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意识作用下做人和作文——老舍文化心理分析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舍论文,心理分析论文,意识论文,文化论文,作用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老舍是个穿长袍、着布鞋、戴顶礼帽，拿根手杖，儒雅简朴的旧式文人。这印象有理，却不是老舍的全部。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社会和文化氛围中，在新旧交替、除旧布新的大背景下，老舍既不是守旧者，守望者，也不是一般地随着时代大潮行走或被时代大潮拖着行走的从者，他曾广纳现代人文知识以充实自己，也曾站在新时代思想文化舞台前沿摇旗呐喊，为推动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促进民族文化现代化转化而奋力搏击。他不仅力图蜕去自己思想意识的旧质，自觉地走出传统的人生轨道，也自觉地引导国人更新观念，促进国民性格、民族文化乃至社会形态的现代性转变，且取得良好的效应，得到较高的赞誉。尽管他不因激进、走异端、超前而引人注目，但是，曾经做过这种努力的老舍，绝不是“地地道道”的传统型的知识分子——站在传统立场上不能推动历史车轮的现代性转向，满身古旧气不能有效地传播现代文化信息。既然老舍曾经是先驱者中的一员，他的文化心理中必定含有势力强大的现代因子。
事实正是如此。老舍经历过五年多西方人文精神风雨浸熏，形成了非常自觉的现代人意识。30年代初讲授《文学概论》，面对东方和西方、传统与现代两大理论体系及其文化背景，他毫不犹豫地确定了自己的方位，并明确地告诉学生：我们是“现代人”。现代人应有现代人的眼光、胸怀，“不应像古人那样偏狭”，那样“自甘简陋”，循古守旧，“我们应当怀疑，思考，比较”（注：老舍：《文学概论讲义》。）。这虽然不是现代人的宣言，却充分表现了老舍现代意识的自觉，也捎带着道出了一个现代人面对庞大的传统所应有的意识品格：怀疑态度，对比方法。老舍的现代意识首先表现在这两个方面。
怀疑态度。现代人的自觉助使他挣脱传统的视思习惯，并赋予他一双怀疑的眼光。他用这样的眼光审视中国学术传统，提出许多深刻见解与否定性结论。他认为中国学术大都是“诗云子曰”及其翻版。“诗云子曰”是初民的产物，却被后来者奉为圭臬，循规守成，不敢逾越雷池，说话写文章，动辄“诗云子曰”，以此决定褒贬弃从。如此就简循古限制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也限制了中国学人思想才力的发展。他历述中国文论，指示荒谬，暴露弊端，将孔子以降历代关于文学的理论学说逐一挑剔，批驳，显示出判逆者的理论胆识。他疾呼更新，力倡丢开传统的价值尺度，跑步进入现代理论和学术的“乐园”。一部《文学概论讲义》，可谓现代治学者的宣言，堪称现代意识的学术实践。
老舍的怀疑不限于学术，而是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北京文化。他生长于北京文化土壤，对此有着本能的亲和力；但他又是北京文化的怀疑者和反叛者，曾经给予深刻批判。他从走上创作道路那天起，就确定了自己的主题：运用文学的形式重新审视中国文化传统。他创作《二马》、《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对以北京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给予猛烈地批判。直到抗战，他怀着深厚的民族感情走向传统，承认我们有高伟的文化的时代，仍然坚持文化检讨，甚至提出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大扫除，简直可以说，《四世同堂》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检讨书！也正是在这里，他借刻划人物心理，一次又一次地明确表示对于中国文化传统及其载物——中国诗词典籍的深刻怀疑。瑞宣算是个有学问的人，且负载着忠孝节义、礼教廉耻的传统大道，但他一向“不大喜欢中国诗词”，“他心中觉得他阅读过的中国诗词似乎都象鸦片烟，使人消沉懒散”（注：《老舍文集》第 4卷第205页。）。 老舍通过他的描写告诉人们：瑞宣就是在这种文化空气中长大的消沉者，在国家危亡之际，他挣不开传统文化的索绊，只能囿于四世同堂的家庭堡垒，惶惑，苟安，自责！深刻的怀疑使他看透了传统文化的本质，进而强化了现代意识，促使他在生活、思想、感情、创作的许多方面，都跳出“诗云子曰”的窠臼，走出北京文化给他安排好的人生道路，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作家。
对比方法。这看起来只是思维方法问题，其实关乎个体思维本质及其文化心理属性。老舍说中国人承袭的是法先师圣的思维传统。这种思维方式最突出的特点是引导人“向后看齐”。“凡事不由逻辑法辩证，只求‘有诗为证’便足了事”，这种“向后走”的思路“只问古人说过没有，不问对与不对，更不问古人所说的是否有明确界说”（注：老舍：《文学概论讲义》。），一律放之四海而皆准，用以匡定是非优劣。老舍说“这种习惯使中国思想永远是转圆圈的，永远是混含的一贯，没有彻底的认识”（注：老舍：《文学概论讲义》。）。它限制人们的思维活动，束缚人们的心性才气，是中国社会发展缓慢，文化滞后的重要原因。老舍无意作思维方式研究，但他的概括切合实际，批判也切中肌理。而他自己，则抛开传统，努力倡导和实践对比的思维方式。就他的学术实践来看，比较，在他那里有两层含义，一是拿历史与现代相比，用现代标准裁判历史文化的优劣，适宜者倡扬，简旧者淘汰，如他对古文旧诗的分析，对中国文学史的梳理；一是把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同世界上同类事物相对比，用世界的理论概念（包括古今）界定中国的事物，确定臧否取舍，即他说的“明确世界上最精确的学说”，“然后辩证出自家的价值何在”（注：老舍：《文学概论讲义》。），如他用西方或日本理论家的理论比照古代文论，他对各种文体的界定，他对各种文学现象的评论等等。一部《文学概论讲义》，就其理论体系和内容而言，算不上博大精深，但就思维方式而言，却显示出明显的现代品格：老舍是在历史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对比观照中建构起他的思维坐标体系，因而就许多问题提出精辟的见解。
以上只是老舍在写作《文学概论讲义》时顺便提到的现代人的意识品格，那时，他无意界定现代人的文化心理；我们也只是就此引出话题，分析老舍现代意识的某些内容特征。其实，与传统观念相比，现代意识还有许多特质，表现在老舍身上的现代意识也有许多更为突出的内容。譬如个性意识，譬如批判精神，譬如人文理想……
个性意识。中国是礼教之邦，几千年来提倡“存天理，灭人欲”，用圣者贤者的箴言哲语、礼教伦常等习惯老例作为裁判人生的标准，放之四海，绳之一切，其结果，个体意识被剥蚀泯灭在箴言训语之中，个体生命也就成了伦常礼教的奴隶，本应充满生机的人生被各种各样的礼教索向干涸的河床。老舍生长在最讲礼仪、最重伦常的北京，刚步入人生之途，千年习惯老例就给他安排好未来的路：辛辛苦苦地活着，老老实实地结婚生子，恭恭敬敬地侍奉老母，平平稳稳地走完人生旅途。多少代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也有很多人正这样走着。如果能迁就，会敷衍，凭他的能力，热心，经验，很可能比前后左右走得都好。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唤起老舍的个性意识，反封建礼教的呐喊启发了他的人生自觉：“人不该做礼教的奴隶”（注：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第300页。）。这一自觉至关重要。 在此作用下，他拒绝世俗的安排，一次次向世俗和命运进行挑战。当教师，他打破旧习，更新教学内容和方法；当劝学员，他撕破情面，勇敢地揭露和抨击教育界混乱和腐败现象；官场上，他蔑视权贵，傲岸自恃；生活上，他打破旧婚姻习惯的束缚，拒绝母亲为他定下的婚事；作为在传统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旗人之子，他还顶住从四面八方射来的非议的目光，入教受洗！他生长于北京市民社会，本该继承这一社会的习俗成为顺民，但他的思想，他的行动的许多方面表明，他是这一社会的贰臣逆子！这些异乎寻常的举动说明：尽管那时老舍在新文化运动之外旁观，但其文化心理构建中已接受了许多不可忽视的现代成份。
这是极其宝贵的成份。此后，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随着民族文化的更新蜕变，个性意识作为老舍文化心理的主要内容，一直在他意识王国里或显或隐地起着作用。在此作用下，他走出一条异乎传统，也异乎庸常的路——生活和创作的路：在个性意识充分发展的30年代，他站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大潮的峰尖上，一手挥起西方科学文化的武器，批判五千年的文化传统，一手操着现代精神的利刃，剖析20世纪文化洋场上的怪胎，显示出高度的现代理性意识自觉。40年代，他置身民族解放洪流，肩着“文协”大旗，独立远行，既不屈服于刁难打击，也不困惑于拉力、引力，他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坚持走自己认定的人生道路。五、六十年代，强大的思想改造运动强求一律，在统一思想、净化感情、轻视甚至敌视个体性的社会环境中，在政治热情极其高涨，理性精神受到严重削弱的情况下，他的个性意识也没彻底泯灭尽，他没有沦为一般文人，也不是一般的文化官员，在许多情况下，在不少事情上，他仍能喊出自己的声音，做出自己的判断和抉择。
批判精神。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发展历来依附于统治集团，由他们给一定的官位，在这个位置上做自己能够做的事。得不到官职，即使有经世济民的抱负和治国安邦的才能，也得不到发挥。这样的历史地位决定了他们精神品格的“缺钙”：地位、荣誉、命运、利益都操纵在别人手里，身价也就低人一等，小人，卑职，奴仆，臣，是他们的话语权力；躬身走路，弯腰做事，笑面事人，是他们的处事“风范”，谀颂便成为他们为人为文的本能。即使君主昏庸，上司无能也要躬身奉迎——连平等都不可能，哪里还谈得上非议和批判？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西方人文精神大量涌进，唤起他们的自我意识，强化了他们的精神钙质。他们开始直起腰身，堂堂正正做人。批判精神正是必具的品质。面对陈朽的文化，简陋的习俗，愚昧的国民，黑暗的社会，腐败的政治，落后的经济，不敢抄起批判的武器，怎算得上现代人？老舍刚走上社会，就揭露教育界的黑暗混乱现象，显示出“新青年”所特有的品格。及至走上文坛，更是高举批判的旗帜，对社会、历史、文化、教育等等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批判——
老舍不热心、也不长于政治，且生活在国民党专制统治之下，不能轻易地冒犯政治，但要暴露社会黑暗，挖掘悲剧的根源，就不能在政治面前闭上眼睛，他以现代作家的胆识，创作了《猫城记》、《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等作品，对政治统治的黑暗和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失败，给予无情批判，彻底否定；
老舍长于文化批判，他对以北京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这是他持之以恒的主题。他的批判涉及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礼仪文化，风俗文化，饮食文化等等。他称北京文化为“沙漠文化”。认为这种文化土壤里长不出花草，有生命的种子来到这里也会枯萎；他称这种文化为“酱缸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国民，只能是怯懦、愚昧的奴隶；他称这种文化是官本位的文化，从小就培养官本位意识，及至成人，不是吸食人民血肉的官僚，便是官僚的奴仆；他称这种文化是熟透了的文化，在这里长起来的人，因熟透而性格萎缩，像马则仁那样随遇而安，像祁老人那样逆来顺受……这显示出他作为现代人的文化自觉。
老舍的批判着眼于国民劣根性，这是他从鲁迅那里接过来的批判传统，对表现在市民阶层的敷衍、苟且、愚昧、麻木，无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等都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从而显示出他的理性自觉——他生于斯，长于斯，同情他们的不幸命运，却没有因此而宽恕他们性格的缺点。
老舍不是教育思想家，但他有较长时间的教学实践。对中国的各种教育有深刻的认识，在《赵子曰》、《猫城记》、《牛天赐传》等作品中，予以有力的批判。他认为，学校教育乌烟瘴气，管理混乱，内容腐败，教育者昏庸缺乏人格，受教育者是只知吃喝玩乐出风头的糊涂蛋；家庭教育是用腐朽的思想、粗暴的方法泯灭儿童天性，伤害儿童身心健康；社会风俗教育只能造就毫无朝气，不求进取如张大哥、马则仁那样的出窝佬！
老舍在批判外部世界的同时，也无情地批判自己——这不是古代知识分子提倡的心灵自省，而是现代人的自剖，因为老舍是将自我放在传统和世俗社会的调色板上，暴露自己灵魂深处的“小鬼”，如敷衍，如妥协，如折中，如无奈，如苟同等等。他试图通过灵活曝光割舍这些因袭成分，完成性格改塑，做一个实实在在的现代人。
单纯的批判似不足以说明意识的属性。科学的意识界定还得看批判的倾向性及其所表现的建设性。如果说批判是否定的话，那么，除了看他否定了什么之外，还要看他的肯定，看他用什么取代批判内容。大体说来，老舍是站在现代科学文化立场上，用现代观念和现代标准批判黑暗腐败的社会形态、陈腐落后的传统文化。他是个非常实际的人，很少放谈建设。他敏于否定却迟钝于取代，尤其是对于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但否定与肯定的异面同质却使他那微弱的建设构想在否定的绿荫掩映中透露出异于传统、连接现代的人文精神之光！
且以知识取向和理想人格建构为例略做说明。老舍是以众多小人物的悲剧命运和丑恶人物的喜剧性表演否定现实社会、提出治国“药方”的。他认为，要想救国，就要引导青年读书，学习科学知识，造就专门人才，由他们来管理国家，操持政务。凯萨林是个生在中国、长在英国，对中国和英国的事都明白、且做过比较、少带民族偏见、真正希望中国能好起来、希望马威活得像样的英国姑娘，她殷切告诫马威，救国的路只有一条：“念书，只有念书！”她告诉马威：“中国人的毛病也是不念书，中国所以不如英国的，就是连一个真正念书的人物也没有，只有念书才能救国”（注：《老舍文集》第1卷第489页。）。那么，念什么书呢？老舍借李景纯的话说：预备外国文，学习外国知识，只有用外国知识充实头脑，才能成为有“真学问的”人才，才能救治中国。他断然否定了中国古老的文化知识，认为真才实学不是在《五经》、《四书》里所能找出来的，“要老是会作八股文的理财，会讲《春秋》的管市政……就是菩萨，玉皇，耶酥，穆哈莫德，联盟来保佑中国，中国也好不了！”（注：《老舍文集》第1卷第383页。）
作为艺术形象来看，凯萨林和李景纯都不甚成功，但失之东隅，得之桑榆，他们都充分地表现了老舍的社会构想。作为救国药方来看，固然显得稚拙，因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不是有专业知识的人才能医治好的，但药方的成分和配方都根连着科学和民主，且取法于西方社会，因而显示出老舍社会心理的现代性特点。
老舍的这一思想持之以恒。既没有因厌恶“洋奴”而改变，也没因抗战那特殊情势而更易。30年代，老舍致力于国民性格的解剖和社会风俗批判，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学习外国科学知识，吸收借鉴西方人文精神，用以改造国民性格，更新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发展的倾向。40年代，他民族意识高涨，民族文化自豪感强烈，仍坚持认为，理想的人才不是在诗云子曰里成长起来的，而是要用西方科学文化培养。《四世同堂》中一再写，日本入侵北京后，清查图书市场，区别对待文化人。他们查禁新书洋书，而提倡读中国的古书线装书，因为前者培养的新国民有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反抗精神，不甘心做亡国奴，也不会与他们合作，对于这些中国人，他们始终警惕，戒备，作为防范和打击的对象；而后者只能培养敷衍、怯懦、没有国家观念、民族意识，有奶便是娘，给钱就卖命的无廉耻的社会渣滓，是他们利用的对象。日本人的态度回应着李景纯、凯萨林的主张，为老舍的知识取向，也为他文化心理的现代性倾向作了进一步说明。
知识取向渗透到人格理想之中，致使后者也呈现出现代性倾向。他致力于国民劣根性批判，并在批判中构建他的人格理想。他理想的国民，不是老李、瑞宣那样有良好的道德操守，又有学问，有能力的人，他认为他们因袭太多，直不起腰杆，迈不开大步，难以救国利民。理想的国民是伦理道德、科学知识和西方人文精神的结合。早期老舍对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过于悲观，其人格理想寄植在西方，他认为“一个中国人能像英国人那样作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注：老舍：《我怎样写〈二马〉》，《老舍文集》第15卷第176页。）。 他以英国国民为参照，塑造了李景纯、李子荣这样的青年。李景纯有知识，有理想，有爱国热情，也有为国捐躯的精神，情急之时，以刺杀军阀的壮举警醒国民。对此，老舍不十分赞成，只是借他的死感化和告诫青年学生：切实读书，学习外国文化知识，然后做对国家有益的事。这也是老舍对国内青年的期望。带着这样的期望，老舍又塑造了李子荣。可以说，李子荣是李景纯规劝的信从者和遗愿的实际继承者。他是用英国现代科学知识、民主理想和独立精神武装起来的现代青年，他具有现代青年的优秀品质：独立，务实，求真，敬业，爱国，奋斗，有理想，也有脚踏实地的行动。他和李景纯一样，非常显露地表现了二、三十年代老舍理想人格的建构倾向：只有用西方科学知识和人文精神充实自己，才能成为对国家民族有用的新青年。
较之二、三十年代，40年代老舍的文化心理明显地偏向传统。救亡图存的战火煽动起他的传统意识，助使他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格有新的认识，愚昧苟且的国民在他眼中变成抗战爱国的英雄，古老的文化也显示出勃勃生机和威力。他理想人格中的早期倾向也受到某种程度的冲淡，甚至局部逆转。但基本精神却没改变。他曾应邀创作《大地龙蛇》。作品写了三个人物：赵痒琛饱读诗书，崇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在民族危难中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有时成为障碍青年前进的力量；赵兴邦是旧传统的叛逆，新时代的青年，他勇敢地挣脱家庭的索绊，走向抗日前线，成为民族英雄；赵立真追求真理，从事科学研究，虽然近功不如赵兴邦，但较之赵痒琛进步许多。没有拼命的赵兴邦，国家就得灭亡；没有为科学献身的赵立真，新中国、新世界的建设就无从谈起，而赵痒琛自觉胸怀大志，其实百无一用！
限于体裁，老舍的文化倾向表现得过于直露浅简，《大地龙蛇》之后，他又创作了《四世同堂》。这是老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检讨书。他通过众多人物生活和精神的描写告诉人们：传统文化卵翼出一个灰色的市民王国；瑞全则是这个王国中最有亮色的英雄。而他之成为英雄，不在于传统文化的教育，也不是四世同堂家庭的影响，而是新的思想文化的培养。老舍没有具体写他成长的文化原因，但通过他读书的好恶却告诉人们“外文的或中文的科学书籍”对他的影响极大，读这样的书籍，他“心里舒畅”，能“想到宇宙的秩序，伟大，精微，与美丽”，“脑子也仿佛越来越有力量”（注：《老舍文集》第4卷第75—76页）。 在这种文化影响下，形成了迥异于瑞宣的人生观、价值观。他冲破四世同堂的家庭羁绊，走向抗日战场，为沦陷区青年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期间，老舍还创作了《不成问题的问题》，对比着写了两个人物：丁务源是传统文化土壤里造就出来的小官僚，他懒惰，自私，既无先进的技术知识更无科学的管理头脑，因袭中国官场恶习靠“敷衍解决问题”，把树华农场搞得乱七八糟；而在美国学过园艺的尤大兴，则依靠科学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把乱七八糟的农场搞得充满生机。“树华”农场的兴衰寄托着老舍国家建设的态度，既突出地表现了他的人格理想，也充分地表现了他文化心理的现代走向。
老舍是个作家，其文化心理的很多方面都通过创作表现出来——上述许多内容也是以创作为依据的，在此就不重复分析，下面只就三个问题做些提要式说明。其一，正像老舍被视为地道的中国文人一样，老舍的创作也被看作纯民族风格，其实，这是误读。正像他的性格心理中具有自觉的现代意识一样，其创作也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他的文学起步和起步后的艺术创作，都曾自觉地师法外国作家作品。难以计数的外国作家作品在创作方法，艺术手法，语言运用，题材处理，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幽默风格等方面都给他很大的启发，且在他作品中流露出深浅不等的痕迹，从而使他的作品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现代性的审美品格。且不说他用意识流的手法创作《微神》、《丁》，用寓言体形式创作的《猫城记》，借鉴心理分析理论创作的《大明湖》，借用象征手法创作的《月牙儿》……这些现代味很浓的作品，就是在语言运用这最具有地域色彩、最富有民族风格的地方，也具有很明显的现代性：其创作，不仅运用了许多欧化句式，而且语言风格的追求就是受狄更斯、但丁等人启发的结果。这看上去只是形式手法问题，与作家的文化心理无涉，其实不然。形式技巧的亲疏关连着主体文化心理的向背。因为吸收借鉴本身就包含着认同，而任何形式手法的借取都包含着内容的认同。现代派作家用现代派手法表现现代意识，老舍在阅读和接受过程中也受到一定影响，且有些积累下来成为意识的组成部分，或隐或显地影响文化心理和创作。譬如他在弗洛伊德性心理学说影响下创作《大明湖》的同时，他的性心理也由封闭逐渐开放——他对性心理有比较开明的认识。
其二，前面我们曾说，老舍的《文学概论讲义》是带着现代学者的自觉走进西方理论的海滩，攫取知识的珍珠而后编著的，从理论体系到框架结构，到具体理论观点，到知识材料，都打上了现代烙印。此后他的一系列创作谈，他为数不多的评论文字和屈指可数的理论文章，也同他的《讲义》一样，贯串着现代精神。与传统的文以载道相比，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把文学当作独立的艺术门类论述，核心问题是揭示文学艺术的真面目，阐述文学的艺术特点，突出创作规律。其中，用来作为指导思想的则是西方科学理论。有的明确指出理论根据出自何人何书，如关于幽默的论述；有的虽然没有明确，但思想观点，也大都是有所本的，潜隐在那些理论文字背后的是一个用西方理论武装起来的具有相当的实践经验和理论修养的现代学者形象。
其三，在现代意识作用下，老舍走出一条悖于传统、异于他人的创作道路。漫长的创作道路上曾有过几次调整、选择，其中颇有几次得力于现代性自觉。他在外国文学作用下走上创作道路，写下早期几部小说，为他日后创作道路的延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带着取法于外的心理自觉和初步形成的创作定势，他走进30年代文坛，在左翼文学风起云涌、所向披靡的文学氛围中，他冷静观察，认真思考，敢于怀疑，善于辨析。他拒绝诱惑，不肯轻易追随，坚持走自己认定的路，表现出现代作家难能可贵的自信和强健的个性自觉。抗战初期，他一度步入民间形式的小路，挣扎几年，又重返坦途，创作《四世同堂》这样纪念碑式的巨著——《四世同堂》的出现，是30年代创作个性的恢复和张扬。再后来，他陷入遵命而作的沼泽，走得很远，陷得很深，但意识深处的创作个性却未泯灭，时时跃出抑制和掩盖，影响他创作道路的选择和具体操作。即使在强调“赶任务”、“图解政策”的情况下，仍写出如《茶馆》、《正红旗下》这样的作品。老舍的创作道路曲折坎坷，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现代意识的自觉，要取得如此重大成就，是不可能的。
总之，老舍是现代意识颇为强健的知识分子。他曾站在时代发展的制高点上对社会、历史、经济、文化进行审视，思考，形成了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观念意识。这些观念意识化作高度的理性自觉，改变着老舍原始的文化心理建构，作用着他生活和创作的道路，是老舍之为老舍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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