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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斯大林传略》为范本
1956年12月我的第一本书《鲁迅传略》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算是一只脚跨进了学术界的门槛。
我很早就想写一本鲁迅的传记了。那是在1945年秋冬，我上初中二年二期，萧鸿澍老师教国文课。他很喜爱鲁迅的作品，在课堂上大讲《阿Q正传》，大讲《死魂灵》。在他的教导和影响之下，我也热心搜求鲁迅的书。在以后的几年里，我把已经出版的鲁迅著作大都读过了。这时，我就想写一本鲁迅的传记。
1949年长沙解放以后，我就参加了工作，到新湖南报（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当编辑，一面继续做写作鲁迅传的准备。后来意外地得到一个机会，我就动笔写起来了。在 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我被列为肃反对象，行动自由被剥夺了，叫我“反省”。我没有什么反革命罪行要“反省”的，就凭记忆中的材料来构想鲁迅传的具体写法了。到了1956年初，开批斗会、写交代材料这一类活动已经停了下来，虽然还不允许外出，在报社大门之内可以自由活动了。我就利用这一半的自由动手写书。一个半月，写出了十万字的书稿。
这一年是鲁迅逝世的二十周年，安排了一个规模很大的纪念活动，出版新的有注释的《鲁迅全集》以及相关的研究著作是这一活动的重要项目。我这部书稿正好碰上了这个机遇，很快出版了。
我写这书的时候，对学术工作的规范一无所知。作为党报工作人员长期受到的“统一语言”的教育，使我在写作时努力和主流导向保持一致。在后记里我坦率地说：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的论断，瞿秋白同志所写的那篇著名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是我写作时努力遵循的指导思想和叙述的主要线索。此外，我利用了鲁迅研究的先辈同志们的许多研究成果，特别是冯雪峰、陈涌、胡绳、唐弢诸同志的许多论文，没有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一定连现在这个样子也弄不出的。说得更直率点吧，其中没有一个有重要意义的论点是我的创见。
这也就是说，它完全是一本人云亦云，绝无自己见解的书。我对主流导向亦步亦趋达到何种程度，这里可以举一小例。在谈到《故事新编》里《采薇》这一篇的时候，我一共写了这样两句话：“讽刺了对自己人民不负责任而又反对当时武王领导的解放战争的伯夷和叔齐，附带地也打击了那些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帮闲文人。”前面这一句几乎是照抄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中的原话。那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还没有出版，我还只知道这是新华社评白皮书的一篇评论，但是感觉到了它的权威性，就照抄了。
鲁迅晚年同胡风关系甚深。对于这两人的关系，我这本书里是怎样说的呢？我说的是：
正在这时候，暗藏在左联内部的反革命分子胡风利用革命文艺界工作中的缺点钻空子进行破坏活动。胡风老早就是一个极端敌视共产党和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了，1933年前后，他隐瞒了自己的反革命的罪恶历史，混进了左联。于是就不断地从内部进行破坏活动。和当时几乎所有的人一样，鲁迅没有能够看出胡风的本相，一时被他蒙蔽了，以致对一些革命作家多少产生了一些误解。
白纸黑字。我的那本书中就是这样说的。虽说这些也并不是我的“创见”，我是根据了《人民日报》刊登的连篇累牍的把胡风妖魔化的材料。却不曾想一想：这些材料说的是真实的吗？特别不应该的是，我是在自己被列为肃反对象的时候写这书的，从亲身经历中，我深知诬人小组（官文书写作五人小组）对我的立案，揭发，检举，批判，定案，全都是血口喷人的诬枉之词，为什么就不能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地去想想，而轻信那些“揭露”胡风的文字呢？
恐怕正是这种紧跟的态度，适应了当时宣传的需要，这部书稿才会被选用并且很快出版的吧。如此说来，这个起点真要令我感到羞耻。
至于我在学术方面的准备，说来惭愧，不过是大体上看完了那时已经出版的鲁迅著作，此外还看了些当时报刊上讲鲁迅的文章。这方面的书那时出得还不多，出了的我大都看了。全部准备仅此而已。周作人的书，陈独秀的书，胡适的书，我都没有看过，这些书当时也是在半封禁状态中，即使我想要买来看也无处买的。没有看这些人的书，却动手去写鲁迅传，现在看来真是件不可想像的事情。
世界传记文学的名著，像罗曼·罗兰的，莫洛亚的，茨威格的，那时我一本也没有看过。我认真读了并且作为模仿的范本的，只有一本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斯大林传略》，硬面精装，咖啡色烫金封面，至今还历历如在目前。现在人们都知道了，这不过是一种个人崇拜的宣传品，与其说是人物传记，其实倒更像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缩编。我那时却把它看作典范之作，从书名到格式，到写法，都学它。比方说，它每章都没有标题，只标序号。我也这样办，稍有改动的是在序号下面加上这一章的起止年份，觉得这样稍稍醒目一点。它没有写传主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我也不写这些，书中不但没有出现朱安的姓名，也没有说出传主同许广平的关系，尽管因为书中多处引用《两地书》的材料，不能不提到她的姓名。这样做的结果，对于传主为什么要离开北京到厦门去，为什么几个月之后又要从厦门到广州去，书中都没有作出任何说明了，好像是无缘无故发生的事情，用通常的标准来衡量，这怎么能算是一本人物传记呢。
这就是我的第一本书，就是我的起点。我的起点就是这样的低。后来，我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这本书：粗疏肤浅，一想起来就深觉惭愧。但是我不想作太多的自责。这粗疏肤浅，岂不正好是反映了当时研究界的一般水平么。要是今天拿这部稿子去投稿，必定找不到愿意接受的出版社的。可是反过来想一想，如果当时就写出了我今天认识到的水平，恐怕当时也找不到出版者了。如此说来，这本书不但是反映了我当时的水平，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当时所允许达到的水平。
1957年，反右派斗争发生。我被划为右派分子。这本书即不再印行。现在看来，这倒是一件好事情。
2.“正”许广平之“误”
划为右派分子之后，1958年4月我就被送去劳动教养了。地点是株洲湖南省新生工程队，一个为了集中和惩罚右派分子而新设立的机构。我们在这里修铁路，做土方。有些难友订阅了报刊。和我同一小组的董树楠先生，原是长沙某中等专业学校的语文教师，他订阅了一份《新观察》半月刊。1959年的某一期开始连载许广平新著《鲁迅回忆录》。董先生知道我对这有兴趣，每期刊物他看过之后就送给我了。
我怀着很高的期望来读许广平的这部新著。我想，以她和鲁迅的亲密关系，书中当会提供一些外人无从知道的材料吧。可是我越读越失望了。书中写的，我原来不知道的事情并不多，而一些我已经知道的事情，她却写错了不少。这许多与事实不符之处，因为年代久远记忆不清而出的错还可以原谅，最令人反感的是有意的曲说。她把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一概加以政治化，从政治的角度去观察和解释。例如，1932年鲁迅到北平去是探视母亲的病，却被说成是为了前往苏联访问，并且把他在北平的这半个月写得惊险万状，事实上，鲁迅自己就说，当时北平的政治空气比上海还好些。又如，鲁迅整理出版瞿秋白的遗文，还只编印好两卷译文集《海上述林》他就死了，没有来得及编印瞿的著作集，这件事在她的书中却被说成是有意不编印这一部分，并且认为这表明鲁迅对共产党的尊重，“一切交给党，听命于党，这就是非党的布尔什维克的鲁迅给后人留下的一个必须遵照的范例。”事实上，鲁迅在编印《海上述林》的时候，已在着手进行编印瞿的著作集的准备了。鲁迅为收集材料而写的一张借书单现在保存下来了，就是许广平此说不实的铁证。她这书中，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还不少。
1962年冬天，我解除劳动教养回到长沙家中。这时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的单行本已经出版。单行本对它在《新观察》上发表时的错误多没有改正。我想，她这本书必将作为鲁迅研究的权威资料流传，应该帮助它消除这些误说，于是我就把我发现了的问题逐一加以考证了。因为我对这种有意曲说的态度颇不以为然，在写这些考证文章的时候，就不免流露出论战的乃至谴责的口吻来。
1975年，我把这部书稿中已经整理出来的一部分寄给冯雪峰先生，向他请教。他在1976年1月5日给了我一封三页的长信，对书稿有所肯定也有所批评。他说：
……因身体关系，看得很粗略，但也得了印象，觉得你“正”的是对的，你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和很大精力，做了对于研究鲁迅十分有用的工作。不这样细心和认真加以核正，会很容易这么模模糊糊地“错误”下去的。不过我对你的“口吻”，却很不以为然。你确凿地指出了许先生的这些不符合事实的地方，这指正本身已很有说服力，正用不到“论战”的以至“谴责”的口吻和锋芒的词句。而且一方面，我想我只要一提，你就会感到，在这种口吻中又流露了你的似乎压制不住的骄傲，这是我觉得更加值得你注意一下的。我当初有这样感觉，孙用同志来看我时，我就同他谈起，认为你做了很好的“正误”，但你的“口吻”有缺点，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所以我先不请人去看，却请他看看，是否也有同感。他看了，对我说他有同感，也觉得容易引起反感，不如先寄回你自己，口吻上加以改正之后，再给人看。
冯先生写这信之后二十六天，1月31日，即与世长辞。据冯夏熊兄告诉我，这封信是他写给家人以外的最后信件。当我遵照他的指教作了修改之后，已经不能得到他再次的指教了。
1979年我把这些文章，加上还没有来得及寄给他看的几篇，辑成《鲁迅回忆录正误》一书，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它不限于纠正许广平的误记，对于陆万美、陈沂等人回忆文中的失实之处也都有所考证。出版之后，颇受到研究鲁迅的同行注意。这以后写作鲁迅传记的作者，大都接受了我考证的结论，而不引用那些失实的材料了。
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这书总共印了四次，每次重印，都多少有些改动，增补一些新得的资料。1999年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的第三版增补了一篇《周福清科场案述略》，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中所收有关周福清的十五件档案材料，以及《光绪朝东华录》中的材料，算是弄清楚了使周家“从小康坠入困顿”的大案，纠正了周作人回忆文字中的一些误说。例如周作人说他祖父遭到参劾，是因为和不是科甲出身的上司关系不好，其实参劾他的是两江总督沈葆桢，正途进士出身，一代名臣。科场行贿案出事那天，周福清派赴主考船上投递信函的仆人，周作人说他名叫徐福，官文书说的，却是名叫陶阿顺。周作人说，苏州知府王仁堪在审案时有意开脱。事实是：案发虽在苏州，但随即移案浙江，是在杭州审理的。王仁堪和周福清根本没有在公堂相见。
2006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第四版，又增加了一篇《关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几件事》。在我看来，参加民权保障同盟，在鲁迅这一生里，并不是一件多么重要的大事，可是在一些研究著作中，却把这事的重要性过分地夸大了。我想把这事的原委弄清楚一下。尽管相关档案尚未公开，无从细说，但是只凭现已公开出版了的书刊，还是可以推知梗概。现在已经知道，组建这个同盟的最初动机，是营救被捕的苏联间谍牛兰，就是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组织的“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扩大改建而成的。为了达到释放牛兰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用伪造的文件来进行政治斗争。鲁迅参加这样一个团体，是不能和他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样看待的。
我也是个有点考据癖的人。在这第四版出版之后，遇到了适当的题目和适当的材料，还是写一点考据文章。例如在看到《黄源楼适夷通信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就写了点札记，刊登在《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2期上面。关于鲁迅和陈赓见面的事，札记指出冯雪峰所说见面时间在1932年夏秋之间是记错了，因为九月初陈赓还在前线指挥作战。并且指出楼适夷说的陈赓鲁迅有过两次会见也不对，事实是只会见过一次。
3.给“红皮本”提意见
1980年这一年，我是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
据说，1975年10月间，周海婴请胡乔木转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请求毛批示国家出版局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一部比较完善的新的注释本鲁迅全集（包括书信和日记）”，得到毛的批准。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了准备在1981年鲁迅百岁诞辰出版的这部全集，将鲁迅著作的各个单行本分给一些高等学校中文系，再吸收当地一些工农兵参加，组成各书的注释组，先出“征求意见本”。每本都是绛红色封面，就被业内人士简称为红皮本。因为这时冯雪峰和孙用两位已经向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王仰晨介绍了我，所以红皮本每出一本就都寄给我了。我每收到也都认真看了写出意见寄回去。应该说，从那时起，我已经在事实上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了。
我给红皮本提的意见，有一些被采纳了，有一些没有采纳。像我指出来原注文中的一些“硬伤”，大都改正了。例如《坟》里，《科学史教篇》注[11]，希伦的生存年代，原来误注为“约公元前1世纪左右”，改正为“公元一世纪前后”。同篇注[15]，希拉克黎多的卒年，原来误注为公元前470年，改正为约前480年。当然，更多的意见不像这样简单。例如《坟》里《杂忆》第4节最末一段：
日文的《桃色的云》出版时，江口氏的文章也在，可是已被检查机关（警察厅？）删节得很多。我的译文是完全的，但当这剧本印成本子时，却没有印上去。因为其时我又见了别一种情形，起了别一种意见，不想在中国人的愤火上，再添薪炭了。
红皮本在这一段之末有这样一条注释：
鲁迅翻译江口涣文章的目的是“要传播被虐待者的痛苦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恨”；但爱罗先珂到中国以后，国内有些人的文章却对爱罗先珂本人泄愤。所以当《桃色的云》的译本印成时，鲁迅没有把江口涣的文章印上去，因为这样将会助长一些人对爱罗先珂的攻击。参看《集外集拾遗补编·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点声明》及《备考》各文。
针对这一条注文，我提了这样的意见：
这一条注文是解释鲁迅本人“起了别一种意见”是什么的，可是作注者似未准确地理解它。其实这“别一种意见”就在下一节即第四节中说得十分明白了：“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决定不把江口涣的文字印上去，因为他已不想“煽起国民的敌忾心来”。他认为，“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甚么呢。”不重印江口的文章，就是为了“不想在中国人的愤火上，再添薪炭了”。细心的读者连贯前后文想一想，即可知这“别一种意见”是什么，不必加注。又，此处与魏建功《不敢盲从》一案并无关涉，不应提及。由此注可见这种诠释文义性质的注文（以及题解）很不易写，不如不要。
这条意见被采纳了，此处就没有设注了。
又例如著名的《自嘲》这首诗，在书赠柳亚子的条幅上，原写有“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亚子先生教正”几句。红皮本的注文是这样的：
偷得半联，鲁迅那天赴宴时，郁达夫曾开玩笑说：“你这些天来辛苦了吧？”鲁迅即用头天所想到的“横眉”一联回答他。郁达夫打趣道：“看来你的‘华盖运’还是没有脱？”鲁迅说：“给你这样一说，我又得了半联，可以凑成一首小诗了。”所以“偷得半联”当指这诗的首句。
针对这条注文，我提的意见是这样的：
这虽然说得栩栩如生，看来是一种创作，不可轻信。至少，并没有有力的证据证明实有其事。其实这“偷得半联”是一个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记得《人民日报》曾发表郭沫若的一篇短文，引清人洪亮吉《北江诗话》中某人的一联诗：“酒酣或化庄生蝶，饭饱甘为孺子牛。”鲁迅用了“甘为孺子牛”五字。所谓“偷得”者盖指袭用他人成句。即使郁达夫说了“华盖运”等等，并非诗句，亦不能算是偷得的。
这里我说得很简略，也有不够确切之处。后来关于这诗的“本事”我写有专文，就收在和邵燕祥兄合著的《重读鲁迅》一书中，这里就不再细说。我的这条意见被采纳了，注释中引用洪亮吉的《北江诗话》来说明“偷得半联”的出典，删去了原注中引用的妄人妄说。
我给红皮本提的意见，多数都被采纳。有多处只改动一个字、两个字的，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我所提意见也有未被采纳的。如果让我说，有一些我以为采纳了似乎更好些。这里也举一点例。
《科学史教篇》在谈到继希腊罗马之后阿拉伯人在科学史上的贡献的时候，有这样几句：
质学有醇酒硝硫酸之发明，数学有代数三角之进步；又复设度测地，以摆计时……
红皮本仅仅在“醇酒”之后设注：“醇酒，即乙醇，通称酒精。”我以为这仅仅作了名物解释，却没有紧扣正文中所说的史实，似嫌不足。我建议将注码移置于“发明”一词之后，并建议在原注“醇酒，即乙醇，通称酒精。”之前加上这样的内容：“公元八世纪时，阿拉伯人格柏（Geber，约720-800）已能制造硫酸、硝酸、王水、碱和氯化铵等等，为溶解贵金属提供了溶剂。同时也已经开始应用酒精。”
我还建议在“设度测地”句设注：“公元814年，阿拉伯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实测了子午线的长度。”在“以摆计时”句设注：“在阿拉伯人建立的两个萨拉森帝国时期，人类还没有能够以摆计时。1583年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发现了‘摆的等时性’，从而创用单摆周期作为时间量度的单位。1656年，荷兰惠更斯据此原理制成摆钟作为计时器。”
那时，我的政治贱民的身份，没有资格上图书馆去借书，不能查考权威的科学史著作。以上这些，大约是从一本向人借来的通俗的小册子中间抄来的。今天我查了一下《大美百科全书》，发现当年引用的资料错了。书中“格贝尔Geber”这一条说：
十四世纪初拉丁炼金术士，他的许多著作被认为是译自阿拉伯化学家查比尔(Jabir ibn Hayyan)的作品。然而这些著作，如《完美的冶炼产品》、《完美度的判定》、《真正的发明》及《熔炉之书》等，在在都反映出十四世纪欧洲化学研究之景况，而非八世纪查比尔时代阿拉伯的化学研究情形。
没有采用我引用错误资料的注文，是一件好事。但是我建议注明正文所提及的史实，这意见还是对的。要查明注出，也不是难事。可是不但1981年版，就是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这里都没有这样作注，似乎是个小小的缺陷。
《呐喊》中《兔和猫》一篇最末的三个字是“青酸钾”，红皮本注云：“青酸钾，即氰酸钾，一种剧毒的化学品”。我提意见说：我疑心此处“氰酸钾”(KOCN)系“氰化钾”(KCN)之误。氰化钾才是众所周知的剧毒品，而氰酸钾却是无毒的。这样作注，也就纠正了鲁迅原文的错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采纳我的这条意见。
《华盖集》里《忽然想到》（五）有“死而后已”一句，红皮本注云：“语见诸葛亮《后出师表》。”我提意见说：更早也更权威的出处是《论语·泰伯》：“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按注释的体例，引语要找出最原始的出处。不知为什么没有采纳我的这条意见。
《而已集》里《卢梭和胃口》的“自然的不平等”一语，红皮本注释指明它的出典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并在括号中加注，说此书是（1762年出版）。错了。这书是1753写作，1755年出版的。我提的这条意见也没有被采纳，后来《鲁迅全集》（包括1981年版和2005年版）上印的都是（1762年出版）。
《二心集》里《上海文艺之一瞥》一篇里谈到左翼作家在高压之下的变化，说“有的写悔过书，有的是反转来攻击左联”，红皮本没有注明。我建议加注：“写悔过书”指叶灵凤。《文学导报》第二期刊登左联关于开除他的通告中，说“他竟已屈服于反动势力，向国民党写‘悔过书’。”“反转来攻击左联”指周毓英。《文学导报》第二期上刊登的左联关于开除他的通告中，说他“3月以来，完全放弃了联盟的工作，组织部屡次派人和他谈话，表示极端的动摇，不久并参加反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及在日报上公开发表反联盟的言论”。我这建议也没有采纳。
在同一篇的下一段里，有一处用括号标明的添注：（最近左联的提出了“作家的无产阶级化”的口号，就是对于这一点的很正确的理解。）红皮本没有注明，我建议加注：这一附注系《二心集》编集时所加。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载1931年11月15日《文学导报》第一卷第八期）中提出：“也须达到现在这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文学者生活的大众化与无产阶级化。”我的这条建议也没有被采纳。
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把“征求意见本”即红皮本一本一本寄来，我即一本一本看过将意见寄回去。虽说所提意见有好些没有采纳，被采纳的还是要占多数。看来他们对我贡献的意见还是看重的，有意借调我去参加这一工作。大约是1978年，派了两个人持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介绍信来到长沙，来办理借调的事。因为我的政治贱民的身份，这事没有办成。直到1979年初我平反之后，成了湖南省出版局的一名干部，他们才把我借调去了。
4.《鲁迅全集》第六卷
1980年2月1日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报到。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担任《鲁迅全集》第六卷的责任编辑。第六卷包括《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三本集子。
注释的条文，都由定稿小组集体讨论决定，不是我个人做的工作。我做的工作，一件是据影印的《鲁迅手稿选集》对几篇正文作了校勘。这里只举一例。《“题未定”草》（六）里有一段文字，在《且介亭杂文二集》、1938年版《鲁迅全集》、1956年—1958年版《鲁迅全集》里都是这样印的：
清知事不成。跃而询上。大怒曰。毋谓我王。即王敢尔耶。清曰。今日之号。尚称王哉。命抉其齿。王且询。则含血前。淰御衣。上益怒。剥其肤。
这是从张岱的《景清刺》的序中引来的，讲的是忠于建文帝的景清刺杀燕王朱棣，不成被捕杀的事。可是上面这段引文颇有十分费解的地方。“询”是询问的意思，在刺杀的现场，刺客就擒，惊险万状，这时要“询问”什么呢？原来，这“询”字错了，细看手稿影印件，原来是“訽”字，“诟”的异体字，骂的意思。我把它改了过来，这段引文就大体上能够看懂了。在这以后，我又看到了一种更清晰的影印件，才发现“王且訽”这看似行书的“王”字上面还有一点，原来是个“立”字。“立且訽”，这段引文就完全能解了。不过这一个字没有来得及在1981年版改正，到我为 2005年版做第六卷的时候才改正的。
在《且介亭杂文末编》里有一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一篇的注[1]即题注在发稿过程中有过一些曲折。
这篇涉及当年左翼文艺运动内部许多人事纠纷的文章，其注[1]即题注本来是容易引起是非的。1958年出版的十卷本《鲁迅全集》第六卷，这一条注释是这样写的：
徐懋庸给鲁迅写那封信，完全是他个人的错误行动，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组织事前并不知道。鲁迅当时在病中，他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拟稿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由于当时环境关系，鲁迅在定稿时不可能对那些事实进行调查和对证。
这样就既否定了这篇文章，又开脱了鲁迅的责任。至于来信，这只是徐懋庸个人的错误行动，周扬、夏衍事前并不知道，当然也是并无责任的。徐懋庸、冯雪峰在不久前的反右派斗争中刚刚被划为右派分子，正好由他们二人来承当责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红旗》杂志（1966年第9期）刊出了阮铭、阮若瑛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副题是“评《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要将争论的责任归之于周扬他们。
在新版《鲁迅全集》里，准备怎样处理这条题注呢？我们以为，没有必要再这样来谈责任问题，只客观地交代一下本篇发表情况和相关背景就行了。没有预料到的是，胡乔木对送审稿的修改，倾向上却有点向1958年版的旧注靠拢。例如旧注说徐写信，是他个人的行动，而修改稿则说是他个人的意见，就比旧注更厉害了。修改稿中还提出参看《新文学史料》所载茅盾作《需要澄清一些事实》和《文学评论》所载夏衍作《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事》这两篇文章。胡乔木对这条题注所作的修改，使鲁编室的同事们很觉为难，就由我执笔给他写信，请他收回成命。信中说：“徐懋庸同志生前在文章和谈话中反复申述过：他给鲁迅先生的这信虽是他个人自发地写的，但其中表达的意见除了有关巴金部分是他个人的意见之外，其余部分，都是他经常和周扬等同志谈论的题目。所以，人们可以说徐写这信是他个人的行动，却不好说信中所表达的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对于修改稿中谈到的其他各点，我在信中也一一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请他重新考虑。最后胡乔木收回了他的修改稿，这条题注还是按照原拟稿付印了。
5.改写《鲁迅传略》
在借调参加《鲁迅全集》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同鲁迅有交往的作家，像叶圣陶、楼适夷、聂绀弩、丁玲等人，也看到一些原先没有看到过的资料。知道的事情多了，也就越来越感到《鲁迅传略》没有写好。借调的任务完结，回到长沙，就着手修订这书了。在这之前，我已经做了《鲁迅回忆录正误》，对于弄清楚鲁迅生平事迹很下了一点工夫，可以说给这一次改写作了最有用的准备。这书于1982年9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名虽说还是《鲁迅传略》，每章不用标题的体例也没有改动，其实是重新改写过的，字数也从原来的十万字增加到了二十万字。比起1956年那一本，1982年的这一本增加的内容，大体上说有这样一些：
一、写了传主的私生活。他同朱安的婚姻，同许广平的爱情，都写了。他应厦门大学之聘，就是为了离开朱安，和为了同许广平的结合作经济上的准备。
二、关于左联的成立。旧本说的是，在红军斗争胜利的鼓舞之下，加上苏联文艺理论的输入，革命作家们感到有必要成立左联这样一个组织。新本则明确指出：是根据当时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的决策成立的。
三、关于柔石之死。旧本只说是反动派害怕革命文艺，杀害革命作家。新版则引用罗章龙的回忆录，说明柔石等人是在参加一个反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党内会议的时候被捕的，是一场党内斗争的牺牲者。
四、传主在左联内部的实际地位。旧本只说了他是左联的领导者、左联的灵魂、是文化战线上反“围剿”的统帅。而实际上，他在左联内部所受到的“摆布”却无一字提及。在新版中却写了这些，诸如因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开罪周扬，首甲（即祝秀侠）等四人联名反驳这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以及林默（即廖沫沙）和绍伯（一说是田汉，田汉说是他的表弟）都发表了攻击传主的文章。这种同是左联成员公开发表文章的攻击，很可以说明传主在左联的实际处境了。
增加了这些内容，也才比较地接近了真实，比较像一本人物传记了。
有增也有删。像旧本中诬蔑胡风的那些字句，当然是全部删去了。毛泽东、瞿秋白的评语，也删去了不少。对《采薇》一篇的介绍和分析，新本比旧本要详细得多，但是没有抄袭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中的那一句了。
在1982年版《鲁迅传略》出版之后，我又应人民出版社“祖国丛书”编者的约稿，写了一本《鲁迅》（1985年）。一本简略的小传，不到十万字。后来又应广东教育出版社的约稿，将它稍加修改，请王得后兄编配插图，以《鲁迅图传》的书名出版（2004年）。除了单独鲁迅一人的传记之外，2003年我还应东方出版社的约稿写了一本《周氏三兄弟》，编入他们的一个书系之中。
6.最近的三本书
2005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新版《鲁迅全集》（18卷本）。这是以1981年版（16卷本）为底本修订而成的，我参加了这一版的修订，担任的还是第六卷。
在这以后，我出的有关鲁迅研究的书有《重读鲁迅》、《鲁迅的一世纪》和《鲁迅传》这三本。
《重读鲁迅》（2006年，东方出版社），是以我现在的认识，重新评论了鲁迅的一些诗文。在“后记”里，我谈到了自己研究“视角”的变化。我说：
我还清楚记得我写《鲁迅传略》那时的心情。那时，我二十多岁，仰望着这一位五十多岁作家高大的身影，真是无限景仰。我熟读他的书，接受他的见解，以他的是非标准为是非标准。……
等到了我写《重读鲁迅》的时候，一方面赞颂他那些极其精彩的杰作，一方面也对他少数几篇意见未必恰当的文章作出自己的分析。我这样做了，后记中说：“这也是七十多岁的评论者去评论四五十岁作家的文字，阅历和经验应该说总要多一点，读者诸君能够不责备我僭妄吗？在我，倒正是因为出于对鲁迅先生由衷的敬爱才这样做的。从他那些写得最好的文章（例如《春末闲谈》、《灯下漫笔》等等）里，人们看到：这是一位多么富有批判精神的文学家、思想家。这是他留给后世的一份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而他后期那少数几篇没有写好的文章，人云亦云地为他自己并不深知的东西强作辩护，完全背离了他一贯的批判精神。只有弄清楚了这一点，才能懂得鲁迅的真价值。”
也是在这一篇后记里，对于我所尊敬的前辈专家表示了这样一些意见：“老一辈的鲁迅研究专家们写了许多书，可惜他们大多没有活到二十一世纪，他们写的都是二十世纪的见解。我有幸活到了新世纪。我是站在新世纪来评说一位上一个世纪的作家，如果不能与时俱进，没有一点新意，岂不辜负新世纪了吗？”
我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请邵燕祥兄同意将他写的《重读鲁迅的“费厄泼赖”论》和《重读〈肥皂〉》编入本书。我很高兴有他的合作。
《鲁迅的一世纪》（2007年11月，湖北人民出版社）是我有关鲁迅的单篇文章的选辑。其中《“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一篇也许还值得一看吧。另外《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一文，既可以算是我研究鲁迅的作品，也可以算是我研究反右史的作品。反右史也是我学术研究的一大项目，成果有《1957年的夏季》（199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反右派斗争始末》（2004年，香港明报出版社），《报人浦熙修》（2005年，湖北人民出版社）。
《鲁迅传》（2008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正文字数32万字（不包括附录和索引），完全是重写的，体例和原来两本《传略》都不相同。我注意了把鲁迅的生平放在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来叙述，更具体些说，是放在中共党史这个背景前面来叙述。在这书的自序中，我说：“我写的鲁迅单独一人的传记，算来已有四本了。可是没有一本是能够保存得下去的。我希望现在写的这一本能够保存下去。它比起我原先写的各本，进步是很明显的。这进步首先要归功于时代的进步。只说书中所用的资料，许多都是近年才出现的。不但1955年，就是1982年，也没有这些。再就是学术界的空气，意识形态的色彩，有所淡化，实事求是的态度，有所增加。而我的主观条件也可以说有了一些改善，在这些年里，又多读了一点书，增加了一些阅历，对鲁迅的一生事迹，自以为大体弄清楚了。拿这本书和1956年出的那一本对照来看，有些说法是完全不同了。”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认为《鲁迅传》这书名少有特色，不足以吸引买主，在出版这书的简体字本的时候，将书名改为《一个人的呐喊》。这两本书名不同，其实内容是一样的。不同的地方只有一点，即北京版卷首一页印了严家炎、邵燕祥、王得后、钱理群、孙郁、陈丹青六位先生简短的评语，香港版卷首有一篇刘再复兄的序言。所有这些评语和序言都是以一种友好的态度写的溢美之辞。像严家炎兄的评语说：“它集中运用了最近二十多年国内外发现的不少有关鲁迅的新的资料，纠正了此前学界一些不确切乃至不正确的说法，体现了作者平时治学上的刻苦积累。”刘序说：“这是一部真正的鲁迅史记，其史料之详实，旁证之完整，叙述之准确，方法之独特，前所未有。其人文价值、学术价值超过以往所有的鲁迅传，尤其是史实部分，更是鲁迅研究界多年考证成果的集大成者。我确信，这是一部最可靠、最可信、最可读的鲁迅传记。”这当然都是过奖，不敢当的。其实我并没有和别人的作品去比的意思，只不过尽自己的力来写它就是了。我很感兴趣的是，钱理群兄的评语和刘再复兄的序言都提出了一个“传记作者对传主的视角”问题，钱兄认为，“作者对鲁迅既非仰视，也非俯视，而平视之的态度和眼光，或许更能给读者以启示。”而刘兄认为，“只有站在比传主更高的立足点上才能清楚地看清传主的足迹和把握传主的真实。这就是说，最好还是选择‘俯视’的态度。”让我自己说，正如我在《重读鲁迅》的后记中所表示的，恐怕这三个视角我都用了。更令我产生文章知己之感的是，陈丹青先生的评语和刘序都指出了本书的不足，陈先生说，“鲁迅晚年与周围诸人诸事的是非与纠葛，眼下暂且只能说到这一步。”刘序也说，鲁迅“那么深地介入政治和左翼营垒，是幸还是不幸，尚须时间来判断。”也许可以说这本书反映的是我此刻的认识水平，也反映了此刻所允许达到的水平吧。后生可畏，将来的人一定会写出更好的鲁迅传记的。
我是以一本失败之作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的。摸索了几十年，才逐渐走上正轨。如果说也有什么经验值得贡献给后来的同行，我想只有一点，就是我胆大。在完全不具备写作鲁迅传记的条件之时动手来写它。后来我看到了苏联作家格拉宁的《奇特的一生》，昆虫学家柳比歇夫的传记，里面有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比你感觉到的要能干得多。”你还不知道你有多么能干哩！一个人为什么要等到条件具备之后才开始去做，而不是在工作中去改善条件呢？
2008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