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经济增长，还需供给“药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药方论文,经济增长论文,还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慎言“流动性陷阱”
自去年以来，为了扩大内需，繁荣经济，中央政府从财政和货币政策切入，双管齐下，意欲通过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提升总需求，从而达到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但尽管募集了2000个亿的基建投入，又增发1000亿元国债，着实给经济注入一剂强心针，外加货币政策上连续6次降息，经济增长仍未见明显改观。 在一段时间内十足“凯恩斯”式的大力操作之后，面对仍无起色的宏观经济，许多人对仿罗斯福式的“新政”药方是否适用于中国表示怀疑。一些学者提出“流动性陷阱”观点，认为利率已经低到谷底，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无穷大，降息难以启动需求。宏观经济学家早已指出，“流动性陷阱”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或特例，战后的计量经济学家至今仍未证实这一特例的存在。岂料这一纯粹来自理论家头脑中的想象之物却在中国经济中得以确证，或许以往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该因此而重写。信奉这种理论的经济学家虽然未能拿出医治病症的办法来，但却毫不掩饰地对这一“发现”沾沾自喜，但笔者对此不以为然，并似乎感到有那么点黑色幽默的味道！
首先，中国目前的情况并非能用“流动性陷阱”来加以恰当的描述。“流动性陷阱”说的是由于利率已经过低，以至于所有人都认为现有利率已低于“正常利率水平”，从而所有人都预期利率将上升并回复到“正常利率水平”（尽管不同人心目中的“正常利率水平”是不同的）。这种预期会促使所有人都卖掉手中持有的资产（如债券）或将资产变现转为货币（如现金）持有。由于存在这种倾向，央行无论增加多少货币供给量，人们作为一个总体对货币的需求都是无限的，从而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不能导致利率的降低，也因此而不能提高投资需求，最终不能提高总需求——是为“流动性陷阱”之本意！但对中国而言，“利率”一词与宏观经济学中的同一名词似有大的区别。通常的宏观经济学或“流动性陷阱”中的“利率”应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利率”，即投资的平均收益率或资金使用的“市场”价格，它是“市场利率”。但我国目前由国有商业银行提供的资金使用利率仍存在“扭曲”，并非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还不是市场利率。
实际上，现有利率水平远低于市场利率。按经济学分析，真正经济学意义上的“价格”可以从“黑市”交易价格上观察，而目前正在被大力取缔的各种非法基金会所支付的高利率恰好为我们提供了这一“黑市”价格，它远远高于现有银行存贷款利率。所以，不能因为6 次降息就认定“利率”已经很低甚至言定已经处于“流动性陷阱”。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供给对象主要还是国有企业，而大量非国有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是其它金融机构，这类金融机构的利率机制较活，利率水平也较高（基金会或合作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对象主要是私营企业）。因此，中国整体的利率水平应该是国有商业银行资金供给利率水平（较低）与其它金融机构资金供给利率水平（较高）的加权平均。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非国有经济比例已相当大，因此，具有较高利率水平的权重份额是不可小视的。中国整体利率水平还不能说是很低（加之通货紧缩造成的实际利率攀升），更谈不上“流动性陷阱”，这是其一。其二，“流动性陷阱”之本意是说由于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无穷大，任何货币供给的增加也不能进一步降低利率。如果因为多次降息仍难促升总需求，就将其归为“流动性陷阱”，这在概念上是混乱的。倘若利率已经降低，就不能说是“流动性陷阱”，“流动性陷阱”说的是利率不能降低！如果说因为上述非国有经济高利率水平的遏制而使降息措施难以真正降低总体经济利率水平，也不能用“流动性陷阱”来解释。非国有经济中的高利率水平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非国有经济较为活跃，有较高效率的组织结构，激励机制较好，生产成本较低，从而有较高的投资收益率；二是资源配置效率较高，从而也带来较高的投资收益率（不排除某些非法集资机构利用我国目前落后的金融业状况，以高息揽存方式从那些手中有闲钱但找不到金融投资渠道的人那里吸收资金并投资于高风险经营的情况）。这种情况与转轨时期的双重体制分割有关，并非什么“流动性陷阱”。其三，我国现今的资产变现市场的规模与成熟程度远不能满足“流动性陷阱”理论所潜在假定的资产——货币转换机制，市民大众的投资理财观念也远未达到与宏观货币政策即时互动的这一步。因此，还是休言“流动性陷阱”为妙！
二、“过剩经济论”之不足
试图对中国经济现状作出解释的另一理论来自“过剩经济论”，它断定中国经20年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生产力后，供给能力已大大超过需求。经济过剩时代已经到来！已有许多作者撰文不同意此说，他们指出，中国现有的过剩供给源于供给结构和市场选择单一，尽管诸如城镇居民的家电、衣食方面的需求已经饱和，但广大农村地区仍是一个还未开垦的“处女地”呢？即使对于家电行业，说不定农村这个广阔天地仍然是“大有作为”的。对当今中国老百姓来说，“住”和“行”还是一个潜在的增长点，于是就有了住房贷款、分期付款购房和汽车消费信贷的开展。这种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由于农村经济发展近年来自身也存在不少问题，农民负担过重，农村市场的启动还需时间，而住房购买即使是分期付款也未见火爆，原因是城镇居民因宏观经济不振产生的收入预期，医疗改革和子女就学的开支预期，使居民慎思购房，同时商业银行因开始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而规避风险，要求购房人所在单位为其担保，但普遍不景气的企业却难以作出这种担保。这样，企业与银行都因风险——经营风险和信用风险——这样一个“双扣”而锁定了住宅市场的大门。对于许多城市来说，道路等基础设施仍待改善，汽车消费对许多人来说还是一个梦，只存在于想象之中！总的来说，这种药方不能说无效，但见效时日还较漫长。实际上，“过剩经济论”仍未突破单纯从需求看问题的局限性。
三、“增强供给”刍议
笔者意欲张扬的是：在遏制衰退、复兴增长方面，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决策者还需“换种脑筋”——从单纯的“扩大内需”的需求政策转向组合式的“扩大内需、增强供给”战略上。可能有人不以为然——我国已经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了，还提“增强供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且慢！笔者在这里所说的“增强供给”不同于单纯增加商品劳务数量的“增强供给”，其含义将在下面展开。其次，以下将要指出：“增强供给”并非是一个数量概念，而更多的是一个制度变革的问题。
首先，笔者在此要澄清一个目前在国内理论界颇为混乱的概念，即降息能否刺激消费？直到现在，许多文章甚至政府文件都在大谈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消费，从而扩大内需。但事实上，这种说法既缺乏理论上的依据，又在现实上被证伪！连续6次降息，消费支出却未见促动， 在理论上，称职的宏观经济学家是不能说也不应该说降低利率会有促进消费的效应，否则会成为圈子内的笑话。宏观经济学标准教义指出，消费就是个人可支配收入扣除储蓄后的那一部分，而居民的储蓄动机主要源于跨时消费的效用最大化动机和未来开支计划动机等。特定利率变动在两种不同动机的引导下将会产生相反的储蓄变动效应，从而从总体上看，利率变动对储蓄的效应是不确定的，因而在宏观经济学中通常假定利率与储蓄无关，从而利率也与消费无关。事实上，无论是凯恩斯的绝对消费假说，还是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都假定消费仅是收入（绝对收入或持久收入）的一元函数，还未见含有利率变量的消费函数（在弗里德曼的消费函数中，利率变量曾作为自变量，但弗氏最终认为利率变量对消费的影响可忽略，从而将其与其它除持久收入变量以外的许多变量一起并入一个常数项中）。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其道理。假定某人计划存一笔钱以应付20年后孩子上大学的费用。他估计20年后上大学每年要花去2.5万元，四年大学共花去10万元。 假定他打算在今年通过一次性在银行存一笔钱来攒下这笔钱。倘若现有存款利率为6%， 且不能预期未来利率的变动，则他必须按现有年利率6 %筹划今年存入银行31180元钱来实现这一目标（按复利计算， 你需按一下手边的计算器来验证这一结果。略去了小数点后数字）。倘若现在利率降低到5%， 他必须存入银行37689元，即增加6509元储蓄。因此， 降低利率的效应在计划开支动机下只能增加储蓄，减少即时消费。相反，从跨时消费的效用最大化动机来看，利率降低后储蓄的边际未来收入下降，减少储蓄用于追加即时消费可增加消费者总效用，从而增加即时消费。所以，降低利率在两种动机下对消费的效应是相反的，因此，从经济总量上看，利率降低后对总量消费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实际上，由于不同个人间的行为动机上的差别，利率变动对单个人消费上的影响相互抵消许多，从总量上是看不出变动的。标准的宏观经济学对此多有讨论（如美国学者夏皮罗所著的《宏观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版，杨德明等译），而事实上经济现实已证明利率变动对消费的影响确可忽略。理论的用处是，他告诫我们不能继续沿着“降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错误思路去操作，没有这种理论上的指引，也许还会有第7、第8次降息却撼不动消费惰性的败招。当然，即使降息不能促动消费，但仍然有减低企业成本、刺激投资从而扩大内需的预期效应呀！在西方经济学中，确是如此假定的，但近观中国现实，国有企业投资需求实际上对此反应迟缓，企业经济活动并未因降息而增加。由此看来，西方那种以利率为自变量的投资函数理论还不能直接用于中国经济，来自供给方面的制度扭曲是这种不适用的根本原因。下面的分析有助于理解此类现象。
笔者在此倡导的“增强供给”并非是拉弗等人在80年代初为里根总统所开药方的中国版。以拉弗为首的“供给学派”基本观点是，当时的美国经济增长停滞主要源于企业负担过重，社会缺乏对企业家进取精神的激励和奖赏，因此建议里根政府实行减税、私有化和非福利化的自由经济政策。实际上，供给不足往往表现为表象上的需求不足，以至于人们将实质上是因供给不足导致的萧条现象习惯性地归因于有效需求不足。这种自凯恩斯（或30年代初的“大萧条”）以来的“凯恩斯式”思维定式往往阻挠人们去寻找萧条的供给方面原因。如果供给方缺乏进取心，实际上就会表现为投资支出不足，导致总需求不足。但供给不足既可能导源于企业家对消费市场的信心不足，也可能来自企业家自身经营方面的制肘或放不开手脚，前者可归为投资需求不足，但后者虽然也导致投资需求不足之表象，但其根本或深层的原因却是供给而非需求方面的机制缺陷。这种区分并非无足轻重，它关系到具体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及相应的政策后果！譬如，美国经济在经历战后持续20多年的高增长低通胀“黄金时代”后，在70年代初再次陷入衰退，当时的美国政府自然想到再次运用凯恩斯的相机抉择工具——通过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提升总需求，但结果却与预期相违，失业率依然高企但物价却在爬升，美国政府自信在失业与通胀的“两难”间，“失业”更令人头疼（关系到“选票”），因此不惜放弃对物价的控制，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大剂量地按凯恩斯的老方子继续下猛药——可惜老药方此时不再灵验，最终出现的是失业依然故我而物价狂涨，导致美国经济陷入一个经济学家也不得不发明一个新词来描述的困境——“滞胀”。拉弗的“供给学派”虽然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地位，作为其“理论核心”的“拉弗曲线”甚至在80年代初期还一度成为圈内笑料，但他们强调从供给方来看问题不能不说是脑筋急转弯。在接连失败之后，必须要换种脑筋看问题。现在已经很清楚，拉弗那帮人是笑到最后的，美国经济自80年代初复兴直到现在仍在持续的高增长低通胀已超越了传统凯恩斯理论可能预言的范围，甚至被人们称为难以令人置信的“奇迹”，连沾花惹草的克林顿也因此沾尽光彩而屡遭重击不倒，而“供给学派”不能说与此无关。
经济过剩是一种相对的概念，相对于供给来说，需求不足会导致过剩，而相对于需求来说，供给不足也会导致过剩，因此供给不足会造成投资需求不足，从而造成总需求不足。当实际出现过剩时，宏观经济政策既可以通过提升总需求来平衡供求，又可通过增强供给来拓宽市场（从而将潜在需求变为现实需求）平衡供求。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后者。前已指出，笔者将要提出的增强供给并非“拉弗”式的增加供给。当然，借助于“拉弗”式的供给政策也有助于改善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事实上，从中央政府到各地方政府近期正在进行这类工作，如通过税收减免，取消各种收费、税费统一来刺激生产，但效果甚微。笔者要说的是：中国当前应当从供给方面着手的大手笔，更多地与制度改革有关。主要包括下列几个重点领域：
1.建立经理市场，将企业放手交给真正的企业家
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企业家才能是一种稀缺资源，而稀缺资源只有通过有效的竞争性市场才可能得以最佳配置。企业家就是拥有企业家才能这种稀缺资源的人，因此，企业家不必是行政官员，行政官员也不一定就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家。但是，我们现在许多企业的领导人并非因为他拥有企业家才能而成为企业头头，而是因为过去是某局某厅的官员而分流下来的，或者通过某种关系经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直接任命的。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厂长、经理都是“官”。笔者曾在某报上读到一则报道，某官因犯错误，被上级贬到某企业当总经理。在某些官员看来，企业领导只是一种“官”，而对于当过官的人来说，无论干什么事情的“官”都大同小异，当然不排除“企业领导”这种“官”。在这种官本位体制下，行政部门可以随心所欲地撤换、任命企业领导。这样就造就了一大批两眼向上，有了问题找市长而不是找市场的企业领导。实际上，企业家与行政官员的素质要求完全不一样。行政官员主要需要协调关系，行为保守，能“摆平”矛盾的本事，但企业家应该具有一种冒险精神，能在风险中博取收益，能主动捕捉市场机会，大胆创新。企业家是在市场风险大风大浪中奋勇搏击，目光敏锐且具有天生市场直觉的弄潮儿。目前存在的“政企不分”还不仅限于企业管理上，更深层次的政企不分是企业家与行政官员人选素质上的“政企不分”。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通过经理市场可较好地配置企业家才能这种资源。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完全有可能通过经理市场来替代以往的行政部门任命遴选企业领导，从而发现和任命真正拥有企业家才能的企业家。这种改革十分重要。事实上，许多潜在市场机会未被发掘与我们许多企业领导欠缺企业家才能有关。不少学者已指出，目前存在的需求不足是产品结构上的，过剩也并非总量上的。某些产品大量过剩，而大量潜在需求很大的产品却难觅踪影。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富有冒险精神且眼光敏锐的企业家总是能不断捕捉潜在的投资谋利机会，能发掘潜在的市场并主动引导消费，正如加尔布雷思所说，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事实上已经进入生产者主权时代。但我们的许多企业被一批并非具有企业家的官员所把持，缺乏商业直觉和经营才能，沿袭产品生产思维模式，创新只停留在口头上。本世纪初期的大经济学家熊彼德曾将“创新”视为企业家最重要最根本的素质，在他看来，所谓企业家，就是能将过去不成为生产要素的事物变成生产要素，并将其组合形成过去不存在的新的生产函数，是能够发现市场、开辟市场甚至创造市场的人。在比尔·盖茨之前，许多今天成为微软公司巨大市场的潜在空间可能并未被人们所注意，但自从有了比尔·盖茨，一切都明朗了。我国现在有许多潜在需求没有相应的供给与之接口，根本就在于缺乏这样的企业家，而我们没有这样的企业家也并非因为在我们的土壤上不能生长出这样的企业家，而是因为现行的人事制度排斥了潜在人才的脱颖而出，大量的行政官员“挤出”了真正的企业家。许多企业反映市场不好找，有潜力的新产品难寻，但笔者近年来致力民营企业研究，发现即使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民营企业家在创新方面仍然充满活力，只是在资金来源、市场准入及贸易、土地购买和投资政策等公共政策方面受到多方约束而不能诸事如愿。按照现代人才资源管理理论，企业家在早期阶段往往主要表现为具有冒险精神，然后阶段更强调协调管理的能力。依笔者之见，我们现在的国有企业老总们总体上还欠缺冒险精神。最近重庆市某冶金企业集团陷入严重的经营困境，清华大学愿为其提供一项新技术，若能成功，估计能带来可观收益。但该集团企业惧怕风险，担心买了这项技术后若不能成功扩大市场，购买新技术的投资将难以收回，结果拒绝购买这项新技术。随后当其它企业投资此项技术并获得利润后，该集团又主动提出欲购此技术。这一案例既反映了企业冒险精神的欠缺，又说明了高新技术产业化中还缺乏应有的风险分摊机制。有风险才有收益，高风险高收益，这是投资规律，企业家应该在风险中博取收益而不应一味地畏惧风险。
2.建立和推广风险投资机制，为企业创新分摊风险
当前企业面临的大问题之一是创新动机不足和创新风险承受力不够。创新动机不足的根源在于许多企业仍被大量不具有企业家才能素质的人所把持，需要通过建立经理市场来取代目前的企业领导人事任命制度。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在前面已充分展开，这里不再重复。企业创新风险分摊需要通过组织创新来完成。对于企业来说，无论是高新技术的采用，还是一般新产品的生产，其潜在市场规模都是个未知数。倘若没有风险分摊机制，仅凭单个企业独自承担风险，则即使是充满企业家精神的利润最大化企业，其最优决策也可能是放弃创新，坐以待毙。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化来说，似乎可采用发明者或专利权拥有者与企业收益分成的方式来免除企业一次性购买风险，但这一招实际上行不通，原因是企业与发明者或专利拥有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诱发企业在销售收益上隐瞒真实，数目的道德风险，合作难以进行。因此，发明者或专利权拥有人一般只愿接受出售专利而非联合销售的方式。在发达国家，有一类被称为风险投资的基金或公司，专门寻找有利可图的创新机会，然后注资与企业联合开发，共享收益，共担风险。这样，投资公司就为企业分摊了大部分风险，使企业创新动机得以转化为行动。由于风险投资公司多由资金雄厚的大型企业控股，分散化的小额投资者参股，故能承担较大风险。同时，风险投资公司的多样化投资分散了风险，从而能有效地规避风险并从创新中谋取高额收益。据悉，重庆市近年来有约70%的新技术新发明因企业资金不足而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倘若有高效的风险投资公司参与协作，估计能大幅扩充市场、增加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所以，供给方面的组织创新也是一个潜在的增强供给源泉。
3.大力发展私营中小企业
我们过去常将国有大型企业视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在资源供给、投资政策、市场准入（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和公共工程领域的进入）、金融环境、税收、外贸及土地提供等公共政策方面对国有大型企业关怀备至、厚爱有加，但同时又歧视中小企业的发展。随着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国有大型企业由于在产权界定、激励机制、成本管理和效率方面存在固有的缺陷，效益出现大幅下滑，许多国有大型企业只能通过政府担保由银行大量贷款维持其生存。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私营及中小企业由于其灵活性，能适应市场的变化和成本优势，发展潜力很大，但由于不能与大型国有企业享有同等政策待遇，其巨大潜力难以得到发挥，对于私营企业来说，过去没有地位，“极左”时期还被视为逐步消灭的对象。改革开放以来，其地位得以认可，至少在舆论上得到政府支持。但直到今天，尽管有了很大变化，但私营企业的发展在政府公共政策方面仍不能取得公平待遇，如在人事制度（私营企业招募大学生、研究生的城市户口问题）、金融支持（大宗贷款）及开发政策（租买土地）、企业家培训（MBA入学资格）等方面仍然受到歧视。另外， 私营企业家办事难、交易成本高、多方受刁难已是普遍存在的问题。类似地，大量中小企业的发展也很难得到相应的政策支持。尽管在中国大陆，中小企业数已占全部企业的99%，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0%，实现利税的40%也来自中小企业，还吸收了75%的就业人口，但许多地方政府仍将主要精力放在效益不佳的大型国有企业上，缺乏主动大力扶持中小及私营企业的积极性。国有企业下岗工人的再就业，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都主要依靠中小企业来解决。事实上，中小及私营企业的发展不能让其自生自灭，它需要政府进行相应的机构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来扶持。
4.发展金融市场，加速金融工具创新进程
前一段时间泛滥神州大地的各类非法高息集资民间金融机构、基金会等现象，实际上反映出一个问题。首先，不受控制的非法高息揽存机构会增大金融风险，扰乱社会秩序，影响国有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行，但另一方面，它却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当前中国老百姓人均收入较以往有了较大增长，大多数城镇人口不愁温饱的情况下，老百姓更关心兜里的闲钱如何进行投资的问题。但由于中国金融业仍然落后，金融发展还跟不上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金融工具创新不够快，难以为广大老百姓提供单纯的低息存款以外的其它投资渠道。在这种国有金融体系创新不足但民间自发金融创新情况下，加之缺乏有效金融管理，人们对各种基金会就有了供给与需求。除了部分纯投机性非法机构外，大部分基金会是为民营企业提供资金并且从这类企业的经营中获得收益。这既说明投资机会是有的，又说明国有金融体系因缺乏工具创新而未能将民间储蓄大量转化为投资，而这一任务却由各种基金会完成了。当然，缺乏有效监管的基金会是有害的，至少会带来金融风险，但问题是市场对其存在需求，除非国有金融体系加快工具创新速度，提高大众投资收益，否则，这类机构在存在持久的需求压力下可能又会死灰复燃，再度泛滥。事实上，尽管现在许多国有企业成天在喊不知生产什么能赚钱，国有商业银行也在嚷嚷有钱贷不出去，找不到好项目，但大量民营企业家却声称有赚钱的项目却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这种怪现象其实也不“怪”，它只是我国特有的新“二元”经济的反映，即人为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总体划分为相互割离的两块——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骨子里仍然有“姓资姓社”的幽灵在作怪！
按照上述思路，不难开出更多的“增强供给”药方。这类药方的本质是从制度创新入手，重整重构企业群体的组织结构、人事制度、厂商意识、市场游戏规则及推进金融市场改革等。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如果让不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经营企业，即使降息减低了企业成本也难以增加投资，因为他们不能发现有市场前景的新产品。同样，倘若没有风险分摊机制，即使有企业家才能的企业家也不敢创新。金融业的扭曲阻塞了那些精明的民营企业家的投资资金来源，即使他们能发现投资机会，而中小及民营企业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又使他们难以将潜在的市场变为现实。
总之，增强供给的根本就是对供给方的结构、运行体制及人文环境进行制度性大改革，并非简单地增加产品供给数量，其本质是增强供给方对潜在市场有效供给差别产品的内源动力，增强供给方将潜在市场迅速变为现实市场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实现在表象上通常表现为扩大或开辟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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