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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2)10-0037-07
当代世界面临的问题，无论是中国国内需求不足或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还是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或美国的金融危机、债务上限危机问题，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政治问题、文化问题，而是一个生活哲学尤其是经济哲学的问题。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唯一的分析工具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是，马克思生活在19世纪，不可能替我们解决21世纪的问题。然而国内有不少学者，仿佛不是生活在21世纪，而是生活在19世纪，他们还在拿19世纪的马克思理论批判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与此相反，西方的研究者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发展，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做了很好的阐发。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成为我们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更好地面对当代中国与世界问题的借鉴。
一 从生活哲学到政治经济学批判
从总体上看，马克思的理论是对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反思与批判，属于“生活哲学”。而生活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作为人，我们怎么活？“怎么活”涉及的是生活方式的问题。这不仅是当代中国面临的基本问题，而且是当代世界面临的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活方式取决于生活的生产方式。在笔者看来，对生活方式、尤其是对“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关注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在少年时代，马克思就把实现人类幸福和获得个性自由作为奋斗的目标。后来，无论是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或“社会批判理论”，还是其建设理论或“社会发展理论”，都以人类幸福和个性自由为目标指向。一旦脱离生活，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去其生命力。
由于马克思后来把“物质生活的生产”放到了全部生活哲学的首位，因此对“物质生活的生产”的研究，或称作经济哲学，就成为马克思学说的核心内容。马克思把生活分成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四个层面，分别称为“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他把经济生活或物质生活置于全部生活的基础层面，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①。
由于马克思是通过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来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因此他称自己的经济哲学为“政治经济学批判”。
这里的“批判”是哲学上的“澄清前提，划定界限和范围”。霍克海默第一个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属于哲学意义上的“批判理论”，他把“批判理论”的起源追溯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霍克海默号召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引向社会领域，建立“社会批判理论”。这一倡议得到了一大批学者的响应。从20世纪60年代阿多诺与波普尔围绕社会理论展开激辩开始，直到哈贝马斯建立自己的社会理论，为“批判理论”开辟了另外一个学科领域。
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走的是一条与马克思相反的道路：马克思是从法哲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却由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了意识形态批判和法哲学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发展过程是这种倾向的典型。与此同时，围绕《资本论》的研究，西方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主要研究马克思理论中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对于哲学问题兴趣不大。由此，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的理论被重新分化为哲学和经济学，实质上两者都脱离了生活。其中，哲学被国内学者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而经济学则被国内学者视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加以接纳。相比之下，倒是西方的“马克思学”努力还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经济哲学本性，虽然这种“还原”仍然带有各种偏见，但无疑为从经济哲学角度理解当代问题提供了借鉴。
西方杰出的马克思学专家费彻尔指出，“马克思的目的始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既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又意味着对它在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说中的理论反映进行批判”②——正如马克思早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包括双重批判，即对国家和法进行原本批判和对国家哲学、法哲学进行副本批判一样。马克思之所以进行双重批判，并由法哲学批判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恰恰由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只不过，在马克思的时代，中国尚未进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而当今世界，如同曼德尔所指出的那样，远比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资本论》中的“纯粹”模型。
二 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资本拜物教
曼德尔注意到，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只有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建立完整的资本主义制度，从而成为唯一被马克思当作具有《资本论》研究对象典型特征的国家。到20世纪，不仅法国、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而且日本、亚洲四小龙等东方国家，都已经完成工业革命，从而进入《资本论》的语境：“《资本论》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制度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同它的迅猛发展一样不可避免。在这个意义上，与一般公认的信念相反，马克思与其说是19世纪的经济学家，还不如说是20世纪的经济学家。”③笔者认为，到21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发展中国家都已经完成或正在完成工业革命，从而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都具有了现实针对性。在这一意义上，不妨借用曼德尔的说法：马克思与其说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济学家，不如说是21世纪的思想家。
《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从马克思最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计划来看，《资本论》只是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部分。卢森堡、希法亭和列宁沿着马克思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其中卢森堡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非资本主义环境的关系问题，希法亭研究了金融资本的形成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列宁则研究了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卢森堡、希法亭和列宁研究的基础上，从具体问题入手，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不同侧面做了展开。
这些研究与资本的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进本身是同步的，但是由于缺乏马克思“双重批判”的宏大视野，它们难以摆脱资产阶级学者的纠缠。无论是围绕“转型问题”(鲍特凯维茨等)还是围绕“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斯威齐、迪金森、米克等)和“崩溃理论”(格罗斯曼等)等，所产生的争论，都属于这种情况。
正如费彻尔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双重批判立场意味着存在双重的现实和双重的理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对错误现实的错误反映”，马克思则要求理论批判与实践改造的统一，以便“先把那种错误的现实变为‘正确的现实’”，“然后，以此为基础才可能达到原初的真相”。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或哲学“既不是对错误世界的正确反映，也不是对正确世界的错误反映”，而且在它的双重谬误中，“不存在任何对错误本身的辩证扬弃”④。只有从双重批判的立场出发，才能克服双重谬误。由于不懂哲学，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仅仅实现了理论层面的批判。
资本主义的现实表现为形形色色的拜物教，包括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随着资本主义向全球范围的扩展，这种拜物教最终扩展为全球范围的资本拜物教。
如果满足于从“错误的现实”出发，那么，资本主义制度确实如它的卫道士们所说的那样，是现存制度中“最不坏的”制度，由此，所有更好的制度都会被当作“乌托邦”予以摒弃。但是，如果从这一制度的再生产中所蕴含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出发，那就可以如马克思那样，“从旧世界的原则中”为世界“阐发新原则”，而这只有通过对资产阶级的自我认识，即资产阶级法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才能完成。这不仅需要“理性”，更需要情感和意志，需要想象力，一句话，需要形成代表新社会的那个阶级的自我意识。
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年代，代表新社会的主体力量是国际无产阶级。虽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生活在“错误的现实”中，但由于资产阶级是这种现实的受益者，无产阶级是这种现实的受害者，因此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才会要求一种新的认识。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完成，国际无产阶级在20世纪被分化成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无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却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日益实现全球范围的整合，这就使资本拜物教成为唯一能被人们感知的现实。无论是主权债务危机，还是金融危机或债务上限危机，都只能作为这一现实的镜像被人们所认识。人们无法想象另外一种“现实”，自然也就不能理解马克思的理论。
可以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经济哲学的“哥白尼革命”。哥白尼揭示了地球围绕太阳转的真理，但站在地球上的人感觉不到这一点。由于运动的相对性，站在地球上的人们感觉不到地球的转动，他们虽然能够在想象推理中理解和把握日心说，但他们感受到的仍然是太阳东升西落，而不是地球围绕太阳转动。与日心说一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从而必然“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呼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⑤。
三 当代中国的核心问题：权力的资本化与资本的官僚化
除了资本的全球化外，20世纪的另一个重大历史现象是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兴起与瓦解。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同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这些见解，特别是其关于过渡社会、执政党建设和市场经济等问题的见解，对于认识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甚至具有更加重要的借鉴意义。
以曼德尔的《权力与货币》为例。曼德尔认为，苏联社会完全符合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过渡社会”的特征，因此它并不是像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那样的有着自身特殊运动规律的社会形态，而是一个过渡社会：“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在苏联及其类似的社会中，商品生产的部分存在以及官僚主义国家机器的过度膨胀，决定性地证明了在这些社会中不存在社会主义经济或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生产资料的完全社会化，以及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的完全社会化。”⑥相反，苏联成功和失败的原因都在于它的官僚集团的性质。因此，曼德尔为自己确定的任务是，研究苏联官僚集团“是怎样产生的，它的权力和特权为什么有相对的稳定性”，以及“这个社会集团是怎样衰落的，又是怎样瓦解的”⑦。曼德尔的结论是：“官僚集团是一头多面怪兽，它既有经济根源，又有制度根源。”“它的发展过程是一系列政治、战略抉择的结果，又在意识形态的自我调整和蜕化的过程中得到反映。”⑧
苏联官僚集团是从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工人国家中产生出来的。它的第一个阶段是十月革命后官僚主义的形成，列宁曾经从俄国生产力和文化水平的落后等方面对这一阶段进行过分析。曼德尔补充的主要是对“斯大林主义”阶段，尤其是“斯大林主义”形成的主客观条件等方面的分析。他“将官僚集团定义为将原由群众自己行使的行政职能据为己有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出现这一阶层的客观原因是，“在工人运动和工人国家的执政党内部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工人因而受到从他们自己当中分化出来的人的管理和统治，受到他们自己的‘公仆’的压迫和剥削”。因此，在苏联及其同类的国家里，工人官僚的两面性和矛盾性最突出地表现在行政权力和货币财富的关系中：“官僚集团的非资本主义性质体现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它的统治主要不是通过掌握货币财富，而是通过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另一方面，它的非社会主义性质则体现于它无法使自己摆脱货币和货币财富的影响。”“因此，不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弱小，而恰恰是由于工人阶级的相对增强和局部的胜利，才造成了官僚机构得以发展的条件”，只要这些胜利还停留在局部的水平上，只要这些胜利还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局部的失败，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权就会走向官僚化。⑨
曼德尔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过程中无产阶级政权走向官僚化的分析，以及权力和货币的关系如何使苏联和类似的国家具有“过渡性”社会性质的分析，在理论上同样适用于中国。只是建国以来反官僚主义的实践，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不懈地抓党的建设，尤其是明确提出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任务，才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中国出现苏联式的官僚集团。然而，曼德尔所指出的那种“官僚化”危险在中国始终存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地方政权中出现的权力与资本勾结的现象，正在导致权力的资本化和资本的官僚化，这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障碍。这种现象应当引起执政党的高度重视。
在“过渡时期”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也进行了研究。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既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但同时带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斯威齐提出，尽管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普遍地认为，社会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通向共产主义旅程的一个“中途站”；同时也都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两者之间，“相隔不是几年或甚至几十年，而是一整个历史时期，或许还不止一个历史时期”；但是，“在此期间，必须有一个具体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一个开始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社会所能够期望指望达到的，也能够决定它的政策方向，还可以根据这个目标来衡量这个社会究竟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而对这个作为最终取向、政策方向和衡量标准的社会主义目标，“人们却有了不同的看法”⑩。法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贝特兰认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把‘计划’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把‘市场’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有助于资产阶级……在‘计划’的掩盖下进行统治”(11)。从贝特兰的论述可以推出：把“市场”与资本主义分开，对于“过渡时期”利用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贝特兰明确提出：“消灭商品关系是无产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之一，这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但同样正确的是，这种消灭不能是‘废除’，它只能是在政治、思想和经济战线上进行斗争的结果，因为要消灭商品交换和资产阶级法权(两者的特征，你将会记得，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曾加以叙述)，不独存在着和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现有的发展状态相联系的经济上的限制(这说明，比方说，为什么中国今天还没有消灭商品交换关系、货币和价格)，而且还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限制。这就是为什么消灭商品交换关系是一项历史任务的原因。”(12)
从这一角度看，中国要避免出现苏联式的官僚集团，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而在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搞好党的自身建设，尤其是如何防止市场经济、商品交换关系对权力的腐蚀。历史已经证明，新旧自由主义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只是一种神话，无论是中国，还是成功实现现代化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必然经历一个重商主义时期。这就要求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正如英国左翼学者张夏准在《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中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一例外地经历了一个强政府的时期，只是其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不允许这样的政府长时间对内处于强势状态而已。因此，中国的问题，主要并不是如何实现民主政治和“威权”政治的两者择一，而是如何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必然导致其官僚集团的出现，中国的成功则在于“责任制”，也就是权力的分散。如果不能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在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条件下，中国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类型的官僚集团——官僚资产阶级集团。
随着中国进入小康社会，现在到了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变革的时刻。否则，官僚资产阶级集团的产生将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从而葬送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部成果。
四 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意义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形成了“全球政治经济学”的相关成果，而对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却至今没有人做过。吴晓明教授曾经说，中国的经济理论与实践是严重脱节的，如果能够从理论上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总结，中国能出好几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我看来，只要不能回到马克思“双重批判”的立场，这一愿景就注定要破灭。
正如在“全球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发展一样，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发展经济学”或“不发达经济学”方面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有的学者甚至不自觉地采取了马克思双重批判的立场。如果能够借鉴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在研究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达到双重批判的方法论自觉，当代中国和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就可以找到解决的门径。
曼德尔在研究“官僚制与商品生产”的关系时，提出了“国家—商品拜物教”的概念，认为这是“官僚制意识形态的核心”。他认为，苏联官僚集团的形成与其“组织拜物教”的意识形态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避免官僚集团出现的唯一理论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对“包办替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的批判(13)。中国曾经出现过“组织拜物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个人崇拜代替了“组织拜物教”，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又冲垮了个人崇拜。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小康社会，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看，中国不太可能再出现“组织拜物教”。但在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盛行的情况下，官僚主义和个人崇拜却有其再生的土壤。尤其是作为对官僚集团和权贵集团的潜在成型的反拨，个人崇拜将产生严重的后果。
从经济发展看，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尤其是随着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农民起义式的造反风潮已经失去产生的土壤，在农村唯一值得警惕的是由局部利益之争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只要地方政府适时让步，这些事件大都可以圆满解决。危险的是地方官僚集团的利益妨碍这种让步。更加危险的是城市。由于两极分化严重，城市的失业问题、住房问题、医疗问题，等等，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仇官、仇富心理，一旦官员滥用职权、权贵为富不仁的现象被夸大、渲染，民粹主义必然会乘势而起，导致拿破仑或希特勒式独裁政权的出现。这是当前中国的最大危险。
从社会发展看，中国面临着创新社会管理的艰巨任务。如果说，在经济方面，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和美国的第三条道路多多少少能够为中国提供借鉴，社会管理方面却并非如此。目前，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治理都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只有进一步深化马克思的双重批判，才能解决这些矛盾。
除了欧洲和美国共同采取过的措施之外，民主社会主义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办法是实行福利政策，欧洲的福利国家和福利社会就是这样产生的，它的副产品是主权债务危机；美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办法，一是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二是金融自由化。二战以后，通过超越传统的自由主义，建立大政府治理下的垄断经济，资本主义世界试图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随着滞胀的出现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国又实行了金融自由化政策，建立了世界范围内的虚拟经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的副产品是金融危机。中国当前的经济政策实际上融合了欧洲和美国的做法。从股市扩容来说，中国试图通过建立虚拟经济来吸收2008年的4万亿投资，从房地产调控来说，中国试图同时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都是欧洲和美国已经采取过的做法。只要中央政府坚定不移地推动金融改革和房地产调控，目前的困难时期是可以渡过的。问题是，中国在学习欧洲和美国的时候，如何避免陷入欧洲和美国正在产生的危机。
解决问题的唯一思路是马克思的双重批判。从实践方面说，要扬弃正在过时的权力拜物教和正在形成的资本拜物教，从理论方面说，要建立人的自由发展理论，这都需要从马克思的双重批判出发。然而，一方面，21世纪的现实确实比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更接近《资本论》的纯粹模型，另一方面，进入《资本论》语境的当代世界并没有按照马克思当初的预期发展。卢卡奇写作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没有因此前进一步。现在只有全球化的资产阶级，并不存在全球化的无产阶级。包括中国在内，并没有形成一种超越资本统治的意识形态，更不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意义上的“历史科学”了。比较之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推进了马克思的双重批判，尽管这种推进在方法论层面往往是自发的，几乎是本能式的。
与《资本论》出版的年代相比，当今世界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套用一句流行的说法：挑战与机遇同在。目前的挑战，对于西方是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对于中国是过剩经济。目前的机遇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种可能，让全人类认识到所有这些问题和挑战的内在联系。
现在已经到了实现人和人、人和自然统一的历史时刻。这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显身手的时刻，也是生活哲学重新发挥威力的时刻。
五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生活哲学
正如费彻尔注意到的那样，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即“巴黎手稿”)，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再到《资本论》，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双重批判主题，那就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把资本的世界改造为人的世界。双重批判的背后恰恰是生活哲学，即对资本形上学的超越。作为经济哲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批判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统一，作为生活哲学的法哲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则是对当时的德国国家与法的批判和黑格尔法哲学、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的统一。“巴黎手稿”、“大纲”和《资本论》都在资本本体论的显结构之后，建立了一个资本形上学的潜结构。
“巴黎手稿”之所以不是单纯的“经济学手稿”，而是“经济学哲学手稿”，原因在于马克思恰恰要对国民经济学的前提即“私有财产”进行追问。马克思并不否认，私有制是理解当代一切问题的钥匙，但私有制也是一切时代问题的制造者。在马克思看来，随着私有制的扬弃，由私有制带来的一切问题也将消失。但私有制并不是一种法、道德或意识形态现象，而是一种历史现象，只有发现了它背后的形上学才能克服它。马克思把这种形上学归结为“异化劳动”。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结果。这意味着，国民经济学只是从肯定的方面去理解“劳动”，马克思却是从否定的方面去理解的，这就为运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从理论上解决时代问题创造了条件。马克思试图以“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的富有和贫困，即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代替“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即物质财富或资本的多寡(14)。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奈格里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视为“马克思思想中首次伟大的政治性整合”。他试图探究“马克思研究中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整合的基础的问题”，结果发现，马克思文本的整合性特征只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美国经济危机的预言和1857年美国经济危机之间的关联之中才能找到。资本的灾难同时意味着政党和共产主义者主体性的展开，意味着革命意志和组织，因此在奈格里看来：“这种整合意味着三者的联结：一是危机的必然性和灾难性，二是发展的规律，三是主体性的活力。”“在这些不同方面的联结之处，辩证法就会发挥作用。”(15)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表现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双重否定的一致，在马克思这里则表现为理论批判和实践改造的统一。马克思关于人的依赖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人的自由发展的三段式，就来自这种双重否定的辩证法。
《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但它只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中论“资本”的部分。资本批判的出发点是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价值，资本本身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发点却是商品。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看，商品具有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相应地，劳动也分化为二重性的劳动：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生产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上，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这就揭示了“交换”这种“人与人之间唯一的社会联系”所具有的意义。哈贝马斯称之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马克思称为“市民社会”。它必然为“人类社会”所代替。
通过考察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马克思的双重批判有一个侧重点转移的过程：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偏重的是理论批判；在“大纲”中，马克思开始侧重实践改造；而《资本论》则是在第一国际时期发表的，因此已经带有明确的实践意图。马克思既是理论家又是革命家。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不足，恰恰在于对马克思作为革命家的一面重视不够。这一面体现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
恩格斯曾经把马克思主义称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16)。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提出“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以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这种形态而告终。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以“消费社会”、“生态社会主义”等概念补充马克思的理论。对于中国人来说，既然欧洲和美国都不能成为学习的榜样，那就只有直接把“人类社会”作为立脚点。
这是一次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探索之旅。
注释：
①⑤(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2页；第102页；第33页。
②④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51页；第171页。
③曼德尔：《〈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仇启华、杜章智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2页。
⑥⑦⑧⑨曼德尔：《权力与货币》，孟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第23页；第4-5页；第8页；第8-9页。
⑩(11)(12)斯威齐、贝特兰：《论向社会主义过渡》，尚政译，商务印书馆，1975，第167页；第54页；第53-54页。
(1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308页。注意，马克思在这里讲的“社会主义”不是指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而是指“共产主义”之后的社会，即本文后面将要谈到的“人类社会”。
(14)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孟丹、王巍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18-1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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