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惯性与时代整合：武术继承者的生存状况与文化传承_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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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回日期：2015-06-06

       中图分类号 G8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0～5498(2015)05～0071～06

       作为武术文化传承的载体，武术传承人对于文化传承有着重要的意义。随着社会变迁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日益扩大，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已成为关乎民族品格和民族文化延续的重要议题。近年来，现代社会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问题受到包括社会学、人类学和体育学等诸多学科学者的广泛关注，呈现了多维度、多理论和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态势。研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武术文化的起源、发展、价值、功能、保护、现状、开发和传承等领域，既有个案研究也有整体论述。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武术文化传承人的关注较少(通过CNKI以“武术传承人”为主题词检索，得到41篇文献，时间为2007年2月—2014年11月)，而且多为思辨式的宏观叙事，对于武术传承人的深度研究特别是基于文化人类学方法论的相关研究几乎是空白，这与传承人在武术文化传承中的作用不相匹配。本文将以社会变迁对传统武术文化的影响为切入点，对现代社会中武术传承人的文化传承状况进行多维度的考察，深入探讨社会变迁背景下的武术文化传承机制。

       1 研究方法、个案选择与理论浮现

       1.1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遵照质性研究的范式，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扎根理论作为质性研究的一种方法，其特点在于通过系统的资料收集与分析，构建和拓展理论进而从资料中进行理论的提炼，这种理论浮现在研究之前并不预设理论构想。扎根理论实际上是一种由下向上的理论建构方法，通过对资料的深度分析提升理论，进而通过由下向上不断对资料进行浓缩与提炼，寻找反映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逐步形成理论框架[1]。从已有的人类学领域的相近研究文献中发现，扎根理论可以较好地探索一些“所知有限”的领域，并且能较好地推衍、检验和扩充现有理论，因此采用质性研究的范式对武术文化传承人进行研究，扎根理论方法具有优势。

       1.2 个案选择 本文主要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完成，个案选择来自于我国第一批“武术之乡”河北沧州，理由在于：①沧州武术门派和传承人众多，拥有的武术拳种所占比例居全国之首；②沧州武术始终处于开放的发展平台，与我国社会文化变革与时代变迁紧密相连。研究所采用的分析资料主要来自于笔者(2013年9月—2014年9月)对沧州22位武术传承人以及5位武术管理者的深度访谈和田野调查笔记；此外部分资料还来自于笔者以观察员的身份在当地2次传统武术比赛中所进行的民族志观察。收集的资料涵盖了武术传承及武术传承人的生活和文化传播过程，案例抽样主要遵循开放性抽样的原则，主要抽取能够为本研究提供最大信息涵盖的对象进行访谈，尽量覆盖研究问题所需的信息以便从中提炼和发现理论及相关规律。

       1.3 理论浮现 采用扎根理论对问题进行阐释最为关键的步骤就是编码，本文对于所需资料的编码主要借助于质性研究软件Nvivo 9.0进行，其目的是对访谈资料中的词句、段落进行概括和归纳。采用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编码3种方法进行，这主要是借鉴了斯特劳斯和考宾对于扎根理论编码方法的概括[2]。首先，采用开放编码对质性访谈文本中所反映的高频次、鲜明的词汇进行编码，对访谈资料中没有直接出现鲜明概念和词汇的文本通过抽象代码的方式进行提取。其次，进行主轴编码，其目的是对开放编码过程中提取的资料进行聚类，通过寻找各个词汇和概念之间的联系进而提炼出高度相关的维度。最后，进行选择编码，这一步是理论主线即将浮现的关键(图1)。

      

       图1 编码程序及理论浮现过程

       Figure 1.Coding procedures and process of emergent theory

       在开放性编码(一级编码)中主要提炼了诸如“拜师是习武的关键”“向天地祖师叩拜”“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武术)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丢失”“需要国家重视”“政策调节”“时代不同了”等有意义的高频概念的短语类别。随即在主轴编码中将分割的资料加以聚类，归纳出“仪式化”“制度调节”“责任意识”和“生存环境”4个维度的二级编码过程。主轴编码(三级编码)是从二级编码所确定的主范畴中进一步挖掘核心范畴[3]。在主轴编码中提炼出的4个维度中发现，在现代社会背景下武术传承人对武术文化的传承主要受到“自我认同”“自我焦虑”“自我反思”以及“社会变迁”因素的影响，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构成了现代社会背景下武术传承人对于武术文化传承的基本图景。这其中实际上也蕴含着社会变迁背景下武术传承人对武术文化传承的反思与概括。

       2 社会变迁的遴选机制：武术传承人的生存与文化传承现状

       2.1 武术传承人的生存态势 武术文化的传承是活态的传承系统，取决于文化源点和传承人的双重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传媒的包装与宣传，武术一度被赋予商品文化的符号，特别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武术一度成为青少年竞相追逐的热点项目。武术传承人在这一期间则成为技术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的重要资源，因此，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有所提升，几乎都实现了代内和代际间的社会流动。武术传承人兼具了“专业技术人员”和“私营企业主”的双重社会分层属性，分别列于现代社会十大阶层的上游位置[4]。

       从质性访谈和小问卷采集的信息结果看，武术传承人主观上对当前的生活状况较为满意，武术传承人的月平均收入为5000元以上(2013年沧州市人均月收入为3500元)[5]。本文参考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武术传承人的生存态势观测指标测定为“经济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价值实现需求”4个维度。由访谈者对沧州地区的22位武术传承人(包含主要传承人、传承人的弟子及传统武术工作者)进行调查，从采集到的数据可以看出，当前武术传承人的整体生活状态相对较好(表1)。

      

       从武术文化的传承态势看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当代的武术传承人呈现老龄化倾向，部分拳种流派的传承后继乏人。根据采集到的22位传承人情况看，武术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到57岁，除极少数武术传承人能找到较为得意的弟子外，大部分传承人面临着后继乏人的苦恼。其次，口传身授的过程和现代社会的多元影响，武术文化的传承已经失去了传统的动力和紧迫性。具有代表性的嫡传武术传承人一般都“身兼数职”且生存状况较好，已脱离了传统社会的传承场域，并且绝大多数武术传承人的学历结构不高，缺乏对经典技术的创新，加之学武人数的减少、传承人的老龄化趋势、传统武术的空间减少及现代西方体育项目和现代竞技武术的影响，传统武术逐步流失。

       2.2 现代社会中的武术传承人：武术文化传承的内在机制与制约因素

       2.2.1 仪式化的武术活动：文化表征与自我认同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文化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世代定居是常态，迁徙轮转则是变态[6]。“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农业社会或农业文明的基础之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之上，其社会本质伦理本位和关系取向的社会”，家族构成了农耕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武术的传承也遵照这一体系严格进行，传统武术门派的确立和维系实际上是在依靠血缘关系(直系亲属或父子)和模拟血缘关系(师徒)维系，这一群体一旦建立就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外人要想加入这一群体就要通过仪式建立一种新的模拟血缘关系，这在传统武术的传承中实际上就是拜师仪式。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墨菲所言“仪式的意义是构造一种‘过渡’，从而为个体进入一个新的地位提供一种标志”[2]。拜师的仪式过程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仪式链组成的，尽管各个门派的拜师仪式不尽相同，但大概程序是相似的，笔者根据田野调查和口述资料整理绘制流程如图2所示。

      

       图2 武术拜师仪式的基本流程

       Figure 2.The basic process of wushu apprenticing ceremony

       武术拜师仪式是严肃而庄重的，在实践层面这种仪式是对新入门弟子的价值认同，这种由个体的自我认同经由具体情景之后开始不断延伸，最后上升为族群的整体认同。在传统社会中只有完成拜师仪式才真正意味着武术传承的开始，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建立了模拟血缘关系的师徒传承模式，具有文化象征和社会意义。

       作为一种传统社会的习武入门礼仪，“拜师仪式”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正如克里斯托夫·伍尔夫所言：“集体在仪式的举行过程中对参与者身体实现了控制，并借此将文化记忆刻进了他们的身体，从而保证了参与者对集体同一性的接受和认同。”[7]传统拜师仪式中的“上香”“拜天地”“拜师祖”“拜师父”不仅是崇拜自然和祖先的高度体现，还表达了对本门技艺的高度认同，这正是农耕文明和“关系本位”社会结构文化背景的具体表征。“仪式强度的高低与产生情感的多少存在某种联系，仪式的强度越高其产生的情感也就越多，也就预示着这种情感的长期效应也就会越大[8]”。

       仪式是文化记忆的主要传承方式。正如德国学者杨·阿斯曼所言：“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集体记忆力，文化记忆的传承方式主要依靠文字和仪式实现。”[9]拜师仪式对于武术门派技艺的传承与延续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拜师者而言自此将会践行着“勤学苦练，弘扬传承”的重要责任和使命，此后归属感、认同感与使命感共生的记忆将会深深地刻在传承人的身体之中。“八卦掌门派始祖董海川、一传掌门大弟子尹福、二传晚清大内总管宫宝田、三传上海文史馆武术组组长王壮飞，我列为第四传第五代。老师留给我的谱系有十六个字‘师成见斗、炬光普照、清心德道、万法归宗’”(八卦掌第五代传承人，M-20141016-L，49岁)。“拜师如投胎，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父待我如亲生儿子一般，我也视师父如父亲一般，师父对待我们很严格，身为弟子如果不把武艺练好，在我们这一代失传那是不负责任的”(劈挂拳传承人，M-20141016-W，47岁)。从上述质性访谈的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传承人对于本门派的传承谱系与师承关系均有着较为深入的认识，体现出了较高的价值认同和归属感。

       我们在仪式背后看到的是武术技术、仪式性以及文化性三者相互交融后形成的武术文化传承体系，也隐喻着仪式性活动通过身体实践成为文化传承的载体，进而实现了武术传承人的高度价值认同。在如今看来这种拜师仪式却出现了退化的迹象。“我现在所收的弟子还要进行拜师仪式(有普通弟子和入室弟子的区别)，我认为求学者有意愿拜师了(想成为入室弟子)，就要举行拜师仪式，这样会有一种誓言的约束力和责任感”(八卦掌第五代传承人，M-20141016-L，49岁)。“现在的竞技武术不可能有这种仪式，我带的学生都喊我教练就可以了，能带出成绩才是真本事，拜不拜师的没用”(体校武术队教练员，M-20141017-T，39岁)。“拜师仪式?不可能!我们就是普及性的一般教学，学生选了武术课，期末给个学分就可以了，师承关系没有那么明显”(高校武术教师，M-20141018-Z，37岁)。对于现代社会背景下的武术传承人而言，他们对于拜师过程中的仪式性规训大都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需要成为入室嫡传弟子的要通过拜师仪式达到高度的自我认同和族群认同，对于普及性的一般学员则大可不必行此“大礼”。对于经过整合创新的现代竞技武术项目，尤其是普及性质的一般武术教学更是没有这方面的要求。

       由此可见，现代的武术传承遵循着传统路径与现代模式的两大形式，传统传承路径的力量已经日渐衰微。以现代竞技武术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武术形式突破了传统的传承形式，进入了现代学校教育的序列，但是其中的文化表征与仪式活动几乎荡然无存。两者共同交织构成了现代社会中武术活动的真实图景。

       2.2.2 武术传承人对武术发展的认知：制度调节与自我焦虑武术文化被赋予了民族文化的内涵，成为代表中华民族的重要符号之一。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始终与社会背景文化不可分割。古代社会中武术所表现出来的搏杀技艺使其成为战场杀敌保身的重要技能而一度受到统治阶级和士兵的重视；远古时代武术技击动作与巫术仪式相互融通，成为集巫、舞、武3种形式的糅合体[10]，这种武舞形式成为武术套路运动的雏形；此外在“以武选士”的武举制度调节下涌现出了一大批武术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西方竞技体育发展的需要，参照西方的体操和拳击等项目的量化评分标准，整合出以主观评定和积分打点为最终胜负评价形式的武术套路和武术散打运动形式，进而形成了打和练的分途。这些现象和结果的背后实际上彰显的是社会文化和政治权力对文化发展的调节。“我们市每年举办一届现代的传统武术比赛，传统武术也需要参考现代的国家规定套路，适当地增加一些难度动作，否则根据现在的评分规则不容易得高分”(八卦掌传人，F-20141106-W，57岁)。“现在学习传统武术的人少了，特别是青少年少了，一是大家不愿意吃苦了，二是青少年即使学武术也都爱学现代竞技武术”(太祖拳传人，M-20141107-Q，54岁)。“现代的竞技武术规则变化很快，我们要时刻调整训练方向以适应新的规则变化，省运会等都是我们重点参加的赛事”(体校武术队教练员，M-20141017-T，39岁)。从访谈者叙述的“参考国家规定套路”“增加难度”“青少年爱学国家规定套路”“规则变化快”等主体感受中，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对武术文化发展宏观调控的影响。

       如今国家对武术文化的调控已毋庸置疑，一些传统的武术传承人依靠一己之力的传承已远远不能左右武术文化发展的整体趋势，于是一些传统武术传承人也同样将期望寄托于国家的制度调节。“管理、比赛不规范；武术运动风格特点在创新方面偏离太多，失去了武术的本来面目。建议修改比赛规则，还武术的本来面目”(杨式、武式太极拳传承人，M-20141017-J，47岁)。“我觉得当前武术文化传承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传承人老龄化，生源缺乏。建议社会及政府部门关心支持武术传承，走出困境”(南拳传承人，M-20140918-W，59岁)。国家制度和政治权力对文化发展有着制约和调节作用，无形的意识形态和有形的政策法规是国家和政治权利对文化实行控制的基本途径。“制度与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制度的本身就是文化的组成，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制度体现的”[11]。虽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对于文化的控制已逐渐脱离了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但是文化的发展始终未偏离国家预设的轨道。为了适应武术“竞技化”和国家化发展的趋势，传统武术在内容上做了或多或少的“创新”，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体育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传统武术赖以生存的“土壤”开始受到各种因素的挤占，这进一步加深了传统武术传承人的紧迫感和焦虑感。他们呼吁国家从制度层面进行宏观调控从而解决现代武术发展的困境。

       2.2.3 武术传承人对文化传承的反思：责任意识与自我反思 武术传承人是传统武术文化的携带者。在武术传承人的记忆之中武术文化的积累是融入自身生命实践的过程，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勤学苦练、身体感悟与思维认识的共同结果，因此，他们对已经掌握的技术具有高度的价值认同。正是因为如此，武术文化的传承被传承人赋予了权利和义务的符号特征，已超越了简单的体育层面[12]。它不仅涵盖了技术与仪式层面的内容，更是文化、生活、伦理、道德、宗族等多重元素的集中展现。

       出于对上述多元因素的综合考量，武术传承人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和历史使命。“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武术)，不能就这样失传了，一定要传承下去，否则我们都是历史的罪人”(通臂拳传承人，M-20141109-K，46岁)。“现在想找一个得意的徒弟不容易呀!八卦掌到我这一代正好是第四传第五代，算起来几百年的历史了，应该将它传承下去，否则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师祖啊!”(八卦掌第五代传承人，M-20141016-L，49岁)。上述案例不仅可以作为一份关于现代武术文化传承状况的佐证材料，还彰显了现代武术传承人对传统文化走向的基本判断和责任担当。

       武术文化的表征是一种身体技术的传递，通过身体文化的综合作用以达到对传承个体技术的规训进而使其成为武术文化传承的载体。在传统社会营造的特殊场域下，武术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进而得到传承和发展，进入现代社会后武术传承的场域发生了巨大改变，这种改变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环境与文化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传承人所感受到的“后继乏人”实际上体现了武术传承人对武术传承场域的“反思性判断”，这是基于历史纵向空间下做出的比较，同时也是在现代社会背景下武术传承的具体实践结果。“反思性判断”不仅是传承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而且还是对武术文化传承主体的确认。

       2.2.4 现代武术传承的场域特征：生活环境与社会变迁 对于社会而言均衡是相对的，而变迁才是绝对的、永恒的[13]，社会变化的同时体现其特征的文化也随之发生改变。马克思认为：“社会一切变化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生产力的发展与变化以及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14]科技的进步以及物质文明的不断提升促进了人类生活环境的改变，由此带来了精神文明的进一步变迁，但往往物质文明与科技发展要快于制度与观念等精神文化的变迁，文化的这种滞后现象被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称之为“文化堕距”现象[15]。为此，当今社会围绕着新兴技术而产生的文化调试始终在进行着。笔者对沧州地区的田野调查就印证了这一点。由于一些新式的训练器材的产生，传统武术训练中利用的“滑车”“石锁”和“梅花桩”等器具被新式的竞技体育训练器材所取代，由此一些传统的训练方法和模式逐渐消失。

       在传统的沧州社会，人们为了谋生和防卫而进行的武术习练活动，体现了一种“忙时种田，闲时练拳”的典型农耕文明下的武术习练场景。传统社会人们的休闲娱乐方式相对有限，武术习练活动一度成为武术之乡的“时尚运动”，人们遇到节庆民俗经常会进行武术的展演和竞技活动。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传统武术赖以生存的文化场域几乎消失，武术在现代社会变迁过程中发生的文化失调和震荡在所难免。“现在生活水平高了，到处都是楼房，传统的练功场地没有了，一起练功的师兄弟们相距远了，聚一次也不容易，没有原来那股子练功的狠劲了，我觉得传统武术肯定是在退化”(戳脚传承人，M-20141017-F，54岁)。“时代不同了，国家和政府对武术的导向也不一样，过去的武术是杀敌保身、维持生计的勾当，现在国家追求的是武术的健身和表演价值，技击上有散打，传统武术不入流了”(少林拳传承人，M-20141018-L，51岁)。从受访者的讲述可以发现，现代的武术传承人已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生活环境的改变对传统武术的影响，目睹了武术传承在社会变迁的影响下产生的震荡与文化调试过程，但在不可逆转的大环境下他们只能被动适应社会变迁给传统武术带来的阵痛和体育全球化背景下域外体育项目给中国武术带来的冲击。

       武术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力是社会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改变。正如伍兹[16]所言：“变迁通常随着社会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改变而发生。”纵观武术发展的历史，从远古时代的搏斗技艺发展分化为集军事用途(军旅武术)、娱乐祭祀用途(武舞)为一体的古代“武艺”，再到明清时期形成了“源流有序，拳理明晰”的诸多武术流派和拳种，最后到现代社会武术被赋予了健身性、娱乐性、民族性和教育性等多元的符号，这一切都说明武术的发展始终在进行着与社会变迁相适应的调适。这种调适是利弊并存的过程，弊端是可能会破坏传统武术的结构进而造成传统武术的异化，其益处是通过这种遴选机制改变了传统武术的被动状态以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为此，应站在理性科学的角度加以认识，倡导保护与创新并举，构建科学的武术文化运行机制。

       3 理论检视：反思社会变迁下的武术文化传承

       3.1 武术传承人：现代社会的传统文化符号持有者 武术文化是一种活态的文化形式，武术文化的传承大多需要以口传身授的形式进行。那么什么是武术传承人呢?笔者认为主要包含代表性的传承人和一般传承人。代表性的传承人是指在传统武术的某一个拳种中具备权威的、公认的和一定影响力的人员，而一般武术传承人是掌握武术技艺、积极开展武术传承活动的人员。本文所指的武术传承人包含上述2类。武术传承人是武术文化传承的载体，同时也是武术文化资源的持有者，最先触及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文化传承障碍。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全国范围的习武热潮一度兴起，绝大多数的武术传承人都从武术与资本转化的过程中受益，本文中的田野调查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社会变迁对新一代的年轻人的生活节奏和价值观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参与意识和文化自觉程度都大打折扣。正是因为如此，传统武术传承人感到了传统文化的没落。这种文化的没落是从仪式性文化的变迁与消失开始的，仪式创造的文化痕迹在参与者记忆中的深浅程度与武术文化的传承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一点正如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所指出的“仪式在个人的社会化进程中担负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后武术传承人对于武术的发展有着理性的判断，他们深知社会制度与政治权力在文化调节中的作用，于是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国家对武术文化的宏观调控，对于武术传承的现状，传承人体现出了一种自我焦虑。

       武术的传承方式不同于其他民俗体育活动，绝大多数民俗活动是依靠社会传承(戏曲、歌谣等)、神授传承(托梦)、群体传承(风俗礼俗、岁时节令)和家族家庭传承(手工业、中医等)4种方式实现传承的[17]。由于武术技艺的神秘性(技艺不可公开)、个体性和价值性，导致武术传承必须依靠血缘关系、模拟血缘关系实现。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契约关系的传承模式开始出现并逐渐占据传承的主体，于是师徒或师生之间的关系开始淡化，传承人与被传承人的责任和约束仪式也随之下降。此外，作为武术文化符号的持有者——传承人对武术文化的传承有着责任意识，他们把武术文化上升为民族文化和“祖先的遗产”层面加以认识。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言：“传承人所传的不仅仅是一种技艺，更重要的是一代代先人们的生命情感，他让我们感知到了古老而未眠的灵魂。”[18]这种高度的认识遭遇的却是现代传承场域的尴尬，由此他们做出了“后继乏人”和“传统东西落伍”的“反思性判断”。对于现代社会的变迁他们自知无法逆转，对于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武术传承场域的改变，他们只能被动适应或主动调适。

       3.2 武术文化传承：社会变迁下文化调适的震荡过程 社会和文化不是静止不变的，在这种动态的过程中文化的重组与消失都是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正如吉登斯所言：“传统不是静态的，因为它必然要被继承文化遗产的新生代加以创造。”[19]这实际上就是文化传承演进的基本过程，这一过程具备发明、积累、传播和调适4个因素。这一基本的规律和构成因素实际上告诉我们，文化并不是历史符号的简单传递，而是一种具有发明创造意义的建构过程。武术文化的母体实际上就是保持着“多元一体”状态的中华文化，发明、积累、传播和调适同样概括了武术文化的传承规律。

       在武术文化的传承过程中传统文化元素的延续，新的文化元素的嵌入，异质文化元素的移植，传统文化元素与新的文化元素的融合建构，构成了武术文化严谨的内部特征。正是发明、积累、传播和调适的武术文化建构过程使武术文化具有了生机和活力，同时也预示着武术文化演进过程是紧张和充满冲突的过程。这种现象在社会变迁的关键时期尤为凸显。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变迁与转型的关键时期，出现文化的冲突、融合与调适实属必然，笔者将这一阶段过程称之为“社会变迁下文化调适的震荡过程”。

       在此过程中我们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当传统武术文化经历“脱域”(离开原来的语境)到“入域”(进入新的语境)的过程后，原有的文化就不可能完全复原。新的文化语境会赋予它新的文化内涵和意义，由此原有的文化就产生了融合与改变[20]。笔者认为，传统武术文化要想在现代社会传承下必须满足以下基本需求：①传统武术文化应具有现实意义，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现代社会已进入以科学理性的思维为支撑的时代，过去的一些与传统武术结合的巫术、咒语及超越科学范畴的文化糟粕要被抛弃，即传统武术文化要满足当代主体的文化需求，体现现代社会的时代元素。②传统武术还要满足个人利益和社会流动相结合的基本要求，服务于大众健身，为人类生命质量的提升提供保障，此外还要成为社会流动的重要资本和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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