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全球化：客观趋势及美国的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美国论文,客观论文,趋势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面分析数十年冷战的政治经验，将更深刻地理解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际关系参与者越来越复杂而多方面的相互关系所固有的过程和现象。大多数参加制定各国外交政策、规划地区和全球计划及各个方面的战略的学者、分析人士和专家一致认为，全球化——各国和各国际机构在评估不仅涉及各国利益、而且涉及全人类利益、构成普遍安全的本质并最直接地影响生物圈生命活动的日益加剧的问题的状况、寻找其解决办法中越来越密切而广泛的相互关系，是在可以看得见的未来决定国际社会发展的最有意义的趋势。各国“国家利益”的内容、外交政策的目的和任务、各重要地区和整个国际社会在国际关系全球化条件下发展的总趋势，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将系于地球文明的存续的前途。
在各种双边多边（包括有国家最高领导人参加）的会晤中，国际关系全球化问题大多被认定为最优先的问题。
新世纪初被认为和国际关系全球化相同的全部问题，引起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关心。各国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包括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的专家，正在大力研究全球问题加剧的原因、国际关系全球化的特点，寻找解决在可以看到的未来涉及人类切身利益的任务的有效途径和手段。如果谁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首先使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忧虑，只有组成所谓西方文明的国家才能开出解决这些任务的最有生命力的药方，那是大谬不然。全球化过程的内容及其组织形式、可能的表现和后果，早就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学者、政治和社会活动家和各行各业权威国际机构注意的中心。
全球化的理论基础
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球化这种冷战后国际关系发展的趋势证明，国际社会的政治领导人在其实际活动中都将注意到现代科学的最新成就。21世纪初，关于社会、技术和自然界发展的规律与规律性的知识体系本身发生了质变。使学者能够更深入地认识社会、技术和自然界的过程与现象，并据以向政治活动家提出需要国际社会首先注意的迫切任务的论据令人信服的清单的科学知识范式根本改变了。新范式规定扩大有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代表人物参加的一整套国家、国际研究和应用计划的范围。在着手研究未来国际社会的前途时，新范式批判地评价西方文明、首先是专家治国文明的传统哲学原则和道德价值的生命力和普遍性，因为它们允许人们无限制地、破坏性地侵入生物圈和政治中的暴力，忽视社会活动的许多消极后果，把国家和民族划分为有历史前途和没有历史前途的。
新的科学范式帮助作决定的人士全面考虑过去的经验，包括消极经验，在选择最广义的政策目标和重点时仔细评估计划中的行动的后果。这种方法能够使各国和整个国际关系避免下列政治行动，这些政治行动将会给活着的和未来各代人带来重大后果，使那些为了“国家利益”而策划这些政治行动的国家的利益化为乌有。
国际关系全球化趋势正在成为国际社会发展日益重要的因素，这种趋势本身只有在一切重要科学成就和批判地分析过去、首先是20世纪政治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在可以看到的未来在制定各国外交政策和国际社会的活动战略时得到全面研究和清算。正如已经指出的，以对其他国家制裁、强迫和达到军事优势的动机为基础的外交政策行动，在世界舞台上业已变化的条件下很大程度上是有反效果的。
从理论角度上看，“国际关系全球化”概念本身同70～80年代各国学者和政治家积极讨论的国际关系参与者的相互依赖性观念密切相关。还在1974年9月， 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就指出：“我们的（国际社会——作者注）政治的和物质的相互依赖性是严峻的——和往往是病态的——现实”。有关这一问题的首批理论著作之一指出了这一复杂现象的特点：“相互依赖性是多维的，因为它表现在全球、地区、洲或‘半球’层次上。它是多成份的，因为同时或一贯涉及社会活动的政治、生态、经济、技术或社会文化方面。最后，相互依赖性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因为既包括客观因素，也包括主观因素：它可以同时是物理现象和／或对现实的认识、客观条件或对相互依赖性事实的主观承认”。
我们认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R·基欧汉和R·奈的著作含有对相互依赖性的最充分的说明：“相互依赖性制定政治战略的经典问题，因为它承认国家和国际关系的其他‘非国家’参与者的活动会变成世界政治其他参加者的费用……从各国外交政策的角度看，他们面临着从国际交往中获益和同时维护最大可能的独立的问题。从整个国际关系体系角度看，问题变为旨在为了自身利益而操纵这一体系的政府（和国际关系的‘非政府’参与者）制定并遵守互利的合作形式”。
21世纪初，研究者、政治家和外交家，把重点从国际关系参与者的相互依赖性转向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这一事实是由最近才表现出来的各种新因素对国际社会活动的影响加强决定的。正是这些因素总起来决定着国际关系全球化的趋势，使之变成完整的、具有密切的相互作用的，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外围的全球体系。
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认为，全球化趋势“形成我们必须在其中活动的世界，为21世纪的现实作好准备，同时对联合国的机敏和能力发出挑战”。他划分了有利的全球化趋势——确立国际关系参加者密切的金融、信息相互关系，以及首先伴随着许多国家中地下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犯罪化而来的不利的全球化的趋势。加利认为，威胁人类存续和阻碍各国转向稳定发展的自然与技术灾难的可能性增加，是又一个全球化趋势。注意到世界政治和经济性质不同的全球化趋势是以不同速度发展的，他指出其后果是国家调节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其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作用削弱，以及社会的一致性降低、暴力和不同性质与规模的冲突形势的发展。
在为社会发展世界峰会（哥本哈根，1995年）准备的联合国社会发展科学研究所的报告中，使用了按其内容十分接近“全球化”的概念“全球联系”，它被规定为：“近年来的改革在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但至少出现了6个决定制度变化过程的趋势：自由民主扩展； 市场势力在经济中占上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生产制度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工艺革新迅速；大众媒体革命和消费意识逞强”。
各国学者的理论著作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的最近文件表明，同国际关系全球化相联系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括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社会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各种文化和宗教的进一步综合等等方面。任何全球化趋势，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都要求国际关系参与者为了最终目标——整个地球文明的续存和繁荣而更加一致地行动。英国学者H· 布尔认为，“这种自觉的相互作用不是在现存国际关系中、而是在下列‘国际社会’中才有可能，即这一‘国际社会’将由于全球化而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所有国际关系参与者将遵循行为的普遍准则，完善统一的国际机构体制，建立共同的文化和文明”。
关于全球化的理论著作数量在不断增加。许多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技术和自然科学代表对现代科学的这一重要方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这方面共同的观点是：国际关系全球化是一个包括整个国际社会、整个地球生物圈、各国政府和各国际机构共同努力，才能加以调节的综合的普遍的过程。为了有效地管理全球化过程，在国家和国际层次上，科学和政治之间必须有更高程度的相互作用。
多极世界可能的“配置”
国际关系参与者在其相互依赖性随着它们现有的经济科技潜力的增强、对安全本质的重新认识、各种民主社会模式的实现、政治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和更加合适的社会意识的形成条件下相互关系的组织形式和标准原则的各种不同方案，是对国际舞台上力量关系变化的大多数预测的总背景。研究者和现实的政治家一致认为，正在深入的全球化过程，使国际关系参与者必须制定并遵守不仅保证他们可以接受的政治、经济、军事、人道、生态、信息及其他“国家利益”的平衡，而且在越来越大程度上保证维持文明进一步前进的自然条件的基本规则和标准。这些在许多方面是非传统的标准和价值，能够使国际关系变得在更大程度上符合整个国际社会活着的和未来各代人的利益，而不管未来世界舞台上将出现多少“中心”和“力量极”。
尽管许多研究者、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认为，向多极世界过渡的可能性不大，或对国际社会来说至少是遥远的前途，但新近问世的各国权威研究中心的许多理论研究著作和分析性文件，正在讨论形形色色的最近和遥远未来国际关系体系“地理配置”的方案。它们注意到那样一种情况，即美国影响世界事件进程的能力虽然明显增强了，但在可以看见的未来，国际关系体系不会变为纯“单极”体系，而将在一系列因素和条件的影响下发展。让我们分析一下其中的几种。
六极世界。“21世纪的国际关系体系至少将包括六大最重要的参加者——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和或许印度”，——基辛格认为。在他提出的影响未来国际关系的各“极”或“中心”的框架中，至少有3个国家（俄罗斯、 中国和印度）的政策在许多方面将独立于美国及其盟国。但这位著名外交家和分析人士认为，在俄罗斯联邦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明显降低的条件下，美国能够保障自己在未来国际关系中的领导地位。
七大对抗的文化－宗教文明世界。亨廷顿认为，“当前存在着下列最重要的文明：中国、日本、印度、伊斯兰、东正教、西方、拉美和可能非洲文明”。这位美国权威政治学家认为，在现代条件下“全球政治是多极的、多文明的”。他认为，冷战结束是对希望形成更完整的、相对“更和谐的世界”的强有力推动。但亨廷顿同时承认，建设平衡的、和谐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希望还远离实际：“90年代初的世界已是另一种世界，但不一定是更和平的。变化不可避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一定导致和平”。他认为，发源于人类悠久历史的宗教及许多民族的文化价值彼此不能很好地相互共处。他认为，这是国际关系中矛盾的根源，以及世界舞台上形成新的力量和势力中心的前提。
同心圈世界。国家战略研究所学者认为，今后国际关系将围绕以美国为首的作为“发达的民主社会”的“核心国家”建立起来。“美国在新纪元的战略应当促进和保卫在这一变化中的、充满希望的、正在向更幸福更安全的负责任的民主国家大家庭前进的世界中越来越广泛的公正原则……这一世界中的第一集团是核心伙伴——繁荣的民主国家：能够同美国一起分担保卫和扩大核心地区责任的欧盟各国和日本。这一集团的国家有世界上不到1／5的人口和人类4／5的经济力量。”
东欧、拉美和东南亚所谓转型国家将构成同美国为首的“负责任的民主国家大家庭”衔接的下一个同心圈。但这种理论的作者强调，把这些国家中的转型过程同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的类似过程等同起来是错误的。“工业生产、市场、资本、专业范围和改革的全球化可能会扩大，但在最近20年内可能不会扩大到世界上所有地区”。
同“转型国家”毗邻的是所谓好斗的国家，他们“否定核心国家的作用，准备在具备手段和机会时冒犯美国及其他核心国家的利益”。这一框架的作者把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塞尔维亚和可能还有其他国家及在某些情况下公开地、包括使用暴力反对“核心国家”的价值和政治利益的解放运动列入“好斗的”国家。
未能在本国境内建立哪怕社会秩序的类似物和保证本国公民起码的需要的所谓“失败者”国家，构成这一框架的遥远的外围。这些国家有大量难民出逃，结果是世界上一些大规模地区范围内的社会－政治形势失去稳定。美国研究者把索马里、卢旺达、利比里亚、塞拉利昂、扎伊尔及其他一些国家（并非不仅是中非国家），列为“失败者”国家。不难发现，这一国际关系全球化方案，本质上将是围绕美国和完全依附于他的盟国建立起来的21世纪的“美国中心论”模式。
美国和“西方文明”国家反对“其他国家”。美国和西欧学者与分析家断定“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对此福山写得很多——实际上是整个国际社会“普遍的”历史前途，认为把它强加于所有其他国家而不管其社会经济特点和历史、文化传统，是允许的、甚至是合理的。这种观点的基础是最近的将来按“我们”（西方文明）和“他们”（其他人类）为轴心划分国际社会。并且西方文明的辩护士不得不承认，这种国际关系的发展使“我们”处于敌对的环境中是可能的。
某些美国学者积极探讨的“民主世界”理论，可以成为对抗冷战以后西方文明在国际关系中的孤立趋势的一种工具。据一些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估计，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国际关系体系将划分为“和平稳定地区”和“动乱冲突地区”。自然，上面提到的“我们”处在“和平稳定地区”，而“他们”则处在冲突动乱地区。
还是利用西方民主的那些自由价值，“民主世界”论的信徒把“成熟的”民主制度同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在外交政策中使用实力不合法”），同“用和平方法解决冲突的内在信念”混为一谈。按照这种观点，构成国际社会的“其他国家”，面临着似乎熟悉国际舞台上最受欢迎的国家相互关系形式和方法的“成熟的民主世界”的“优秀”代表操纵的现实前途。
外国研究者（E·勒特韦克、L·布劳恩、P·肯尼迪等）认为， 各国之间在各种性质和规模的整合过程影响下的经济关系结构的变化——“地球经济”的形成，是国际关系全球化过程固有的又一个趋势。在对外经济活动领域内联合国家和私营企业的力量，将会提高世界舞台上“非军事”的实力和影响的“工具”——国外投资、世界商品劳务市场业务、科学研究和研究领域内的合作（和竞争）——的作用。
埃及学者A ·阿卜杜勒－马列克提出的冷战以后国际关系发展图景——“新文明方案”构想，具有一定的意义。尽管这一构想的作者感兴趣的是未来国际社会的准则和价值，而不是国际关系结构本身，但这一方案具有一系列诱人之处。阿卜杜勒－马列克认为，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首先应当面向下列普遍的文明价值：
●巩固和平是一项全球性任务和人类续存的必要条件；
●把促进发展理解为对人类个人和社会的完善，以确保各种最重要的文化、民族和社会制度内在创造力提高的有利条件；
●在各国国界经历着迅速变化的国际社会范围内遵守团结的原则。团结将开辟历史性妥协和巩固应当代替军事冲突和武装干涉的国际合作的途径；
●深化哲学、社会意识和政治中的崇高精神，这是各种政治学说、社会理论和文化－宗教价值观互相丰富和逐步综合的前提。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未来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最广义上的多元论——无论是在影响和责任的主要主体的相互关系组成与地理分布方面，还是在调节机制、准则和程序，以及内在根据和价值取向方面。
美国在21世纪全球社会中的作用
在探索涉及全球化各方面的创新理论的背景下，不能不看到美国及其一系列同盟者顽固地企图在各种未来国际关系改革计划和地区、全球战略方案的幌子下，靠损害国际社会其他参与者的切身利益来维护自己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中的有利条件。两极世界不再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并不意味着现在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将单独决定国际关系发展的趋势。尽管大多数当前讨论的未来国际关系框架和模式，实际上是以某种形式承认世界舞台上，极有可能出现能执行独立于美国及其“西方文明”盟国的政策的各个“极”或势力中心，但不能不注意到，克林顿政府和接近它的各研究中心最近公布的涉及近年来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领导地位的观点。
在1999年“关于国家局势”的国情谘文中，克林顿总统提出保证和平、同恐怖主义作斗争、巩固国家威力、革新美国参加的联盟，作为外交政策的优先任务。他特别强调能够使盟国分担同保持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相关的、否则不得不由美国单独承担的那种负担对美国的重要性。克林顿宣布，在承担这些任务时，“我们开始履行赋予我们这一代的历史任务，它在于建设一个生活在更自由、更安定的世界环境中的21世纪更强大的美国。”从美国政府的纲领性文件的这些措词中，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在更自由、更安定的世界中，领导作用将属于美国。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97年5月发表的纲领性文件， 含有涉及美国外交在变化着的世界中的一项作用：“为了保证国家安全，美国对危及其国家利益的各种威胁应当继续奉行综合观点，保证自己有范围广泛的外交政策实现方式……外交是防止国家和国际安全受到威胁的第一道防线……提高对美国外交的注意、保障能够维持我们（美国）的全球利益的外交代表机构，是至关紧要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我们在解决触及我们的安宁的国际问题时，始终有影响力”。
华盛顿国防大学的专家们，提出了美国在冷战以后国际关系中的某些基本行为原则。他们认为，美国应当选择“过于积极和危险的孤立之间”的行为路线。因为美国不能独立保障全球安全的一切方面，它必须修改自己在最近将来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国防大学的专家们认为，可以把这种在世界政治中的新作用同梅约医院的工作相比较，该医院是19世纪末美国外科医生梅约家族建立的美国规模最大的多种专业医疗中心。尽管梅约医院最初也作急救医疗，但现在这里进行最复杂的手术，并使用最现代的医疗方法。
美国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梅约医院”的作用，要求华盛顿处在参加者独立履行符合其利益和外交政策能力的一定职能的那种等级结构的顶峰。“这一建立在完善的管理原则和有效的领导方法基础上的体制，使美国能够只承担那些任何另一个国家都无力承担的用军事手段保障全球安全的任务。至于较不复杂的保障地区和全球安全的任务，则将由盟国在美国独一无二的坚定支持下加以解决……”。如同对于经常患病的世界的梅约医院那样，美国不是派出自己的军事人员去回答类似胃灼热或胃绞痛那样临时的挑战，而应当支持随着出现需要而行动的本地“医生”。
因此，维持自己最近将来的国际关系的领袖和“建筑师”作用，是美国政治和军事领导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但与“两极世界”时代不同，美国坚持其盟国参加实现华盛顿领导的最重要的军事行动，将规模更大更有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世界舞台上迅速变化的条件下，美国喜欢的已不仅是“超级大国”的角色，而且同时是主要参加者和国际关系体系“集体中心”的领袖的角色。
从美国国防部最高领导机关的政治声明中也可以看到，美国力图保持其对全球发展宏观趋势的控制和“管理、指示职能”，并最大限度地吸收其盟国和一些对美国国家哲学和政治战略中立的国家的物质资源，去实现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多边改革计划，而这些计划应保证最有利于美国的21世纪国际关系制度。
国防部领导机关特别强调，它同美国外交政策部门相互密切联系，来计划和实施其日常活动。“危机形势下外交作为扩大美国寻找联盟伙伴、同它们协同动作并保证开放别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和设施的能力的工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当外交背后有可能使用军事力量来支持时，外交的能力往往会大大扩大”。
美国国防部正着眼于“新世纪的新挑战”（它们不仅仅局限于对国家利益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军事威胁），来积极改革武装力量。在对其全球外交政策战略作出重要修正时，美国政治领导人企图积极改变国际安全体系本身，意在使之最大限度地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保证地区稳定、缩小外部威胁规模和防止冲突的活动，制造新武器和军事装备的计划，以及制定符合21世纪军事－政治现实的新战略观念，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
美国国防部最高领导机关规定武装力量的目标，是解决比在各种规模的军事冲突中取得胜利更为广泛的任务，并对武装力量在这种那种程度应予保护的国家利益说明如下：
●保护美国的主权、领土和居民；
●防止出现敌对的地区联盟或领导国家；
●保证无阻碍地进入最重要的商品服务市场、能源产地和重要战略供应来源；
●威慑、而在必要时在军事上打败对美国及其盟国和友好国家的侵略；
●保证海上、空中和宇宙中的活动自由，以及保卫极其重要的通信交通路线。
最近发表的理论研究著作和官方文件证明，美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正在积极寻找各种地区集团和同其盟国的临时或常设联盟，它们将能够使美国控制国际关系最重要的过程，还保证尽可能多的国家直接、间接支持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同时，美国行政当局竭力不夸耀自己关心建立“单极世界”，而喋喋不休地谈论着未来“公正的世界秩序”，国际社会过渡到稳定发展的模式，普遍尊重和遵守人权。自然，以联合国为首的有生命力的国际机构体系，以及大量公正的国际法规范和程序，是美国实现其外交政策意图道路上日益明显的障碍。但是这些客观因素并没有使美国思想家和实际政治家感到害羞，因为他们承担着为了迎合仅仅少数处在较有利的历史环境之中、因而不愿严肃思考自身失算和错误的国家而强迫改变21世纪的国际关系的危险使命。然而，聪明的人类当之无愧的未来，只有通过一切国家、人民、民族、文化和宗教的共同努力才能建成。
摘自俄罗斯США·Канаòа No.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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