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当政以来的中美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什论文,中美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布什总统当政三年来，中美关系又走过了一段不寻常的历程。事态的发展丰富多彩，其中有些是中美关系中一直存在的问题的新发展（如台湾问题），有些则是新出现的情况（如反恐、伊拉克战争、朝核危机），不管是老的还是新的问题，它们都是两国关系中具有实质意义的问题，已经对中美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可能对中美关系具有深远影响。
布什对中国的看法：战略怀疑与经济合作
这三年的中美关系要从布什及其主要外交助手在当政以前和之初对中国的看法讲起。1997、1998年中美两国领导人实行互访，中美关系得到明显改善。但由于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对此强烈反弹，他们提出了所谓“政治献金”、休斯—劳拉卫星调查事件、《考克斯报告》、李文和间谍案、《台湾安全加强法案》等一系列事件来诋毁中美关系，大大恶化了两国关系的气氛。他们认为克林顿政府过于重视了中美关系，而轻慢了美国在亚洲的传统盟国日本和韩国，把克林顿对中国的访问称作是对中国的“叩头”，对他花9天时间访华，而不在东京和汉城停留大表愤愤不平。（注：布什后来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写道：“美国总统永远不能花9天时间去北京，而拒绝在东京、汉城停留。”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2000,p.54.）他们反对中美两国“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提法，认为两国是竞争者，或战略竞争者。1999年11月19日，布什在加州里根图书馆作对外政策演讲，这是他在整个竞选期间的唯一的专门的对外政策演讲。讲到中国时，他说：我们必须把中国看清楚。而不是通过装腔作势和伙伴关系的透镜。……所有这些事实都是我们必须正面加以面对的。中国是竞争者，而不是战略伙伴。我们必须不抱恶意地与中国打交道，但也必须不抱幻想。（注："George W.Bush Foreign Policy Speech",November 19,1999.）在另外一个场合，布什更把中国称作“战略竞争者”。赖斯也写道：“中国不是‘现存的’大国，而是一个试图改变亚洲力量的均势并使自己得到好处的大国，仅凭这一点，它就是一个战略竞争者，而不是克林顿政府所称的‘战略伙伴’。”（注：Condoleeza Rice,"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s",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2000.p.56.）在这里我们看到共和党人的一种手法。本来1997年两国领导人并没有说，现实的中美关系已经是“战略伙伴关系”，而只表明致力于建设这样一种关系的意愿。共和党人把愿望说成是现实加以攻击。当时正在希腊访问的克林顿驳斥布什的提法说，美国与所有大国之间“都既是竞争关系，又是伙伴关系”，把与某个国家说成是纯粹的“竞争对手”，会给美国带来麻烦，因为这预示今后20年它们之间将会是“一种敌对关系”。他还说，美中之间会出现一些分歧，但应看到，双方之间也有合作。（注：《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281页。）
2000年8月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竞选纲领是阐述共和党的内政外交纲领的一个文件。其中多处批评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在讲到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政策时，纲领强调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等的同盟关系，认为这对于“建设和扩展东亚的和平、安全、民主和繁荣至关重要”。在讲到中国时，纲领把中国称作“在亚洲对美国的关键挑战”。纲领重复了“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而不是战略伙伴”的说法。（注：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Principled American Leadership".www.rnc.org）对于共和党的这个纲领是不能太认真地予以对待的，因为其中有许多是竞选的宣传，有夸张其词的地方，更多地反映了竞选的需要。但正是这种党派斗争常常给中美关系造成伤害。
自然，布什及其助手对中国的看法还有另一面，那就是在经贸关系方面与中国进行合作。在2000年国会辩论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待遇(PNTR)时，布什超越党派界限，呼吁国会所有成员，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联手合作，使中国成为美国的一个正常的贸易伙伴。因此，布什对中国的看法大致可以概括为战略上的怀疑和经济上的合作。赖斯对此作了概括：“通过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促使中国内部的转变是重要的，同时也要遏制中国的力量和战略野心。需要寻求合作，但当着两国利益发生冲突时，我们也不要害怕与北京对抗”。（注：Condoleeza Rice,"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s",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2000.p.57.）
出于这种考虑，布什政府在人员构成上也反映了更重视传统盟友，而忽视中国、排斥中国问题专家的倾向。政府中在亚洲政策方面起主导作用的官员中没有中国问题专家。副国务卿阿米蒂杰、助理国务卿凯利、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太事务的资深主任帕特森都是日本问题专家，副国防部长沃尔夫威茨是印度尼西亚问题专家。（注：2002年7月笔者在与美国国防分析中心一位研究人员（他不是中国问题专家）的谈话中，他的一句话令笔者震惊。他说：“谢淑丽是在任何关于中国和中美关系的争论中以牺牲美国利益捍卫中国利益的人。”谢淑丽，Susan Shirk，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中国问题专家。由这句话也可以看出，共和党中一些人对民主党内的中国问题专家的态度了。）
自然，布什政府中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看法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在“9·11”之前，政府中有三种看法：以国务卿鲍威尔为代表的是与中国接触派，他在2001年1月任命他为国务卿的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国不是战略伙伴，但中国也不是我们无法避免和不可转变的仇敌。中国是一个竞争者，一个地区的潜在对手，但它也是贸易伙伴，愿意在我们两国都有战略利益的地区，如朝鲜半岛进行合作。中国具有所有上述这些特征；但中国不是敌人，对我们的挑战就是要继续让中国保持这样的状态。”（注：Colin Powell,"America Must Be Involved in the World",Powell Statement befor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January 17,2001,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Backgrounder,February 5,2001,p.6.）以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为首的一派对中国的军力、战略意图、对台湾的政策、以及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方面的情况持十分怀疑的态度。在2001年6月的一次采访中，他指责中国、俄罗斯和朝鲜“是导弹技术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主要扩散者……它们的所作所为导致了不稳定，破坏了世界的均势”。（注：参见David Lampton and Richard Daniel Ewing,U.S.-China Relations in a Post-September 11 th World,Nixon Center,2002,p.5.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不同观点是公开的，在美国政府内外人们的看法是一致的。2001年秋天笔者访问华盛顿时一次与国务院一位相当级别的官员讨论中美关系，他说：“国务院的军人（指鲍威尔）是鸽派，国防部里的文职长官（指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是鹰派。”）总统本人的观点基本居于两者之间。但国防部和国务院都同意日本在美国的东亚战略中起主导作用。他们认为克林顿政府愚弄和贬低日本，布什政府应当遵循不同的方针，其中包括鼓励日本修改宪法，使日本在美国领导的亚洲沿海的同盟链中起更关键的作用，也就是使日本在地区安全中的作用更加明确。（注：Jonathan Pollack,"Learning by Doing:The Bush Administration in East Asia",in Robert M.Hathaway and Wilson Lee,eds,George W.Bush and Asia,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2003,p.62.自然，有的美国学者在布什执政之初即已预料到，布什在对华和对日政策上的这种轻重调整可能更多是一种“微调，而不是根本性的”。在克林顿第二任期中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的李侃如认为，美国对华和对日政策都要求政府给予极大重视，忽视了任何一个都会产生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会很快使这个国家回到美国议事日程的中心。Kenneth Lieberthal,"U.S.Policy toward China",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Policy Brief,No.72(March 2001).）
三年来的事态发展
中美关系以往的经验证明，在大选中，美国对华政策常常成为两党斗争的热点问题，在新一届政府初期，中美关系常常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虽然经过一段时间，该届政府的对华政策还是会回到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潮流来。这已经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怪圈。里根政府初期和克林顿政府初期的情况都是这样。为了避免这样一种循环，使中美关系得到比较稳定和健康的发展，中国政府在布什上任之初就采取“主动出击”的方针，2002年2月，前驻美大使李道豫、朱启桢和前驻加拿大大使张文朴访问了美国，与美国政府及民间进行沟通。3月钱其琛副总理访问了美国，并会见了布什总统、切尼副总统、鲍威尔、赖斯、拉姆斯菲尔德等美国政要和一些国会议员。双方都表达了重视发展中美关系、继续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美方表示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恪守中美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与布什政府的关系的开局应该说不错。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意外，中美关系中的又一次“马鞍型”也许可以避免。
天有不测风云。2001年4月1日发生了撞机事件。由于中美之间缺乏危机管理机制，此次事件对中美关系造成了损害。中美双方对对方对事件的处理都不满意：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一开始就一味指责殉难的中国飞行员，这不能不令中方对美国的霸道和傲慢感到愤慨；美国则对中方让美国飞行员在海南陵水机场待了那么些天感到不满，一些国会议员甚至用了“人质”这个词。更大的问题在于，中美双方对事件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中方责问：撞机发生的地点是中国的专属经济区，按国际惯例只允许“无害通行”，而侦察机显然不在此列，美国为什么要到离中国这么近的地方活动？美国居心何在？美方的说法是：美国的飞机和军舰在任何公海飞行和游弋，中国为什么要在公海进行拦截？美国军方人士更认为，中国的真正企图是要否认美国对从朝鲜海到南中国海这一大片海域的进入。现在中国还没有力量，及至中国有力量了，就会这样做。（注：2001年6月27日，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在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行午餐座谈会，华盛顿一些重要思想库的中国问题专家都在座。海军参谋长的政治顾问在会上就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当时笔者正好在华盛顿访问，也参加了午餐会。）军方对撞机事件的分析是从他们对中国的疑虑出发的，而这一事件又更加深了他们的疑虑。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注意的重点是亚洲，而中国又是重中之重。在讲到“关键的地区”时，报告认为，“除了巴尔干，欧洲基本上处于和平状态”，“俄罗斯对北约不再构成大规模常规军事威胁”，而“从中东到东北亚有一个广阔的弧形不稳定区，这里有正在崛起的、也有日渐衰败的地区大国”。报告还特别提到了“东亚滨海区”，这实际上是中国沿海地区的代名词。在讲到对美国的威胁时，报告又说：“在亚洲保持稳定的平衡是一项复杂的任务。这一地区存在着出现一个有丰富资源的军事对手的可能性。”（注：Defense Department,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pp.3-4.这个评估报告是2001年9月30日发表的，但是在“9·11”之前准备的。“9·11”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还没有在这个报告中反映出来。）可见美国军方当时对中国确实是疑虑重重。有的美国学者把当时美国的地区安全战略称作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战略”。（注：Jonathan Pollack,"Learning by Doing:The Bush Administration in East Asia",in George W.Bush and Asia,p.61.）撞机事件发生后，军方切断了与中国的军事交往，即使后来布什总统吩咐恢复交往后，他们仍迟迟不予执行，以至在一年多中，两军没有任何往来。但撞机事件毕竟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而且在撞机事件的后期处理中，双方都表现了合作的愿望，而不是采取扩大事态的做法。7月4日，美国将EP-3侦察机启运回国，第二天，布什总统就主动打电话给江泽民主席，两位领导人在交谈了20分钟。布什重申了两国建立“建设性关系”的重要性，并表示期盼着10月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注：《参考消息》，2001年7月7日。）对中国来说，2001年的日程上有两大关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申办2008年奥运会。对于第一个问题，布什政府没有困难。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符合布什的一贯立场。6月上旬，美国贸易代表佐利克访问北京，双方在上海就中美间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一些遗留问题举行谈判，并于6月9日达成协定。佐利克表示，“谅解对中美两国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注："U.S.,China Reach Consensus on Beijing WTO Accession",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ashington File,June 13,2001,p.1.）关于第二个问题，中国人民不能忘记，1993年美国国会一些人横加干涉，参众两院先后通过决议反对北京申奥。克林顿政府没有就此事作公开表态，实际上是听任国会代表美国说话，把表达美国意见的权力给了国会。这一次，布什政府对中国申奥公开地采取了“中立”立场，同时强烈敦促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不要把反对中国申办的议案提交给众议院全体大会。（注：David Lampton and Richard Daniel Ewing,U.S.-China Relations in a Post-September 11 th World,Nixon Center,2002,p.24.）这是在撞机事件后，美国政府也准备恢复中美关系时，美国政府中外交班子的策略性胜利。
2001年7月25日，中国外长唐家璇在河内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期间会晤鲍威尔国务卿。28日，鲍威尔对中国进行访问。在访问中国之前，他已数次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中国为敌。在访问中，他在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中和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专访中都表示，美国希望同中国建立友好的关系，建设性的关系，希望中国继续发展和进步，愿在寻求合作中相互促进，并表示，布什总统殷切期待着对中国的访问。谈到对中美关系的定位时，他说，他不选择“伙伴”和“敌人”这两个词中的一个，“美中关系是如此复杂，又包括很多方面，所以简单地用一个词来涵盖是不正确的。这是一个复杂的关系，但也是一个越来越将建立在友谊和信任的基础上的关系、建立在共同努力解决问题的基础上的关系”。（注：《人民日报》，2001年7月29日； "Powell Stresses U.S.Wants Friendly Ties with China",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ashington File,August 1,2001,p.3.关于中美关系定位的这种说法，其实在此之前助理国务卿凯利已经有过类似表态。他在7月18日通过美国驻外使馆内部卫星电话网络回答曼谷、东京、汉城和新加坡四地政府官员和媒体提问时说，美中都是大国，因此双边关系是多方面的，不能简单地用“战略伙伴关系”或“战略竞争者”来概括。见《解放日报》，2001年7月20日。）鲍威尔的这一说法是对“战略竞争者”提法的一个修正。这一表态可以看作是，布什政府已经正式决定以后不再用“战略竞争者”或“竞争者”的说法来定位两国关系。这次访问是修复两国关系的重大努力，可见在“9·11”之前，中美关系已经开始改善。
“9·11”事件后，中美两国在反恐方面的合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联合国密切协调、共享信息及情报、执法联络工作及金融资产的监控”。（注："Press Conference of Ambassador Francis X.Taylor",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Backgrounder,December 10.2001）10月19日，江泽民主席与来上海参加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布什总统举行了会谈，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反对恐怖主义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共同努力，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共识。这样，在两国领导人之间就取得了一个的新的共识。（注：《人民日报》，2001年10月20日。布什总统在与江主席会谈后共同接见记者时的措辞是“坦率的建没性的合作关系”(candid,constructive and cooperative)，即所谓三个C.见“Bush and Jiang Meet in Shanghai”,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File,October 22 p.3.）布什的上海之行是“9·11”以后布什第一次出国访问，是布什当政以来两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会晤。此后，两国领导人还有一系列会晤，包括：
布什总统2002年2月对中国的正式访问；胡锦涛副主席2002年5月对美国的正式访问；江泽民主席2002年10月对布什家乡克劳福德牧场的访问；温家宝总理2003年11月对美国的正式访问。
所有这些最高层的互访对保持两国关系的改善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9·11”以后，美国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关注，即《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所说的，“这个国家面临的最大的危险是激进主义与技术的结合”。（注：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September 30,2002,p.1.）中国政府历来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广泛参加多边防扩散机制，不断完善防扩散出口管制体系，1998年中国政府就颁布了《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2002年8月，中国政府颁布了《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及与之配套的管制清单，10月颁布了《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及管制清单、《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理条例》及管制清单，2002年还重新修订了《军品出口管制条例》并于11月颁布了管理清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其他有关的法律条例中也列入了对违反上述法规的刑事处罚措施，这样，中国的防扩散就完成了从行政管理向法制化管理的转变，实现了与国际惯例的接轨。
反恐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中美关系
反恐帮助了中美关系的改善，对此在中国和美国都没有疑义。但反恐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到底有多大改变？这个问题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是有争议的。依笔者看，以下一些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反恐影响了美国决策者的战略思想，由于反恐的需要，美国作出了一系列新的调整，包括从强调大国之间的竞争，到强调大国之间的合作。在上面提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中国是美国的主要竞争者（虽然不指名），但在2002年9月30日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的是大国合作应对新的威胁——非传统的威胁。其中说：“今天，国际社会有比17世纪民族国家形成以来更好的机会来建设一个大国在和平中竞争而不是准备战争的世界。今天，世界上的大国发现它们站在一起——这是由恐怖暴力和混乱造成的共同危险联合起来的。”（注：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p.2.）报告还强调了与俄罗斯、中国、印度的合作。
第二，美国认定恐怖主义是主要威胁，使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威胁论”的辩论基本结束，中美关系不再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中的重大争议问题，美国对华政策逐渐出现新的共识：中国是反恐斗争中的合作对象，中美两国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注：波拉克指出，“在美国十年的摇摆不定和政策辩论之后，国际恐怖主义，而不是中国，终于成了美国的新的全球对手。”Jonathan Pollack,"Learning by Doing:The Bush Administration in East Asia",George W.Bush and Asia,p.61.）1997至1998年，中美两国首脑实现了互访，中美关系明显改善。但有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对此强烈反弹，攻击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妖魔化中国，毒化中美关系的气氛。但在“9·11”以来的两年多中，那些先前在中美关系中起负面作用的因素都比较收敛，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利益集团相对来说都比较低调：人权集团比较低调，“9·11”以后，人权集团不能不关心反恐，而过去多对中国吹毛求疵；贸易保护主义也比较低调，因为中国加入了WTO，中国做出了开放市场的承诺；共和党右派比较低调，因为他们有一个右派的总统，他们不能与自己的总统为难。国内这三股势力都比较低调，从而使冷战结束以来一直在进行的对华政策辩论暂告终止。（注：美国学者李侃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演讲，2003年10月13日。）
从长远来说，关于中美关系在美国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把中国看作潜在的威胁。另一种认为，未来的亚太地区的格局是由中美两国主导的，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扩大，中国正在越来越融入国际体系，经过20年的发展，两国间的共同利益会比现在更大，中美两国之间也许比现在更容易打交道。两国的冲突远是可以避免的。还有的人强调中国未来（包括中国战略意图）的“不确定性”，认为现在作出是潜在威胁或不是威胁的结论为时过早。（注：2003年11月18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日三边关于地区安全的讨论会上美国学者何理汉、阿马考斯特、麦克戴维等的发言。）
第三，与上面相关的是，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有了比较大的改变。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基本是负面的。但“9·11”以后，这种情况出现了变化。2002年6、7、8月，笔者乘在美国访问的机会，每天阅读《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盛顿时报》。最后一种报纸算不上美国的主流媒体，但它是蓝队的喉舌，因此笔者也格外留心。经过三个月的调查，笔者的结论是，不能说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基本是负面的。《华尔街日报》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以及在华外资企业的报道正面的居多，编辑部的评论有负面的，但不多。《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有正面的、负面的，但基本没有出现1999年那种炒作的现象。这三个月中，7月12日国防部公布了关于中国军力的报告，16日国会的中国安全评估委员会公布了一个报告，8月3日，陈水扁发表了“一边一国论”。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过去某个时候，很可能再次成为蓝队炒作的借口，但这次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对于国防部的报告，《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只以不大的篇幅作了比较客观的报道，并指出，布什政府内部对报告存在激烈争论，报道从内容到标题都比较中性，没有故意挑唆煽动。（注："New Pentagon Report Sees Rapid Buildup by China",New York Times,July 13,2002,p.A4;"China Buildup Said to Target Taiwan;Pentagon Says Beijing's Military Spending Increases Options for Missile Attacks",Washington Post,July 13,2002,p.A18.）关于中国安全评估委员会的报告，《华盛顿邮报》只以很小篇幅介绍了报告内容，几乎没有评论；而《华尔街日报》则对提出报告的质疑，该报发表的题为《将对华投资置于显微镜下》的文章指出，报告建议建立一个监督对华投资和技术转让的体制，这是不符合国际惯例的，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对对外投资有这样的监视。（注："Investment in China is under Microscope?"Wall Street Journal,July12,2003.）陈水扁发表“一边一国论”后，三份大报的文章总的来说比较客观地报道了美国和海峡两边的情况，没有明显歪曲事实和攻击中国政府的说法，虽有对陈水扁表示同情和支持的文章，但没有更多的炒作。
第四，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有了改变。根据2003年9月的一项民意调查，9%的人认为中国是盟国，44%的人认为中国是友好国家，加起来达到53%，而认为中国是最大威胁的人数与2001年相比减少了70%。（注：CNN/USA Today/Gallop Poll(September 19-21,2003).）自然，这项民调也提醒我们，还有40%稍多的人认为中国是不友好的，甚至认为是敌人，所以对于美国公众的工作还要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注：关于反恐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的问题，笔者与美国学者进行过讨论。李侃如指出，仍然有人认为，中国虽不是紧迫的威胁，却是潜在的威胁；但另一种意见认为，未来的亚太地区的格局是由中美两国主导的，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扩大，中国正在越来越融入国际体系，经过20年的发展，两国间的共同利益会比现在更大，中美两国之间也许比现在更容易打交道，两国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2003年10月13日在美国所的报告）何汉理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反恐打开了两国之间合作的有一扇窗户。随着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如果美中之间在一系列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上能有持续的建设性合作，人们对中国是潜在威胁的看法就会改变。（2003年11月18日在中美日三边关于地区安全讨论会上的发言，华盛顿）还有的学者强调中国的不确定性。他们认为，中国本身的发展是不确定的，中国的战略意图不明确，因此中美关系的未来也是不确定的。（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研究员、退休少将迈克戴维2003年11月18日在中美日三边会上的发言）。
中美关系的基础不断扩大
过去两年多来中美关系的一个特点是两国关系的基础不断扩大，本来不属于双边关系的问题，现在成为双边关系的重要内容。在对塔利班的战争中，中国给予了充分的合作。对于伊拉克战争，中国有自己的原则立场，中国不支持这场战争。但在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1441、1472、1483、1500、1511号决议）过程中，中国与美国及安理会其他理事国是合作的。尤其在朝核问题上，更彰显出中国的作用。
从2002年10月朝核问题浮出水面以来，中国政府从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的利益出发，当然也是从中国自身的利益出发，做了大量劝和促谈的工作，促成了2003年4月的北京三方会晤和8月的六方会谈。美国政府上至布什总统，下至国务院官员都对中国的建设性作用表示感谢。（注：最近的例子是在2003年10月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布什对胡锦涛主席表示，“美国高度赞赏中方为促进朝核问题和平解决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支持北京六方会谈进程”。《人民日报》，2003年10月20日；12月9日，布什在会晤来访的温家宝总理时作了类似的表态。）经过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朝美双方的立场是在接近。首先，有关各方都同意六方会谈是解决朝核问题的唯一可行的途径，这样就把和平解决的前提和方式确定了下来，这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先前，如在2003年4、5月间，美国的立场是“倾向于和平解决，但各种选择都在桌上摆着”，即如果和平方式失败，就使用其他方式，诸如制裁、封锁、外科手术直至如同伊拉克战争一样的军事行动。（注：2003年5月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对笔者的谈话。11月18日，当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会见在华盛顿参加中美日三边会的代表时，他强调，朝核问题与伊拉克问题不同，伊拉克问题除了军事手段没有别的选择，朝核问题除了和平手段没有别的选择。）第二，在北京六方会谈中，各方都同意了“分阶段，同步行或并行实施”的方针，（注：《王毅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2003年8月29日，《人民日报》，2003年8月30日。）即美国不再以朝鲜首先放弃核计划作为给予安全担保和经济援助的先决条件，朝鲜也不再以美国首先改变敌视朝鲜的政策作为考虑放弃核计划的先决条件。第三，在解决朝鲜的安全关注方面，双方的立场也有了接近。布什总统在10月20日在曼谷会晤韩国总统卢武铉时表示，“美国愿意向朝鲜提供书面安全保证，通过六方会谈实现和平解决”。在随后发表的美韩首脑会晤的联合公报中，布什就此作出正式承诺。几天后，朝鲜表示，如果布什的上述表态是出于与朝鲜共存的意图，并有助于在同步实施基础上实现朝鲜提出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朝鲜将予以考虑。朝鲜并通过纽约的渠道向美国转达了这一立场。这样朝鲜就表示了不再坚持与美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要求。（注：《朝将考虑“书面安全担保”》，《解放日报》，2003年10月26日。）第四，美国政界和学界一些人多年来一直在谈论朝鲜的“政权更迭”，现在有消息透露，在安全担保中，美国将表示，第一，不入侵朝鲜；第二，不主动寻求在朝鲜的政权更迭。（注：《美国对朝鲜的“安全保证”定调》，《参考消息》，2003年11月8日。）这也是一个朝着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重要的事态发展。所有这些情况使人们对朝核问题和平解决的前景产生信心。当然，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也由来已久，美朝之间的立场现在还有很大差异，不会通过一两次会谈就彻底解决。但现实的状况是，所有六方在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上确实已经在同一条船上了，不管前面有多少风，多少浪，所有六方都不能让这条船出事，因为其后果是谁也经受不起的。所有六方只能同舟与共，达到胜利的彼岸。
中美关系中有两条腿：经贸和安全，冷战结束之后，安全这条腿一度削弱了。两国在反恐和朝核等问题上的合作加强了安全这条腿，使中美关系可以发展得比冷战结束后的其他时候更好些。正如美国著名学者何汉理所说的：“除了名称，布什政府回到了先前克林顿政府的与北京建立‘建设性战略关系’的理念。反恐战争是回复这种理念的正当理由。两国之间的其他共同利益也在促进这种合作关系。”（注：Harry Harding:"Asia 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in George W.Bush and Asia,p.54.）
关键在于处理好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在台湾问题上，布什政府的政策与克林顿政府的政策有共同之处，但也有区别。主要的共同之处是，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遵守中美之问的三个联合公报。这是自尼克松以来历任美国总统，包括5任共和党总统，2任民主党总统的共同政策。布什政府头一年多中的对台湾政策与前任的政策有五个区别。第一，克林顿总统公开宣布了“三不”政策，即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和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组织。（注：正源编：《克林顿访华言行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但布什政府不再提第三个“不”。（注：根据未经证实的消息，2003年11月布什总统对陈水扁在APRC曼谷会议期间带给他的信作了回答，表示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参考消息》，2003年12月3日。）第二，克林顿政府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在台湾问题上实行了所谓“战略模糊”，即不明确说出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事美国会怎么做。1999年台湾的李登辉发表了“两国论”后，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强烈要求克林顿“明确宣布，一旦发生对台湾的攻击或封锁，美国就将去保卫台湾，包括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注：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Statement on the Defense of Taiwan",August 28,1999.在这份声明上签字的有威廉·克里斯托尔、阿米蒂杰、罗伯特·卡根、路易斯·利比（现任副总统办公室主任）、理查德·帕尔（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拉姆斯菲尔德主要助手）、沃尔福威茨等。）但克林顿没有这样做。布什当政后，立意使台湾政策“清晰化”，在他当政百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节目主持人查尔斯·吉布森采访时，当记者问到如果台湾遭到攻击，是否有责任去保卫台湾时，布什说了“尽其所能帮助台湾自卫”这样的话。（注：《执政百日接受全国广播公司(ABC)“早安美国”节目的采访（4月24日采访，25日播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课题组编：《布什言论》，2002年1月，第85页。）从尼克松以来，不论是共和党总统还是民主党总统，还没有一位美国总统作过这样的表示。第三，克林顿政府曾经积极鼓励海峡两岸进行政治对话，助理国务卿罗思还曾于1999年4月在纪念《与台湾关系法》20周年的讲话中对一些美国学者提出的海峡两岸缔结“中程协议”或“中程安排”的建议表示认可。但台湾方面对这一提议表示反感。他们认为美国这样做是违反了1982年7月美国向台湾做出的六项保证。（注：见Harry Harding,"Again on Interim Agreements in the Taiwan Strait",in Gerrit Gong,ed.,Taiwan Strait Dilemmas.China-Taiwan-U.S.Policies in the New Century(CSIS,March 2000),p.3～6.）及至布什当政，美国起码在2001年不再提两岸进行政治对话的问题。（注：2001年12月28日，笔者在与美国驻华大使馆政务参赞的一次谈话中问到，为什么布什政府不再鼓励两岸进行政治对话？他回答说，这不是美国政府要做的事，这是两岸自己的事。可见，这确实是一种政策上的调整。但最近，美国在这方面的态度有所转变。如国务院官员最近一再表示，两岸对话对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至为重要。《参考消息》，2003年11月30日：“美国的立场是，两岸议题应透过对话解决”。《香港商报》，2004年1月14日。）第四，布什政府继续提升美台关系，尤其是军事关系。2001年4月美国答应的售台武器（4艘基德级驱逐舰、8艘柴油动力机潜艇和12架P-3C反潜巡逻机）是美国历来答应的售台武器中最大宗者。2002年3月，台湾的“国防部长”汤曜明前往佛罗里达参加“国防峰会”，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等前往与会。这是1979年以来访问美国的台湾最高层级的“国防部”官员。布什政府的上述做法显然向台独势力发出了错误的信息，似乎美国政府给了他们一张空白支票，不管他们做什么，美国都会支持；似乎他们可以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第五，在克林顿时期，台湾领导人在出访途中在美国过境，是只能呆在旅馆里，不能进行公开活动，不能接受媒体采访的。布什政府认为台湾领导人的这种待遇过于“屈辱”，以后要按照“安全、便捷、舒适”的原则，善待台湾领导人，比如2003年11月初陈水扁在纽约过境时，他会见了20位美国国会议员，接受了一个人权组织的什么奖，发表了演讲，接受了媒体采访出席了所谓“海外阿扁后援会”成立大会，还租了一艘游轮游览了哈德逊河，以至他对美国政府“放松过境限制的善意”连连向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夏馨表示感谢。（注：《陈水扁感谢美放松限制》，《侨胞》（纽约），2003年11月3日；《阿扁夸美国‘台最好朋友’》，《世界日报》，2003年11月2日等。）
之所以布什政府在对台政策上与前任有这些区别，有三个原因。第一，布什在任州长时期很少涉及外交事务，对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敏感性和重要性了解甚少；他的“家庭教师”赖斯原来是苏联问题专家，对中美关系也懂得不多；（注：波拉克认为，不仅布什政府对台湾的政策在他执政的后期与最初不同，而且它的整个东亚政策都有显著的变化，这是一个“边干边学”的过程。见George W.Bush and Asia,p.54.）第二，正如前面所说，布什是怀着对中国的战略疑虑进入白宫的，提升与台湾的关系自然是在战略上牵制中国的高招；第三，那些新保守派在克林顿政府时就要求总统明确说出“保卫台湾”之类的话，现在他们得了势，成了决策者，他们的总统就说出了他们早就想说的话。
随着中美关系的整体改善，随着布什政府逐渐理解了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和重要性，布什的对台湾政策也有所调整。从2002年5月胡锦涛副主席访问美国以后，美国在各种场合强调一个中国的原则，中美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在2002年8月3日陈水扁作了“一边一国论”的表态以后，美国政府立即表示美国一个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注："Taiwan's Leader Supports a Vote on Independence",Wall Street Journal,August 5,2002.）到2003年美国政府也越来越多谈到海峡两岸的对话。尤其是在最近温家宝总理访问美国时，12月9日，在两位领导人的记者招待会上，布什以十分清晰的语言强烈反对陈水扁搞统独公投，他说：“台湾领导人的言行表明，他可能想要作出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决定，对此我们是反对的。”这里的“台湾领导人”他用的是单数加定冠词，the leader of Taiwan，并用了单数第三人称的代词he，意思是再清楚不过了，就差指名道姓地说出“陈水扁”三个字了。这样，两国领导人就在台湾问题上达成了一个重要的共识：必须维持台湾海峡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允许陈水扁挑战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有两个政策目标：长远的目标是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实现祖国的最后统一，这需要时间，需要我们以最大的耐性，作出巨大的努力；眼前的目标是阻止台湾的事态向独立的方向发展。在这方面中美两国有共同利益。一段时间来，一些美国学者和前政府官员就提出，美国必须让陈水扁明白，美国没有给他一张空白支票，不是他爱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美国都回予以支持。现在布什总统把这一点说清楚了。所以这条消息刚刚播出，台湾的一些电视台马上就亮出了大字标题：“布什反对陈水扁公投”。如果说，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在上海公开说出“三不”对台湾造成了冲击，那么此次布什总统的声明是对“台独”势力更大的冲击。在克林顿说了“三不”后，由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强烈反弹，随即提出了《台湾安全加强法案》，1999年在国会辩论了一年，闹得乌烟瘴气。而现在布什作了上述表态后，虽然个别民主党议员也有批评，个别新保守派理论家发表了文章表示异议，但总的来说反弹很小。这说明，布什总统的表态是美国社会的一种共识。
限于篇幅，本文没有论述中美关系中的方方面面，这不是说别的问题不重要，尤其是经贸关系，笔者一直认为这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实质性内容，在冷战结束后，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跌宕起伏，经贸关系却一直持续发展，成为中美关系进一步改善的重要基础。美国现在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2003年已经取代日本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虽然两国之间不时有些摩擦，但这属于正常国家关系中的问题，与本文提到的问题性质不同。笔者还坚定地相信，中美经贸关系将进一步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经过1972年以来30多年的发展，经过1979年建交以来25年的发展，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中美两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或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对两国都十分重要，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两国之间既有重大的共同利益，而且还继续在扩大共同利益，又在一些领域存在分歧，而且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所以中美关系过去不是一帆风顺，以后也不会一帆风顺。但只要两国谨慎地处理它们之间的分歧，尤其慎重地处理台湾问题，两国关系近年内的稳定是有希望的，长期的发展也是可以预期的。这将造福于中美两国人民，造福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造福于世界的和平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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