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图书馆学学理反思与秉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学理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我国古代有图书馆学吗？这看似一个根本不值得回答的问题，或许还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伪命题”。古代不是只有称为“藏书楼”的图书收藏机构吗？“图书馆”之皮不存，“图书馆学”之毛焉附？在图书馆学界，人们通常以“古代藏书楼”统称我国清末以前的藏书机构，还为之贴上“藏而不用”的标签，并认为“图书馆”是近现代西方文化传入的结果，图书馆学也只不过是“西学东渐”罢了。其实，这是我国近现代史上民族“悲情”的缩影！在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碰撞与冲突中，先人们高呼“科学”与“民主”之时亦破除了传统并割裂了历史。当时人们在谈及中国古代藏书机构时，自惭形秽地称之为“古代藏书楼”。我国近现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常常跟随西方亦步亦趋，梁启超等人疾呼“中国图书馆学”也未能动摇欧美图书馆学在国内的强势话语权。因此，正确认识古代图书馆及其学术思想，是继承古代图书馆事业优良传统的前提条件，也是发展“中国图书馆学”的重要内容，还是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方式。
1 我国古代“图书馆”的再认识
1.1 古代藏书楼即古代图书馆
尽管我国古代早就形成了官府、私人、书院与寺观等四大藏书机构，但这些藏书机构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人们常说的“古代藏书楼”只不过是后人的追认罢了。“藏书楼”与“图书馆”都是近代的名称，清末新政前后这两个名词完全同义且往往交替使用；不过新政之前“图书馆”明显不如“藏书楼”流行，新政之后“图书馆”迅速取代“藏书楼”而成为正式的称谓[1]。随着晚清西方文化霸权逐步确立，文献收藏机构开始以“library”为蓝本进行命名。当时“library”的翻译五花八门，先后出现了书院、书楼、书库、书阁、书藏、书籍馆、大书堂、义书堂、公书林、典籍院、藏书处、藏书楼、藏书院、图书楼、图书院、图书馆等十几个中文译名[2]。这就是说：从“library”的角度看，这些概念含义基本相同。其中，“藏书楼”和“图书馆”这两种称谓最为常见且一度并行于世，清末创办的“藏书楼”和“图书馆”的区别相差无几。20世纪初，在日文“
書館”的影响下，“藏书楼”逐步被“图书馆”所代替。后来，人们将古代藏书机构称为“古代藏书楼”，并赋予“书不借人”、“书不出阁”的封闭形象；而把近现代藏书机构称为“图书馆”，并赋予“向社会开放”、“藏用并举”的特征。
我国古代是否有图书馆？至少有四条最基本的判断依据。第一，考察“library”的概念本质。西文library的准确含义主要有两点：①收藏文献资料的场所（a place in which literary,musical,artistic,or reference materials,such as books,periodicals,newspapers,pamphlets,prints,records,and tapes,are kept for reading,reference,or lending.），即图书馆，书库，藏书楼等。②文献资料及信息等的集合（a collection of such materials,a collection of publication on the same subjects,a collection of recorded data or tapes arranged for ease of use,or a collection of standard programs,routines,or subroutines.），即文库，丛书，藏书，收藏的作品、计算机程序库等。显然，无论作为“收藏文献资料的场所”还是作为“文献资料及信息等的集合”，我国古代藏书楼完全符合西方“library”的定义。第二，对比古代相同时期的藏书机构。近代以来，国内学者通常根据藏书的开放程度，人为地把“图书馆”割裂为“古代藏书楼”和“近现代图书馆”两个阶段。其实，西方古代“library”不仅规模落后中国，而且同样实行“书不出阁”的管理方式。欧洲古代图书馆长期用铁链将图书拴住，直至18世纪末期图书馆铁链拴书才逐步成为历史。譬如，1770年，巴黎大学医学院图书馆仍有用铁链拴住的书[3]；1742年曼彻斯特的谢哈姆大学和1751年的波德雷恩大学仍有购买新链条的记录，牛津的王后学院、莫顿学院和马格德林学院取消链条拴书的时间分别为1780年、1792年和1799年[4]。这就是说，不管开放程度如何，西方古代的“文献收藏场所”与“文献集合”都称之为“library”。第三，考虑“library”汉译的历史语境。中华民族“悲情”最浓之时，近代西方先进文化汹涌而至。图内学者不恰当地将中国古代藏书机构和西方近代图书馆进行“时空错位”的比较，从而出现了“古代藏书楼”与“近现代图书馆”的概念。第四，考察西方对我国古代藏书机构的称谓。国外学者认为我国古代藏书机构就是“古代图书馆”，譬如《剑桥中国史》仅阐述秦朝以后的历史，在介绍秦汉相关史实时直接使用“图书馆”、“皇家图书馆”和“帝国图书馆”等专有名词。我们不能根据术语的出现与否，贸然判断我国古代某种事业的有无。倘若据此断定我国古代没有“图书馆”，那么我们也应当断定古代没有“藏书楼”！此外，“经济”、“政治”等同样是近代概念，然而人们并不否认古代的“经济”与“政治”，却为何偏偏对古代图书馆如此苛求呢？
1.2 古代图书馆的职责与功能
人类文明是知识不断创造、传播与积淀的结果，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每一小步都离不开知识的贡献！随着文献的生产、收藏、整理、传播与利用，人类知识实现了在社会时空之中的横向扩散与纵向流传。人们需要一种进行知识传播与交流的社会机制，而图书馆正是这种机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图书馆承担着社会知识集散的职责与功能，是人类知识发生“社会遗传”的重要场所。杜定友曾经指出：“保守图书，是人类生活中很自然的事……世界上有了文字书籍，就有保存的观念。我国的图书，远肇周代。老子为柱下史，保管三皇五帝之书，是为图书馆的鼻祖”[5]。波普尔曾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我们所有的机器和工具都毁坏了，我们所有的主观学问……也毁坏了”，假如图书馆以及人们的学习能力保存下来，“我们的世界还会重新前进”；倘若“所有的图书馆也毁坏了”，“我们的文明在几千年内不会重新出现”[6]。由此可见，图书馆作为知识集散的社会机制，对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纵观有史以来人类的图书馆，其功能与职责无非就是搜集、整理、保管与利用各种文献资源。
古代图书馆的文献收藏备受重视，文献整理颇有成效，文献利用则受到限制。尽管人们经常诟病古代藏书机构“重藏轻用”与“不向社会开放”，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特定社会条件下这种现象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一是古代藏书机构“封闭”的相对性，一般都在一定范围内向读者开放；一是农业社会时期士大夫等社会精英往往是阅读的主要群体，而普通民众忙于生计基本上无暇顾及读书。事实上，我国早在南宋绍熙、庆元年间，已有私人藏书楼对外开放的记载，如直敷文阁赵不迂建立私人藏书楼于江西铅山县，以供众览，“储书数万卷，使一人司钥掌之，来者导之登楼，楼中设有几席，俾阅者得以从容纵览。”另有郑文英，建“巢经楼”于福州，凡欲阅书者，取书就读斋中，不得借出”[7]。古代藏书既有“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书不借人，书不出阁”、“如不材，敢卖弃。是非人，犬豕类。屏出族，加鞭箠”的极端案例；也有“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常为辞”的开明之举[8]。“书不借人”的极端管理手段，只不过是自娱自乐的珍玩方式罢了；“书不出阁”的限制管理方法，给读者带来了莫大的不便；“嘉惠士林”的公开阅览措施，则代表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趋势。因此，一切实施“开放”或“有限开放”政策的古代藏书机构，都应该视为古代图书馆。当然，犹如现代藏书家的私人书库不能称为图书馆一样，部分古代完全封闭的私人藏书楼不应该也不能归入古代图书馆。总之，中国古代图书馆的社会作用主要有：不论阅览人数多寡，都开放藏书供读者阅览；培养社会人才，保障执政参考；提供文献资料，参与辑佚校勘工作；保存古代典籍，传承中华文化。
1.3 古代图书馆事业相当发达
我国古代文献收藏与管理的历史由来已久，夏商时期甚至夏之前就已经存在专门的文献管理官员。《世本》记载：“黄帝之世，始立史官。仓颉沮诵，居其职矣。”[9]史官执掌记言记事、文书整理、文献收藏等文化活动，是王宫藏书产生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吕氏春秋·先识览》记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乃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10]《尚书·多士》记载的“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周礼》记载的“四方之志”与“三皇五帝之书”，这些都可视为王宫藏书之发端。殷墟甲骨排列整齐，可视为商代文献管理机构的活化石。由此可见，夏商之前的藏书管理已为典籍所记载，尤其是商朝的藏书管理已被殷墟考古所证实。有学者认为：甲骨文有专门的地点存放，专门人员进行管理，这就构成了图书馆出现的基本条件。商代对甲骨的收集、保存的方法（如入库有登记和记录，又按时代与按形式区分等），与后来以至现在图书馆管理方法是类似的……从商代甲骨文材料的收藏管理中，确实可以见到我国图书馆已经萌芽发生的事实，说它是我国最早的图书馆也不为过[11]。西周时期，周天子及各诸侯普设史官专掌典籍，此乃史上所说的“官守其书”。东周逐渐衰落，“学在四夷”打破了“学统王宫”的垄断地位，“私人藏书”开始与“王宫藏书”并存。先秦文献记载有策府、天府、盟府以及室、周室、藏室等称呼，可能是分别收藏文献的处所，战国以前的这种藏书室就是中国图书馆的起源[12]。此后，历代封建王朝建立了阁、台、观、宫、殿、馆、院等官府藏书机构，还有以岳麓、应天、石鼓、白鹿洞等为代表的书院藏书机构以及私人藏书机构与寺观藏书机构。我国古代图书馆事业非常发达，形成了官府、私人、书院与寺观四大类型的图书馆。
我国古代社会生产力比较发达，造纸术与印刷术相继发明，为文献生产与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统治阶级高度重视，大兴馆阁与盛世修书成为定制，促进了官府图书馆的发展。即使是颁布“挟书律”以愚黔首的秦朝，也是实施“禁在民，不禁在官”[13]的政策。公元前206年，萧何随刘邦进入咸阳，“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后来他又主持修建未央宫，在皇宫北面盖了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三座藏书楼[14]。公元前124年，汉武帝下诏“广开献书之路”，“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到公元前26年，“书积如丘山”，“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15]由于图书馆事业盛况空前，东汉政府在延熹二年（159）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管理图书的中央最高机构——秘书监，正式列入国家职官系列[16]。自汉以后，历朝历代都大肆搜集图书充实官府图书馆，这已成为统治阶级炫耀“文治武功”的基本方式。据典籍记载：“汉著七略，凡为书三万三千九百卷，隋所藏至三十七万卷，唐开元间八万九千六百卷”，（宋）“承平时，三馆所藏不满十万卷，崇文总目所载是也”[17]，（明）“秘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18]。董铸仁曰：“吾国藏书之制，由来旧矣！天禄石渠，曹仓邺架，要皆缥缃云扰，卷帙山积，收罗不为不富矣”[19]。我国古代图书馆事业达到了相当发达的程度，一度令西方的古代图书馆事业特别是中世纪图书馆事业黯然失色。
2 我国古代图书馆学的理论成就
2.1 全面的“图书整理”思想体系
我国古代图书馆学学术思想是一种客观存在，但由于当时没有“图书馆”名称而绝不可能姓“图”。如果将其与欧洲近代图书馆学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严重地被忽视与低估。1627年，被誉为图书馆学开山鼻祖的法国学者诺德发表《关于创办图书馆的建议书》，系统地总结了图书馆的工作经验。1807年施莱廷格首先使用“图书馆学”一词，并于次年出版《试用图书馆学教科书大全》，这标志着西方图书馆学的正式诞生。施莱廷格认为：图书馆的作用是将所收集到的相当数量的图书加以整理，并根据求知者的各种要求将图书提供给他们利用；图书馆工作的核心是图书的配备和目录的编制；图书馆学就是符合图书馆目的的图书馆整理方面所必要的一切命题的总和[20]。我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历史悠久，夏商时期的史官就承担了文献整理的任务。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积极阐述自己的思想、学说与主张，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利用。譬如，孔子曾经整理六经并作序卦传，在文献搜集、鉴别、校雠、编排、分类与编目活动中形成了独到的见解，对我国古代的“图书整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代图书馆管理员通常都是满腹经纶的学者，他们在读书治学的过程中为了更加方便地检索与利用文献，往往需要开展藏书校雠、版本考订与目录编纂等图书整理工作。例如，西汉刘向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而成“九流以别”之目录体系，东汉郑玄整理文献而创本校、他校、理校与对校四大校勘方法。
我国古代图书整理思想十分丰富，尤其在分类编目方面颇有建树。孔子讲授六艺与编订六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学术分类思想。《诗经》较好地体现了诗赋类文献的分类方法，其收录的三百零五篇诗先分为“风、雅、颂”三部分，然后再按“十五国风”、“大雅与小雅”、“周颂、鲁颂、商颂”排列。《序卦传》之六十四卦名及其排列顺序，实际上就可视为《易经》的目录。西汉先有杨仆作《兵录》，后有刘向歆撰《别录》、《七略》。当时文献分类与编目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尤其是《七略》开创了体系完备的文献六分法。随后逐步演变成学术性书目和题录性书目两大派别，前者承继《七略》分类思想而产生了《七志》、《七录》、《七林》等文献分类体系，后者改进《七略》分类思想而经甲乙丙丁演化到经史子集。如果说孔子时代的文献整理还比较稚嫩，那么刘向歆父子时期的文献整理就已经相当成熟了。《隋书·经籍志》基本确定了四部类名与相关细目，还概述了图书收藏和目录发展等问题。此后，唐代毋煚撰《古今书录》、宋代郑樵撰《通志·校雠略》，清代章学诚撰《校雠通义》，这些著作系统地总结了图书分类与编目的经验，并形成了比较全面的“图书整理”理论。我国古代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家目录、佛经目录及专科目录等非常盛行，书目工作和目录学研究的成就独领风骚，“互著”、“别裁”、“大序”、“小序”及“解题”等文献整理方法至今仍有应用价值。此外，古代司空见惯的考据、鉴定与训诂等方法，其实也是文献整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2.2 系统的“图书管理”学术总结
19世纪，西方图书馆学管理学派兴起，英国的帕尼兹强调用法律手段解决经费和呈缴本等问题，突出标准化、建筑、图书馆员工的科学管理。1921年，德国的艾伯特提出：图书馆学至少应包括图书馆整理和图书馆管理两部分内容，图书馆学是“图书馆员执行图书馆工作任务时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和技巧的总和”[21]。此时西方的图书馆学研究，已从“整理”升华到“管理”。我国古代图书馆不断搜集与整理文献，其最终目的是更好地组织与利用文献。也就是，文献利用不仅是图书馆的重要工作环节，而且是藏书管理的重要推动力量。周代藏书管理先按收藏处所划分，再按职官职责分别保管，最后按事务分类存储；其藏书利用比前代更为频繁，典籍记载的案例有：“乃纳册于金滕之匮中”（周公），“成王大恐乃发金滕之柜，察周公之册，知周公乃有盛德”（周成王），“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韩宣子），“晋之从政者新，子姑受功。归，晋视诸故府”（士弥牟）等[22]。官府藏书备受统治阶级的关注与支持，其利用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的公共图书馆。《宋会要·职官》记载宋真宗与朱昂等人的对话：（宋真宗）“近闻图书之府，甚不整齐，假借之余，散失尤多……”，（朱昂）“四部书为朝臣所借者凡四百六十卷。诏除诸王宫给本抄写外，余并督还之”[23]。《明史·艺文志》也记载：“馆阁之臣借阅者，往往不归原帙。”[24]这些史实说明古代“国家图书馆”有限开放的管理事实，朝廷大臣一般都可以公开借阅图书。北宋明确规定馆阁藏书的读者范围，即“祖宗朝，有馆阁读书：或上书自陈，或美妙被选，或宰执子弟。”[25]上层的统治阶级及其代理人士大夫阶层，通常都能够利用官府“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古代图书馆的藏书搜集、整理、收藏与借阅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产生关于图书馆“管理”的工作经验及其理论总结。
在长期的文献搜集、图书著录、书库管理和藏书借阅过程中，我国古代逐步形成了日益完善的图书馆管理理论。早在周代，《周礼》就提出了“辟藏说”，阐述了图书的“藏”与“用”问题。西汉成帝开大规模整理国家藏书并编纂目录的先河，此后逐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图书校雠与分类著录的管理思想。北宋程俱撰写的《麟台故事》是我国第一部深刻论述图书馆的建制、业务与管理的专书，全面地记录了北宋馆阁制度一崇文院的沿革、省舍、储藏、修纂、职掌、选任、官联、恩荣与禄廪等，详细地阐述了国家图书馆的职能、馆舍、馆员及其藏书的购求、整理、典藏、使用等。南宋郑樵十分重视文献的收藏与整理，提出“即类以求、旁类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求之公、求之私、因人以求、因代以求”等求书八法。明代邱濬撰《论图籍之储》与《访求遗书疏》，主张增设图书馆、加强藏书建设、改进购书方法与制定图书馆规章等，譬如提出：“富余之书，各分一本送两京国子监典籍厅收掌”，“贮藏而有异所，永无疏失之虞”，“馆阁职清务简，不预他务，宜委之校雠勘正”[26]。明末胡应麟著《经籍会通》，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考察了历代图书的收藏与聚散情况，探讨了藏书功用、书目类例与分类方法等问题。胡氏初步确立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研究的基本格局，这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为后世研究图书事业史作出了开创之功[27]。明代祁承
和清代孙庆增分别著述《澹生堂藏书约》与《藏书纪要》，前者包括读书训、聚书训与藏书训略三个部分，后者提出购求、鉴别、抄录、校雠、装订、编目、收藏、曝书等藏书工作的八个环节。清代周永年的《儒藏说》论述了至今仍然熠熠生辉的图书馆学思想，如“公藏公用”的思想并尝试实践、“藏书流布”以流养藏的藏书理论、为读者“导读”的主题整序法思想、编制联合书目的设想等[28]。显然，我国古代学者在藏书管理实践中系统地总结了“图书馆”的工作经验，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图书馆学学术思想。这些理论成果曾经一度领先世界，即使相对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图书馆管理思想乃至后来的图书馆学“整理论”与“管理论”而言也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2.3 基于校雠学说的文献学学科群
人类文明史实际上是一部文献生产、整理、收藏、传播与利用的历史，人们在分类、编目、整理、校勘、辑佚、辨伪、训诂、收藏与利用等文献工作中逐步形成了专门的“治书之学”。古代藏书的整理、组织与管理通常“分工不分家”，因此需要鸿儒硕学才能胜任。于是，古代学者往往集文献的利用者、收藏者与管理者于一身，在读书治学的过程中不断获得图书管理经验并逐步形成原始的“图书馆学”思想。文献整理既是图书馆藏书组织的重要环节，也是读书治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基本要求；图书目录既是图书馆藏书管理的重要方法，也是读书治学的基本途径。清人金榜高度评价《汉书·艺文志》的个中缘由就在于此，他说：“不读破天下书，不能治《汉书·艺文志》；不读《汉书·艺文志》，亦不能读天下书”[29]。我国古代学者不仅对目录情有独钟，而且积极研究与图书有关的一切学问。譬如，胡应麟在《经籍会通》中除了提出“图书馆学”思想之外，还阐述了古今有关“图书事业”的发展情况，梳理了书籍由漆文竹简进化为书册的形态演变过程，考察了明代的图书出版盛况、各地的书肆情况、书籍的刻板情况、各地印书的纸张情况等[30]。
尽管我国古代关于图书的搜集、整理、收藏与利用的知识体系初见雏形，但是20世纪初横空出世的近现代“图书馆学”则是西方学科话语霸权的产物。同时，正是“图书馆学”这个舶来品主导了当时的学术界，我国古代有关文献管理的学术思想往往被忽视、被割裂与被排斥。有学者中肯地指出：“在西方图书馆学传入我国之前，这些优秀的图书馆学思想对我国的图书馆实践一直发挥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对于这样的图书馆学优良传统，如果简单地按照西方的唯科学主义观称之为‘经验的或前科学的’，我们认为是有失公允的。”[31]中国古代关于图书管理的学问相互贯通、博大精深，但始终没有形成西方所谓“科学的”图书馆学名称。假如中国社会自身发展进程不被打断，那么很可能不会产生“图书馆学”这样一个以机构命名的学科，而是极有可能形成一门专门研究文献整理、收藏与利用的学科——校雠学或文献学。我国古代校雠学经郑樵与章学诚的开拓，已经形成包括分类、著录、典藏、校勘、训诂、版本、辑佚等“图书管理”的学术体系。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目录学，自其形成产生之时起，就与所谓版本、校勘、分类诸事融会贯通，对当时以往的文化学术进行了总结性的综合整理。”[32]其实，我国古代图书馆学又何尝不是如此？任由中国古代学术独立自主地发展，那么产生基于“校雠学说”的文献学学科群应该是比较合理的选择，现在所说的图书馆学、目录学、档案学、版本学等都是这个学科群的组成部分。
3 我国古代图书馆学的实践价值
3.1 世界图书馆学理论的多元化
世界文化积淀与传承的多样性，必然决定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发展的多元化。公元前3世纪，古埃及托勒密王朝建成了亚历山大图书馆，公开宣称“收藏全世界所有的书籍”，并颁布法律规定：任何旅游者和商人，不论其通过什么途径来到亚历山大，都应交出自己随身携带的书籍[33]。公元前260—公元前47年是西方古代图书馆活动高潮时期，卡利马科斯任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之后，对馆藏进行知识组织并编撰了《各种著名学者及其著作目录》[34]。且不说商朝之前的史官制度与文献管理，单就周朝而言不仅形成了王室宗庙藏书、太史府藏书与盟府藏书三类官府“图书馆”，而且构建了非常完整的史官系统——西周东周时史官见于古籍记载约30处，诸侯国的史官见于古籍记载33处[35]。孔子整理文献与编写序录，实际上就是对文献进行整序与编目。当西方在黑暗的中世纪苦苦挣扎的时候，中国古代诸多命名为亭、台、楼、阁、斋、堂、院、馆、室、轩、居、庵之类的“图书馆”却数不胜数。我国古代图书馆事业及其学术思想璀璨夺目，令西方古代尤其是中世纪相形见绌。社会发展离不开知识的积淀与传播，图书馆说到底就是一种实现知识聚集与扩散的社会机制，图书馆学积极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规律。正如从A地到B地有多条路可走一样，图书馆学发展轨迹随着世界各地文化发展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形成了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17世纪，在诺德（法）、克莱门特（法）、杜里（英）、莱布尼兹（德）等学者的推动下，西方迅速兴起图书馆学思潮。客观地说，中国古代藏书管理尤其是分类编目达到了很高的理论水平，17世纪前就出现了程俱、郑樵、邱濬、胡应麟、祁承等诸多详细阐述图书馆学思想的学者。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所察：16世纪以前，中国保持一个使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技术水平。显然，17世纪之前，中国图书馆学不仅出现了领先西方的理论体系，而且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此后，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急剧落伍，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被边缘化也就不足为怪了。1929年，沈祖荣参加国际图书馆第一次大会并充分考察欧洲图书馆之后指出：“意大利则极端讲求古卷之保存；德国则注重科学；荷兰雅尚艺术；奥国性喜音乐；俄国酷好社会问题；英、法多尚宏富与美丽。……欧洲之各大图书馆，大抵于图书多重在保存；于应用，多顾及专门之学者。美国图书馆，大抵于图书多重在普及；于应用，则多顾及于公民。盖欧洲有较长之历史与文献，美洲开国不远，因之所从之道以异。”[36]此外，沈祖荣还提出了符合国情的办馆模式，“我国文献悠长，同时民智未开，于国立图书馆当以欧洲为法，重专门与保存；于公共图书馆当以美国为法，注重应用与普及。如斯则文献可以不坠，民智可以增进矣。”[37]沈先生客观地观察到欧美各国图书馆事业之差异，并认为各国都应该根据国情建设图书馆事业，确实难能可贵。
3.2 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本土化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中心论”一度甚嚣尘上。继维新变法思想启蒙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又如火如荼地兴起。新文化运动积极提倡科学、民主、新文化和新道德，大力批判传统文化与旧道德，激进的时候甚至提出“打倒孔家店”与“废除汉字”。民国不少学者声称：“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使中国不亡……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字，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不灭，中国必亡”[38]！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为当时部分知识精英所深恶痛绝，她逐渐沦落为西方文化的奴仆。20世纪初，西学不再是缓慢地“东渐”，我国学术界已经开始“全盘西化”。因此，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普遍存在一种“西方中心论”倾向：一二十年代学日本，三四十年代学欧美，新中国成立后学苏联，八十年代以迄于今再学欧美。今天的中国图书馆学者仍然如此自愿、无悔地亦步亦趋于西方，主动担负起了西方图书馆学理论搬运工的角色[39]。这种“西方中心论”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对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全貌缺乏应有的了解和认识”，“对自己民族图书馆学优良传统的无知、偏见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对西方图书馆学的学术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的丧失”[40]。
从表面上看，我国古代一直没有产生所谓的“图书馆学”。如果我们深入挖掘古代文献的搜集、整理、收藏与利用的史实、方法与思想，就会发现我国古代不仅有比西方更为出色的图书馆事业，而且有绝不逊色西方的图书馆学学术思想。20世纪初，孙毓修、梁启超、杜定友、刘国钧等知名学者面对西方图书馆学强势冲击时，仍然能够坚持不懈地传承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1909－1910年，孙毓修在《教育杂志》上连载《图书馆》一书。全书分为建置、购书、收藏、分类、编目、管理、借阅等七章（后三章未刊载），还将杜威十进分类法首次引入中国。孙著全面总结了我国古代藏书管理经验、充分吸收了日本与欧美先进的图书馆管理方法、系统阐述了新式图书馆的业务工作。正如他在《序言》中所写：“援仿密氏藏书之约，庆增纪要之篇，参以日本文部之成书，美国联邦之报告，而成此书”[41]。这里所说的密氏藏书之约即祁承所著的《澹生堂藏书约》，庆增纪要之篇即孙庆增所著的《藏书纪要》。孙毓修能够正视古代图书馆思想与西方图书馆理念，《图书馆》也就无愧为当时图书馆界新旧学术交融的经典之作了。1925年6月2日，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长梁启超在演说中提出“从事整理的人，须要对中国的目录学（广义的），和现代的图书馆学都有充分智识”，并强烈呼吁建设“一定能在图书馆学里头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无疑”的“中国的图书馆学”[42]。自1926年创刊至1937年终止的《图书馆学季刊》，一贯坚持体现“古为今用”与“洋为中用”的办刊宗旨：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
3.3 中国图书馆学的传承与开拓
古代图书馆承担了知识传播与文化传承的重要职责，也奠定了近现代图书馆诞生的坚实基础。藏书楼的发展与社会的经济、政治、学术文化等方面有着必然的联系，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决定了当时当地不同藏书楼的发展速度、规模和形式，反之，藏书楼本身则因其所包含的特定文化内涵对社会产生反作用[43]。文献作为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在社会发展与文明传承中“功”莫大焉！我们考察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与学术史，都离不开古代图书馆所收藏的宝贵典籍。古代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不仅是古代文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且是研究与管理古代文化不可或缺的工具。然而，晚清以来中国整体型图书馆管理思想为西方分析型管理理念所取代的技术“转向”，实际上是丧失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深层本体论，并默认西方图书馆学本体的优越性甚至唯一性；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地抛弃原有的本体论与步趋西方的学术话语，这导致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缺乏原创性理论，以及几乎没有能够在世界图书馆学界占一席之地的中国概念、中国理论、中国学者或中国学派[44]。中国图书馆学只有正确处理“传承”与“开拓”的关系，才能真正地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
中国图书馆学既要形成适合本国国情的理论体系，又要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成果。“本土化”与“世界化”犹如支撑图书馆学的两条腿，片面强调某一个都会造成图书馆学的畸形发展。20世纪20－30年代，梁启超、刘国钧、杜定友等人针对图书馆学界“囫囵吞枣”的西化倾向，提出了图书馆学本土化议题并取得了较大成绩。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中断了我国图书馆学本土化发展进程。改革开放后，西方图书馆学强势话语权重新确立。我国图书馆学重蹈亦步亦趋的覆辙，自然避免不了在国际图书馆学界被边缘化的命运。傅荣贤提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应当注意三个问题：如何适应并支持中国传统文化，即从学科角度为传统文化的类型和特征提供独一无二的解释和说明；在当代中国图书馆学中的历史延续和时代更新中应发挥什么作用，即从民族本位立场消解晚清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取向；对世界图书馆学发展有什么意义，即为世界图书馆学研究贡献自己的智慧，确证中国图书馆学并不只是欧美中心之外的一种边缘化学术[45]。其实，我国古代图书馆学在图书分编、典藏组织、读书治学以及知识活动中都有所建树，它与近现代图书馆学本来就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因此，只有充分传承古代图书馆学思想，才能更好地借鉴西方图书馆学学术成果，从而真正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学科发展之路。
4 结语
16世纪以前，我国科技文化长期处于世界前列。无论是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程度，还是图书馆学学术研究的理论水平，不仅遥遥领先于西方，而且形成了鲜明的东方特色。文艺复兴之后，欧美图书馆事业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西方图书馆学正式跻身于近现代学科之林。然而，我国图书馆事业却在闭关锁国中沉沦，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在“文字狱”与“八股文”的夹击中踌躇不前。晚清以来随着中西文化不断地交流与融合，中国古代图书馆逐步转变为“向社会开放”、“藏用并举”的近现代图书馆，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事业迅速崛起。近现代欧美图书馆学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我们应当而且必须充分吸收欧美先进的图书馆学理论；但是就像“不能泼洗澡水时把婴儿一起倒掉”一样，我们也决不能在批判与反思我国古代图书馆学时将其贬得一无是处。世界图书馆学发展路径本来是多元的，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主要表现为基于校雠学说的文献学学科群，但用西方近代图书馆学标准进行衡量本身就是一种历史错位。毋庸置疑，我国古代源远流长的图书馆学学术思想，既是世界图书馆学多元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图书馆学本土化发展的母体基础，更是中国图书馆学传承与开拓的必要前提。
收稿日期：2010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