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俄专到中俄大学———场“专升本”运动与“三一八”惨案追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惨案论文,中俄论文,专升本论文,一八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6年4月9日的《京报》登出《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那是一篇以披露“真确消息”形式出现的宣传、问罪元作，文章将矛头对准章士钊、马君武和陈任中三人。鲁迅读后，对黑名单上拟通缉人士的职位稍作调查，在4月13日写就《大衍发微》，与揭发内幕的报道呼应，也是意在追查惨案罪责。《大衍发微》列出“三一八”后政府拟通缉人员的姓名、省籍和职务，名列首位的是国民党元老徐谦，他除了担任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委员和广东外交团代表主席，还是中俄大学校长。名单中另有几位在中俄大学担任要职：陈启修(教务长)、陈彬龢(总务长)、章廷谦(注册组主任)、徐巽(中俄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长)。《大衍发微》这篇文章学界很熟悉，中俄大学的来龙去脉究竟如何，却鲜有人探究，这也暴露了偏重“大义”、忽视历史细节的习惯。此文刊出时，中俄大学以难以置信的方式“成立”才一个多月，但因校长徐谦避匿在外，已经难以为继了。关于这所大学以及与之相关的校长任命和教育部总长职位之争，应该做一条详尽的注解。不了解这一背景，就难以认识教育界的权力斗争与“三一八”惨案(包括惨案追责)的紧密交织。先引一段现成的文字：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六月，为培养东清铁路录用人才起见，在北京设立“东省铁路俄文学堂”。……民国元年(1912年)，学堂改组为北京政府外交部俄文专修馆，学制五年，校长邵恒浚。民国十年(1921年)，添设法律课程，学校改名外交部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民国十五年(1926年)三月七日，学校改名中俄大学，校长徐谦(1871-1940，安徽歙县人)。曾一度迁址正阳门内原中国大学校址。10月撤销并入北京法政大学。原址民国十六年(1927年)已改设外交部法政专门学校。民国十七年(1928年)并入北平大学，为俄文法政学院。① 东清铁路指俄国赤塔至海参崴铁路线在中国境内的一段，系清政府与俄国根据《中俄密约》而建，后来也称中东路。这所俄文学堂初建时专门为东清铁路培养管理、服务人员，级别较低，后提升到专门学校、大学。在民国教育体制中，专门学校在大学之下，两者不可混淆，但是同一所学校却在“三一八”事件前不久突然更名，校长徐谦正是“三一八”抗议集会的主席团主席。这段文字还遗漏了几个关键的细节。例如学校改名时已脱离外交部，转属教育部，而且中俄大学前面还有“国立”二字。 国立中俄大学确由外交部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以下简称俄专)脱胎而来，它的筹办与解散涉及俄国庚子赔款退还款(以下简称俄款)②，实际上俄专正式挂牌升为国立中俄大学(以及校长任命)是在1926年2月下旬至3月上旬，伴有一场持续的风潮。俄专内部纠葛的青萍之末究竟起于何时，不容易确定。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这场风潮与俄款有关。管理俄款的机构中俄庚款委员会正式成立于1924年11月24日，即黄郛内阁解散、段祺瑞执政府成立之日，徐谦是三人委员中的一员(中方委员二人，另一位系蔡元培，由李石曾代理，蔡在欧洲访学，不知此事)，主要是得到孙中山、冯玉祥的支持，外长王正廷代表黄郛内阁与苏联大使加拉罕谈判，自然为国民党提供了攫取财权的诸多便利。也许该委员会成立之初，有人就计划改组俄专，使之并提升为大学。由于俄款为数巨大(占赔款总数的28.97%)，而且中苏双方一致同意专用于教育事业③，中俄庚款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在整个教育界有至尊的地位。仿照李石曾的中法大学(得到法国退还庚款的资助)，建立一个中俄大学，专门吸纳俄款，确是个好主意。中俄大学则必须国立，因为中俄双方已经有约在先，俄款主要用于北京的国立大学。如果运作顺利，这所新学校财源充沛，徐谦已在暗中被确定为校长。俄专校长必须撤换，学校必须由外交部转入教育部，部属专科必须升为国立大学，大宗经费必须经当时教育部总长易培基之手转划徐谦。 一切都按照风潮策划者的预期演进。1925年12月俄专部分学生就开始驱逐校长。易培基出任教育总长后，俄专风潮加剧，1926年1月26日，原校长丁文玺已被迫辞去，暂时以“校务主任”名义维持俄专校务的余同甲招待新闻界，强调拥徐学生只有十余人，他们“受人指使，藉端滋事”，俄专多数学生“有不愿脱离外交部管辖之种种原因，对于拥徐一派……决以敌对方法相周旋”。④此时学校表面上已转由教育部管辖，相应的交接程序未见启动。东总布胡同的校址被拥徐派学生占领，反徐派在校外继续抗争，两派相持，最终导致学校分裂。 教育部匆匆接收俄专，易培基迅速委派徐谦为校长。1月28日徐谦在俄专就职，部分反徐学生冲击会场，声称学校移交手续未全，校址也未觅妥，请徐谦“暂缓就职”。很快场面失控，两方动武，徐谦以铁腕对付，当天开除“在校暴动”学生14名。⑤两派互不相让，分校的趋势难以挽回。徐谦组织起国民敢死队，而反对方成立俄专维持会、家长维持会和学生会三个组织，要求外交部收回俄专。 于是王正廷又被推到前台。他在接受采访时态度坚决，表示不可能再收回俄专。据报道，王正廷一在外交部上任，就有俄专学生要求将校长丁文玺罢免，改聘徐谦继任。学生无需在丁文玺的所谓“罪状”上浪费笔墨，也算直截了当。但是学生受人指使，点名要校长，王正廷折中处理，批准丁文玺辞呈，委托余同甲“主任校务”，并未聘任徐谦。学生和他们身后的牵线人必须全胜，才肯罢休。据余同甲自述：“学生仍不满，阻余到校，坚求即聘任徐谦，并将该校改归教育部办理。迨教育易总长出任调停，允聘徐谦为校长，始无异议。”余同甲的罪恶擢发难数，也是可以省略的。学生不让他进校，重演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前一年5月7日将杨荫榆拦阻于国耻纪念会场之外的一幕。 又据徐谦方面消息，他在就职后“进行甚力”，“已与李石曾、吴稚晖、顾孟馀、陈启修等七八人筹划一切，结果，决定立刻改为中俄大学”。⑥徐谦主持的俄专雷厉风行，迅即制订了学校的招生程序、组织纲要。终于，中俄大学的牌匾在2月19日挂出。⑦与此同时，俄专维持会决定，绝不放弃原校名，绝不离开外交部。王正廷与徐谦的对立彻底公开化，徐谦一派起诉王正廷和原校长丁文玺，法庭受理。王正廷的表态也说明他对徐谦等人的一系列举措深不以为然。当时共有109位学生不愿意留在东总部胡同就读，外交部不得不为他们另觅校址。新的俄专办学方针将不同于中俄大学，“王氏欲于校内组织董事会，将来校长及校务，均由董事会负责办理，免随政潮之起伏，并认该校为社会公共的，决不能为一党一系之私产，且尤忌党化”⑧。俄专部分学生被驱赶出校，校名却得以保留。该校在3月15日重新成立，校址在前门内顺城街中国大学旧址。⑨这和女师大一小部分师生在宗帽胡同继续办学非常相像。 1926年2月寒假后，北京国立九校财源枯竭，迟迟不能开学，各校代表于3月13日赴贾德耀宅探询。前一天，贾德耀嘱咐九校立即与俄款委员会接洽，只要该会同意，总税务司安格联有三十四万元俄款可以拨交。但是交涉无果，徐谦和顾孟馀(李石曾回避，请顾孟馀代理，徐谦升为中方委员长)两位中方委员刁难，九校代表被迫再向贾德耀求救： 代表等昨今两日(3月12、13日)已分别前往，讵该会委员徐谦、顾孟馀等，始则否认加拉罕民国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之声明书，继又拒绝接洽，迨见到之后，又云三十四万交到该会，应分给九校多少，亦难预定。似此迁延，是九校今后之生机，非政府另行设法不能维持，请总理迅为决定。⑩ 此处需作一些说明。1923年11月13日，国立八校代表蒋梦麟等致书苏联来华代表加拉罕，希望苏方将主动放弃的庚款用于中国教育，以其中一部分充八校经费。15日加拉罕回信，并照会外交部，再次表示所放弃的俄款将用来发展中国教育，北京国立八校有优先拨用的权利。现在徐谦、顾孟馀不认加拉罕的承诺，暗示即使这笔款项到账，如何分配也将由委员会决定。徐谦、顾孟馀故意拖延，为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不惜以学生的学业为筹码，激起众怒。贾德耀听取了汇报，不得不维护政府的面子。他说，俄款委员会是政府所任命，应服从政府，不能独持异议；他已与财政部接洽，另筹款八万，可以发给九校，保证开学。贾德耀的答复恰恰证明，俄款委员会自行其是，政府束手无策，不改组委员会，就不能动用俄款。 就在那几天，教育部总长的去就特别引人关注。贾德耀接待九校代表时将话题转向已接到任命而坚辞不就的马君武，“明日当与财长切商。惟教育总长马君武，今(13日)早已递辞呈。民国以来，以博士而作教长者，除亮畴(王宠惠)外，只彼一人。其道德学问，实可钦佩。合肥及余对马君长教，实最认为适宜，不料学界一部分别有作用，肆意捣乱，即就其宣言传单而论，于马君个人公私方面，均未指摘出若何罪过。似此嚣张，殊可惋惜。政府为全国之政府，不能听少数人之主张，更换一总长，以失政府威信。”接着他劝说各校正常开学：“无论如何，总盼马君就职。但在马君未就职以前，仍盼诸君敦促各校早日开学。”(11)原来马君武不就任，还是一部分人“肆意捣乱”所致。1923年11月，诱人的俄款确定用于教育，个别利益集团借力党派政治，有了新的奋斗目标。如果教育部总长与俄款委员会没有隔阂，配合默契，俄款才能带来最大的利益。因此，总长的职位是这个小集团某一代表的禁脔，集团以外的人士，不论姓王、姓章还是姓马，都必须迎头痛击。 俄款委员会弄权，贾德耀无计可施，被迫另想办法以解国立九校燃眉之急。徐谦、顾孟馀从中作梗，劫持九校师生利益向政府施压：教育部总长马君武不正式下台，易培基不能复出，他们不会让步。按置俄款不发，原来意在驱马迎易。如果他们的目的是想让易培基在新内阁继任总长，马君武究竟有什么罪过就是次要问题，前一年杨荫榆可恶，罪名也是飘忽不定。马君武未及莅任就在13日上午递交辞呈，从此去意愈坚。贾德耀指责学界无端倒马的那些人“嚣张”，并且表示政府不会屈服，但是他没有回应的手段。“三一八”后贾德耀引咎辞职，未获准，在一片怒骂声中“善后”，总算坚持了整整一个月。根据曾德珪的《马君武年谱简编》，1925年4月，马君武履任北京工业大学(国立八校之一)校长，直至1926年4月初“愤而离京，仍回上海”。他在惨案后将三位被枪杀的工大学生尸体领回校园安葬，数日之前他已辞去教育部的职位：“马君武因北京政局黑暗动荡，而教育界学阀把持，背景繁复，即使就职教育总长，而将来实际上亦难办一事，故不就职。”(12)“学阀”指李石曾、易培基等人，教育界人士心中都清楚。 许世英内阁1926年3月4日(星期四)解散，易培基未能在贾德耀内阁留任，原教育部次长陈任中继续处理部务。新总长马君武始终未就职，可以从几个方面得到证明。徐谦中俄大学校长一职的任命，发生在易培基已去而马君武尚未赴任的3月6日、7日(周六、周日)。发生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细节在民国学潮里堪称典型，不妨多占一些篇幅： 自徐谦任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后，即准备改升大学。学校牌匾，业已更换，并按大学程序招生，所有组织纲要，确经呈交教部，由易培基亲批照准字样。四日上午，易确下有纸条，上署“聘徐季龙为国立中俄大学校长”等字。陈任中以易系已去之人，坚持不肯发表，中间虽经秘书萧旭东[萧瑜字旭东]等一再疏通，陈因新阁与旧阁情形不同，本人极愿继任次长，为见好某方针，绝对认为不妥，并称总长交下之事，照例毋须次长署名亦可发缮。但该秘书等以次长既有异议，只好搁置。不料事机不密，被该校学生闻知，昨日上午九时，即全体整队向西城出发，行至西长安街口，又分为两部分，以一部分守教部，一部分到温家街陈任中住宅。十一时许，陈任中归宅，留守教部之学生，亦闻风而至。陈本拟躲避，因学生人数甚多，无法潜逃，只好出见。学生当推曾纪绶等四人为代表，略谓敝校改大之事，易总长业已应允下令，聘徐季龙先生为大学校长，次长何以抗而不发，迹近违抗命令。至于敝校命名中俄，并非从国体着想，实因分中文俄文两种也，与国立二字绝不冲突，仍盼即予发表聘函。辩论至此，双方情形，甚为险恶。陈任中亦陷入核心，乃电召秘书萧旭东、专门司长陈延龄到该宅调和。萧陈到后，即婉言劝解，陈允即日将公文发出，并由萧陈保证。时已下午一时，学生等以陈既已允许，即将大队赴外交部访朱绍阳，接洽款项，另派裴景厚等四人，在教部守候公文，直至四时许云。(13) 明明是易培基有违部规的决定，却强迫陈任中承担责任。萧瑜“一再疏通”，陈任中“绝对认为不妥”，表明两人意见相左，互不让步，于是萧瑜策动学生强力干预。秘书、学生使出这般手段逼迫教育部次长，可见贾德耀组阁时，社会混乱、失范已严重到何种程度。 此事发生在3月6日，马君武还未上任。陈任中与鲁迅一同进入教育部，晋升较快。这篇报道明显不利于他，“极愿继任次长，为见好某方针”等文字颇能表达学生或幕后操纵的萧瑜、易培基等人的立场，而真相很可能是易培基“极愿继任总长”。易培基是否在去职那天留下纸条，可以存疑。即使确有其事，也未必能作为任命依据。报道强调这所新大学的“所有组织纲要”呈交教育部后，“易培基亲批照准字样”，时间应该是在3月4日纸条留字之前。事实未必与此相符，下文还将谈到。民国期间，教育部筹办一所国立大学，非常慎重，对于师资设施和学生的学业程度，均有详细的规定。所谓的中俄大学如系私立，招生条件灵活，倒也罢了。但要分得(甚至独占)俄款，非得挤入北京国立大学的行列。易培基任总长时间太短，该校从挂牌到3月4日，只有十三天时间，任命徐谦为校长一事自然也就耽搁了。马君武是德国大学工科博士，不会苟且看待“国立”两字，他对这所学校“专升本”的意见，不难料想。徐谦的任命因陈任中认为不妥暂遭搁置，“不料事机不密，被该校学生闻知”。萧瑜在此过程中所起的联络、煽动作用不言而喻。陈任中被学生包围，甚至受到暴力威胁，不得不就范。这次逼迫事件，也是暴烈学生对马君武的示威。 当时宣传战线最为活跃的北京学生总会在3月8日发表对总长宣言[载3月9日(星期二)《京报》]，以下文字是宣言的前两段： 教育总长为最高教育长官，关系全国教育，在今日帝国主义者所操纵的封建军阀统治的局面下，本无教育可言，惟陈腐官僚，无聊政客，每视教育部为猎官之场所，甚或魑魅魍魉，作复古之运动。教育为民族文化之所寄，教育为青年思想之所关，如此蹂躏，是不可不争。 段政府现在任马君武为教长，实因他与新安福系章士钊有某些因缘，虽然马氏已对本会郑重负责声明，决不就职，但是我们总希望马氏不要反复，更不要受人利用，竟以所谓解散学总为上台之条件，而自贻伊戚。 宣言先否定当时的教育，再把马君武任教长归因于他与章士钊的“因缘”，然后警告他不许反复：既已声明决不就职，不能食言。易言之，如果反悔，学生会拿出对付章士钊的办法(毁家)来对付他。宣言第三段亦即最后一段“转到继任教长上面”，这才是正题。1925年以来一次次反对段祺瑞执政府教育部总长的运动，都不够真率、豪爽，这次也不例外：“二十万北京学生有可流的热血，无稍假的婆心，惟有奋斗，决无退让，谨此宣言。”(14)北京学生总会应该开诚布公，明令贾德耀聘请易培基继任教长。 周作人在《语丝》第71期(1926年3月22日出版)转载了段祺瑞、张之江、章士钊、贾德耀的“整顿学风”文件，写了一段按语(时间为3月13日)。他想到前一年的9月女师大反抗的师生如何受压制：“我觉得现在又要变成半年前的政局了，特别是在教育方面，虽然现在的教育总长是国民党右派兼公理维持会的马君武博士。(我有别一种偏见，不喜欢‘任何属性’的右派，觉得革命事业没有不是左倾的，所以我总独断的承认左派是国民党的‘正统’……)”(15)周作人以此声援了那些正在不惜手段向马君武施压的学生。3月14日，北京学生总会听闻马君武已提出辞职的消息，派代表去贾德耀宅，当面表明学总态度：“对于马君武誓死反对，及后任人选与马君武同是一丘之貉者，亦坚决反对。请贾氏即准马君武辞职，另物色贤能，以免贻误教育，牺牲学业。”他们随后与各校校长接洽，请他们共同拒马。(16)“贤能”除了易培基，还会是谁？ 再看1926年3月16日《京报》上关于马君武的两则消息：“一说谓日内南下，一说有就职希望”。第一条新闻：“某社记者昨曾电询马氏意见，据马云，对于教长无就职之可能，决意南旋休息，已托友在津代购船票，至一部分之学生界，因见马已决心不就，故已不复再到马宅包围云。”北京学生总会的宣言已落实到行动，学生为阻止马君武就职，竟将马宅包围！既然马君武将南下，有的学生就退出了“斗争”的行列，马宅门前围聚的抗议者渐渐稀落。第二条新闻与马君武将离京的消息相矛盾，其实是劝学生松懈不得，继续包围马宅，将驱马运动进行到底：“又讯：马君武辞呈，业经府方原件退还，前晚并由邓汉祥[国务院秘书长]邀至南池子本宅晚餐，席间各要人一致切劝，马表示，只须教育经费，确有办法，本人当勉徇众意，冒险一试，等语，似此情形，教长有就职希望，不过时间迟早问题而已。”(17)马君武人格一再受辱，不就总长，岂止“教育经费”问题！这条消息，除了有利于易培基复出，不值一驳。同一天(3月16日)《京报》还有一则快讯，讲的是百余学生“昨在北大开会”，认为“马之学行资望宜于长教”，他们还指出北京学生总会成立时各校加入者甚少，现在更为少数人把持，无权代表学生公意。(18) 贾德耀任命马君武为教育部总长，使他无端成为炮的。俄款通过教育部注入中俄大学，经手人如果是易培基和徐谦，方为可靠。马君武多余，如不肯自动退出，仍可照1925年的方式将他驱逐打倒。贾德耀内阁教育部总长职位的悬置未定，加速了北京学界的动荡，即使没有日舰3月12日炮击大沽口事件，拥易的势力也会不断掀起运动的波澜。 “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徐谦立即避匿，他与外界的来往并未中断。过了几天，女师大、中俄大学和中法大学三校校长遭通缉，学生发表联合宣言谴责段祺瑞。中俄大学缺少另两所大学的基础和实力，俄款也一时指望不上，窘迫之状可以想象。寒假之后，用张西曼的话来说，“当时虽在对学生编级和考预科新生之后，勉强开学，但徐筹款能力在北方反动政权之下大受限制，初步开支，全仗新生学费之收入，以后就日陷经济困难之境”(19)。胡仁源3月31日接任教育部总长，一周后通过秘书谈中俄大学，否定了该校的国立性质： 在前易教长时代，仅由教育当局，为之聘定校长，经费一项，教部始终未允负责，该校自成立以来，并未报部，部中自亦无从考核，可否准予立案，则更谈不到，所问是否与其他国立九校，同属国立性质，亦大为疑问，因部中并无该校属于国立之案，仅前教长为之聘任一校长而已……(20) 如此看来，两个月前反对徐谦长校的俄专学生称学校移交手续未全，是有根据的。也可以说，所谓的国立中俄大学只有一块招牌和一位以非法手段硬生生得到非正式任命的校长，并未在教育部登记立案，其性质几乎无以名之。暑假后，学校终于不能坚持，教育部于10月颁发布告(第六号)，予以取消，并将学生安插到外交部俄专和国立法政大学： 本部前因中俄大学校址经费均未确定，莘莘学子半途废学，情实可悯。业经会同外交部提案，经国务会议议决，凡该校学生有愿入部立法政专门学校者，准照新章，严予考试，俟考试合格后再编入相当班次；其系中学毕业志在肄业大学者，由本部令行国立法政大学将各该生照章考验收录，酌收专班，另聘教授，改订学科，以资救济。原有中俄大学应即取消，除咨行外交部并训令法政大学外，仰该校全体学生各依志愿，分别赴两校报名，投考认真，求学毋得徘徊观望，自误前程为要。(21) 回俄专的学生可谓“本降专”，如此超脱地接受政潮或者说命运嘲弄的人大概少之又少。后来，俄专与法政大学也都归并他校。可以说，当初有些头脑活络的人在俄款传言的鼓动下涌向中俄大学，无非希望居间逐利。以无我之心服务于一个崇高的事业，甚至为之牺牲，与利用这项事业，使之服务于自己的名利，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只有一个没有信仰能力的社会，才不会做出这样的分辨。 中俄大学的学潮和马君武的去就被大沽口事件、“三一八”惨案盖过了。但是两者在“三一八”之后依然交织。《大衍发微》继续在追查罪责。文章后半部分揭示了原拟通缉名单背后的秘密，首先是改组两个机关(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人同为李石曾；其次扫除三个半学校，三校即中俄、中法、女师大，校长分别为徐谦、李石曾、易培基(半个学校指“北大一部分”)；再次扑灭四种报章(其中之一是《世界日报》及《晚报》)。在3月18日惨案发生当晚，《世界晚报》立即发表消息，将章士钊确定为惨剧主谋：国务院卫队电话执政府，请示如何处置，章士钊答复，称如有必要即可开枪。章士钊在3月20日的《京报》登《章士钊启事》辟谣，甚至准备“依法解决”。有一点尤其应该注意，即章士钊是事后听闻惨案：“愚于事后李督办鸣钟向执政报告时，见招会议，始得知之。”(22)从此章士钊下令开枪的说法就不再流传了。 透过历史的长镜头重读“三一八”前后对教育界的报道以及惨案发生后的各种消息，会有一些有趣的发现。比如《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就呈现出了新的意义。这篇报道有三个要点，依次说来。 其一，“民众请愿之动机”。惨案之后，一直有人严责徐谦利用学生。《京报》匿名记者首先将民众请愿的发起人说成是一位惨案中死去的东北留日学生(死无对证)，意在为“民众领袖”徐谦开脱责任：“自郭松龄因日人妨碍其军事行动，致遭失败后，留日东省学生，群起为反日运动，推派代表谭季缄(案谭为死难之一人)等归国，力图进行，迭在北大三院等处讨论办法。”徐谦在“三一八”集会的台上尽情表演，六天前他还欺骗在京中受人敬重的九校代表，谓俄款因财政部不允，不能发放，次日谎言被揭穿，“大窘”。现在他高喊一堆不必承担责任的豪言，九校代表事后在报上读到那篇演说词，真要哑然失笑。“三一八”请愿队伍出发时，徐谦足不履危地，结果被杀害的学生反而变为他的政治资本。一周之内，两次为达到自己的目的牺牲学生(先是学业，后是生命)，这就令人愤怒了。有人(如陈源)追问“民众领袖”的责任(“罪孽当然不下于开枪杀人者”)，鲁迅心底里也会赞同，在与日本友人谈话时，他甚至为学生被用作垫脚石流泪，但是从公开发表的文字上看，他和这篇黑幕文章作者一样，不愿看到公众的注意力集中于“民众领袖”，损害某一派利益。 其二，“请愿惨杀前政府之预定计划”。记者一口咬定惨案系政府预谋，始作俑者是教育部总长、次长：“自京师教育界先后对于章士钊、马君武之长教，表示反对。教次陈任中因系章氏死党，并经马氏许以联任教次，故暗中献策执政府，略谓近年学风嚣张，均系少数共产分子鼓动，须一面藉故对学生加以惩创，一面设法使各共产分子不能在京立足，夫然后学风可望整顿，当局亦可安然行使职权，章、马复向段氏力主斯议，于是遂有指挥卫队兜杀民众之举。”马君武未就职，何以见得“向段氏力主斯议”？陈任中次长连任，是部务的需要，亦不必马君武许可。这一消息同样是集矢于设计“兜杀民众”的章士钊、马君武。 第三，“通缉案罗织之真相”。五十人(实际上四十八人)通缉名单由陈任中、马君武和章士钊三人经手：“章、马深恶教育界之迭次反对，早有大兴党狱之意，特托陈任中调查反对者之姓名，开单密告。原单计百余人，由陈交马，马自留原稿，转录一份送章。十八日事变后，经章找单挑出五十人，提付讨论。”事实如何，根本无法查证。马君武在许世英内阁任司法总长，当时不可能“大兴党狱”，即使有此动机，也不会越出司法部范围特托教育部陈任中开单密告。到了贾德耀内阁时期，马君武未到教育部就任，他的一举一动受到严密监视，与陈任中密谋，甚至“自留原稿，转录一份送章”，不免可疑。一切罪恶都源自教育部，那就奇怪了。报道最后特别突出章士钊的主导作用：“屈映光(内务部总长)尚云易培基李煜瀛顾兆熊不宜目为共产党。陈任中谓易培基与徐谦至好，且助徐攫得中俄大学，李顾把持法教俄款，万不可听其逍遥，致碍政府整顿学风处理赔款之进行。贾氏谓事关学界，教次意见，自必不错。章士钊言此五人，情节实在相等，不易轩轾，于是通缉案遂决定矣。”屈映光、陈任中说话的内容，都是平时关心时局的读报者已经知悉的，可信度反而不高。这篇报道与3月18日《世界晚报》的消息相同，都要将章士钊描写为罪魁，问罪的意图不加掩饰。章士钊与李大钊政见不同，他们之间的感情却至为诚挚深厚，章士钊尤其看重李大钊的人品，两家几乎亲如一家。正由于通缉五人中有李大钊，名单由章士钊决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三一八”惨案发生当日，应该通缉谁，绝非章士钊这位执政府的秘书长所能全权决定。教育界有人深恶章士钊、马君武和陈任中，才将“开单告密”的罪名强加在他们头上。“三一八”惨案后的追责、问罪，与教育界内部的派系、权力之争有着深刻的联系，不能排除个别失意者泄愤、报复的可能性。 《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原载1926年4月9日《京报》第三版，鲁迅在将它剪下来保存的时候，他犀利的眼睛不会漏过同一版面上紧挨着这篇报道的一则题为《中俄大学立案证据》的消息。那是“中俄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长徐巽”4月8日来信，旨在批驳胡仁源秘书质疑中俄大学国立地位的谈话。信后附录教育部同意“国立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改设大学的指令(第三二五号)：“函及附件均悉。查该校长鉴于事实上之需要，及一般学生所希望，就现有设备及经费之可能范围内，于本学期内即改设中俄大学。事属可行，应予照准。除该校组织大纲另行审核令知外，合亟令仰该校知照。此令。”时间是“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四日”，署名为“教育总长易培基”。(23) 这一重要“指令”，显然未经部议，也不存在于教育部的档案之中。原来易培基在自己被解职那天，除了留下纸条“聘徐季龙为国立中俄大学校长”，还签署了这么一份文件，但是，他或许是把它像一封私信一样携带回家并亲手交给徐谦了。这份材料的真伪无法检验，3月4日这个时间经不起推敲。也看得出一些不规范的小动作，比如俄专原属外交部，并非“国立”。但“指令”称俄专为“国立”，中俄大学也就自然获取“国立”资格了。仅仅因为“校长鉴于事实上之需要，及一般学生所希望”，一所专门学校就转为国立大学，理由似欠充分。不过，“于本学期内即改设中俄大学”一句说明此事尚在计划之中，有待完成。能否完成，无人可以担保。最让人感到惊奇的是“该校组织大纲另行审核”。假如教育部还没有认可组织大纲，徐巽能否自称“中俄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长”？写到这里，应该交代一下徐巽的身份：他是徐谦的兄长。(24)管理中俄大学的俄款基金，应该是一项公开透明的公共事业，徐巽的职务却指向家庭式的管理模式，就像易培基、李宗侗(李石曾侄子)翁婿共管故宫博物院。如果真如张西曼所云，二百万元办学基金全由担任校长、委员长的徐氏兄弟支配，会不会再次出现邹鲁(当时所谓的右派(25))主持下的广东大学式的财务混乱(“一切收支数目，从不呈报政府，不特用途不明，即对于收入之种类数目，政府亦无从知悉，遂得以广植私人势力”(26))？行为方式上的共性要比政见上的分歧更加重要。 马君武1926年4月初离京回上海，4月9日的《京报》他恐怕没能读到，不然他一气之下会赶到报馆痛殴记者。一年后他由沪返桂，以全身心之力投入广西大学的筹建。1930年5月，蔡元培主持的上海公学董事会聘请他赴沪任该校校长，不料学生因选举学生会主席发生派系冲突，个别校董挑动学生举报马君武的所谓政治问题。第二年马君武回到广西，从此致力于地方文教事业。1933年1月，他在广西大学全体师生的大会上作题为《走上俄罗斯的路》的报告，号召全体师生走自力更生的道路(27)，演讲的背后没有俄款的召唤。 作者在收集资料时郭道平博士倾力相助，谨致谢忱。 ①李铁虎编著《民国北京大中学校沿革》，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版，第44～45、41页。 ②笔者在《政见与财权——俄国庚款退还款的分配与女师大学潮》一文对俄款与教育界的关系作了较详细的介绍。 ③蒋梦麟在1932年回忆1923年11月争取俄款的经过时说：“俄庚款有余款九千七百三十六万五千元，本年余款二千五百十九万七千五百七十二元，数目甚大。”原载1932年4月19日《京报》，见《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8页。 ④《俄专风潮渐次激烈》，《顺天时报》1926年1月29日。 ⑤《欢迎新校长盛会中之流血》，《顺天时报》1926年1月29日。 ⑥《外交部决不收回俄专》，《顺天时报》1926年2月19日。 ⑦《中俄大学招牌昨日悬挂》，《顺天时报》1926年2月20日。 ⑧《俄专与俄大分校之争》，《顺天时报》1926年2月24日。 ⑨《俄专学校成立之通告》，《顺天时报》1926年3月15日。 ⑩《九校代表访问贾德耀为俄款委员会把持事贾表示筹款与留马》，《顺天时报》1926年3月15日。九校代表13日向九校教职员同人递交书面报告，详述12日、13日交涉俄款经过，据说徐谦“态度侮慢，言语支吾”。1926年3月14日的《京报》在报道《九校代表接洽俄庚款之经过》中将这份报告全文刊出。本文限于篇幅，不能转载。 (11)《九校代表访问贾德耀为俄款委员会把持事贾表示筹款与留马》，《顺天时报》1926年3月15日。 (12)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回忆马君武》，桂林漓江印刷厂印2001年版，第238页。但年谱简编还有一条记载：3月31日，被免去教育总长职(第238页)。当时阁员辞职，往往是在内阁解散时正式被免。 (13)《中俄大学生寻见陈任中》，《顺天时报》1926年3月7日。 (14)(15)转引自《三一八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28、27页。 (16)《学总代表面谒贾德耀之经过》，《京报》1926年3月15日。 (17)《马君武进欤退欤》，《京报》1926年3月16日。 (18)《一部分学生又拥马》，《京报》1926年3月16日。 (19)李长林、张小曼编《张西曼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 (20)《胡仁源应付教育界之九问题》，《京报》1926年4月8日。 (21)《诸暨教育月刊》1926年第39期。 (22)见《章士钊启事》，《鲁迅生平史料汇编》，薛绥之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辑，第396页。惨案发生时贾德耀正在主持国务会议。“又查国务会议，由国务总理为主席，当事变发生时，正会议开会之时，据国务总理贾德耀发表之谈话，有当以情形报告阁议等说，是此事之曾经阁议，毫无疑义。”北大学生王震东等人据此对段祺瑞和国务员贾德耀、屈映光、卢信、贺德霖、龚心湛等提起公诉。章士钊并不参加国务会议。《北京各校为三月十八日惨案控告段祺瑞状文》，《三一八运动资料》，第148～152页。 (23)《中俄大学立案证据》，《京报》1926年4月9日。 (24)详见徐巽、徐谦同撰的《先母胡太夫人事略》，中华续行委办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1年第6期。 (25)但是易培基却是以邹鲁代表的身份在1924年秋抵达北京。给易培基贴左派右派的标签没有意义。 (26)广州国民政府1925年12月1日革去邹鲁广东大学校长之职时对邹的指控。转引自程凯《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 (27)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回忆马君武》，桂林漓江印刷厂印2001年版，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