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绩效预算中透明度改进的社会交往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透明度论文,绩效论文,预算论文,社会交往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绩效预算就是以绩效管理为基础的一种预算制度。其中包括三个重要环节：绩效计划、绩效预算和绩效评价。根据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安维·夏介绍，目前实现绩效预算改革的国家绩效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绩效评价与预算分配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如美国、荷兰、澳大利亚等，该模式赋予部门更多的自主执行权和灵活性，以推动部门加强管理、提高效率为目的进行绩效评价；另一种是绩效评价与预算分配之间有一种非常直接的联系，绩效评价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拨款的多少，如新西兰、新加坡等，该模式赋予部门更多的责任[1]。一国政府无论采用哪一种绩效预算模式，无疑都是推行项目管理、控制政府支出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提高财政资金效益的运行质量和效益的重要路径。
一、作为一种技术测量手段的绩效预算
1.公共预算的科学性是中国绩效预算基本价值取向
科学性和民主性始终是公共预算的追求，科学性主要表现为财政效益的度量，而民主性则是财政透明度的度量。从这两个目标来看，绩效预算更多体现在公共预算的科学性上，如何在绩效预算中展现民主性仍然处于摸索之中。发达国家在实践过程中探索了两种方式：一种是瑞典绩效公开模式，即瑞典政府通过建立规范的绩效评价制度，推行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全面、完整地反映政府预算信息和支出成本，广泛地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另一种是新西兰的绩效问责模式。新西兰通过与首席执行人员签订个人绩效合同，以保证对管理者的问责。从美国实践来看，推行绩效预算主要是为了民主，美国参议院绩效预算法案报告就明确指出：“（绩效预算项目的）年度计划不应是对每个项目活动的每个阶段所进行的长篇陈述，年度计划和报告是向公众提供信息，而非迷惑公众。”[2]中国目前依然是财政资源比较短缺的国家，从一定意义上讲，推进绩效预算不是出于民主性的考虑，而更多的是出于科学性的考虑，即用最少的钱能做最多的事，从而保证整个国家的建设完成。事实上，在预算过程中民主性的追求依然是为预算科学性服务的。因此，可以从绩效信息、绩效评价、绩效信息使用等方面发现，绩效预算更多是作为预算的一种技术测量手段，服务于预算科学性目的。
绩效信息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绩效指标，二是绩效评价结果，三是绩效信息运用。绩效指标又包含二个层面：第一、绩效指标的来源，第二、绩效指标的内容。一般而言，绩效指标主要来自组织依据历年的统计结果制定出来的标准，以及国家、地区或行业制定的统一的标准。而绩效指标的内容则是根据不同的行业确定的。作为预算核心机构——财政部门主要是确定第一、二级指标，第三级指标由职能部门根据第一、二级指标和本部门实况进行确立。从上海浦东新区来看，一级指标（括号里内容为二级指标）包括：绩效目标完成程度（绩效目标完成程度、数量目标完成情况、质量目标完成情况、目标完成进度和及时性），预算执行情况（资金到位率、资金使用率、预算调整指标、项目采购方式），经济和社会效益（公众满意度、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财务管理状况（财务或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财务或资产管理有效性、财务制度执行状况、财会信息质量）等；同时确定了每一级指标在评价结果中的权重。
2.绩效预算是部门预算的一种内控方式
绩效评价结果涉及评价主体以及评价报告。绩效评价主体主要有两类：一是政府内部评价系统，一是社会评价中介机构。由于社会评价中介机构参与政府项目评价具有费用比较高和对政府具体工作不熟悉等原因，因此，推行绩效改革试点的上海市浦东新区和佛山市三水区目前都采用政府内部评价系统；但是，两地都认为，推进社会中介机构参与政府项目绩效评价势不可挡。从政府内部绩效评价流程来看，佛山市三水区基本明确了：项目——单位——部门——综合评价的流程，而浦东新区基本上采用部门评价、财政审核、人大和政协审议、公众告知（这一环节目前还没有完成推行）等流程。由于目前绩效评价采用自评的方式，评价报告主要涉及评价结果、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的对策。
西方国家政府绩效测量的资料主要由以下几个地方使用：一是组织内部使用，主要接受者是政治家、高层管理者、一线管理者以及雇员。他们利用这些资料主要是作为一系列管理目的背景材料，如告知特别信息、比较不同组织及功能（标杆化）、决定财政分配，甚至关于职业发展和个体提升决策。另一是组织外部使用，主要的接受者是立法者、纳税人、顾客、一些利益相关者以及大众传媒。这些组织外部可能使用的目标群体也是政府权威的竞争者、行政当局的控制主体或其他政府体制内的成员，所有这些不同目标群体对绩效资料的范围与细节有着特殊的要求与期望。在进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国家，绩效信息有着重要作用，一些国家中央政府都要求正规方式收集绩效资料，而认为非正规的方式是无效的。从目前来看，我国绩效预算中绩效信息仍处于一种保密状态。就这一点来说，绩效试点地区依然只是预算执行机构自控的一种方式，是预算核心机构激励预算执行机构提高财政绩效的方法。
3.绩效信息超载影响到公民认知
对于绩效预算的质疑有两种观点，一是技术上质疑，二是公民认知上质疑。从技术上主要有以下质疑：（1）如何保证绩效标杆（指标）的有效性？（2）预定的目标多大把握能达到？（3）同其他组织相比，一个公共部门的绩效达到何种程度比较妥当？（4）允许与预定的目标或标杆有多大的偏差？（5）偏差产生的原因有哪些？哪些原因是关键性的?是否可以消除？（6）校正偏差进行校正和达到预定的目标可以采取哪些行动?这些行动是否真的有效？（7）项目绩效预算和部门绩效预算两套绩效系统能否一致，如果不能一致又如何协调?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技术难题，尽管有不同的修正方法，但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包含了诸多的社会因素。
对公民认知的质疑主要是因公民认知能力不足，而导致公民丧失判断能力。即使实施项目预算管理，绩效信息同样非常之多，尤其是当绩效指标设置越来越复杂时，绩效信息所包含专业知识含量也会急剧上升，外行实际上很难读懂这些专业信息。于是，绩效评估的结果也就是同行的智力游戏。绩效结果与公民感知之间的裂缝也就越来越大了。因此，绩效信息的超载对于技术社会来说是一种必然，但是对一个民主社会来说又是一种负担，常常会损害公民知晓能力。
二、作为一种民主形式的透明度
1.透明度的二元维度性
透明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信息公开，包括过程、结果和方法的公开。透明的程度高低也衡量民主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制度设计上，透明度能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虑：第一，它属于不同行动者相互交流的问题。假如政治家们正在设定目标，而行政管理者试着在具体计划和开支中突破政治家设定的目标，那么这种目标、计划和开支的透明性是基于相互交流的行动者中的社会关系、权力结构和信任而变化的。也就是说，透明度从社会层面上来看是政治家和行政活动的参与者依据一定的社会关系、权力格局和个人信任在博奕过程形成的。第二，透明度也是一个技术和工具的主题：怎样使计划目标和开支明晰。因此，透明度问题包含了技术与社会两个维度，对透明度的研究和制度设计也基本上是从这两个维度来展开的。
从实际来看，针对不同领域均有不同的透明度的制度设计，如上市公司就有信息披露的透明度问题，各国政府出台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在财政预算方面，国家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经合组织（OECD）分别定义财政透明度的问题，并制定衡量预算透明度的基本标准。根据国家货币基金组织定义，财政透明度是指向公众公布政府结构与职能、财政政策取向、公共部门账目和财政筹划，公众被定义为包括所有与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有关的个人与组织[3]。根据这一定义，财政透明度的核心是要求以及时的、系统的方式对所有相关的财政信息（包括预算信息）的充分披露，包括用来编制预算的经济假设、政府资产和负债、税式支出和对数据可靠性的建议。透明度实际上是所有财政预算改革追求基本价值观，因为只要实施民主财政就必然要求公共参与，没有公共参与也就没有透明度，财政的公共性也就丧失了。即使在政府内部的执行部门，绩效导向改革的过程如果缺少公共参与，也会产生实施的障碍[4]。
2.透明度既是预算程序设计的指导原则又是其结果
从理论研究来看，关于预算透明度研究主要涉及预算复杂性与透明度的问题、透明度与政府规模关系、透明度与政治竞争关系、透明度与财政赤字公债关系、透明度与反腐败关系、透明度与效率的关系、透明度与媒体关系以及透明度实施时面临的各种限制[5]。这也说明透明度实际上是贯穿预算理论中的一根主线索。
透明度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揽子的制度安排。其中有三个重要问题是：第一、什么时候开始公布信息；第二、对哪些人透明；第三、透明的限度要多大。从我国《预算法》中确定的预算程序“二上二下”，基本上可以得出三个答案：在第一次“上下”中基本上是预算初期政府内部的财政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互动；在第二次“上下”则主要是作为财政部门代表政府将预算总额向国家权力机关公开和说明。实际上，从《预算法》来看，并没有提高向公众公开预算的问题。也没有提高预算透明度的问题，将预算问题主要设定为国家权力系统之内的问题。也可能是基于法律的不完善和国家政治体制本身的原因，我国在政府关于财政预算的文件大量使用的都是“民主理财”这样的字眼，而“透明”只有在地市级及其以下的政府财政文件中零星的出现。从中国预算过程中五对权力关系角度来看，主要体现为政府系统与党委系统预算权力分配以及政府内部预算权力分配，是一个党内民主和行政集体领导制度实施的问题；而作为现代预算中公民与国家间预算权力分配、代议机构（人大与政协）与政府间的预算权力分配以及代议机构（人大与政协）内部的预算权力分配并没有很好的重视。
三、绩效预算管理中透明度问题
1.绩效预算是一种单向透明？
绩效预算对透明度的两个维度都作出了反应：第一，绩效预算本身就是扩大预算执行机构所确立项目目标和执行行动的清晰和明了程度的一种技术工具；第二，绩效预算实施行为也是一个有关社会关系和组织文化的主体活动，这种活动旨在构造一种新的、开放的透明文化。政府内部各个行动者在多大程度上要求更高的透明度和行动者多大程度上认同绩效预算都是在一定绩效文化下进行思考和行动的。
之所以认为绩效预算行为能从社会交往层面加大透明度，主要是因为公共项目绩效的透明度可以看作是来自供应方和需求方的需求：从需求方的需求来看，主要是要求供应方传递有意义的、易理解的、有实效的、以目标群体为定位的资料，例如公开绩效指标测量真实结果、会计资料以及质量评估报告等；从供应方的需求来，要求财政预算核心机构、管理者（包括政治家和其他人员）必须接受和使用绩效评价的工具和资料，并要求预算核心机构所提供的资料易于接受、指标的实用性以及绩效报告能反映到决策中。这就意味着供、需双方必须将绩效资料推向透明方向，以致彼此能使用这些工具和概念，并在公共决策中使用。但是，满足双方的要求均是有条件的，即双方的知识水平接近且相互信任。如供应方必须要有好的收集资料的方法、运用的工具比较先进、绩效文化丰腴、公务员有良好的训练。而需求方来说也必须要有责任感、有激励机制、有自主权、有很深的绩效文化、有公务员良好的训练机制。同时，无论是预算的核心机构、预算执行部门还是代议机构都应有彼此信任、有共同打造整体政府的理念。只有双方都能做到这些，才能满足双方对绩效预算的透明度的要求，绩效预算过程实际上是哈贝马斯所言供需双方交往进化的过程。在实际操作中，绩效指标和绩效预算的目的则主要是从需求方的需求和技术维度来考虑，而怠慢了供给方的需求和透明度的要求，从而使预算的参与方交往受阻，如从绩效指标来看，只有资金到位率是对预算核心机构的约束，而其他指标都是对执行机构的约束。在我们的调查中，佛山市三水区的一些部门就认为：“我们以前就搞了行风评议和绩效考核，从工作态度和实绩上约束了我们；现在又搞绩效预算，从钱上约束我们；问题是财政局和相关领导有什么制度约束他们”。在上海浦东新区的一些部门也认为：“这都是财政局瞎折腾，现在区长、区委书记都对绩效预算方案批复了，作为正式文件下发了，我们也就必须参与试点，大家都知道财政局问题不比其他职能部门少”。从这些绩效预算参与方态度来看，都认为现在绩效预算透明是一种单向的透明，还是传统的信息上报的制度，依然是“财老爷”与“叫花子”的斗争。
2.绩效预算是组织的保护机制？
因此，要推动绩效预算与增加透明性两者的良好互动，必须从技术和人际关系两个层面进行思考。目前关于如何通过绩效预算去增加透明度讨论的文献比较少，零星的几个片断也是从技术维度来考虑透明度增加的问题，而忽视从社会交往的维度改进透明度。组织学的研究表明，一个组织中的行动者都偏爱制造不确定性和不透明。在科层组织结构中——无论高层还是底层——的行动者都偏爱制造虚假信息作为保护自己的自治权力和声誉的手段。例如在委托——代理理论认为，代理人总爱创造自己的信息优势去反对委托人以赢得行动的充分自主性。因此，不透明也是组织的一种保护机制。于是寻找一种透明与不透明的正确平衡机制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公共部分组织中因绩效测量活动的开展而导致透明度是否有较大的增长呢？在非常有限的、可得的经验资料中，绩效预算与透明度是搅和在一起的：究竟是通过绩效管理能提高透明性，还是增加透明性后有利于绩效管理，没有清晰的实证材料。在我们调查中，有一些项目绩效预算增加透明度，例如，教育部门关于“贫困学生补助项目”，其绩效报告中，不仅公布了受补助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补助的数额、补助后学生生活改善状况以及学生和教师对补助的认识，而且对补助过程中的不足也有清晰的说明。另外，参与绩效预算试点的单位共同看法是，通过绩效预算有力地增加了成本意识，同时领导也明确了成本责任。而从另外一些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很多部门认为由于目前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之间缺乏直接关系，所以在预算投入、项目产出和绩效预算目标之间缺乏足够联系，一方面很多项目一次做完后不会再有重复项目，同时以前也没有类似的项目，因此，人们也无法确定是节约了成本还是增加了成本；而对有些下一年度还会重复的项目，预算也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因为物价上涨以及人们对预算数额大小的刚性心理，同样的项目在下一年度开工也必须增加预算。
3.绩效预算是专业主义娱乐方式？
绩效预算参与方的最大的困惑在于：一个项目的绩效水平与一个组织的绩效水平能否等同，如果不能等同，那么绩效预算对于提高整个组织的透明度和社会形象又有什么意义呢？财政部门是否有能力综合每年大量绩效预算报告，也可令预算执行部门怀疑。最后，由于实施绩效预算，在预算执行部门又增加一个预算机构或专门预算人员，也导致有些职能部门内实际承担项目的人员被排除在绩效预算评价之外，而成为专业预算人员自娱自乐的游戏，于是，政府体系的复杂化是否有利于降低政府成本和提供政府透明度呢？我们认为，绩效预算根本目的是降低政府成本，提供财政资源使用效率，但上述问题是乎暗示了绩效预算实际操作结果违背了制度设计的初衷。
四、改进绩效预算中透明度的策略
对于改进绩效预算中透明度的策略，可以归结为四点：1、倡导政府实效，减缓绩效信息超载；2、通过民主制度规则健全，消解绩效评价的逆向激励功能，3、扩大社会交往，消除绩效预算的内弊；4、增加参与式预算，实现预算制度的配套性。
1.倡导政府实效，减缓绩效信息的超载。绩效信息超载的存在主要是由于绩效评价技术复杂性。绩效测量是技术性很强的事情，而目前在各个层次上都没有统一的技术手段和标准，技术上比较混乱；技术上的混乱导致测评的结果在部门之间不能对话，也导致认同性较差。在前文已提到绩效测量中绩效信息来源、使用中带来绩效信息超载的问题，在实际过程中，下述问题也加大了信息超载而导致透明度损失：（1）决策者趋向偏好那些容易测量的事实，存在一种用金钱去推动非金钱的指标的趋向；从而使评估的效度大打折扣，许多部门在评估报告中列举节约了多少资金，消减了多少人员，但是公众对其服务质量却难以苟同；（2）与之相关的一个的问题是在绩效指标系统如何测量质量和怎样包含质量指标。在现有参与绩效预算试验改革的个案经验里，大多数指标提供的信息只包含产品的成本，仅有少数包含了服务的质量。因此，通过在绩效测量更关注输出结果的测量，突出行政管理活动的结果比中间产品更为重要，增加有关结果或有效性测量的指标，从而得出既反映政府实效又简洁明了的预算绩效评价结果，从而，减缓绩效信息的超载，提高政府透明度。
2.通过民主规则健全，消解绩效评价的逆向激励功能。产生绩效评价的逆向激励功能是因为绩效供需双方认识的差异。在前文已经谈到透明度的供需方对绩效评价资料的要求差异导致他们之间合作的障碍。下文进一步揭示作为行政首长受绩效评价逆向激励以及公共物品提供方受绩效评价的逆向功能的影响。作为行政首长或政治家时常在绩效预算中陷入到两难困境，这种两难困境会促使他在透明与不透明之间左右摇摆。绩效测量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行政首长或政治家是否愿意接受更大的透明度和是否愿意依据透明的资料进行决策。在实施绩效预算管理过程中，行政首长或政治家对透明度问题的态度表现模棱两可：一方面他们不能逃离公众对增长透明度的要求。满足公众的要求就意味着自己执政为民、取得合法性。如果执行部门提供了丰富的绩效资料，也是他们的政绩之一，他们是很难弃置不用这些资料的。高透明度原则本身就是新的博弈规则，政治家不得不观察和利用这些规则，赢得选民的支持，从而与对手进行光明正大的竞争，促进自己晋升。另一方面，诸多行政首长或政治家更趋向于避免清晰的和透明的决策；因为在自己上台执政后，越做到政务透明就越易被自己的政敌误用。根据OECD的国家的调查事实表明：政治家确实有避免出版评估的结果（包括消极结果）的事实，因为政治家担心公布评估会受到财政约束、计划开支消减，从而受到官员与公务员的指控和抱怨。但因民主的压力往往会促使他们破釜沉舟，选择增加透明性的做法。
从公共物品提供方来看，绩效评价也导致一种竞争的悖论。由于民营化、市场化的浪潮，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要求采用民营化提高的呼声越来越高。为了提高公共产品的质量和竞争能力，更好为公众服务，政府通过绩效预算和增加透明度改革自身的弊病，但是，这种革新也会增加政府内部的竞争和政府与外部市场的竞争，当然，通过竞争更好增加政府的透明度。但是在政府内部竞争也可能对透明有可以反作用：竞争的压力有可能导致部门之间的信息孤立、相互不配合从而使绩效水平整体下降，也可能促使部门间竞争者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前文谈到财政部门与职能部门冲突就是例子），甚至更坏的情况是由于很多项目管理中，政府职能部门本身就是发包方，他们会与企业或事业单位联手共同造假，降低透明度。因此，以绩效定位预算可能出现以下的困境：一方面它提升透明度，另一方面它鼓励竞争，而由于竞争提升了竞争者的团体利益反而使竞争降低了透明度。于是，基于公开、公正为首要价值设置民主规则，消解绩效预算逆向功能，增强绩效预算正向功能有助于扩大透明度。
3.扩大社会交往，消除绩效预算的内弊。绩效预算的内弊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绩效预算作为一种测量技术没有考虑技术应用的社会性缺陷；二是绩效预算中所坚持何种价值观。绩效预算管理系统社会维度的不足，不仅影响到本身使用中效用，而且影响到了透明度。绩效测量究竟是否有利打造高效、透明的政府在人们心头还有很多的疑问：（1）绩效测量是否利于生产力提高的问题，由于绩效测量耗时费力，那么详细的评估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是否值得。同时，为了节省评估的费用，必然要求忽略一些非管理资料，甚至只关注与评估有关的资料；那么，过分忽略非管理资料也可能会导致透明度下降，迫使接受者只能接受有限的信息。（2）绩效测量是否更有利于政策执行和公共服务供给。绩效测量一方面能把整个公共管理过程的诸多管理问题联系在一起，从而有利于管理的高效和透明；另一方面绩效测量可能导致系统偏离或扭曲，存在着行政过程将按照被测量的方向游动的危险，从而使整个预设的行政程序不能得到有效实行[6]。而良好的行政过程本身不仅是透明性的重要保证，同时还是诸多行政效应的来源。行政的目标并不是单一，许多行政的意外后果作用可能更大。
绩效预算实际上就是社会绩效，社会绩效包括可用货币表达和不可用货币标的价值财富的绩效[7]。从绩效预算管理实践过程来看，一些带有社会维度的内容最后都用金钱指标来衡量。从一定意义上吻合了社会中“经济”的观念。社会中公民流行“一切向钱看”（value for money）定位的价值观，也反映到对公共部门的要求上。他们越来越对不同公共机构提供的服务和价格感兴趣，要求产品必须满足他们个体的要求和经验，而不太关心透明性的问题。而透明度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依靠公民作用才能获得，假如公民在公共部门一定的服务的产品和计划中，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利的态度去参与的话，那么他们会特别活跃、会对整个服务的结构和条件非常有兴趣，这样就会对透明度要求较高。但当他将自己作为一个消费者时，他们往往比较消极，对公共部门绩效管理与增加透明性持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同时，也因他们将自己作为一个消费者，因而他们的口味不断变化，对公共部门的要求飘浮不定，没有主权者的态度对待公共部门，从而使公共部门为迎合公民而疲于转换。因此，加大预算主体间交往，有助于彼此关于绩效预算积极功能的意识得到强化；加强预算部门与社会组织和公民沟通，有助于扩大预算知识的社会传播。
4.增加参与式预算，完成预算制度的配套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事物，任何制度都是有缺陷的，绩效预算制度亦不例外。绩效预算在中国还处于“先简后繁、先易后难、由点及面、逐步推进”的阶段，目前仅在少数地区、典型项目预算中试点。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认为，尽管绩效预算是财政改革重要趋向，但是，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做到把政府的全部资源特别是公共资产方面的资源都纳入预算管理范围，也未能准确地把握完成绩效目标需耗费的成本，还不具备科学地确定由公共部门还是由私人部门履行一些公共服务的条件。因此，还不具备全面推行绩效预算的条件[8]。换个思维来看，就是我们还有时间对绩效预算制度进一步完善。绩效预算制度的完善应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就是完善绩效预算制度本身，包括制定科学、合理的预算绩效评价体系，推行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及预算模式，制定统一规范的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和建立绩效预算基础资料数据库；另一方面就是建立推进绩效预算透明度相关配套制度，如参与式预算制度，通过出台相关公众参与预算的管理规则，扩大公众参与渠道、提高公众参与的效度、明确预算起草、执行机构在公众参与方面的职责，从而保证参与式预算制度落到实处。在上海浦东新区绩效预算改革试点过程中，区政府先后下发了《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方案》、《预算绩效评价参考指标》、《预算绩效评价报告》，并专门制定了《浦东新区绩效预算管理行政首长问责办法》、《浦东新区绩效预算管理结果公开办法》确定绩效预算管理向公众公开、提供透明度的途径、方法和责任。同时，通过下发《浦东新区街道预算民主理财管理办法（试行）》文件，在街道层面对一些“为民办实事的项目”增加了“参与式预算”改革试点，从而有机地将绩效预算和参与式预算有机地联结在一起，实现了预算制度本身的配套性。
注释：
[1]财政部预算司.绩效预算国际研讨会观点综述[J].预算与管理会计，2004(11)
[2]财政部编译.美国政府绩效评价体系[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57
[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透明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
[4]何达基.美国绩效预算的发展及其公民参与的职责与局限[J].中国发展观察，2007(2)
[5]申亮.财政透明度研究述评[J].经济学动态，2005(12)
[6]Christopher Pollitt and Geert Bouckaert，public management reform：a comparative analysi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89
[7]吴俊培.绩效预算研究[J].财政监督，2007(11)
[8]财政部预算司.绩效预算国际研讨会观点综述[J].预算与管理会计，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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