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范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要思想论文,范畴论文,理论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搞清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范畴，是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因为任何一个称为体系的科学理论，都是由一系列特定的概念、范畴、原理和规律构成的。作为“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1]（p.543）的范畴，是理论发展的起点，在整个理论体系的建构中处于基础地位。列宁曾形象地指出：“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2]（p.78）“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当然也应该是建立在一系列范畴之上的。在这个问题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范畴与邓小平理论的范畴的关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新范畴、这些新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必须认真思考的三个方面。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范畴与邓小平理论的范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相继取得的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不仅体现在主题、主线、基本问题等方面（注：从主题来看，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题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相联系的一面，但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题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是指本世纪头20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是相区别的一面。从主线来看，二者的主线都是“党的基本路线”，这是相联系的一面，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方针，这是相区别的一面。从基本问题来看，邓小平理论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问题则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其联系与区别也是相当明显的。），而且同样体现在范畴上。
1.从实践基础看，邓小平理论的范畴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范畴都源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但又形成于这一实践的不同阶段，这就决定了它们必然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简单地说，范畴就是概念，但“它决不是远离现实、脱离实际生活的空洞概念，而是对客观事物之间联系和深层次本质的理论概括，换言之，范畴并非人们的主观臆断，而是客观事实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3]（p.1）。笼统地讲，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范畴赖以形成的“客观事实”，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它们都是从这个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概念，因此，二者必然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于这一实践的不同阶段，其范畴又必然是有所区别的。具体而言，邓小平理论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实践，这两个阶段虽然都属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但其区别也是明显的。比如，在世情方面，邓小平理论面对的是：政治上要认清“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逐步向“和平与发展”的“两大课题”转变，经济上要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文化上要防止西方腐朽的东西在开放的条件下进入国内影响我们的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面对的是：政治上要积极应对苏东剧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以及曲折发展的多极化趋势，经济上主要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经济全球化的正负面影响问题，文化上则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突，特别是防止“西化”“分化”的问题。又如，在国情方面，邓小平理论在政治上主要解决如何确立和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经济上主要解决能不能建立市场经济及怎样起步的问题、如何快速发展生产力以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文化上主要解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4]（p.306）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政治上主要是应对如何做好党建工作并进而推动整个政治体制改革顺利发展的挑战，经济上主要解决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人民生活由温饱走向小康，文化上要探索在世界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的条件下，如何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等。还如，在党情方面，邓小平理论主要是明确党的阶级基础为工人阶级、群众基础为农民阶级，主要解决的是可否吸收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入党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面对的则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由于就业方式变化及转岗、失业而出现分化，社会结构中又出现了新的阶层，一部分党员已成为私营企业主，而私营企业主又有一个能否入党的问题，要解决的是如何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问题。这些实践中的不同，必然要在范畴上体现出来。
2.从基本观点看，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具有紧密联系又具有明显区别，它们最终必然反映到理论范畴上来。比如，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到基本纲领、基本方针和基本经验；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到“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三步走”战略到21世纪上半期的“新三步走”战略；从“小康水平”“小康之家”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到“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到“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从“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非公有制经济是“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肯定“合法的劳动收入”到肯定“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到“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从“引进来”为主到“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从“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到“速度、结构、质量和效益的统一”；从“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从强调“经济发展后劲”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从“两个大局”的思想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行“依法治国”方略；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实行“以德治国”；从“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到“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强调“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及“打得赢、不变质”两大历史性课题；从“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到“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到“八项主张”；从和平与发展是“两大课题”到“两大主题”，并把“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明确为新世纪的“三大历史任务”之一；从“一个先锋队”到“两个先锋队”；从“一个代表”到“三个代表”；从强调党的阶级基础到“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从私营企业主等其他社会阶层成员不能入党到可以入党；从“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到“以改革的精神建设党”；从“不要‘做官当老爷’”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如此等等。通过以上粗略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许多观点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继承、丰富和发展，二者既有紧密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而这些观点既蕴含着各自的范畴又是对范畴的进一步扩展，它们的关系实际上也体现着范畴的关系。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建立在许多崭新的理论范畴基础之上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新范畴，我们可以列出很多，大体来看，可以分为党的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三个方面。党的建设方面的新范畴主要包括：“三个代表”、“两个先锋队”、党的先进性、党的历史方位、执政为民、党的执政能力、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三基本”（党的基本纲领、基本方针、基本经验）、党的阶级基础和党的群众基础、“三讲”、从严治党等。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新范畴主要包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三个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再就业、民族精神、文化产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新范畴主要包括：与时俱进、创新、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合法的劳动收入与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四个如何认识”、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各国文明的多样性和互补性、“三大规律”等。正是这三十多个崭新的范畴，才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得以成立。限于篇幅，这里仅对其中一些相对更为重要的范畴，从基本内涵、形成过程及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意义作简要分析。
1.“三个代表”。这是“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简称。江泽民首次提出这个范畴，是2000年2月25日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中。正是由于这个范畴的提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全部理论贡献才被命名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因此，这个范畴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具有标志性地位。它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对党的性质、党的建设总目标的认识实现了由“一个代表”到“三个代表”的飞跃，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史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都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注：必须承认，“三个代表”的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是，从党的性质、党的建设总目标的高度将它们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一并提出来，确属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突出贡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党的二大到十五大这75年的时间里，从党的性质、党的建设总目标的高度讲“代表”，往往是讲“一个代表”，虽然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有不同表述，但基本精神都是讲党要代表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虽然关于发展生产力和文化的思想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著作中也很丰富，但往往是从党的任务层面讲的，而且是分别而论的，既没有将它们提到党的性质、党的建设总目标的高度，也没有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提出来。江泽民对“三个代表”的表述，在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史上是第一次，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其意义不可低估，称其为“飞跃”，是恰如其分、合乎实际的。）。
2.党的先进性。强调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先进部队，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就一直讲起的观点，但明确提出、突出强调“党的先进性”范畴，却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贡献。江泽民最早使用这个范畴，是在1993年6月25日庆祝建党72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说：“共产党员增强党性，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5]（p.333）此后，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等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反腐败的系列讲话中，多次使用这个范畴。随着“三个代表”这“三句话”的提出，江泽民进一步揭示了“三个代表”和“党的先进性”的关系，明确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先进性。这个范畴，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
3.党的阶级基础和党的群众基础。这是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一个新范畴。党的阶级基础，主要指党所由产生和依托的阶级力量，它决定着党的阶级性，决定着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党的群众基础，主要指党除了自己的阶级基础之外必须代表和依靠的社会力量，它决定着党的广泛代表性。对中国共产党来讲，党的阶级基础和党的群众基础都关系党的生命力、凝聚力、战斗力和社会影响力，归根到底，关系党的先进性，进入新世纪，江泽民之所以突出强调这个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他对这个问题的系列阐述，特别是“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等六个新的社会阶层成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判断，更是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4.党的执政能力。这是江泽民20世纪90年代末期提出的一个新范畴。1999年1月11日，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结束时的讲话中首次使用了这个范畴（注：在这次讲话中，江泽民指出：“认真刻苦全面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对提高全党的思想政治水平和执政能力是极为重要的，必须摆在学习的首位。”见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26页。）。虽然这个范畴提出较晚，但江泽民这方面的思想早已有之，而且是一贯的、连续的，当然以往更多的是使用“执政水平”的提法。随着“执政能力”范畴的提出，江泽民深刻阐述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并将其归结为党的建设“两大历史性课题”的重要内容。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他进一步提出了当前要着重提高的“五种能力”，从而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深入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奠定了重要基础。
5.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这个范畴是江泽民在2002年5月28日发表的《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大力推进科学技术创新》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来的（注：在这篇讲话中，江泽民指出：“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见江泽民：《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大力推进科学技术创新》，载《人民日报》2002年5月29日。）。这个范畴的提出，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史上，都具有原创性。因为过去我们往往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邓小平开了从“本质”上认识社会主义的先河，但他讲的是“社会主义本质”，这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显然不是同一个范畴。那么，如何理解和把握这个范畴的深刻内涵呢？时至今日，学术界对这个问题还鲜有探讨。我们仅从江泽民的相关论述出发，提出自己的初步看法。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就能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落实，使党的执政地位不断巩固，使强国富民的要求不断得到实现。”结合江泽民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创新以及对如何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系列阐述，我们认为，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至少要紧紧抓住这样三个基本方面：其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着眼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以不断实现社会主义本质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对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来讲，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还很不充分，实现社会主义本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就是不断推动社会各方面全面发展、全面进步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因此，着眼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该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的重要含义。其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立足于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在此基础上，不断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标、以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为途径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的重要含义。其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这就要求党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精神完善自己，不断巩固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必须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偏离；必须始终注意挖掘、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它最大限度地体现和发挥出来。因此，依靠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的重要含义。以上三个方面也许还不够全面，但我们认为，把握了这三个方面，就可以从总体上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的深刻内涵。
6.“三个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在这个范畴中，江泽民的突出贡献在于首次提出了“政治文明”（注：单就“政治文明”的概念来说，马克思早在1844年《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一文中就已使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8页。）所以，这里的首次，是指我们党三代领导核心的重要讲话及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的第一次。）的概念，并把它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提，形成了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思路。毛泽东虽然也有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协调发展的思想（注：这一点，在毛泽东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著作中即有体现，如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共产党人所要建立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后来他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不仅有经济方面的要求，同样也有文化方面的要求。），但既没有上升到社会文明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在实践中也重视不够。邓小平积极推动了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注：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也是邓小平一贯坚持的思想。如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在表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时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而党的基本路线中提出的“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也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的要求。），并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范畴，但由于他是从广义上理解“精神文明”的，是把民主法制等政治建设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来看待的，所以他往往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当然，江泽民在20世纪90年代也始终坚持了这种提法，不过，他的许多重要理论创新，如党的基本纲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阐述，已经蕴含着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而且，他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提出的依法治国等理论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也为“政治文明”的提出奠定了重要基础。总之，从强调民主法制建设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到强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无疑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思路，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乃至以后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都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7.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江泽民在邓小平有关“小康”思想的基础上，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进程，通过对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第三步进行细化而提出的一个新范畴。2000年6月，江泽民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使用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概念；2002年11月，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将21世纪头20年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这个范畴，既是对邓小平“小康目标”“小康之家”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部分期的深化；而且，由于它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着直接、紧密的内在联系，决定了它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8.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范畴是江泽民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前即已提出、在党的十四大上正式确认的。江泽民不仅深刻阐述了其基本内涵，突出强调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明确了我们搞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而且明确提出并积极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建立。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已经并将继续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产生重大、深刻的全局影响，因此，这个范畴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具有关系全局和长远的极其重要的地位。
9.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江泽民最早使用“依法治国”的提法，是1996年2月8日在中央举办的第三次法制讲座上所作的题为《依法治国，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讲话中，后由党的十五大正式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2000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使用了“德治”概念，在2001年1月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以德治国的要求，并把它与依法治国一并作为治国方略确定下来。把握“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范畴，一个必须澄清的基本问题是，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治”往往是与“人治”联系在一起的，但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绝不是要回到“人治”的老路上去，而是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补充和完善。
10.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江泽民在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的发展目标方面反复使用、突出强调的一个范畴。邓小平在表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目标时，除强调“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外，多次强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要求，而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几乎没有提及。党的十三大报告虽然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明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但也并未引起广泛关注，即便有关文献偶尔使用这个范畴，也往往停留于口号层面。江泽民则不同，十几年来，他不仅频繁使用这个范畴，而且逐步把它归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赋予了更为丰富也更为具体的内涵，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整个初级阶段中后期的发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11.与时俱进。江泽民不仅明确提出了这个概念，而且把它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道确定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就其内涵而言，关键是准确把握“时”的含义，这里的“时”，不单纯是个时间概念，而是“时间、时势、时事”的综合体。因此，我们讲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要随着“时间、时势、时事”的变化而发展，进一步说，就是要随着时代、实践的变化和要求而发展。就党的思想路线而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互为前提、辩证统一的整体，实事求是是必须始终坚持的，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是永无止境的。
12.创新。这是江泽民反复使用、突出强调的一个范畴，围绕这个范畴，他先后提出了许多经典论断，并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把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引导和推动实践创新明确为“必须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江泽民对其内涵的揭示主要有：一是从关系民族、国家、政党兴旺发达的高度强调了创新的极端重要性。二是强调了创新的全面性和无限性。三是首先要进行的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四是重点抓好体制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五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根本。六是把培养创新思维作为关键。
13.“四个如何认识”。这个范畴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四个问题的简称。这四个问题，是江泽民2000年6月28日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并集中阐述的，虽然当时是针对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情况所讲的，但对于科学认识人类社会的基本走势及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有着长期的指导意义。尤其是江泽民就前两个问题作出的一些判断，进一步深化了科学社会主义相关理论。如，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方面，强调从世界历史进程看，社会主义还处于发展的初期，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前进途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的困难和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如，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方面，强调资本主义在具体演进中呈现的一些繁荣现象，是各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这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6]（pp.1331-1335）。这些认识，无疑是新的时代条件下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坚持和进一步阐发，对于化解人们思想上的一些困惑，增强社会主义信念，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4.“三大规律”。这是“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简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人当然是重视规律的，但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讲规律，往往更侧重于讲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重视不够，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则几乎没有提及。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两次使用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提法[7]（pp.1630、1635），并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范畴，并把它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提，从而构成了我们今日所讲的“三大规律”。就“三大规律”的相互关系看，一方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相对于其他二者的一般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都属于它的范畴之内的特殊规律。而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又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涵盖内容的广泛性，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相对于共产党执政规律来说，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获得一般规律的地位。另一方面，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既要以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指导，又可以促进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入。就“三大规律”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系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这“三大规律”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当然，对这“三大规律”的认识将是一个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的过程，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无疑为我们进一步的探索提供了新的梯级。
三、“党的先进性”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诸范畴中的核心范畴
上文虽然我们是用罗列的形式来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一些新范畴的，但决不表明它们是彼此割裂、互不相干的关系；恰恰相反，这些范畴彼此之间有着紧密的、复杂的内在联系。搞清楚这些联系，关键是准确把握其核心范畴，因为它是这张“认识之网”诸多纽结中的第一个纽结，是整个理论体系得以形成的逻辑起点。我们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范畴是“党的先进性”，由此出发，可以把其他范畴逻辑地贯串起来。
1.“党的先进性”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体系得以形成的历史起点——党的建设——在理论上的本质反映。首先，党的建设是江泽民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他思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继续推进的着眼点和出发点，因此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体系得以形成的历史起点。其次，“党的先进性”既是党的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它在理论上的本质反映。从任务上看，党的建设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这些内容在理论上自然有不同的反映形式。但是，归结起来，无非是党的建设的目标以及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的战略策略两个方面，实际上也就是江泽民反复强调的“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是党的建设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进一步讲，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的核心又是什么呢？就是解决“党的先进性”问题。按照这个思路，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就可以进一步细化为：“建设一个具有哪些先进性的党、怎样建设具有这些先进性的党”。事实上，从首次提出“三个代表”这“三句话”到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之前，江泽民在谈到“三个代表”时，都是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确保“党的先进性”的角度着眼的，都是致力于回答“建设一个具有哪些先进性的党、怎样建设具有这些先进性的党”的问题的。因此，“党的先进性”既是党的建设的核心问题，又是它在理论上的本质反映。
2.“党的先进性”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体系得以形成的核心生长点，首先，“党的先进性”是“三个代表”这“三句话”的核心生长点。“党的先进性”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范畴。在当代中国，考察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不仅要看它的理论，更要看它的实践。也就是说，要看它在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中的作用。而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繁荣先进文化、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几个重要方面。因此，“三个代表”这“三句话”就是“党的先进性”的逻辑展开，是其主要体现。其次，“党的先进性”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体系的核心生长点。如上所述，“三个代表”这“三句话”是由“党的先进性”生长出来的。而这“三句话”又不仅仅是简单的三个具体观点，而是有着丰富内涵的命题，它们进一步构成了新的理论生长点。比如，什么是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及其发展要求？怎样代表这种要求？这就必然涉及对中国国情的进一步认识，并要求把改革开放、提高人的素质和推动科技创新等作为促进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又如，什么是中国的先进文化及其前进方向？怎样代表这一方向？这就必然涉及中国文化的历史和未来，并要求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相互关系作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重要内容。再如，什么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怎样代表这一根本利益？这就必然涉及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社会团体的演变和发展前途，并要求对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种社会关系作出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认识。事实上，正是通过对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的层层回答，江泽民逐步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观点和论断，从而建构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
3.由“党的先进性”可以逻辑地推演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体系的全部范畴乃至全部内容。我们认为，由党的先进性出发，按照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内在逻辑，从“党的先进性的基本概括”“党的先进性的总目标”“党的先进性的直接体现”“党的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党自身的先进性的实现途径”“党的事业的先进性的实现途径”六个方面，可以递次展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全部范畴乃至全部内容。第一，党的先进性的基本概括。谈“党的先进性”，首先要揭示它的基本内涵，“三个代表”这“三句话”就起到了这个作用。第二，党的先进性的总目标。这就是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两个先锋队”“一个领导核心”“三个代表”的要求。这既是对党的性质的崭新概括，也完全可以看作是对党的建设总目标的创造性阐发。第三，党的先进性的直接体现。“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为党自身的先进，而这个先进是指党的各个方面的先进，包括思想先进、组织先进、作风先进及领导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执政能力的切实增强。第四，党的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党自身的先进仅是“党的先进性”的直接体现或第一层次的体现，其根本体现或最终体现是党的事业的先进。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事业、国家的事业是一致的，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党的事业先进的根本要求和惟一标志就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和不断进步。做到这一点，前提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对此，江泽民突出强调了全面发展、全面进步和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只有按照这样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才能确保这项事业的先进性，“党的先进性”也才能够得到最终体现。第五，党自身的先进性的实现途径。明确了党自身的先进性的内涵，接着就要回答通过哪些途径实现这些先进性即“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对此，江泽民提出的一个基本思路是，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制度建设贯穿其中。第六，党的事业的先进性的实现途径。同样，明确了党的事业的先进性的内涵，接着就要回答通过哪些途径实现这些先进性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江泽民不仅进一步规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中后期的发展蓝图，而且提出了一整套发展战略。以上六个方面都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基本涉及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体系的全部范畴，将每个方面层层展开，即可展现这一理论体系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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