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雁北在民族融合中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位论文,民族论文,论雁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民族由众多少数民族经漫长的历史融合而成，雁北正是民族融合的一个摇篮，这个摇篮的形成有空间的因素、时间的因素和人为的因素。空间即它的独特地理环境；时间即有史以来这里始终是民族矛盾激化和融释的中心，也就是一直处于斗争和转化的过程中；人为即在调和民族关系或加速民族文明的努力中，各族人民真正发挥了历史主人公的作用。
【关键词】 雁北 摇篮 民族融合 空间因素 时间因素 人为因素
雁北大地是中华民族成长的又一个摇篮。雁北原是山西北部一个行政区名，现已先后被朔州市、大同市所取代，因此雁北只是作为一个历史地名而存在。本文仍以雁北指称，一是它为人熟知，二是聊表我们至诚的纪念。
一、位置、地形、气候等地理环境是形成摇篮的空间因素
1.雁北处于北部边塞，由于雁北同中原王朝国都的相对位置，使其在民族征伐中首当其冲
在我国历史上，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中、下游一带是汉民族的发祥地。在封建制度由完善直到鼎盛也就是从秦统一到宋朝南渡前的这一千四百多年时间内，汉民族建立的王朝，其国都虽有多次迁徙，然始终没离开山西南界之外黄河流域的那块地方，这样雁北就成了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南犯中原王朝腹里的前哨阵地，而且居于长城中段的位置，决定了其必然成为冲突的中心。即使在中原王朝兼并北国，或者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期，这里的民族矛盾也不因国家一统而消失。
山西高原中部是雁行式排列的五大盆地连成的地堑长廊，北方军旅可循此通道在抵京畿之地或国都之下。而且山西两厢为南北走向的山脉，南部有黄河和中条山同关中、中州大地相隔，这样的地形又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兵家必争之地。占据山西，即可居高临下制衡中原。十六国时期的刘渊，北魏末年的尔朱荣、高欢，唐时李渊、五代时的李克用、石敬瑭、刘知远等都是这样做的。
2.雁北是山西的北大门，也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地理单元
雁北四周均为山地（北为阴山支脉，西为管岑山，外缘有黄河，南为恒山，雁门山，东为太行山北支等），特别是在雁北南境和北境，横亘东、西的两列山脉更是阻断交通的天然屏障，只有雁门关，杀虎口、灵丘道是通向外地的孔道，中间是一狭长的盆地（大同盆地），桑干河由西南向东北贯穿全境。这样一个地理环境，对定居农耕的中原王朝或是游牧经济的北方少数民族部落来说，其经济、军事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南下或北上都可以作为战略进攻的跳板和防守的据点。汉初刘邦和武帝及东汉光武帝几次征讨匈奴，都是以雁北为战场或以雁北作为前沿基地展开军事行动的。史书上对雁北作如是评价？“居边隅之要害，为京师之藩屏”，“不特三晋之屏藩，且为中原之保障也”……如此云云，不乏其例。
3.雁北在古代气候温暖湿润，具有较好的环境条件
《敕勒歌》唱出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幅草原牧畜图，就是这里的写真。北魏初年，人们还这样描述它：“天山乔木，连跨数郡，万里林集，茂林
翳”、“层松饰岩，列柏绮望”①。近年的考古证明，雁北最干旱寒冷的右玉境内，八百年前也是松柏遍野。松明、松脂曾是金西京路的特产，由此可见那时候这一地区森林之茂密。明成祖永乐四年，为兴建北京宫殿备料，还派遣大臣到山西采伐木料，当然包括雁北一带。种种事实说明，雁北历史上的环境条件是较理想的。
二、历史悠久、沧桑变迁是形成摇篮的时间因素
1.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迄今所知，雁北人类最早的祖先可追溯到“许家窑人”。他们早在6～10万年前就生活在阳高古城乡许家窑一带，为“北京人”的后裔，在考古学上称为早期智人，开始氏族公社生活，已会用火，属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同时期文化遗址在左云的冯家窑、青石沟、武家沟、辛寨沟，怀仁的鹅毛口，大同市的古城村等地都有发现。紧接“许家窑人”之后是“峙峪人”，距今约有3万年的历史，属旧石器晚期阶段，过着母系氏族公社的生活，能够制造和使用弓箭猎取野生动物，因主要捕食野马，故也称“猎马人”。最近，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大同市博物馆联合在大同市南部郊区水泊寺乡马家小村附近发掘了一处距今约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进一步说明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②
雁北的地下文物也很丰富，1927年在浑源李峪出土了一批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在右至大川出土了一件商代铜蒙，1976年在灵丘县新庄出土了春秋时代的铜壶和铜豆等，这是奴隶制时代在雁北大地上古人活动的有力见证。由史书考据，夏时这里居住的少数民族称熏鬻，商时称鬼方，西周称北戎，春秋称狄人、猃犹，战国称林胡、楼烦。
2.作为中原王朝的属国或边郡历史久远
这里最早建立的王国是代，由赵襄子姐夫统领，公元前457年，赵襄子在夏屋山（今雁门关附近磨簪山）设计杀死代王，雁北即归赵国。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自代及阴山下筑长城，置云中、雁门、代郡”。并在这里建起了许多城邑，有武州塞（在左云县小京庄）、新城（在朔州市南沙河村）、平舒（在广灵县平城）、延陵（在天镇县新平堡）、平邑（在大同市南、大同县境），平城（今大同市）也是那时所建。
汉初刘邦高度重视雁北的边防，迁韩国于山西中、北部，韩国国都由晋阳又迁马邑，且委皇兄刘喜为代王。镇压韩王信、陈豨叛乱后，委皇子刘恒为代王。历史上有名的“白登之围”，就发生在大同市郊。刘敬、苏武推行和藩政策出使匈奴也曾在雁北留下足迹。大同市曾有苏武庙，刘敬出使匈奴南归途中同刘邦相遇于广武，他据自己的见闻劝阻汉军北进。在两汉时期，匈奴的来寇、汉军的讨伐，多与雁北有关。武帝时对安定边疆做出重大贡献的李广、卫青、霍去病以及东汉的马援等都曾在雁北战斗过。
魏晋南北朝时期，雁北更是北方少数民族频频活动的地方，这一时期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东汉末年南匈奴进一步内迁，王庭由雁北的西邻准格尔，迁至雁北以南的吕梁。也就是说，雁北一直作为容纳匈奴的一块土地承担着汉、匈交流活动的历史重托。随着匈奴的逐步汉化和中原王朝的日趋衰弱，乌桓族又在原匈奴地强盛起来并乘虚侵入雁北。汉、魏王朝曾在雁北的东邻——河北怀来设乌桓校尉（前秦一度曾移乌桓府于代郡平城），对少数民族进行监督管辖。再后以盛乐为王庭的鲜卑拓跋猗卢在援助西晋并州刺史刘琨镇压鲜卑白部大人和匈奴铁费部作乱的名义下进入雁北，被晋政权封为代公、代王，取得了占据雁北的合法地位。不容否认，猗卢对开发雁北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他扩建平城为南都，在平城之南又建新城（在今黄花梁一带），作为藩卫平城的门户。同时学习汉人，设官置署，制定法律。猗卢之后什翼犍也是一位建设雁北的中兴之主。什翼犍亡故，雁北曾归前秦一统，但控制局势的仍是少数民族割据势力——鲜卑南部大人刘库仁和匈奴铁费部刘卫辰。拓跋珪建立北魏王朝，开始了雁北历史的最辉煌时期。整个拓跋鲜卑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所做的贡献必须给予高度评价，北魏立国前期几代国君的积极改革行动更加速了汉族与鲜卑以及其它少数民族融合的进程。
唐初政局安定后，李世民于629年对突厥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讨伐，委李靖为行军大总管发十万大军由马邑、平城等地包剿突厥，袭击定襄城，接着乘胜追击，全歼突厥二十万众，东突厥灭亡，唐太宗被四方诸族尊为天可汗。以后突厥再兴，天宝六年（747）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在桑干河大战突厥默啜，将其部赶出塞外。
安史之乱后雁北一带又成为少数民族混战的沙场。大约在9世纪后期，沙陀族进入雁北地区，居定襄神武川新城（今朔州市南），有骑兵1万号沙陀军。其首领朱邪赤心因助唐平叛有功被赐李姓，名国昌，子李克用骁勇善战，独霸一方。先后同云州防御使段文楚、大同军节度使赫连铎（为吐谷浑族）、幽州统帅李匡威、刘仁恭作战，给雁北造成极大灾祸。李克用巩固了雁北这块根据地后又向南发展，终于奠基了后唐大业。
明代雁北作为边郡之地始终处在汉同鞑靼、互刺冲突和交流的最前沿。互刺等部非常清楚大同同帝京唇齿相依的关系和占据大同对颠复明王朝的重要性。因此一直把进攻的矛头指向大同及雁北。大伤明王朝元气的“土木堡之变”就是起缘于大同。清代雁北又是后金觊觎见中原最早进攻的地方之一。皇太极，贝勒代善、阿尔泰，摄政王多尔衮都曾亲临雁北用兵。
雁北这块土地可谓北方少数民族活动的一个历史舞台。我们不说没有留下多少文字记载的熏鬻、鬼方、北戎、猃狁等远古民族，也不说曾是雁北的土著居民、以后亡于匈奴的林胡，亡于西汉的楼烦族部落，仅举在中国封建社会称雄一时、有过重大影响的北方少数民族，匈奴之后有乌桓、乌桓之后有鲜卑、鲜卑之后有柔然、柔然之后有突厥，突厥之后有契丹，契丹之后有女真、女真之后有蒙古、蒙古之后有满族；另外还有少数民族的别支和小部落，如匈奴铁费部、鲜卑吐谷浑部、突厥沙陀部、南匈奴稽胡部，蒙古俺答，瓦刺等部，都或主宰雁北或侵扰雁北，或以雁北为腹心基地成为势力范围，或因自然灾害、生存危机主动内掳附或以政治孤立、军事失败而被迫投降，或以强者身份选择了雁北或因弱小被掠到雁北，或榨取雁北或建设雁北……总之，他们都在雁北大地上留下了踪迹和印痕，他们的兴盛衰亡、功过是非都同雁北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各族人民自发交流、统治阶级政策调整是形成摇篮的人为因素
民族融合有其空间的因素、时间的因素，即良好生境的条件和漫长历史的条件，但不应只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人们发展经济的需要和互相学习的愿望、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和积极活动是促进融合的巨大推动力。
雁北民族融合的途径有这样几种较典型：
1.少数民族部落整体内附和民间迁徙渗透
匈奴族受到汉武帝的沉重打击后，军事力量严重削弱，被其奴役的小民族起而反抗，贵族集团内部分崩离析。前51年呼韩邪单于降汉，前33年又迎聚汉元帝宫女王嫱为阏氏。他们整体成为汉朝北方一个藩属，这样的局面自然有利于民族间的勾通。东汉光武帝时，匈奴再次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呼韩邪单于请求归附汉朝，汉政府将其部众分置于包括雁北在内的沿边八郡，协助东汉防御北匈奴的侵扰。接着摆脱匈奴控制的乌桓也向东汉政权表示臣服，东汉王朝把赫旦统帅的乌桓部落安置在幽、并二州沿边十郡境内，后来还征服收租调，说明这些内迁的部落开始定居，并从事农业生产。这一体制和制度一直保留到曹魏。《三国志·魏志·牵招传》载：牵招“出为雁门太守，郡在边陲，虽有候望之备，而寇钞不断。招既教民战阵，又表复乌凡（即乌桓）五百余家租调，使备鞍马，远遣侦候。”汉魏之际南匈奴进一步内徙到左国城（今离石北）建庭。曹操有意识地将其部属散置山西各地，从雁北到汾河下游以至太行山都有分布。以后强行分解为五部，以弱其势。到西晋初，仍沿袭魏法。随着匈奴的内迁，乌桓的势力由河北、山西北部直扩展到内蒙包头一带，逐渐不受节制转而起来骚乱。207年，曹操亲征乌桓，杀其首领蹋顿于柳城（今辽宁朝阳县南），乌桓消亡。
鲜卑族在檀石槐时代即建庭于高柳（今阳高）北三百里的弹汗山（今河北尚义县大青山），可以说到了雁北的家门口。拓跋猗卢时更直接进占雁北。十六国时期活动于雁北的少数民族部落大多作为中原王朝的部属而存在的，个别没有主从关系，也是友好相处的（当然有不友好的时候和不友好的头人）。中原王朝为羁绊、控制他们，多置汉官加以监督，始置于南匈奴的日使匈奴中郎将、日司马，置于乌桓的日护乌桓校尉。同时政府每年供给一定数量的粮食、牛马、丝絮等物资作为对他们守边的资助和犒劳。
除了以部落组织形式建制地移居内地外，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移民或因部落溃散，流落汉人之中，成为中原王朝的编户齐民，或则由边地跑到内地，自愿过汉民的定居农耕生活，自然大多数是因生活所迫出卖劳动以求生存的。当时中原许多地方几十年不耕，曹魏元末人口仅及全盛时期的七分之一。就太原一地而论，“以匈奴胡人为佃客，多者数千”③。土地闲置、劳力缺乏，统治者自然要掠夺和招募人口，境外少数民族人民也要寻找生路。
2.移民戌边屯田，避乱南迁和掳掠、征招人口
中原王朝为了开发北疆，修筑边防工程，常从中原移民到边关，这一政策可追溯到秦时修筑万里长城征调民夫和戌守边塞发配卒伍。前221年，秦迁三万户居民到北河、榆中（今内蒙伊金霍洛旗以北），进行屯垦。前面提到的班婕妤其祖先班壹，东战国时期楚国令尹子安之后，秦始皇灭六国，被发配到雁北。雁北这期间无疑增加了人口。西汉从内地移民到雁北马邑等地从事畜牧业，特别是养马。汉武帝边塞移民曾一次即达70万口，置县14个。
北魏也在边塞实行过屯垦，但它所奉行的大举移民的政策更值得一书。北魏立国之初，强制其氏族部落“分土定居”，而不允许随意流徙。其所居住地就在作为京畿和郊甸的雁北及其周围地区。在本部族定居的同时，强行迁移战争俘虏和中原人民充实平城和雁北一带。如“天光元年（398）正月，徙山东六州人吏及徙河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使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永兴五年（413）七月，前军奚斤等破越倍泯部落于跋那山西，徙二万家而旋。”④“太武帝时，消灭北凉迁徙僧徒三千人，宋族吏民三万户到平城。”⑤南伐刘宋置降民五万家于近畿之地。北征柔然也缴获大批牲畜和人口，劫掠而归。拓跋鲜卑为经营雁北一带，曾长期实行移民政策，从拓跋猗卢定居陲北（雁门关外），到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前夕，总计170多年，较大的移民就有20多次，迁移人口约175万余。⑥
在雁北历史上，有人口的大量迁入，也有大规模的迁出。如东汉末年，将雁门郡（治阴馆，在今朔州市南）、代郡（治高柳，在今阳高县）、上谷郡（治沮阳，在今河北怀来西南）三郡人民迁到常山关（今河北唐县西北）、居庸关以东，以避匈奴。西晋时猗卢进占雁北，刘琨将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等雁北五县人民迁到关南。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京师及近畿大批臣民南迁中州。直到明初，为发展中原经济曾几次从雁北征招大批人口充实内地，如“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六月徙山居民三万五千户于内地，九年十一月徙山西民无产者田凤阳”。“成租永乐三年（1405）九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⑦。与人口迁出相适应，地方政府机构也迁移内地。东汉末曾将沿边诸郡侨置雁门关南，《后汉书、志（二三）》载：“建安二十年，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置一县领其民，合为新兴郡”。以后一次次内撤，如西汉时雁门郡治善无在今右至南，到东汉后期移治阴馆在今朔城南，三国时又移到关南广武，在今代县西。北魏孝昌中（约526），柔然攻陷恒州，北魏政府只好把雁北各州郡县寄至肆州（今忻州市）。
3.一系列和睦通好政策的施行
在历史上，处理民族关系、稳定政局、开拓边疆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和亲政策，就是孕育于山西、诞生于雁北的。春秋末晋悼公采纳魏绛的“和戍”主张，把过去用武力对付周围戎狄的办法变为和平共处，雁北的少数民族颇受其惠。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就是占据代北、同北方少数民族的和平交往中学到的强兵兴国之策。作为婚姻的和亲，开始于汉代刘邦，而且是由在雁北的“白登之围”引发的。此后文、景和昭、元等帝以及北周、北齐、隋、唐及五代都实行过这种政策。
中原王朝同少数民族在边界三市，交流物资，传输技术，从秦、汉到以后各代都有记载。鲜卑兴起后，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精金良铁”不断输入此地。从檀石槐、柯比能、拓跋力微、拓跋猗卢、什翼犍到拓跋珪立国，一直采取虚心学习汉人的态度。《资治通鉴》（卷213）载：唐朝“每岁赍缣帛数十万匹就市戎马，以助军旅，且为监牧之种。”武则天时，互市达到相当规模。明代北方边境上的冲突非常繁频，但也没有根本取消互市，时断时续几次在雁北沿边设市，同互刺、鞑靼进行贸易。1438年、1551年、1571年分别在张家口、大同、新平堡、得胜堡、镇羌堡，杀虎口几处设市茶马市。
汉政权同少数民族的交往中，为确保条约履行或予以有效牵制，往往羁留人质，如曹操曾羁留匈奴单于呼厨泉于邺城，前汉主刘渊也曾作为人质在西晋国都洛阳长期生活，鲜卑拓跋力微曾派长子沙漠汗在长安居留，什翼犍也以人质身份在邺城侨居有年。这里需要说明，其中有许多时候、许多人是抱着学习的目的来到内地的，或作为友好使者而来的，并非完全被胁迫。更主要的是返国之后起到了互相了解共同发展的作用。中原王朝也派员到少数民族部落王国，如刘琨子刘尊在拓跋代国，就是执行修好的使命。也有汉人主动到少数民族阵营服务的，如西晋末年到北魏时期，大批汉族社会上层人物来到此地，受到少数民族统治者的重用。《魏书·卫操传》（卷23）载：“始祖（力微）崩后，（卫操）与从子雄及其宋室多亲姬澹等十数人回来归国，说桓穆二帝（即猗企、猗卢）招纳晋人，于是晋人附者稍众”。北魏政权更重视从汉族文人学士中选拔官吏。这些汉人也不因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而不屑为伍，虽然南北朝特别是十六国的局面尽可以择主而适。至于民间商人的交往更是无法限制的，因而对勾通民族间的联系起到更大的作用。汉代马邑聂壹是来去汉与匈奴之间的大富商，西晋雁北繁畤人莫含也是大商人，他同并州刺史刘琨及鲜卑猗卢都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
雁北这块土地上的民族关系史，在本质上是一部密切交往、共同发展的历史，虽有互相争战、互相侵夺，但结果都导致了彼此交融、合而为一。事实确是这样，雁北历史纷繁复杂的民族现象今天已不复存在，目前占雁北居民大多数的汉族，就是众多少数民族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逐步衍化而成的。如果说整个汉民族是各少数民族长期融合的产物，那么在雁北大地上的融合似乎更急剧、更深刻，因而也更典型些。
注释：
① 《雁北国土资源·绪论》。
② 《大同日报》1991年10月20日。
③ 《晋书·王恂传》。
④ 《北史·魏明元帝纪》。
⑤ 《魏书·释老志》。
⑥ 《雁北今古》。
⑦ 《山西通志》（光绪版）。
标签：中原论文; 中原文化论文; 雁北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汉朝论文; 民族融合论文; 北魏论文; 中原集团论文; 魏晋南北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