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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6）02—0001—07
一、中国大战略研究何以受到关注
2005年中国学术界的新关注点之一是大战略，特别是中国大战略研究。其标志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大战略研究丛书》，这套丛书不仅有国际学术界研究大战略的经典和反映最新研究成果的力作，而且有我国学术界精英的代表作，如门洪华的《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也举办了中国大战略的研讨会。
众所周知，对于战略的关注与研究并非始于今日，但明确倡导中国大战略的系统研究则是近一、二年之事。何以如此，笔者认为以下两方面的原因值得重视：
首先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需要。中国正在崛起，这个基本事实毋庸置疑。尽管国际上有些人对此不喜欢、不承认，甚至以“中国威胁论”加以诋毁；尽管中国人自己为了避免刺激当下国际社会中的主导性大国，希望为自身赢得更和平的国际环境，而把崛起解释为发展，甚至不提倡“崛起”这个词，但崛起毕竟是事实。当世界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中国崛起时，中国人自身对崛起的目标、进程、方式、后果是否有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思考呢？恐怕真的存在问题，至少是缺乏严密的战略上的审视与设计，而这恰恰是大战略研究所擅长的。换言之，通过大战略的研究，对中国崛起进程中已经出现或可能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全面评估，并为消除国际社会的疑虑，真正实现和平的崛起和持续的发展提供理论咨询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是对中国模式之讨论的回应与深化。关于“中国模式”、“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近几年颇为活跃，① 特别是2004年5月7日，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在伦敦《金融时报》上提出“北京共识”后，这方面的谈论更为热烈。“北京共识”概括了中国发展的三个定理：其一，强调创新的价值，即在技术上不能沿袭陈旧技术和发展老路；其二，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平等性；其三，自主理论。这三个定理并无太多新意，文章之所以备受关注，并掀起“中国模式”讨论热，是因为文章的核心在于探讨中国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以及如何与中国打交道、如何对待崛起的中国。来自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探讨表明，“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等别有用心的叫嚣或非理性的偏见，无法压制世人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敬佩与赞叹。当人们以更理性的目光审视当代中国时，中国何以能迅速发展，其发展有何值得借鉴的经验，世界会因中国的发展产生哪些变化，如何应对这种变化等等问题就自然会产生。这时候，也只有这时候，中国的重要地位与影响才会真正凸现出来。中国的确成为世界的中国，它的发展战略与模式已引起世界性的关注。
国际社会的“中国模式”讨论热，也促使中国人自己反思：我们对改革开放以来自身的成绩、经验、问题、影响及其发展前景的理论总结与提升到底够不够，我们是否有清醒、明确、严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国家战略？毫无疑义，在这些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从宏观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就是对中国发展模式与道路的总结。而建立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确定以及制度化的五年发展规划，也的确是国家战略的反映。但是，这些还不足于替代一个完整的中国大战略。因为一个富有学理性的大战略，需要有严密的理论框架和有说服力的论证，要体现内在的理论逻辑和有指导性的路径与方案。正是鉴于此，中国学术界很快加入到国际社会的“中国模式”大讨论中，以便在这一过程中更好地认识自身、总结自身、指导自身。显而易见，由“中国模式”讨论热引发的理论思索，同样把中国大战略研究推上前台。
二、大战略的界定与中国大战略的定位
大战略是个颇有歧义的概念。从国际学术界来看，对大战略的理解最有代表性的见解是以下三种：
首先，大战略是对战争的谋略。这是最传统、最经典的理解。这种理解使大战略仍然紧紧围绕着战争，但需要指出的是，战争并不仅仅意味着军事手段，赢得战争要靠各种手段的综合利用和国家全部资源的有效调动。此外，战争的目标、目的更受到重视，而战争的手段则居于从属地位。正是基于此，我们看到，《大英百科全书》（1967年版）将大战略定义为“为了达到战争（与和平）的目的而动员一国或几个国家联合起来的所有资源的艺术”。② 而利德尔·哈特则认为，“大战略的任务是协调和指导国家的全部力量以便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即国家政策所确定的目标”。③ 美国学者罗伯特·阿特在其新作中强调，“大战略告诉人们，一个国家应当怎么样通过运用军事力量来实现外交政策目标”。④ 他仍然重视军事手段运用，但着眼点却是国家的外交政策目标。由此不难发现，大战略是通过战争或在战争中实现政治与外交目的的艺术。
其次，大战略是国家安全战略。这种见解强调，国家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各种手段实现的目标不仅是赢得战争胜利，还应当包括国家安全。约翰·柯林斯的观点最为典型。他认为，大战略是“在各种情况下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以便通过威胁、武力、间接压力、外交、诡计以及其他可以想象到的手段，对敌方实施所需要的各种程度和各种样式的控制，以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标”。⑤ 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和阿瑟·斯坦持同样观点，指出“大战略要考虑国家可以支配的全部资源（而不仅仅是军事资源），并有效地安排这些资源来实现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安全”。⑥ 江忆恩则总结道：“美国学术界一般将大战略定义为动员国家所有实力实现国家目标的行为，这里的国家目标主要指的是反对外来干涉威胁的战略目标”。⑦ 显然，把大战略界定为国家安全战略，既拓展了大战略的范围（因为安全战略包括军事战略、战争胜利），又凸现了大战略的政治性（因为国家安全是国家的政治事务，而不是狭义的军事事务）。但是，国家安全包括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这就导致了新的争论。
再次，大战略是国家战略（或国家总体战略），包括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发展战略。这种见解是对大战略的最宽泛的理解。1964年版的美国《美利坚百科全书》把大战略界定为“在一般意义上指在平时与战时，为获得对国家政策的最大限度支持，发展并运用国家的政治、经济、精神和军事力量的艺术和科学”。⑧ 日本学者伊藤宪一也认为，“大战略不外乎是国家的最高政治战略，它决定着国家的百年大计，它还必须着眼于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发展与文化革命”。⑨ 虽然大战略是国家总体战略的见解使其外延过于宽泛，但优点也非常明显，那就是便于从国内与国际、军事与非军事等多角度构建国家战略，而不必在研究时受更多的限定，做更多的解释，陷入概念的陷阱。
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在研究大战略时更多的表现出对第三种见解的认同。比如胡鞍钢认为，“中国大战略就是‘富民强国’的战略”，⑩ 其四大目标是“增长、强国、富民、提高国际竞争力”。时殷弘认为，“国家大战略是国家政府的一种操作方式或操作规划，即自觉地本着全局观念，开发、动员、协调、使用和指导国家的所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外交、思想文化和精神等类资源，争取实现国家的根本目标”。(11) 叶自成认为，“大战略或国家总体战略实际上包含了三大部分，即国家的对外战略、国家的内部发展战略，还有一部分既是对外战略也是对内发展战略，是内外战略的综合”。(12) 此外，像中国军事科学院吴春秋、上海社科院周建明等也都视大战略为国家总体战略。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明确表示了对第二种见解的认同。周丕启认为，“所谓大战略，是指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对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以及其他手段来实现国家安全目的的筹划和指导”。(13) 他刻意区分了国家安全的国内层面与国际层面，并把大战略限定为国际层面。门洪华也以国家安全为立足点，并给出了一个独特的界定：“大战略是综合运用国家战略资源实现国家安全及国际目标的科学与艺术，即一个国家运用自身的各种战略资源和战略手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意识形态等——保护并拓展本国整体安全、价值观念和国家战略利益等”。(14) 由于门洪华在构建大战略框架时强调国家实力的评估以及重视国家战略利益，加之他倡导“打破国内战略和国际战略之人为隔阂，达致国内战略和国际战略的总体协调”，(15) 所以在其论述中，大战略实际上已超出国家安全的限定，而有了总体战略的特征。
鉴于上述概念梳理及其分析，本文主张立足总体战略来研究、构建中国大战略。因为当代中国之复兴与发展，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单一的对外战略、安全战略或国内发展战略。它必然是国内与国际、军事与非军事、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经济发展与全面发展等多向度、多层次的综合性战略。
三、中国大战略的主要依据
尽管大战略主要是一种外向型的战略（所以才会有将其定位于国家对外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见解），但其实它总是涉及国际、国内两个向度，并且两者密不可分。这样一来，大战略的制定，其依据必然也离不开国际与国内两个层次。许多著名学者阐述了这一观点。美国学者威廉森·默里等人编著的《缔造战略》一书，列举了战略制定的诸多因素，如国际环境、国家地理状况、历史经验教训、意识形态和文化、经济技术要素、政府组织方式、战略决策体制等等，并明确指出，“战略缔造是个既涉及内部政治影响和个人行为特质，又涉及外部事态和威胁的压力的过程”。(16) 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和阿瑟·斯坦主编的《大战略的国内基础》一书则更为鲜明地强调，“所有各章都揭示出，只集中于狭隘的现实主义构成要素——物质实力、其分配的变化及外部的威胁——的大战略算计是根本不全面的。它不能解释国家所实际做出的行动。相反，国内各集团、社会观念、宪法的特征（有时是通过国际相互依存表现出来的）、经济制约因素、历史上的社会趋势以及国内政治压力在大战略选择中起着重要的、实际上是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它们也是决定国际冲突与合作前景的重要因素。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这种国内力量的范围和重要性实际上是正在增加”。(17) 本文赞同从国际、国内两个向度寻求中国大战略的主要依据，除此以外，本文认为时代这一更宏观的因素同样不可忽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更为重要。现分别论述如下：
首先是时代依据。这里讲的时代是以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为标尺的大时代。当今时代是区别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的新时代，即真正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使相互依存成为当代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基本规律，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定大战略时若不考虑全球化主题与背景，就不可能是一个有效的战略。当今时代又是区别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倡导可持续发展新文明的时代。换言之，讲时代的依据，不仅要突出全球化主题，还要突出文明转型的背景。没有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就难以确定富有前瞻性和人文性的大战略，而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和揭示了人类新文明的指向。时代作为大战略的依据较之国际与国内环境更具有根本性、长远性。能否正确地判断时代及其新的特征，及时地认同时代的变革和文明的转型，并据此确立新的战略观念，把握历史发展趋势，将直接制约着大战略的历史深度与广度。
其次是国际环境。这里讲的国际环境是受到全球化和文明转型影响的国际关系环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方面，但基点是政治。当今国际环境，从政治的意义上讲，最应关注之点是：
第一，和平与发展的主题。这一主题显然区别于战争与革命，突出了求和平、谋发展，从而更强调对话与合作的时代特征。正如学术界已达成的共识所明确的，和平与发展并非是完成时的既有状态，而是有待奋斗的目标。尽管战争与冲突仍存在，并有现实的合理性，但在价值上，其重要性已开始让位于和平与发展。因此，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是一种基于现实的更具价值导向的定位。
第二，两种基本社会制度的长期并存与竞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争并未随冷战的终结而消失，但两者之争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从体制外的对抗转变为体制内的较量，并且要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因此，审视和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必须有更长远的眼光，更适宜的方式。务必把立足点放在加强与发展自身，而不是试图简单地消灭或取代对手。
第三，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国际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当今的国际事务由西方所主导，因为无论从硬实力还是软实力上讲，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无法比肩，必须理性地承认这一基本事实。而这一事实则要求防止、克服各种情绪化的政策，坚持战略的务实性、有效性。
第四，国际机制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增强。正是因为全球的相互依存以及求和平谋发展的客观需要，所以体现对话与合作的国际机制越来越受到青睐。具体表现就是国际机制的领域拓展、数量增多，强制性加强，认同度提高。当然需要同时指出的是，当今的国际机制大多为西方大国所主导，因此其公正性不足，作用也受到限制。
第五，非国家行为体的日益活跃与崛起。在审视当今的国际环境时，如果忽视了NGO、全球公民社会的作用显然是不明智的。因为非国家行为体正从多领域、 多层次上影响着国际关系的议题、程序和进程，从而制约着各国的大战略。
再次是国内环境。就国内环境而言，涉及范围包括经济实力、政治进程、社会状况、国际地位与影响、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变革、政府及决策者的素质等等。
第一，经济发展迅猛，综合国力大大提升。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持续经济增长已成为世界经济史上一个奇迹，从宏观经济指标上看，中国已是举世瞩目的经济大国。按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有人预言到2020年我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18)
第二，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中国模式受到世人关注。综合国力的增强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有了更多发言权，而更重要的是，中国渐进发展模式产生了吸引力。尽管“中国威胁论”仍然不绝于耳，但中国的历史性成就的确让世人不得不理性地探究中国模式的内涵与特色，从而扩大着中国的影响。
第三，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中国在审视和处理国内外事务时，正在从传统的、习惯性的意识形态化转向非意识形态化，从对抗性思维转向非对抗性思维。这一转变为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妥善处理国内外社会矛盾提供了更有利的思想文化条件。这里要注意，非意识形态化并非放弃意识形态，非对抗性思维并非不承认矛盾与冲突。重要的是不要时时、处处以意识形态的眼光和对抗性的思维认识与对待一切，要善于求同存异，以和合文化处理各种事务。
第四，国际角色的重新塑造与定位。正因为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以及国际大环境的变革，所以在对外战略方面，中国正在从一个对现有国际体系、国际秩序进行批判、抵制、斗争的革命者、批判者转为一个建设性的融入者和有一定保留的认同者。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正是这一新定位的反映。显然，国际角色的转换对中国大战略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
第五，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主义有所膨胀。伴随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都在加强，这有助于对国际事务采取更开放、更积极的态度。与此同时，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也有所抬头，甚至有失控的危险。民族主义情结在中国大战略中扮演什么角色，有待认真思索。
第六，法制化进程加快，民主化进程相对滞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法制化进程明显加快，法治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从而使社会政治生活更加规范与有序。相比较而言，民主化进程与人们的预期尚有距离，与实际需要也不完全适应。所以，寻求一条稳妥而又不失有效，渐进而又不失深刻的民主化道路，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它关系到中国大战略的构建与实施。
第七，社会分化日益明显，社会矛盾与冲突复杂、尖锐。在看到中国社会整体性进步与繁荣的同时，不能不承认社会问题与社会冲突的加剧。这一现实导致中国社会的不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社会主义价值与制度的怀疑。因此，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构建社会和谐，就成为十分急迫而重要的工作。
第八，决策层坚持与时俱进。决策层的素质与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一国的内外事务，中国最高决策层倡导与时俱进，自身也在坚持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等理论的提出与推行，表明中国决策层能够及时借鉴和汲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以指导中国的实践。
四、中国大战略的主要框架
立足上述依据，中国大战略的主要框架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理性应对全球化。在积极参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不仅要有效维护本国利益，而且要自觉维护人类共同利益，促进全球化的人性化。中国的大战略必然是融入全球化的战略，这已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就所证实，离开全球化来谈中国的大战略就没有抓住核心，从而也失去了战略意蕴。
第二，高度重视文明转型，在价值导向、模式选择、制度设计等等方面，要自觉修正和超越工业文明，创造可持续发展新文明。这是中国大战略的文明向度，我们要站在历史的高度确立和推进中国现代化，在突出经济发展的同时，充分考虑生态和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坚持统筹安排，协调发展，倡导科学发展观，以实现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第三，加速科技发展，强化科技兴国，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的活力，提供坚实的基础。从粗放转向集约，从资源消耗型转向技术密集型，这是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唯一选择。
第四，坚持理性、务实、非意识形态化的对外战略，积极参与国际机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非意识形态化并非不要意识形态，而是不要以意识形态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唯一准则，要按照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处理国际事务，通过国际机制协调各种复杂的关系，以维护本国利益，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一个理性、成熟的大战略必定是使本国在国际舞台上受到尊重且有良好形象与信誉的战略，否则就不是成功的战略。
第五，大力倡导社会和谐，在国际上坚持对话、合作、双赢；在国内努力建构民主、公正的和谐社会。和谐的思想不仅指化解矛盾，寻求稳定，更应挖掘其政治意义。这就是要变对抗为对话，变你死我活为共存共荣，变集权为民主，变统治为善治。
第六，以和平的手段推进中国崛起，以平和的心态对待中国崛起。中国的崛起已是一个不可否认的趋势，关键在于让世界理解、认同中国以和平的方式崛起，并且我们自身确实能够做到和平崛起。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有一种平和的心态。中国崛起不是要以中国为中心主导世界，控制世界，而是要对世界做更多的贡献，以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任何老大自居、中心主义的观念与心态都不符合文明发展趋势，也难以做到和平崛起。
第七，以开放的胸怀认识政治转型，为国家政治走向非国家政治提供宽松的环境。国际政治是以国家为基点、轴心而开展的政治，包括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这种政治具有悠久的传统，即便从近代民族国家算起，也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它不仅为人们所熟悉、认同，而且在现实政治中具有绝对主导地位。任何低估甚至试图超越国家政治的观念和实践都是站不住脚的。但必须同时看到，非国家政治正在兴起，无论是上移的全球政治还是下移的团体政治，都从不同层面展现着非国家行为体（国际组织、公民社会、NGO等等）的作用。它们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在不同程度上分享着管理社会生活的功能与权威。这种政治转型昭示着政治的未来走向，是中国大战略不能视而不见的。
第八，在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的矛盾与磨合中，增强人类整体性和共同性意识。全球化和全球问题开始凸现人类的整体性和共同利益，从而使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价值冲突日益显现。中国的大战略无法回避这一冲突。显然，作为国家大战略，国家利益、权力、地位的基点毋庸置疑，但仅仅固守这一基点已不符合时代的走势。应在坚持国家主义的同时，对全球主义有更多的理解与认同，把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也纳入大战略的框架，并在实践中自觉摸索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磨合、妥协的可能形式，推进人类进步与发展。
收稿日期：2006年2月
注释：
① 关于国内外对“中国模式”、“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可参见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以及《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5期和2005年第5期上的专题讨论文章。
② 伊藤宪一：《国家与战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③ 利德尔·哈特：“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 转引自周丕启：《合法性与大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④ 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⑤ 约翰·柯林斯：《大战略》，战士出版社，1978年版，第43页。
⑥ 理查德·罗斯克兰斯、阿瑟·斯坦主编《大战略的国内基础》，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⑦ 转引自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⑧ 转引自周丕启：《合法性与大战略》，第55页。
⑨ 伊藤宪一：《国家与战略》，第18—19页。
⑩ 见胡鞍钢为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所作的序。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序言。
(11) 时殷弘：“对当前中国经济战略的思考”，载《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6期。
(12) 叶自成：《中国大战略：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主要问题及战略选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13) 周丕启：《合法性与大战略》，第57页。
(14) 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第41页。
(15) 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第41页。
(16) 威廉森·默里等编著：《缔造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17) 理查德·罗斯克兰斯、阿瑟·斯坦：《大战略的国内基础》，第5页。
(18) 参见胡鞍钢为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一书所作的序。序中指出：如果经济总量在2020年实现翻两番的目标，则到那时“按不变价格计算，我国GDP相当于1978年的16倍，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超过美国，居世界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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