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两岸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互动的路径与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互动论文,两岸论文,路径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917(2014)04-0048-06 两岸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互动路径及模式一直是两岸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此一互动模式的基本样态和未来走向直接影响到台海局势的发展方向及国家统一大业实现的路径选择。目前两岸经济关系已经随着和平发展战略的持续推进越来越紧密，但政治关系却仍没有走出政治对立的阴影，台湾民众和岛内各个政治势力对两岸政治关系的认知分歧严重，两岸之间政治互信依然脆弱，两岸有关政治议题的协商也一直迟迟无法展开。可以看出，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对政治关系有较大影响，但是与政治关系发展并非简单线性相关。 一、两岸关系中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不同发展逻辑 两岸关系中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分别具有不同的运行逻辑，这种不同的逻辑是这两种关系之间不时呈现出张力的根本原因。一般而言，不同政治体系之间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无论在追求目标、实现路径还是受制约因素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相当大的不同，这些差异使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发展在绝大多数的时间点上都无法保持同步推进的状态，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之间这种内在的紧张长期存在，并且交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整体关系变迁的基本内容。 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下，经济关系的发展和扩张主要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支配下完成的，在可能的条件下，经济发展规律会推动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求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这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关系发展的最基本推动力。马克思早就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1]马克思从宏大理论的视角探讨经济关系的产生根源，概括性地描述出了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关系发生及发展的基本路径。优化资源配置以获取利益的冲动一旦遇到合适的条件，就会自动以巨大的力量推动经济关系的建立和加强，这也构成了现代经济理论的一个逻辑起点。以经济学重要理论分支的投资理论为例，一般投资理论主要从企业投资动机和目的向度上探讨资本流动的行为，以区位视角分析企业投资的合理性，阐明企业的生产技术以及无形资产的流动方式和特点，从厂商优势、内部化交易等方面讨论投资的经济性。[2]在全球化背景下，上述经济规律表现得更加明显，资本往往跨越国家、地区和族群的界限，使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空前加强。 经济关系的这种基本特征决定了其发展的一般性逻辑，即以资本优化配置为中心的逐利冲动要冲破一切阻碍因素，特别是要不断冲破政治界限和政治障碍，使世界向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睽诸世界范围内经济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各地无论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多大，对于经济交流与交往的要求是基本一致的，即希望在经济交流与交往中发展自己的经济，形成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也意味着经济关系的发展相对政治关系而言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一旦寻得机会，经济关系就会自发地发展起来，最终形成比较强的经济联系。 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历程与上述经济关系发展规律若合符节。大陆学者唐永红认为，两岸经济关系是两岸经济体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经济全球化力量推动下不断调整参与全球化的方式，同时在两岸政治经济博弈中不断调整经贸政策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3]两岸经济关系的建立是在政治关系松动的情况下经济发展规律产生作用的自然结果，随着大陆两岸政策的调整，来自台湾岛内的投资冲破台湾当局的限制，通过各种直接或者间接的渠道涌入大陆，形成了投资热潮。而随着两岸经济关系不断加强，台商投资大陆从广度和深度两个面向上向前推进，两岸经济关系的内涵越来越丰富，结构也不断调整并变得越来越复杂。 两岸政治关系却是另外一种发展逻辑。大陆学者王沪宁认为，政治及政治活动的逻辑有不同于其他活动的一般性特征，在进行任何政治分析时应当抓住三个基本变量：一是经济活动，一定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与一定的经济与经济活动是联系在一起的，受后者的制约；二是政治体系的活动。政治体系是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的焦点；三是阶级集团的活动，政治体现一定的阶级关系是政治自身的逻辑，但是政治体现阶级关系并不是说政治体现的一定是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关系。[4]需要强调的是，此处的政治与经济关系虽然主要着眼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构等抽象层面而言，在讨论微观层面上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互动模式时也同样适用。在考虑到了经济关系基础性影响的前提下，政治关系的一般逻辑是沿着政治系统的基本结构以及系统中利益集团和阶层结构的分化为基线展开的，相对于经济关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就两岸关系而言，在经济、文化领域，合作可以超越“国家主权”之争，因此合作、和解可以成为主题或主旋律。但在政治领域则不然，政治议题中最核心的是国家政权问题，双方的“政治定位”中已经蕴含了在“国家主权”上的对抗性，除非统一，否则双方都无法超越这种对抗性。[5]这种对抗性特征中包含了台湾内部各个利益集团、两岸之间政党及民众在基本政治认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不同想法，这些分歧在短期内无法消除，双方的政治合作也无法像经济合作那样实现直线式的发展。 经济关系发展的逻辑链条一般比较简单与直接，经济关系发展的直接指向是经济利益的获取，这是经济关系建立的基本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经济联系的基本样态。但是政治关系的发展路径却复杂得多。从驱动力上而言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政治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当然可以说是受政治利益的驱动，但是政治利益的概念却远比经济利益概念复杂。从层次上说，精英个人的政治利益和政治系统整体的政治利益显然并不一定重合。在通常的情况下政治系统的结构会对精英的决策取向产生根本性影响，所以学界在讨论政治关系时往往将焦点集中在体系层次而非个人层次上。 大致而言，在分析两岸政治关系时主要应从以下几个层次上展开：一是个人层次。这是最为基础的层次，诸如马英九和陈水扁对两岸关系的认知差别，构成了他们当政时两岸关系发展样态的重要影响因素。二是利益集团层次。利益集团是当代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政治生态的重要层面，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集团结构分化会对政治关系建构和发展产生较大影响。三是体系层面。政治体系在更大结构中的位置以及这一体系本身发展的历史，是政治关系发展走向的重大影响因素。两岸目前在政治对立依然存在的情境下展开政治关系的重新建构，历史遗留问题即是两岸政治关系的起点，自然会对两岸政治关系走向产生较大约束。四是意识形态层次。意识形态相对于经济关系和短期政治关系具有相对独立性，意识形态结构对政治关系建构产生的影响是持久的。两岸和平发展推进到今天这个地步，在台湾受“台独”意识形态影响的民众对两岸政治互信建构仍抱持反对立场，就是典型例子。可以看出，经济关系对政治关系的影响只是局部的，政治关系的发展有着与经济关系发展不同的逻辑。 此外，政治关系的产生与发展与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互动模式和过程有关，在互动中政治互信或者得到加强，或者受到损害，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关系样态，即有敌对、友好与合作等不同的政治关系类型。从上述意义上说，政治关系在实现路径方面远较经济关系多元和复杂，这是因为两者具有不同的运行逻辑使然。就两岸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互动来说，这种运行逻辑的不同形成了二者的内在张力，也使二者出现一定程度上的背离成为可能。 二、两岸政经关系互动的特殊语境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30周年讲话中指出，“1949年以来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而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这没有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两岸复归统一，不是主权和领土再造，而是结束政治对立。”这个讲话再次阐明了两岸目前政治定位的重要法理基础，设定了两岸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展开的逻辑起点，并构成了两岸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互动的特殊语境。易言之，两岸政治关系的发展与变迁其实是两岸在内战遗留下来的历史和法理框架中寻求互动模式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通过两岸政治协商，解决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并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动态过程。也正是因为这种复杂的语境，两岸之间的政治关系与一般政治体系之间政治关系的差别极大，两岸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互动模式也与一般性的个案有较大差别。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关系往往指在国际结构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国际社会中各个国家或地区之间在协调与控制彼此之间利益关系过程中形成的相互联系，这种相互联系以国家或地区之间全局利益关系的协调与控制活动为基础。[6]这种情况下的政治关系相对简单，但是两岸情况的复杂性在于历史遗留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双方正是在政治对立长期存在的情况下摸索互动的模式与路径。 从两岸政治定位的角度而言，无论是就历史还是现实来说，一个中国原则都是两岸处理政治关系的基础。由于两岸政治关系现状来源于国共内战，虽然1979年以后双方已经离战争的硝烟越来越远，但是两岸并没有通过协商的方式就解决两岸政治定位问题达成协议，故而从法律上说两岸依然处于政治对立状态。这种情况下的两岸关系有学者将其归结为政府继承尚未完成的状态。“两岸政治关系实际上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内容：国家层面、政府权利能力层面、政府行为能力层面。”“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权利能力层面的政府继承，而尚未完成行为能力层面的政府继承。”[7]在这种政府继承问题解决之前，两岸政治关系都会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黄嘉树教授认为，两岸关系现在呈现出“亦敌亦友”的状态，两岸关系是在长期的敌对之后求和解，双方是在一个有裂缝的基础上(“九二共识”也是“各自表述的共识”)进行合作。[8]这种局面无疑对两岸经济关系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两岸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都是一个中国原则内涵的组成部分。黄嘉树教授认为，一个中国原则的内涵可以进行四个层次的划分：政权涵义上的一个中国、主权涵义上的一个中国、经贸关系上的一个中国以及文化、历史、地理、血缘涵义上的一个中国等。[9]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面，两岸经济关系的产生和不断发展是1979年以来大陆对台政策调整的结果，也是两岸政治关系变动的产物。不过，一旦经济关系突破了政治关系的部分束缚，就以自己的逻辑向前发展，逐步成为两岸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未来的两岸政治关系和其他两岸关系结构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两岸经济关系仍然受到两岸政治关系的束缚与影响，未来发展存在着诸多变数。 两岸的政治关系大致来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对抗、对抗与合作并存、合作。自1949年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两岸政治关系都是以对抗的形态存在，大陆学者陈孔立教授将这种对抗形态称为“非合作博弈”，在这种情境下两岸的经济关系是付诸阙如的。及至1979年以后中国大陆主动调整对台政策，两岸政治关系开始进入对抗与合作并存的阶段，经济关系迅速发展起来。但是这一阶段两岸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两岸的经济关系虽然发展很快，但是政治对立的问题长期无法解决，1992—1993年两岸有短暂的进行政治接触的尝试，但是随着李登辉快速走向“台独”道路而戛然中止。此后，两岸的高强度政治对立一直持续到2008年民进党下台，两岸的政治关系一直处于冰封状态。2008年以后，马英九放弃了李登辉和民进党的对抗路线，开始改善与大陆的关系，两岸政治关系开始有了结构性变化，实现了“两会”(海协会和海基会)的制度化协商，同时也建立了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一定程度上的政治互信。但另一方面，两岸之间的政治对立并没有完全消除，政治分歧依然存在，两岸政治关系进入对抗与合作并存的阶段。 相对于两岸经济关系较为平稳的状态来说，两岸政治关系中不稳定的因素依然很多。一方面，国共之间在经济发展以及重视民生议题方面有一定共识，但是在政治性议题共识达成和政治互信建构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一方面，台湾岛内还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存在，这股政治势力坚持“台独”立场，对大陆怀有敌意，一旦他们重新上台执政，未来两岸政治关系的发展又会进入一个高度不稳定时期，两岸经济关系也会相应受到影响。 三、两岸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互动的基本路径 两岸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互动是一个动态过程，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自1949年两岸隔绝以来，在30年左右的时间内双方并没有经济上的往来。1979年以来台商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投资大陆的热潮，两岸的经济关系逐步发展起来，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互动成为两岸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就两岸政治关系影响经济关系的层面来说，在经济关系出现至今的历史进程中，政治关系对经济关系发展的制约作用呈现出越来越小的趋势。一般而言，政治关系对经济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政策层面的限制。两岸经济关系从破冰到快速发展的30多年历史中，台湾当局对经济交流的限制俯拾皆是，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当局视台商投资大陆的行为如寇仇，严加限制，及至后来阻挡不住，才不得不有所调整。从1985年的“转口贸易三原则”，[10]到李登辉时期的“戒急用忍”，再到陈水扁时期的“有效开放、积极管理”，台湾当局一直被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客观形势拖着走，显得非常被动。究其原因，台湾当局一方面担心两岸经济过于紧密的交流与合作会危及到其“政治安全”；另一方面，自李登辉到陈水扁，一直想在两岸经济合作与交流中塞进“台独”诉求和“一边一国”的内容，大陆对此当然不会同意。[11]也正是因为如此，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时疾时徐，“三通”问题从提出一直延宕了近30年才实现。 经济关系一旦形成，会对政治关系产生较为长期和稳定的影响。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12]马克思是从宏观的角度说明经济关系对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影响，其所言在微观层次上同样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从两岸关系30余年的发展历程来看，两岸政治关系的调整在相当大程度上都是在经济关系发展的推动下完成的，即经济关系发展产生了两岸互动模式改变的强大需求，使政治关系不得不相应地调整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两岸经济关系对政治关系的影响可以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层次。从直接层次上来说，随着两岸经济交流的紧密程度日益加深，客观上要求两岸解决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现实问题，诸如推动两岸的投资保护、实现两岸“三通”、两岸签订相关的行业协议等，都是在经济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要求。2008年之后两岸的政治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就与长期以来两岸经济关系发展产生的客观需要有关。民进党执政时期，行政当局坚持“台独”意识形态挂帅，极力压制这些客观需求，并想方设法消解其带来的压力，但最终都无功而返，民进党也付出了下台的代价。这说明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强大需求虽然可以被压制，但是却不能被消除，并会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压力。就间接层次上来说，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对台湾民众于两岸关系的认知产生了深刻影响。以前的两岸关系基本与民众没有什么关系，两岸政治上的对立距离民众相当遥远。但是在两岸经济关系发展起来以后，两岸关系与民众的切身利益的关联性越来越大，民众从自身利益出发要求行政当局调整两岸政治关系，以保证和平发展的局面可以持续下去。民众认知的变化进而会对政治人物产生影响，要求加强两岸交流与合作并建构稳定两岸政治关系的呼声逐步高涨。 两岸政经关系的互动模式大致会沿着三个方向向前推进：一是双方由经济走向政治，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在经济关系发展过程中，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构成了政治关系调整的内生性动力；二是双方的政治关系会随着经济关系的发展而由对抗转向合作，这也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当然，在合作的同时两岸还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对抗；三是政治关系的建构由消极转向积极。对台湾当局来说，在推动两岸政治关系向前发展问题上一直是消极的。但是当台湾民意因为两岸经济关系加强而出现结构性改变的时候，台湾的政治势力对两岸政治关系的调整会转趋积极，以求得在台湾岛内的政治博弈中占据较为有利的地位。最近国共两党在“一个中国框架”问题上取得共识，民进党也在寻求对大陆政策的调整之策，都是典型个案。 两岸政治关系的变化过程也是政治互动中新行为规则不断建立的过程。在对抗的情境下，双方的行为规则基本上是“零和博弈”模式，即以消灭对方为目标，但在合作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与政治关系情境下，则以“非零和博弈”为主要表征，即不是要打击对方、消灭对方，而是要引导对方与自己合作。陈孔立教授认为这种新的规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建立持久的合作关系；互相给予回应，即策略地处理合作中出现的问题，使双赢的合作最大限度地得以维持；要自己得分也要让对方得分。总体来说，是两岸在合作博弈中能够共同遵守游戏规则，取得利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的功效。[13]当然，这种新规则的建立过程同时也是两岸政治互信建立的过程，这事实上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两岸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本身就存在着张力。易言之，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会推动政治关系进行相应的调整，而政治关系的发展也会反过来为经济关系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制度支持。但是这种相互推动的张力也会存在极限的问题，即经济关系上实现了一体化，是否意味着政治关系会随之走向一体化?可能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按照大陆学者单玉丽的说法，长期以来，我们曾经寄希望于“以经济促进政治，以民间促进官方”“以文化带动经济”理念的实现。然而，实践表明，这些期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但一旦进入“深水区”，无论是政治或经济都只能是治标而无法治本。[14]目前学界一般认为，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经济一体化趋势并不意味着承认政治一体化趋势，因此并不能简单地预期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必将加速两岸政治整合乃至统一，这显然低估了两岸关系中政治的决定性作用。[15]同样，两岸政治关系的发展与国家统一概念之间也有非常大的差异。在当前的台海结构背景下，国家统一涵义上的政治关系发展可以分为“对抗→对抗与合作并存→合作→政治整合→统一”等层次，这也是国家统一进程的不同阶段。经济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这个过程中的诸多环节还是要靠政治智慧来解决。两岸政治关系的发展有其特有的逻辑，涉及意识形态、制度设计以及民众对两岸关系的认知结构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处理起来远比经济关系要复杂。 四、结语 两岸经济关系发展对政治关系的影响主要在于降低了台海紧张的局面，使台海局势的基本结构发生了变化。具体而言主要指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加强了两岸之间的利益联结，使两岸合作在一定层次上展开；二是在台湾岛内出现了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群体，成为两岸政治关系实现突破的原生驱动力。总体上来说，两岸政治关系有着比经济关系更为复杂的内部结构，其中既有历史遗留下来没有解决的政治对立问题，也有岛内不同政治势力对政治关系未来走向的不同认知，还有两岸在政治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分歧与冲突，同时更有外部势力影响等方面的因素。所以在政经关系互动结构的分布上会出现诸多不对称的局面，如在经济文化领域出现“合作压倒对抗”的局面，政治领域却表现出“对抗多于合作”的状态。有的学者认为，两岸经济交流的深化不能取代两岸的政治对话，两岸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可以使两岸在政治上“斗而不破”，但不能从根本上阻止两岸就一些政治问题继续保持“斗争”的态势，两岸尚未结束敌对状态，两岸之间还存在一些历史遗留的结构性难题尚未解决，在今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过程中还会遇到各种新的问题。[16]这事实上意味着两岸政治关系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总的来说，两岸经济关系持续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整合可以逐步消弭两岸的差异，包括制度、价值、认同等方面的差异，并逐步降低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在运行中的乖离程度，这对国家统一事业的实现无疑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