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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载有房德邻同志《维新派“围园”密谋——兼谈〈诡谋直记〉的史料价值》一文，对《诡谋直记》提出一些很好的看法，本文准备将《诡谋直记》的来源及其史料价值，略抒己见。
一
《诡谋直记》是1983-1984年间，我旅居日本时，在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光绪二四年政变，光绪帝及西太后／崩御，袁世凯／免官》第一卷一门六类一项四——二——二号内，见有上海总领事代理一等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上外务次官都筑馨六《湖南地方近况及毕永年著〈诡谋直记〉送达之件》，附毕永年《诡谋直记》。由于过去似无人注意，又是档卷，不能覆印，只能由他们照相摄片后印出，几天后，他们将该件挂号寄交我的东京寓所。今印件犹存，先将小田切写给内务部的信，嘱汤仁泽翻译如下：
文件稿纸编号：491312-491314
接受编号：第276号
接受时间：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
二月十六日
大臣 青木同藏（签字）
次官 都筑馨六（签字）
主管 政务局 内田康哉（章）
秘书官 三桥（章）
机密第一二号
关于湖南地方的近况及毕永年著《诡谋直记》送呈之事。
去年十一月前后，曾有与横滨大同学校有关系的汤叡（广东人）和南学会员唐才常（湖南人）俩人，持梁启超的介绍信请求会见下官。会见后询问了他们的来意，吐露出了心里话，确实是接受了康有为的密嘱来日本。下官说明了本国的形势，要其倍加注意。其后不断地探听他俩等的举动，但毫无结果。由日本人平山周与湖南人毕永年同伴而行，渡航赴华。根据平山周的述说：近日内有湖南当地的改革党人计划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为此康有为派遣毕永年回国。毕永年同当地改革党人友善，目的是为了避免过激行动的发生，可以推测其与唐才常等人的渡航目的完全是同一主旨。
平山周和毕永年俩人于去年十二月中旬左右去湖南，经长沙后进入衡州，历访了康有为自认为是同党的人物，并记录下意见，五六日前回到日本。听其汇报的情况，康有为等人深深依赖的是湖南威字军统领黄忠浩，当然还有水师统领熊某（即熊希龄的父亲）。如果不是这俩，决不敢存有轻举妄动之心。因为当前湖南一带地方人心消沉，毫无活气。目前在日本逗留中的康有为等人，已不顾日本官民中的同人一派对其意向的详知，也不顾已接受退出日本的劝告而仍然滞留日本，日复一日，其原因无非是尚有一缕希望寄于湖南地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毕永年等回到日本后将实地情况详告后，康有为或许多少能够接受现实、转变方向的。
据述词得知，先前唐才常等人听说湖南北方对改革党搜查十分严格，唐等人催促赶快出发，但还是犹豫不决，在当地滞留。先取道广东，再赴湖南，去往目的地。其后，康有为等寄给同人的书信到达，毕永年拆阅信件，书中有唆使毕等人，使其开发事端的语言。阅信后原先对康有为存留疑心而持宽容态度的同人大为激愤。所以，毕永年将已对平山周隐秘了很久的政变当时的实况记述下来，标题为《诡谋直记》。毕将《直记》交平山周阅览，平山又给下官看。从《诡谋直记》中看出当时的实况，见其中还有颇有供参考、有价值的内容，急忙抄写后，即刻呈送，敬请查阅。
谨此通报，敬上
明治三十二年二月八日
驻上海总领事代理一等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签章）
（章：在上海日本帝国总领事印）
呈 外务次官 都筑馨六（殿）
根据上述，《诡谋直记》是毕永年在政变后从日本返国，将“隐秘很久的政变当时的实况记述下来”，将它交给同行的平山周阅读，平山周又给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万寿之助，小田切“即刻”将原件呈递日本外务大臣的。小田切的呈文写于明治三十二年二月八日，日本外务省于同年二月十六日“接受”。那么，毕永年将《诡谋直记》交平山周阅读，应在1899年2月8日以前。小田切报告又称，毕永年、平山周“五六日前回到日本”，那么，他看到《诡谋直记》，或较2月8日更早。所谓“诡谋”，指康有为等的“围园”密谋。
关于毕永年和平山周由日本来华，在冯自由的《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一册、《革命逸史》初集和唐才常之弟唐才质的回忆中都曾言及，平山周自己也记其事：
现在各地的准备尚未就绪，仅湖南一省先起事则不利。於是与诸同志磋商，为抚慰计，伴毕永年赴中国。至上海后，始知其真相。然联络哥老会为余之宿愿，不能中止其行，遂溯长江去湖南。途经汉口时，林述唐中途加入。三人相携至长沙、浏阳、衡州各地晤哥老会头目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李堃山等，向他们介绍孙逸仙，此为与哥老会相交往之嚆矢（注：平山周：《支那革命党及秘密会社》第七九一八○页。）。
平山周所说与毕永年来华，以及后来林述唐（林圭）加入的情况是这样的。先是，康有为命唐才常返华运动会党，起兵“勤王”，唐才常临行，将实际情况告诉平山。孙中山知道康有为性情固执，恐难合作，乃派毕永年偕平山周到湘鄂各地了解哥老会实力。据日本外务省档案，1898年11月15日，宫崎寅藏到横滨为他们送行（注：日本外务省档案：明治31年11月28日警察总署大浦兼武致青木外相，乙秘第655号。）。可知，毕永年、平山周是在1898年11月15日离开日本的。他们到达上海，查悉唐才常没有能完全摆脱唐、梁束缚。到达汉口后，又与随同唐才常返国的林圭相晤。林圭原是湖南时务学堂学员，“平山周见林圭而器之，赠以宝刀”（注：《林烈士圭革命事迹记略》，见《自立会史料集》第234页，岳麓书社1983年版。），于是三人偕游长沙、浏阳、衡州等地，晤见哥老会头目。在林圭写给客星桥的信中也说：
汉事未变之前，中峰主于外；既变而后，安兄鼓于内，考其鼓内之始，安兄会中峰于东而定议，与平山周游内至汉会弟，乃三人同入湘至衡，由衡返汉（注：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同上，第322页。）。
“中峰”，孙中山；安兄，毕永年。可知毕永年、平山周于1898年11月15日离日来华，由沪经汉，会见林圭，共同赴湘的。毕永年和平山周同行，既有档卷可证，《诡谋直记》的由来也有迹可寻，是有其事有其“记”的。也就是说，它应该是毕永年所记，交给平山周的。
二
问题是，毕永年究竟是什么时候把《诡谋直记》交给平山周的？他又为什么把这“隐秘了很久的政变当时的实况记述下来”的《直记》交给平山周看。
根据上引小田切给日本外务省的报告，呈于1899年2月8日，他看到此件，自在2月8日以前。《诡谋直记》用“在上海日本总邻事馆”纸张抄写，共四叶，每叶左右各十三行，每行二十字，最后一叶只写七行，约计1960字，毛笔抄写。一般来说，最多两天即可抄写完毕，“抄写后即刻呈送”，即应抄于2月6日至8日之间，是在毕永年等回到上海以后。
毕永年之所以把《诡谋直记》给平山周看，据小田报告所说，由于毕永年拆阅康有为等的信件，“当中有唆使毕等人，使其开发事端的语言”，引起不满，从而将“隐秘了很久的政变当时的实况”的《诡谋直记》交平山周阅读，康有为这时力主“勤王”，筹组保皇会，致函各地“起兵勤王”，拒绝和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合作，“欲煽动哥老会起兵，复皇帝政权，命（唐）才常返沪创设中国独立协会”（注：尚秉和：《辛壬春秋》第三十三《革命源流》。）。改良派对革命派的活动存有敌意。毕永年本“始终坚持非我种类，其心必异之说，与哥老会首领杨鸿钧”等“谋匡复事业，且投身会中”（注：冯自由：《毕永年削发记》，见《革命逸史》初集。）。后应谭嗣同之邀入京，政变发生，由“燕京返湘，中途闻变，在沪自断其辫，火其贡照，誓不再隶于满清治下”（注：古哀洲后死者（林绍光）：《自立会人物考》，1913年北京排印本；又载《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2期。），流亡日本，受到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思想影响，他之赴湘、鄂联合会党，也为孙中山所委派。当他看到康有为“勤王”信函极为不满，也是很自然的。他对孙中山的友谊一直很深，直到后来决意出家为僧，“萍踪浪迹，随遇而安，不复再预人间事”时，还致函平山周：“勿轻信人”（注：冯自由：《毕永年削发记》，见《革命逸史》初集。）。
这里，还可举出这样的例证，小田切将《诡谋直记》寄交日本外务省前不久，还将康有为的《奉诏求救书》寄交日本。在《奉诏求救书》的后面附录光绪皇帝的两次“密诏”。第一道“密诏”有“妥速筹商，密筹封奏”的话语，“密语”是交由杨锐带出的，这里却说：“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及诸同志”，变成写给康有为的了（后来，在《保救大清皇帝序例》中更作：“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与诸同志”表示“奉诏”。第二道“密诏”中又把“出外求救”改为“出外国求救，标明“求救”。把两道“密诏”成为“奉诏求救”张本。后面还附上谭嗣同的“绝笔敬上”。按“密诏”发出之时，毕永年在北京，谭嗣同有无“八月初十日狱中绝笔”，毕永年事后也或有所闻。《奉诏求救书》是明治三十一年，即1898年12月21日小田切由上海寄交日本外务省的（注：见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光绪二四年政变光绪帝及西后之崩御袁世凯免官》，用“在上海中国总领事馆”笺纸，系上海总领事代理一等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于明治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所上，机密第69号，编号491222-491228、编号491183-491221，附于《康有为事实》之后（《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739-742页曾辑录，但有误）；编号491183-491221。）。值得注意的是，《奉诏求救书》和《诡谋直记》都是用“在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的笺纸，它又上于送交《诡谋直记》之前一个半月。当小田切送交外务省时，还有一份专门辱骂康有为的《康有为事实》（注：见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光绪二四年政变光绪帝及西后之崩御袁世凯免官》，用“在上海中国总领事馆”笺纸，系上海总领事代理一等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于明治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所上，机密第69号，编号491222-491228、编号491183-491221，附于《康有为事实》之后（《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739-742页曾辑录，但有误）；编号491183-491221。），平山周会将《诡谋直记》交给小田切，小田切将《奉诏求救书》、《康有为事实》告诉平山周以至传入毕永年之耳，也不是没有可能。
由上可知，毕永年是在由日返国时将《诡谋直记》告诉同行的平山周，经平山周交付小田切。小田切于1899年2月8日寄交日本外务省。这时，毕永年遵孙中山之嘱，来华联系会党，对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已含有不满了。《诡谋直记》来源有据，是具有史料价值的。
三
判断一份日记的史料价值，主要看记录的事迹是否真实，如果记录的事实为其他书籍所失载或违避，日记却能有所反映，而反映的又较可信，那就史料价值较高了。
从《诡谋直记》来说，它“直记”的“诡谋”，主要是政变前夕改良派的“围园密谋”。
“围园密谋”，过去不是没有记载，只是记述简略，未详真实。如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宣布康有为罪状的“上谕”中说：
乃不意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阴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隐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注：《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三七第四页。）。
袁世凯在《戊戌日记》载八月初三晚谭嗣同到法华寺劝袁“勤王”，请：
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因诘以“围颐和园欲何为？”谭云：“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注：袁世凯：《戊戌日记》，见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戍变法》第一册第550-551页。）。
袁世凯所记，虽与“上谕”有出入，但他们都提到“围园密谋”。
至于参加“密谋”的康、梁，虽然此后讳言其事，但他们在政变不久还曾言之。如《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四年记：当他们接到光绪“朕位几不保”的“密诏”后，“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后来“知袁不能举兵，扶上清君侧，无如何，乃决行”（注：《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四年，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61页。）。
梁启超在政变后出逃日本，夏历十一月十一日创办《清议报》，发表《戊戌政变记》。在第四册《谭嗣同传》记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虽没有“围园”词句，但有这样的词句：谭“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至颐和园”，即至慈禧处，是以颐和园指慈禧的。谭嗣同还说：“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变也”（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五篇《谭嗣同传》，《清议报》第四册，光绪二十四年第十二月十一日出版。）。要“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当然要对颐和园下手。
其实，“自兴中会以迄同盟会大小数十役，什九与闻其事”，民国成立后，出长临时稽勋局的冯自由也曾谈到“围园”。他说毕永年入京后，“嗣同引见康有为，有为方交欢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有兵围颐和园，擒杀清西后之阴谋，以司令艰于人选，知永年为会党好手，遂欲委以重任，使领兵围园，便宜行事”（注：冯自由：《毕永年削发记》，见《革命逸史》初集。）。提到“围园”，所言与《诡谋直记》略同。
再则，政变后流亡日本，和康、梁有联系的王熙，也提到“围园”，并为《梁任公年谱长编》所引，加以评语：
围禁颐和园的事，南海和先生（按指梁启超——引者）都否认其事，惟王小航先生言之凿凿。按王氏是当时新党之一，与南海是同年，交极厚，所以他说的话应当是靠得住的，现在把他那段批注抄录在下面：“围禁慈禧之谋，蓄之已久，南海因言用兵力夺权之计，余已再三面驳，故又令他人言之，以全颜面，然深信此诤友必不泄也。六日的政变是不是因为袁项城泄露了密谋才爆发的，现在还不能确定，同时假定是他泄露的话，他在京师泄露的，还是在天津泄露的，或是两处都泄露了，也不能说一定。不过我们据各种材料的研究，知道他在初三日便从谭复生的口里听到南海的全部计划，西后以初四日酉刻还宫，初五日德宗在召见袁氏以外，还延见日前总理大臣伊滕博文，袁氏以上午返津，当日晚事件爆发了（注：《梁任公年谱长编》：“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台湾世界书局1962年版第70页。）。
王小航，即王照。王照除在上引《方家园杂泳纪事》的自注说到“围园”外，早在政变发生流亡日本时和犬养毅（木堂）的笔谈中即言其事：
另谕康有为只令其逮往上海，以待他日再用，无令其举动之文也。而梁启超、谭嗣同于初三夜往见袁，劝其围太后，袁不允，非不忠于其君也，力不足也。而梁、谭等书生不知兵事之难，反谓袁不忠，彼等令袁围太后之语，皇上亦不知，以致有八月初六日之变。（注：王照：《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天津《大公报》1936年7月20日《史地周刊》，见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第四册第332-333页。）
“梁、谭等”，误，夜访袁世凯，只有谭嗣同，王照没有亲历，故误记。政变发生，王照逃亡日本与“康、梁同逃共居”，访问过大隈内阁文相犬养毅，如今日本冈山县乡土文化财团还藏有康有为、梁启超、毕永年、王照等的笔谈（注：见拙撰《乘桴新获》399-40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他们还共同具名致函伊藤博文、林权助以及大隈重信。在《致伊藤博文、林权助信》中，历言光绪“圣德”：“览奏章每日动十数万言，每隔数日，必亲诣颐和园女后前请安，或在瀛秀门跪迎跪送，此岂有病之人所能耶？”“望与英、法诸国公使商议，连署请见女后，或致书总署，揭破其欲弑寡君之阴谋，诘问其幽囚寡君之何故”（注：梁启超、王照：《致伊藤博文、林权助》，见《见伊藤博文关系文书》八《外国人书简》七八，发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明治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收入拙撰《乘桴新获》第640-642页。）。《致大隈重信书》洋洋数千言，以为慈禧和后党“一意求俄人保护，甘心为奴隶，但求北京之无事，颐和园之安全，虽尽割全国之膏腴，尽弃全国之利益，亦所不惜”，而“我皇上之英明仁厚，真旷古所罕有”，“盖二十年来腐朽之政府，皆西后所造成，而外人不知者，以为一切政策，出于皇上，故其恶名嫁于皇上，此实不白之奇冤也”。“大患既迫于外，则亦不能不借支邦之力以抵御之，此启超所以不能不为奏庭之哭，呼将伯之助，而深有望于同州同文同种之大日本也”（注：梁启超、王照：《致大隈重信书》见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光绪二十四年政变之袁世凯之免官》中《清人梁启超、王照，大隈伯上书之井志贺参与官卜梁启超卜，笔谈》编号500282-500309共十八叶，手迹，另附日文译本，《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卷第一册第698-705页曾辑入，但有误，收入《乘桴新获》第642-648页。）。
这两封信，前者发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后者写于九月十二日，相差一个月，都由梁启超、王照共同署名，可知他们政变发生逃亡日本后，至少在九月十二日前同在一起，共同奔走，鼓吹“勤王求救”。“围园”之事，也可能隐有所闻。
那么，“围园”之谋既有所议，康、梁为何后来要讳言其事，避而不谈呢？康、梁这时竭力从事“去外国求救”、“奉诏求救”，为了表示“奉诏”，把光绪的密诏改易；为了“去外国求救”，所以在日本运动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犬养毅，此后还奔赴英国。梁启超、王照在《致大隈重信》书中，分析“此次政变之原因，约有四端：一曰帝与后之争；二曰新与旧之争，三曰满与汉之争，四曰英与露之争。然要而论之，实则只有两派而已。盖我皇上之主义，在开新用汉人，联日、英以图自立；西后之主义，在守旧用满人，联露西以求保护。故综此四端，实为帝、后两派而已”。
他将政变归结为“帝、后两派”之争，从而在《清议报》上除发表《论八月之变乃废立而非训政》（注：见《清议报》第一册“本馆论说”，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版。）等论文和该报首先登载的《戊戌政变记》上指斥慈禧外，又在《戊戌政变记》中列上《光绪圣德记》专章（注：见《清议报》第九册、第十册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二月二十一日出版。），列了十五项“圣德”，即“上舍位忘身而变法”、“新政皆无人辅佐而独断”、“群僚士民皆许上书”、“豁达大度”、“日昃新政”、“求才若渴”、“破格用人”、“明罚敕法”、“用人不惑”、“从善如流”、“俭德谨行”、“好学强记”、“养晦潜藏”、“特善外交”、“爱民忘位”。“围园”，岂非有损光绪“圣德”。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以子攻母”，是大逆不道的，尽管他们过去确有此议，如今却只能讳言其事。况且，他们在政变危急时并没有告诉光绪。“围园”如果公开承认，那将变成康有为等改良派“发动”政变而不是慈禧发动了，又怎能再“去外国求救”。因此，“围园”当时虽确有此谋，康、梁却只能支吾其辞，讳而不谈。
四
毕永年究竟是什么时候写《诡谋直记》的？是戊戌当时的日记，还是后来的追述？如果是后来的追述，是否还有史料价值。
过去在阅读《诡谋直记》时，对毕永年在《直记》中自称为“仆”，有过怀疑，如他在七月二十九日记康有为以“平山周乃孙党也，且责仆不应并约四人”。八月初一日记“康即赴身命仆随往其室”。“仆曰：‘仆一人在袁幕中”。初二日记：“仆曰：‘非拖泥带水也，先生欲用我，须与我言明办法”，“仆乃将日中与广仁所言告康”。初三日记，“仆曰：‘我久知之，彼欲使我为成济也’”。初四日记：“仆不愿同罹斯难，请即辞出南海馆而寓他处”。初五日记：“天甫明，仆即往南海馆探之”。差不多每天的自称都用“仆”，文中有时有“我”，为什么又屡屡自称为“仆”，这在一般日记中似难见到，倒像是专门写给别人看的。
最近看到房德邻同志的《维新派“围园”密谋》考，他经过认真考虑用较大的篇幅考核了“《诡谋直记》将维新派兵围颐和园的密谋推前到八月初一日以前，这与当时的形势和维新派的活动不相符合，康有为等兵围颐和园的密谋实出于八月初三日紧急无待之时”。房同志的结论是很有见地的，如果是当时的“直记”，又为何将时日误系？所以房同志说：“从《诡谋直记》的内容看，它可能写于戊戌变法后毕永年与康有为等发生分歧之时”。
《诡谋直记》写于“戊戌变法后”，是否它就没有史料价值呢？不是。评价某一史料的价值，不能单看它是“追述”还是当时日记，而是看它是否提供了史料，这些史料是否有参考价值。如上述袁世凯的《戊戌日记》直到1926年才由《申报》连载，说是“得自苏州张仲仁（一
）者，距离戊戌二十九年，能说是袁世凯当时所记后来又不修缮吗？有的日记即使是当时所记，后来又因政治上或其他原因略作修缮，如《翁文恭公日记》在政变后把对谭嗣同的评价由原来的“杰出”改为“桀傲”。这都没有影响《日记》的史料价值。只是在阅读之际，多予饾饤，以便发覆，而明真相。
《诡谋直记》来源有据，记有“围园”的具体事迹，是具有史料价值的。
［收稿日期］2002-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