性，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进取精神，加上日本人的盲目冒进性格，一旦方向错误，它对世界的破坏性是非常巨大的。（注：《联合早报》，1995-1-4。）日本到底何去何从，是继续走和平道路，还是重蹈军国主义覆辙，这是日本国民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也必将引起亚洲各国人民的极大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